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南两宋在不少问题上均不可统而言之。知名宋史专家徐规生前指出：“南宋和北宋具有重大的区别和不同。”[1]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认为：“一般讲宋史，动辄称两宋，容易误以为南宋延续北宋，并无多大差异，不需要重视。其实不然。”[2]在他看来，举凡背海立国、包容政治等等都是南宋有别于北宋的重要特点。愚意以为，两宋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北宋大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而南宋则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要弄清并理解南宋历史的若干（不是一切）实情、南宋社会的诸多（不是所有）方面，只怕都离不开政权南北对峙、处于战时状态这一南宋历史的大局。此说或许早为人所熟知，但在探究具体问题时往往又有意无意地被淡忘。本文拟略加述说。论题涉及面较广，只能大题小做，不免挂一漏万。
两宋历史经历了从“百年无事”到“天下多事”的前后演变。毋庸讳言，北宋战事不少。但宋太祖为巩固政权、拓展疆土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不是被动挨打，而是主动出击，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用宋人的话来说，即是：“所向皆捷，二十年中，边塞肃清。”[3]到开宝末年特别是景德初年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战争状态基本结束。难怪宋人多有北宋“百年无事”之说，说得最多、最夸张的当推北宋名儒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他一再声称：“一百年来号太平”，“天下太平无一事”[4]，不厌其烦地强调：“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5]在他的《伊川击壤集》中，诸如此类的言辞比比皆是。南宋人度正回顾北宋历史，讲得同样十分夸张：“承平百年，天下无事，四方无狗吠之警，中国有安靖之福。”[6]读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不难发现在南宋人的话语中，“承平时”几乎成为北宋时期的代名词。尽人皆知，北宋绝非“太平无事”。边境几乎始终存在辽朝的威胁、西夏的困扰，内地人祸天灾、官逼民反的事件层出不穷。但就整体而言，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虽然和平多半是用“岁币”换来的。宣和、靖康之际，北宋这座貌似金碧辉煌的大厦一触即溃，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统治腐朽、社会溃烂，但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谓“大意失荆州”，最高统治集团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南宋人楼钥说：“靖康艰难，事出仓猝，承平百年，衣冠如云，习于久安，不知所为。”[7]与北宋不同，南宋重建于危急之中，一建立就不得不艰难地应对残酷的战争。正如当时人所说：“军兴以来，天下多事。”[8]南宋在东南站稳脚跟以后，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渐渐趋于势均力敌，谁也很难攻灭谁。虽然如此，金方一旦主攻派得势，便举兵南下江浙，如兀术南下、完颜亮南下。宋方一旦主战派当政，就挥师北伐中原，如岳飞北伐、张浚北伐、开禧北伐、端平入洛。宋金战争尽管打打停停，停战时间远远长于开战时间，然而即使在停战期间，南宋也处于备战、迎战状态。绍兴和议将达成，韩世忠大致是出于对和议的不满，“欲献一骏马”，宋高宗“令留以备用”。韩世忠反问道：“今和议已定，岂复有战陈事？”连极力主和的宋高宗也如此回答：“不然。敌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稍弛。”诸将当“乘此闲暇，广武备以戒不虞，足以待强敌矣。和议岂足深恃乎！”[9]某些士大夫更是认为：“战守者实事，和议者虚名，不可恃虚名害实事。”[10]难怪隆兴和议达成后，宰相兼枢密使周必大仍言：“今北方情伪罔测，正陛下经武整军之时。”[11]嘉定和议达成后，国子监祭酒袁燮还说：“边境未宁，干戈未息，正国家多事之秋。”[12]与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时局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明显不同。如果说北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那么南宋则是救亡图存。下面两点即是其证。
正因为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士大夫一再旧调重弹：“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熙宁元年（1068），元老重臣富弼建议宋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此言分明片面性极大，但在当时却赢得广泛认同：“仁人之言，其利博哉！”[13]而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韩世忠晚年“口不言兵”是对当政者软弱退让，屈膝求和的无声抗议。他发出了“自古英雄都是梦”[14]等悲愤之语。宋孝宗时，户部侍郎钱端礼迎合宰相汤思退，一再声称“兵者凶器”[15]则遭到讥评。可见南宋是个绝不可“口不言兵”的时代。
二是关注的焦点转换。北宋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如何变法图强而争执乃至打斗不休，其中以新旧党争影响最大。因此今人讲述北宋历史往往以三次改革即宋初强化中央集权、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为线索。南宋人一再说：“国之大事，和与战而已。”[16]“御外之策莫过于和、战、守，理内之道无出于兵、民、财。”[17]“足食足兵，今之先务。”[18]南宋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和、战、守而展开争论乃至厮杀。因此今人讲述南宋历史常常以三个和议即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线索。南宋虽然“更化”甚多，但所谓更化并不等于变法。诸如皇帝即位退位，太后垂帘卷帘，权臣上台下台，乃至更改年号，均称之为更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19]即使是人们谈论较多的“嘉定更化”、“端平更化”，也未必可以视为变法，至少很难同北宋时期的庆历新政、熙丰变法相提并论。刘子健说得对：南宋“极少讲求改革”。[20]
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是什么？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并称其意义在于“由大陆帝国向海洋帝国转型”，系“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21]。这一概括虽然不无道理，但似乎不尽周全。其实，南宋经济的诸多方面（包括所谓“面向海洋”在内）均深受战时状态的制约。南宋经济以优先保障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具有战时经济的某些特点，诸如税收增加，通货膨胀之类。以下数端或可为证。
宋元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受航海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22]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南宋朝廷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政治中心、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分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退缩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南宋帝王的主观意愿不是“退缩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都城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帝王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由于腐败无能，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并无北伐得胜之力。还值得注意，南宋朝廷在“面向海洋”的同时，也不得不开拓内陆，如“往大西南拓展”[23]。岂止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改变了以农立国的传统经济格局，可称之为海洋帝国。所谓帝国者，其必备条件之一是疆域非常辽阔。至于南宋，只怕既非海洋帝国，又非大陆帝国。称之为“半海洋帝国”，也显得很勉强。当然也不宜沿袭从前的思维定势，将其贬抑为“偏安王朝”。
依据魏明孔主编、胡小鹏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24]以及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等专书的论述：南宋矿冶业低迷徘徊，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但煤铁生产不如北宋。凡此种种均表明：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其原因何在，因素虽多，其中尤其重要的无疑是战争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和影响。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的衰退分明是战争造成的恶果，兵器生产乃至造船业、制瓷业的发展也与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陆游说：“北方多石炭（即煤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25]由于盛产煤铁的北方地区的丧失，南宋官民“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26]，煤铁生产长期低迷不振。研究者们常说宋代曾出现突飞猛进的“煤铁革命”和“农业革命”。即便确实如此，所谓“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而“农业革命”主要就南宋而论。诗曰：“吴越天下富”，“陇亩尽膏腴”[27]。“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28]“语曰：‘苏常熟，天下足。’”[29]这类说法在南宋时期流传更广。需求刺激经济，技术促进生产。南宋尤其是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与军事需求的增长（如军粮供应）和战争迫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30]不无关联。其中如稻麦轮作制的推广与战争的关系更为明显。有学者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租佃制度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向佃农阶层倾斜所致。”[31]此说只怕并不全面。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大量南迁，南宋小麦生产的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鸡肋编》卷上称：“西（北）人食面几不嚼也。南人罕作面饵。”“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32]岂止东南地区，“四川田土无不种麦”[33]。南宋牧羊业有较大起色[34]，其原因与此相似。史称：“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35]好吃羊肉的北方民众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如平江府即苏州“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36]。市场需求旺盛推动南宋牧羊业发展提速，但为气候条件所制约，其发展水平始终不能同北方相比。
三是大发纸币。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的自觉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宋孝宗曾说：“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37]他唯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后来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现了嘉定纸币贬值、宋季纸币危机。然而即使对纸币持保守态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纸币。原因何在？战争显然是个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战争造成物价上涨，铸造铜钱得不偿失，以致铜钱铸造量大减，仅达北宋的5﹪左右[38]，南宋朝廷只得印行纸币。此其一。其二在于军费开支巨大，达财政收入的十之六七乃至八九[39]，朝廷不堪负荷，将印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缺口、摆脱财政困局的手段。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目的在于“佐国用”[40]。
四是赋役繁重。
备战是南宋的当务之急，为满足军事需要，很难做到“上无乏兴，下不知扰”。如果处理不当，势必扰民。如开禧“边事起，市军需，造戎器，江东西骚动。”[41]何况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对此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赵翼。讲到北宋，他已感叹：“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说到南宋，他指出：“取民无艺”，并以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为例，哀叹道：“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42]其实，当时不少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不仅大臣直言不讳：“赋役烦重，人不聊生。”[43]连宋孝宗也公开承认：“税赋太重”，“横敛及民”。[44]赵翼将其原因归结为出于战争需要：“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45]宋孝宗当时就解释道：“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46]加之统治者以军需为幌子，敲诈勒索百姓。如绍兴年间，礼部尚书刘大中就指出：“自艰难以来，奸臣持不恤之说，虐用其民，为国敛怨，民被其毒”[47]。“奸臣持不恤之说”，其借口无非是“艰难”即战争。苛捐杂税如此沉重，民众理所当然起而反抗，如淳熙年间广西发生李接事变。当时人朱熹说：“李接寇广西，出榜约‘不收民税十年’，故从叛者如云，称之为‘李王’。反谓官兵为贼。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48]然而百姓负担如此沉重，民众的反抗居然相对平和，并未星火燎原，特别是南宋初期钟相、杨么事变之后，无重大民变发生，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反抗行动。原因何在？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一书认为，官民对立、贫富冲突没有广泛走向恶化，是由于某些自觉的富家起到了调节作用[49]。依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只怕在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大敌当前，即从前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民族斗争转移了阶级斗争的视线。”
五是人身依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身依附关系是传统社会 “最内部的秘密”、“隐蔽着的基础”。凡是了解我的老师金宝祥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马恩的虔诚崇拜者，敬奉马恩著作为至宝。金先生生前一再强调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入手，我们剖析中国传统社会应当以人身依附关系这一最普遍、最一般的关系为切入点。[50]上世纪60年代初，华山对宋代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作过相当深入的考察，认为两宋走着相反的方向，北宋逐步减轻，南宋“逐渐增强”。他说：“南宋灭亡前夕，江南农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51]如今看来，此说未必准确。朱熹的“主佃相须”论、陈傅良的“主客相资”论、熊克的“主客相依”论、袁采的“存恤佃客”论、杨万里夫人罗氏的“奴婢亦人子”[52]论，这些大同小异的主张表明，南宋时期佃农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并不一定比北宋时期更低。南宋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的地域除边远落后地区（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战争前沿地区或战乱频仍地区。如绍兴年间淮南、荆湖等地所出现的身份低下的“随田佃客”，其原因在于“比经兵火，所以凋瘵”[53]。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某些“山寨”、“水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类似[54]，因战乱而形成，“大姓结为山砦以自保”[55]，其内部人身依附关系强烈。南宋的“寨子”以初期、晚期为数最多。初期，“既为金人之所践蹂，豪杰强壮多依山寨以相保聚”[56]，“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57]晚期，据《宋史》记载，淳祐六年（1246）“五月庚申。诏贾似道措置淮西山砦城筑”。[58]宝祐三年（1255）“三月己酉，诏沿边耕屯课入登羡，管屯田官推赏荆襄两淮及山砦如之。”[59]足见其时山寨较普遍，只因行文太简略，其性质难以判定[60]。绍定年间，所谓“闽贼”晏梦彪所据汀州“连城（福建今县）本十有二砦”，所谓“赣寇”陈三枪所据“三路数州六十砦”[61]，显然并非官方军事堡垒，而是民间山寨。宝庆年间，沔州（治今陕西略阳）通判高稼“创山砦八十有四，且募义兵五千人，与民约曰：‘敌至则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砦，义兵为游击。’”[62]这些山寨显然并非纯属军事性质的城堡。景炎、祥兴年间，“以资力雄乡里”的赣州（今属江西）土豪陈子敬“挺身艰难际，虎穴连里闾。”他“举兵黄塘（寨），连结山寨不降”[63]。黄塘等山寨更是典型的民间山寨。应当指出的是，南宋中后期，山寨也不少，尤其是在战争前沿地区。如宋宁宗时，崔与之说：“今山砦相望。”他在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任上，“因滁有山林之阻，创五砦，结忠义民兵，金人犯淮西，沿边之民得附山自固”[64]。签书枢密院事李宗勉建议在荆襄地区“招集山砦，保固江流”[65]。民间山寨的首领多系“豪右大姓”，如钟离（即今安徽凤阳）土豪王惟忠，人称“静街三郎”。他于南宋初年，创“韭山寨，垒石为城，周匝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环绕之。战御之具稍备，民之愿来依者凡万余人。惟忠选强壮充兵，韭山之势巍然而立。”[66]此外诸如外号“小张飞”的滁州（今属安徽）土豪张仲宝的琅邪山寨[67]、庐江（安徽今县）卢姓豪右的矾山寨[68]等等，其情况均与韭山寨相似。“民之愿来依者”动辄“万余人”，分明是由于战乱。战乱使得势单力弱的孤立个人或家庭难以独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势力者。“来依者”与土豪势必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显然是战乱给南宋社会带来的一大重要影响。治史者皆知，唐宋变革不开始于北宋，而开始于中唐前后。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的角度看，所谓“宋元变革”只怕并不开始于元代，而开始于南宋，特别是其晚期。
南宋处于战时状况影响着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以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南宋人说：“今天下多事之际，乃人主马上图治之时。”[69]如果说北宋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的治国方略是力图从“马上得天下”转换为“马下治天下”，从重武轻文转换为崇文抑武，那么南宋帝王则不得不“马上图治”。所谓“马上图治”，其含义与战时政治相近。人们不难发现在政治领域，南宋与北宋相比，有若干相当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体都与南宋处于战时状况有关。下面略举四例。
南宋人吕中说：“南渡之后，一坏于绍兴之桧，再坏于开禧之韩，三坏于嘉定之史。”宋遗民李有说：“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坏于嵩之，再坏于大全，三坏于似道。”[70]南宋时期，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臣何以不断出现，较早予以专题考察者当推香港学者林天蔚。他的长篇论文《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71]，其重点在于其探讨制度性根源，诸如：独相者多；继世为相及再相者众；加平章军国事衔，位于宰相之上；等等。此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字未曾提及制度性根源背后的时局性动因。南宋不仅“合三省为一”，往往“以一相专之”[72]，而且枢密使常常由宰相兼任，其缘故均在于“兵兴”。南宋宰相兼枢密使，其理由是“宰相之职无所不统”[73]，其依据是“庆历故典”。庆历二年（1042），“会西边出师，用富弼之言，诏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并兼枢密使。”南宋北方军情“比之西边，事体尤重”[74]，宰相范宗尹因此在建炎四年（1130）兼任枢密使。史称：“自庆历后，宰相不兼枢密者八十余年，其复兼盖自此始。”[75]“其后，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至开禧初，始以宰臣兼枢密为永制。”又称：“维时多艰，政尚权宜。御营置使。国用置使，修政局置提举，军马置都督，并以宰相兼之。”[76]一言以蔽之，“中兴多以宰相兼领兵政、财用之事。”[77]南宋相权复振、权臣叠现，其深层原因分明在于战时状况，亟需军政协同、快速应对，民政、兵政、财政三权分割无法适应战时需要。二是武将权势增大。“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78]这句古人言被南宋人一再加以引用。南宋初年，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诸大将扩军自雄，各自为政，政治上暴贵，经济上暴富，公然号称某家军。当时人说：“今日之兵，隶张俊者，曰张家军；隶岳飞者，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曰韩家军。”[79]诸大将又“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80]士大夫担忧：“诸将权太重。”[81]朝廷因此有所谓“第二次削兵权”之举[82]，但武将势力膨胀的问题并未也不可能解决。《文献通考》称：“渡江后，以用兵故，张俊、韩世忠为太傅，刘光世为太保。”继张、韩、刘之后，“乾道初，杨沂中、吴璘并为太傅。”[83]太傅、太保虽是虚衔，但地位崇高。“四世专蜀兵”[84]的吴氏武将集团更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吴玠、吴璘、吴挺、吴曦相继执掌四川兵权，被士大夫指斥为：“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8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元丰改官制，武臣不为二府。”“自建炎以来，枢密使、副参用文武。”[86]武臣提刑“乾道六年（1170）五月复置，诸路各一员”，“于是武宪横于四方”。“又有管内安抚者，自军兴以来有之。”[87]南宋武将出任地方行政长官的事例远远多于北宋。如余玠并非科举出身，一武职人员而已，竟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并可便宜行事，自行辟用地方官员，这在北宋和平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武将势力明显增大，原因无疑在于战争。正因为处于战争状态，武将才敢于更加理直气壮地说：“吾平生轻文人，以其不事事也。”[88]出于作战需要，朝廷对武将不得不放权。与北宋不同，南宋无李宪、童贯、谭稹、梁方平等巨珰统率大军出征的现象再现。南宋朝廷不用宦官领兵，废止宦官监军[89]，即可视为一条放权措施。同时又力图坚守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放权，武将尾大不掉；削权，又有“自毁长城”之虞。南宋朝廷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正如当时人所说：“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90]其结果是文臣、武将双方均颇为不满，军队的战斗力也无法切实加强。
三是言官力量削减。所谓言官主要是台谏官，即御史台和谏院官员。刘子健明确指出，与北宋相比，“南宋言官始终没有力量”[91]。有学者认为：这一变化“决非单纯的职官制度的变化，而是当时政治局势的缩影。”[92]他所说的政治时局专指权相政治。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权臣用事，言路壅塞。”[93]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其深层原因只怕也与战时状态和主战、主和之争相关。如宋高宗主和，便偏袒其同调秦桧。主战言官如若敢于弹劾秦桧，其结局只能是被罢免。宋孝宗主战，则庇护其同道张浚。他一再表示：“朕依魏公（即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94]宋孝宗甚至指责大胆陈词的言官是“卖直”[95]，即以刚直敢言而沽名钓誉。某些士大夫抨击谏官“多以立异为心，扰乱政事。”强调：“况处多事之时，运筹决胜，其机贵密，其发贵果，尤不宜使好异利口者喋喋其间。”少除乃至不除台谏官是南宋帝王控制言路的重要手段之一，即所谓“姑设一二人，比诸饩羊”。[96]饩羊者，徒具形式之意也。而所谓“南渡简易之制”[97]，即处于战时状态理当简政缩编，又为他们提供了口实。《宋史·职官志序》称：“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98]当时朝廷有相当充足的理由，对台谏官的员额予以削减。言官素称“耳目之臣”，帝王不倚重言官，势必以佞幸为耳目乃至心腹。所谓佞幸，指因谄媚而深受帝王宠幸之人。帝王宠信佞幸，实乃传统政治的一大痼疾。相比之下，南宋较突出。四是从严掌控舆论。
压制言官只是南宋朝廷严格控制言路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举措还有禁小报、禁私史、兴文字狱等等。宋高宗时，文字狱频发[99]。赵翼《廿二史劄记》对此有简要概述：“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狱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所谓“忌讳”，分明是指对金主战。秦桧“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100]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更加严厉地施行私书之禁。史载：“其秋，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即熊克）《中兴小历》、《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即今江苏盱眙）以闻，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101]总之，南宋统治者从严控制舆论，其主要理由无非是战时状态必须采用非常手段。他们强调：“当国家多事之日”，“议论不可以不一”[102]；“议论不定则规模不立，规模不立而国家之势危矣。”[103]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流文化。存在决定意识，与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的时代背景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适应，南宋文化具有某些救亡文化的特征。仅在《宋史·忠义传》里，临危不惧、意气昂扬的悲壮之语便不胜枚举，诸如：“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104]；“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105]；“头可断，膝不可屈”[106]；“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107]。“赤心报国”是国难当头的南宋最具凝聚力的响亮口号。文学史研究者许总将“‘扫胡尘’、‘靖国难’”称为南宋中期诗坛的“主旋律”[108]。我个人认为是很有见地的。下面再举四例。
祠庙、寺观充满神秘气氛，其实难以超越现实。某些祠庙、寺观在南宋时期甚至成为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宋高宗即位之初，曾指责宗泽：“在磁（州，即今河北磁县）每下令，一听于崔府君。”李纲为宗泽辩解：“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以行其令者。”[109]其实，宋高宗本人及南宋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南宋人文及翁《贺新郎》词曰：“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110]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率金军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发布《敌人犯边用兵奏告四圣五岳祝文》，同时又发布《奏告显应观旌忠观吴山忠清庙祚德庙祝文》。《祝文》云：“仰祈神相，早遂驱除，如公山草木之灵，建淝水风声之绩。”[111]旌忠观是鳯翔府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三圣庙的别祠，绍兴三年应张俊、杨沂中之请，兴建于临安，以祭祀为国战死的普州（治今四川安岳）景氏三兄弟思忠、思立和思誼。忠清庙供奉春秋末年最终率兵战败楚国，以报父兄之仇的吴国大夫伍员。祚德庙祭祀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忠义之士程婴、公孙杵臼以及公忠体国的贤臣、英勇善战的骁将韩厥，并被南宋朝廷分别加封为忠勇诚信侯、通勇忠智侯和忠定义成侯。至于显应观，供奉的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崔府君。邓小南对此别具慧眼，在《关于“泥马渡康王”》一文有深入探究。崇奉崔府君之所以“超乎一般”，既出于“统治集团‘神道设教’的企图”，又顺应“北方民众重返故里的期待”[112]。崔府君崇奉事关和战，秦桧对此不以为然。“桧一日奏事，因奏“：‘北使将来，若见此祠而问，将何以对？’遽命移于湖上。”[113]显应观因此在绍兴二十四年，从龙山西移往涌金门外。南宋太学建于岳飞故居，端平二年（1235），联蒙灭金之后，朝廷奉岳飞为太学土地神并建庙。景定二年（1261），赐庙额曰“忠显”，其敕文称：“缅怀中兴名将之居，阴相首善京师之地”，申以“春秋复雠之义”[114]。其主旨与前文所述胡安国的主张完全一致。上述显应观、忠显庙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祠庙均在临安，这类祠庙外地也不少。这里仅以位于长江岸边的镇江为例。宋孝宗有诗云：“崒然天立镇中流，雄跨东南二百州。敌骑每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115]足见镇江战略地位之重要。此地既有祭祀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又有供奉魏胜的褒忠庙。魏胜勇猛善战，隆兴年间在对金作战中战死。旌忠、褒忠二庙之兴建多半属于官府行为，宇文绍节祠的建立则属于民间的自发行动，以表彰并怀念其前任知府。《嘉定镇江志》载：“开禧丙寅（1206），敌骑犯仪真（即今江苏扬州），（镇江都统制）郭倪自焚瓜州，阖郡惶惧，公力镇静，赖以按堵。郡人德之，为立生祠。”[116]镇江城隍庙供奉的是在楚汉相争中被项羽烧死的汉将军纪信，据说他在对金战争中曾显灵。《至顺镇江志》称：“（绍兴）三十一年，金人犯瓜州，前守臣赵公称祝于祠下，以求阴相，未几，其酋自毙。”[117]陆游《镇江府城隍忠祐庙记》[118]记述甚详。庙额忠祐系乾道元年（1165）诏赐。诸如此类，恕不一一。
二是从“胡汉语境消解”到“夷夏观念益严”。“夷夏观”或“华夷观”在唐宋时代几经变化。台湾学者傅乐成早年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一文中指出：唐代前期的主流观念是“华夷一家”；唐代后期，夷夏之防渐严；至宋夷夏观念益严。并一再强调：“唐代后期国人之夷夏观念，犹不若宋人之严。”[119]此文探讨的重点在唐代，且确有释疑发覆之功，但其“至宋夷夏观念益严”一说则不免失之笼统。香港学者牟润孙的看法与傅乐成不尽相同。他从研究两宋春秋学的演变入手，认为北宋、南宋差别明显，“严华夷之辨”始于南宋。牟润孙说：“北宋解《春秋》者偏重尊王”，旨在“为宋人中央集权制张目”。南宋胡安国《春秋传》始“以明复仇之义，严华夷之辨，为其主旨。”并进而指出：“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御侮，其言多为当时而发。”[120]北宋岂止尚未“严华夷之辨”，在邓小南看来，五代、宋初经历了“胡/汉”语境消解的过程。她说：这一过程“与民族关系整合的总体走势有关，也与时人的观念意识有关”。[121]不仅如此，近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北宋“呈现出超越‘夷夏’的族群意识”[122]。此说言而有据，程颐将“至诚以待夷狄”作为“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之一，便是其明证。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王朝敢于“至诚以待夷狄”并不是“民族自卑感的表现”或“外交挫折的反应”，相反只怕是其自信心的体现。辽朝和西夏对北宋虽有压力，但程度有限，而北宋多半处于主动地位。北宋王朝虽非汉、唐一类的大一统帝国，但以“天下一家”的中原正统王朝自命。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某些统治者主张“善待夷狄”。如知曲水县（在今甘肃文县西）宇文之邵上疏宋神宗，反对利州路转运使司敲诈勒索边民，其理由是：“方岁俭饥，羌夷数入寇，不可复困之以求利。”而依据则是：“天下一家也，祖宗创业守成之法具在。”[123]范仲淹更是“善待夷狄”的典范，他在宋仁宗时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威德著闻，中外耸服，属户蕃部率称曰‘龙图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是呼之。”[124]可见，当时虽然正与西夏作战，但并未远离“华夷一家”的认同。从总体上说，南宋与北宋不同，不是胡汉消解，而是夷夏对立。南宋官民先对女真贵族，后对蒙古贵族，动辄以“胡儿”、“胡虏”相称。如在南宋初年亲身遭受战祸苦难的陈与义便发出了“灭胡猛士今安有”[125]的呼唤。朱熹在学术上与二程有不可分割的继承关系，但在“夷夏观”上则大不相同。程颐主张“善待夷狄”，而朱熹则宣称“杀尽残胡”。其诗云：“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元有中兴期。”将“胡”与“汉”对称。又云：“渡淮诸将已争驰，兔脱鹰扬不会期。杀尽残胡方反旆，里闾元未有人知。”“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126]朱熹对“残胡”发出了“杀尽”、“灭尽”的怨愤之声。南宋在对金作战中还有“中兴”的希望和可能，而对元作战则越来越被动，直到彻底失望。越是被动，“夷夏观”越发走向极端。如身处晚宋的郑思肖强调：“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甚而至于说：“夷狄素无礼法，绝非人类。”“圣人也，为正统，为中国；彼夷狄，犬羊也，非人类，非正统，非中国。” [127]由“善待夷狄”到“杀尽残胡”，抽象而论，无疑是个大倒退。历史地看，则是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暴行所致，完全可以理解。应当指出，上述激愤之语主要是针对女真、蒙古。南宋王朝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常尚能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一旦发生冲突，往往采用“盟誓”的办法予以怀柔。如淳熙十五年（1188），与青羌冲突之后，其首领失落盘率众投降，“乞通交市”。朝廷“令兵官赵鼎等引至威武神祠，杀牛饮血立誓，犒以钱帛而去”。[128]
三是从重“统”到重“正”。历史上的所谓“正统论”，其目的无非在于论证一朝一代帝王“家天下”统治的合法性。对于两宋正统论的演变，既有研究较多[129]，这里仅将其前后变化并不周全地简略概括为以下三种趋向，大致均可折射出两宋时代背景和现实政治需要的不同。其一、北宋重“统”，南宋重“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北宋颇具代表性，他格外强调“大一统”：“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130]这一标准反映了北宋统治者决不允许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重演，试图实现“天下一家”，至少收复燕云的政治诉求。然而这一标准显然不利于南宋，反倒有利于金、元。完颜亮便宣称：“天下一家，方可以为正统。”于是“恃其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131]对于这一标准，南宋士大夫当然不能认同。刘过就不注重“统”，而强调“正”。他说：“有正者不必有统”，“有正者不责其统”。“无统而存其正，以正之不可废也。”[132]所谓“正”者，公正、正义也。其二，“北宋尊魏，南宋尊蜀。”[133]尹洙不以蜀汉而以曹魏为正统，其理由是：“平定南土，方为正统。”[134]司马光的见解与尹洙相似，其《资治通鉴》称“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朱熹则认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135]他批评司马光：“温公谓魏为正统，使当三国时，便去仕魏矣。”[136]张栻《〈经世纪年〉序》称：“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诸葛亮相之，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137]朱熹表示赞同：“《经世纪年》，其论甚正。”[138]黄震甚至强调蜀不应称蜀，而应称汉。他说：“蜀者，地之名，非国名也。昭烈以汉名，未尝以蜀名。不特昭烈，虽孙氏之盟亦曰：‘汉吴既盟，同讨魏贼。’”[139]两宋的正统论何以有此一大差别？《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释触及要害。《总目》说：“宋太祖簒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140]其三，北宋认可“用夏变夷”，南宋则不予认同。张方平将北魏尊为正统，其依据除据有中原而外，主要是因为北魏“用夏变夷”，即“出令作法，变风迁俗”，并将孝文帝比喻为“夏禹之出东夷，文王之祚西羌” [141]。欧阳修并未将北魏视为正统，重要原因在于北魏未能实现大一统。尹洙甚至将西魏、北周尊为正统。两宋之交的胡寅尚未注重夷夏之辨，在《读史管见》一书中，赞扬“（魏）孝文帝慨然有志于先王之道”，“美政良法，非人君诚信而愿为，其孰能强之。”[142]叶适虽然赞同“报仇明耻，贵夏贱夷”[143]的主张，但同时又肯定魏孝文帝“慨慕华风，力变旧俗”的作为，并称：“用夏变夷者，圣人之道也。”[144]张栻则严华夷之辨，断然将包括北魏在内的北朝统统逐出正统。他说：“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145]朱熹比张栻还要严格，其《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第一句话便是：“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146]南宋末年，战事异常危急，郑思肖更念念不忘争正统：“火德继正统，东南气运昌。”[147]如认同“用夏变夷”，无异于归顺元朝。郑思肖当然不能接受，他说：“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岂止北朝而已，郑思肖甚至将唐代也拒之于正统之外。他认为：“若论中国古今正统，则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而已。”郑思肖说：“贞观、开元太平气象，东汉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于中国，特不可以正统言。”原因仍在严夷夏之辨：李唐“实夷狄之裔，况其诸君家法甚缪戾。” [148]四是“既重贞节，更重忠义”。
宋人说：“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149]在今人看来，此言相当迂阔。但忠义与贞节大体并重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观念。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南宋时期这一观念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在忠、贞并重的同时，更重忠义。《宋史·列传女》入传者，北宋9人，南宋31人，南宋多于北宋。但这并不能证明南宋的贞节观念重于北宋。南宋这31位所谓“节烈妇女”，并非纯属“不事二夫”者。其中，既有刲股为粥疗亲者，又有亲事治家有法者，还有忍受酷刑，以死抵制冤狱者，更有13位妇女因抗金、抗蒙而遇害或自尽。如建炎年间，金军攻打饶州（今属江西）， 赵氏掩护其夫监上高酒税王袤撤离，“金人追之不得，怒赵欺己，杀之。”[150]又如宋理宗时，元军攻打四川，利州路常平司干办刘当可之母王氏毅然勉励其子抗元：“汝食君禄，岂可辞难。”“元军屠兴元（即今陕西汉中），王氏义不辱，大骂投江而死。其妇杜氏及婢仆五人，咸及于难。”[151]朝廷追赠王氏为和义郡太夫人。元军进犯安仁（江西今县），谢枋得母桂氏支持儿子起兵抗元，她“处之泰然”，并说：“义所当然也。”“人称其贤母”。[152]元军攻陷岳阳（今属湖南），韩氏女希孟“赴水死”，留诗一首：“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153]元初名儒郝经称赞“其诗悲婉激切，辞意壮烈，有古义士未到者。”[154]元军攻打福建，招抚使刘仝子起兵抗元。其妻林氏被俘，厉声说：“林、刘二族，世为宋臣，欲以忠义报国。”“吾与兄，忠义之心则一也。”[155]遂遇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邮（今属江苏）妓女毛惜惜以妓女而入《列女传》，其事迹尤其感人。史载：“端平二年（1235），别将荣全率众据城以畔。”“与同党王安等宴饮，惜惜耻于供给，安斥责之。” 惜惜痛斥荣全、王安叛宋降蒙：“妾虽贱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杀之。”[156]毛惜惜以身殉国后，朝廷“特封英烈夫人，且赐庙。”潘牥《英烈夫人庙》诗称颂道：“淮海艳姬毛惜惜，蛾眉有此万人英。恨无七首学秦女，向使裹头真杲卿。”[157]杲卿即唐常山太守颜杲卿，因拒不投降而被安禄山杀害。郑思肖《追奖》诗云：“谁谓伊人贱？犹怀事贼羞。挺身持大义。正语叱狂酋。名在春逾艳，骨香花不愁。有灵知国事，地下笑王侯。”[158]方岳作《后义倡传》，盛赞毛惜惜“慷慨引大义，折逆贼，乃一城士大夫所不能”，“可谓倡名而士行者矣”。[159]元人陶宗仪将毛惜惜盛誉为“忠倡”，并浩叹：“当是时也，奸凶得志，势熖熏天，虽厚禄重臣、峨冠世儒罔不效力执事，战兢奔走于指挥之下，而倡优下贱，乃能奋不顾身。”[160]此外，淮阴张生之妻卓氏在绍兴年间被金军头目俘获后，“即与之配”。但她最终趁机拔刀将金军头目置于死地，于是“闻者交称”，这位再嫁妇女被誉为“节妇”[161]。从上述情况看，在大敌当前的南宋时期，“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162]的忠义意识似乎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63]的贞节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宋史·列传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南宋妇女在战乱中的深重苦难史和悲壮反抗史。
总之，上述方方面面的变化都表明，南宋与北宋不可一概而论。至于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大抵均与南宋处于战时状态相关。最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是就总体而言。不同时段、不同地区危急程度不尽相同乃至差别较大，应作具体分析。第二，笔者绝无低估、矮化南宋之意。南宋时期成就辉煌，对后世的影响大于北宋。学界多有论述[164]，笔者并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