清代太医院中也有西医，中西医结合已有800年历史

文：孙博

清代太医院中有西医。

有记载的进入中国的西医，早在元代就有，而且不是在欧洲混不下去才来中国淘金，有些在欧洲甚至是王室的御医。试做简要回顾如下：

传播西医的先驱们

最早将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当为公元1289年被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casIV）派遣来华的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1274一1328)。据1882年版《波西米亚史料集》记载，他来中国前曾是菲特烈皇帝的御医，那他该有很高的医术。来华后，他也为人看病，陈邦贤所著的《中国医学史》说到他在北京，除传教外，兼以医术为活动工具。孟高维诺在北京长达34年，这期间出自行医需要，他一定研读过中国的医学书籍，也一定会有较多的中西医治疗临床实践，可惜他这方面的事迹没被记录下来。

在中国最早开办医院的西洋传教士是葡萄牙人加内罗(1543一1583）主教。

他于1567年来华，在广东传教。他曾在澳门开设两处医院，一处专为异教徒看病，一处专为基督教徒看病。

明末来华的利玛窦、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卜弥格等皆通医术，他们中又以邓玉函、卜弥格更为突出。邓玉函来华前曾在欧洲行医，其医术为王公、大人所器重。来华后，曾在澳门行医，并作病理解剖。他还研究过中国本草，《帝京景物略〉提到：“邓玉函善其国医。……玉函尝中国草根，测知叶形花色，茎实香味，遍尝而露取之，以验成书，未成也！”卜弥格的父亲即是著名的医生，他承续家学，在医学上也极有造诣，来华前曾为波兰王的首席御医，来华后在澳门、海南岛、云南传教期间，兼行医。他还研究中国医术及用药方法，著《医钥》、《中国医家》等书，将中国医术向西方介绍。

元明时来华的传教士都以传教为主要目的，行医看病只是附带涉及，且中世纪的西方医学落后于中国，传教士的医术并不为中国人看重，这使他们的医疗行为在华产生的作用十分有限。不过因着他们的参与，中西方医学开始接触，在促成双方医学的交流传播方面，孟高维诺、加内罗、邓玉函、卜弥格无疑是先驱。

清代太医院的“洋御医”

到清时，西方医学因着人体生理方面的重大发现，相对于东方医学其优势已明显显露，又因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崇，使来华传教士中的善医者开始以医生作为职业为中国社会服务。

鲍仲义（意大利籍）、樊继训（法国籍）、罗德先（德国籍）、罗怀忠（意大利籍）、安泰（法国籍）五人皆是康熙朝来华的传教医师，皆任职太医院。

他们不只有精湛的医术，还有很好的医德，除为皇帝、王公大臣看病外，还行医舍药于穷人。罗怀忠来华前曾从名师习医，在华期间开设诊所，免费为无钱的人家治病。他还搞过助产士培训，向她们传授接生、妇科、儿科知识。

五人中罗德先的医术最为高明，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说他“精外科，尤善配药，并谙脉理。尝以不治之症验之，无不立愈”。

他曾两次挽救了康熙帝的性命，一次是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一次是割去他上唇生的肿瘤，由是康熙对他极为信任。康熙曾作十次旅行，每次行期都在六个月以上，罗德先多次随行伴驾。

为酬谢他，康熙给他价值二十万法郎的金锭。他在无药时就自己配药，常有人向他求药，他不拒绝任何人。巴多明曾这样赞誉他：对病人“他说得很少，许诺得也很少，却做得很多。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耐心和温和，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任何情况下，他都显得沉稳，他的仁爱施向所有的人，穷人和富人一样。”

下图清代太医院旧址。

罗启明、巴新两人为乾隆朝来华的传教医师。

罗启明（1725一1764)，葡萄牙人，耶稣会士，1751年偕钱德明、高慎思来华。精外科，受雇宫廷，以治病传道。因传教、行医劳累过度，患肺结核早逝。

巴新（1712一1744），字懋修，法国籍耶稣会士，1765年来华。巴氏来华前曾为波斯王托马斯·古里康（ThomasKoulikan）的首席御医，来华后在广东传教。乾隆帝第五子得病，征传教士以西医为治，在京传教士乃将他荐举，遂被征召入宫，被聘为御医。

乾隆朝来华的韩国英、索德超亦是医生。韩国英在京曾给俄国传教士和中国贫民百姓治病。索德超是天文学家，来华后一直在钦天监任职。相关文献未提到他在华有行医之举，但他的同事方守义（1722一1780）神父提到他是医生，另外，研究英使马戛尔尼（1737一1806）在1793年乾隆时出使中国的法国当代作家阿兰·佩雷菲特也提到索德超是医师、药剂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