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

第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史观，范仲淹这样的政治人物理应是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者。“粪土论”将范仲淹作为孤立的个人，把鲜花与牛粪割裂开来，并予以对立。擅长运用阶级分析法的漆侠则阐述了范仲淹这批鲜花的阶级阶层属性，一再强调“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在漆侠看来，范仲淹集团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以中下层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范仲淹集团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粪土”论与“君子”论如出一辙，均重在以超时空的善恶标准对士大夫个人作道德评价。漆侠则重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士大夫阶层作历史评价。他认为，范仲淹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是中唐以后才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的阶层。也就是说，范仲淹等鲜花不是附着在臭不可闻的粪土之上，而是植根于新兴阶层这片沃土之中。漆侠指出：这一新兴阶层“不仅经济地位的上升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富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 ^[8]，并且“在思想上表现了生动活泼的创造性”^[9]。“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0]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11]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或称官僚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王曾瑜在《从门第到有、无出身》一文中指出：“这无疑是唐宋之际从官场到社会的一个变化，也是一种进步。”^[12]对此，学者多有论述，这里不必重复。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绝非漆侠一人所能独享，他既无意也无法加以垄断。学者见仁见智，对漆侠的上述论断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的。然而只怕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指斥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众所周知，漆侠既是宋史专家，又是农民战争史专家。王小波、李顺等农民领袖和范仲淹、王安石等封建士大夫都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漆侠晚年还着重探究宋代士大夫的学术——宋学，有《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传世。漆侠作为后继者，履践了前辈史家翦伯赞的忠告：历史“不能只写一面”。我等自当信心满满，在关注社会下层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关注士大夫，实无畏首畏尾，怕狼怕虎之必要。

二是为做官而读书。杨时说：“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耳。”^[21]罗大经说：“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应举觅官。幸而得之，便指为富贵安逸之媒。”^[22]如“家甚微”的张绎“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23]可见，读书做官确实是当时读书人相当普遍的追求。《孟子·滕文公下》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为做官而读书并不一概可耻。欧阳修在《读书》一诗中就坦言，自己青少年时代曾为做官而读书，并获得成功：“中间尝忝窃，内外职文翰。官荣日清近，廪给亦丰羡。”^[24]欧阳修显然并非龌龊之徒。卑鄙的只是那些将“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25]奉为信条的贪官。他们“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26]。有人认为“科举害人”，朱熹并不完全赞同。他一方面说：“科举累人不浅。”^[27]另一方面又说：科举“也废他不得”^[28]。科举制度虽然具有实质性的缺陷，但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文化发展，促进社会流动等积极作用，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须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教条的、超时空的。

三是为救世而读书。宋人许翰说：“士之仕也，高则欲行其道。”^[29]这些高尚之士“忧国忘家，每言及国事，辄感愤慷慨。”^[30]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首推范仲淹。据南宋僧人居简记述，范仲淹读书求学时的志向是：“达则为贤相，穷则为良医。”^[31]此语又作：“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意思是：“仕而不至于相，则其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耳”。^[32]史称：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入仕为官后，“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方。” ^[33]范仲淹说：“不能利泽生民，非士大夫之志。”^[34]其境界无比高尚。

范仲淹先忧后乐、有志天下^[35]的精神确实并非当时大多数士大夫所能践行。正如宋人梅让所说：“士之仕也，进而取荣禄易，欲行其志而无愧于心者难！”^[36]苏轼曾感叹：“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37]任何时代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总是极少数，不应因范仲淹精神是所谓极少数人的精神而加以忽视，其精神伟力不可低估。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范仲淹精神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普遍认同和称道。史载：范仲淹生前，“天下想闻其风采，士大夫以不获登其门为耻。”^[38]死后，士大夫更是赞不绝口。黄庭坚云：“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39]吕中曰：“先儒论本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40]范仲淹是王十朋崇拜的楷模、效法的榜样，他不断歌咏道：“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平生敬慕范文正，遗像向来祠楚东。”“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私心窃慕范文正，后天下乐先其忧。”^[41]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或许正是依据这些，李华瑞将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称为“当时士大夫们的共同理想”。^[42]

第二，范仲淹精神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作用。庆历以前，士风不振，主政大臣往往“主安静之说而弊事不革”。^[43]范仲淹一反先前士大夫“厚重沉默”的作风。在他的力行和倡导下，风气为之一变。朱熹说：“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又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44]范仲淹将其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理念变为行动，推行庆历新政。后来实际影响更大的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便是庆历新政的继续。连对王安石变法颇有讥评的吕中也说：“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45]在某些宋人看来，“王荆公之变法即范文正公之遗意。”^[46]范仲淹、王安石不愧为宋代士大夫这一新兴阶层的杰出代表。

第三，范仲淹精神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北宋人李孝彦当时就断言：范仲淹之高风亮节将“为天下后世之仰服”。不出所料，此后不少士大夫将范仲淹称颂为“千载一人”、“百世之师”、“殊绝人物”。明人陈凤梧诗云：“青天白日仰希文，自是先朝第一人。” ^[47]范仲淹“愿为良医”之志在宋代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元代以后影响越来越大。元人姚燧说：“范文正公之言曰：‘得志愿为贤宰相，不得志愿为良医。’其真知言哉！”^[48]元人魏初《题阴德记后》诗云：“不为良相愿为医，落落胸中亦自奇。一片活人心思在，百年名笔有真知。”^[49]将范仲淹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精神称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恐无不妥。漆侠指出：范仲淹等士大夫站在“时代的最前列”。^[50]李华瑞认为：先忧后乐、有志天下是两宋时期“时代的最强音”^[51]。范仲淹精神实可视为有宋一代的时代精神。

其二，南宋遗民汪元量的诗句：“满朝朱紫尽降臣。”夸张是诗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这个“尽”字显然不确切，名垂青史的文天祥、陆秀夫等便是其反证。如果将“满朝朱紫”延伸到整个士大夫群体，这个“尽”字就更不确切了，在汪元量的诗集《湖山类稿》中反证比比皆是。如《醉歌》云：“国母巳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江上》描述元军接管太学诸斋时的情景：“潮落潮生天外去，人歌人哭水边来。”《彭州》书写南宋灭亡后彭州（四川今市）的实况：“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岐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对于这些只知哭泣流泪的书生，仅能“话凄凉”，“入愁肠”的“遗儒”，只怕仅可批评其无能，不可指责其无耻。其实，汪元量本人就是个反证。他“声声骂杀贾平章”，抨击权臣贾似道腐败误国；谴责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理宗谢皇后降元：“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54]汪元量的民族气节素来深受人们景仰。与他诗歌唱和的士人如马廷鸾、刘辰翁、林石田、曾子良、李珏、徐恺、周方、章杭山、陈自堂、毛敏仲、刘桃冈等等，均与其志趣相投。他们在南宋灭亡后，与汪元量一样，隐居不仕，终老山林。《忠义传》称：“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或许言过其实。但据元史研究者陈得芝统计，在晚宋328名进士中，以身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归降仕元者仅占25.3%。^[55]其结论很清楚，归降仕元者仅约占四分之一，占多数的是入元不仕者，如果加上以身殉国者则占绝对多数。

其二，隐善扬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史料中，对士大夫一味美化者固然甚多，蓄意诋毁者也为数不少。突出的事例莫过于托名梅尧臣所著《碧云騢》和伪托苏洵所著《辨奸论》，前者诽谤范仲淹等士大夫^[63]，后者将王安石斥责为“大奸慝”^[64]。宋代“专暴人之短”的谤书绝不止此两种，还可举出《碔砆录》。^[65]这类著述的编撰者不是被诋毁者的政敌，便是其仇人。熙宁二年（1069），新党开始当政，“二相（曾公亮、陈升之）皆闽人，二参政（唐介、王安石）皆楚人”。史载，旧党党魁、河东人氏司马光指责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66]，显然出于派系偏见，外加地域歧视，是不能作为的评的。在《宋史》等史籍中，旧党偏见较为常见，大有凡具新党倾向者即受攻击之势。如在熙宁年间曾两度拜相的韩绛，虽因其“数荐司马光可用”而受到一定肯定，但“终以党王安石复得政”，遭到“清议少之”一类的谴责，^[67]外号人称“传法沙门”^[68]。然而范纯仁所撰《司马康国韩公（绛）墓志铭》^[69]则对韩绛一概颂扬。可见，《宋史》等史籍毕竟不同于素有“谀碑”之称的碑志，并非一味美化士大夫。

其三，真假难辨。这类问题颇多，且相当复杂。如宋仁宗朝曾拜相的贾昌朝是否串通宫人、宦官就是个问题。《碧云騢》载：“昌朝在府，政事多内相关应，故主恩甚隆”^[70]，云云。这类“士人少之”的丑闻，固然为王安石《贾魏公（昌朝）神道碑》^[71]、王珪《贾文元公昌朝墓志铭》^[72]所不载。但此情不能因其见于谤书而简单地视为乌有之事。《宋史·贾昌朝传》涉及到这一碑铭讳莫如深的丑闻：“数有（台谏）攻其结宦官、宫人者。”^[73]其史料来源为宋人笔记^[74]。苏轼《东坡志林》载：“温成皇后（即宋仁宗张贵妃）乳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贾昌朝连结之，谓之姑姑。台谏论其奸，吴春卿（即参知政事吴育）欲得其实而不可。近侍有进对者曰：‘近日，台谏言事，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岂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贾氏实曾荐昌朝。’”^[75]宋仁宗此语毕竟出自传闻，《宋史·贾昌朝传》持审慎态度，称：“验问无事实。”^[76]又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述了韩侂胄及其集团的若干贪腐事例，诸如犬吠村庄、由窦尚书、屈膝执政等等。周密《齐东野语》称：“《杂记》所载，赵师睪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雠者撰造丑诋。”^[77]王应麟《困学纪闻》则予以肯定：“《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78]韩侂胄集团的贪腐丑闻太多，周密并不一概否定。他说：“《朝野杂记》所载韩平原（韩侂胄封号为平原郡王）送寿礼物，各列之天庆观廊间，观者为之骇然。”仅认为贾似道后来更恶劣，“其视平原之事，何翅万万”^[79]。韩侂胄一伙民愤极大。民谣云：“满潮（朝）都是贼”，“冷（韩）底吃一盏（斩）”。伶人语：“苦苦苦，坏了许多生菱（灵）。”^[80]《朝野杂记》所载犬吠村庄三事，或许“失真”，“固亦不免”^[81]。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李心传所说：“自（韩）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82]云云，从总体上看，应当是事实。

其二，翰林学士。据杨果研究，两宋翰林学士凡397人，他们大多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封建文化修养”，属于“道德文学之流”。^[84] 杨果认为：“从个人来说，多数是学问渊博、才干超群的佼佼者；从群体来说，无论知识结构或智能结构，都是堪称一流的。”她将宋代的翰林学士称为“一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团。”^[85]由于翰林学士人数众多，杨果不可能对其个人一一进行具体研究。王瑞来的《代王言者》一文将其探讨范围集中在宋真宗一朝^[86]。据他统计，真宗时翰林学士凡22人，即宋白、宋湜、杨砺、王旦、梁周翰、朱昂、王钦若、师颃、梁颢、赵安仁、晁迥、李宗谔、杨亿、陈彭年、李维、王曾、钱惟演、李迪、盛度、刘筠、晏殊、李谘。王瑞来将这22人从总体上称为“士大夫阶层的翘楚”，“在当时多负盛名，为士大夫们所倾慕崇拜”。依据其考察，在这22人中，虽无突出的高尚刚直之士，但可视为卑鄙龌龊之徒者仅王钦若、陈彭年、钱惟演三人而已。

其三，御史中丞。宋人炫耀：“国朝任台谏之法远出前代，台谏亦最号得人”^[87]。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大体赞同此说，他认为：“宋代言官之盛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最令人注目的朝代。”^[88]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具体地考察了两宋169名御史中丞的事迹，其基本结论是：“仁宗以来御史得人为盛，有裨时政者良多。”^[89]同时指出，其中忠直、奸回并存。以宋仁宗朝而论，御史中丞凡31人，即刘筠、薛奎、王臻、程琳、李及、晏殊、王曙、王随、蔡齐、范讽、孔道辅、李仲容、韩亿、杜衍、张观、柳植、贾昌朝、王拱辰、张方平、高若讷、鱼周询、杨察、郭劝、田况、王举正、孙抃、张昪、包拯、韩绛、赵概、王畴。依据刁忠民的考察，包拯以及刘筠、薛奎、王臻、李及、晏殊、王曙、蔡齐、孔道辅、韩亿、杜衍、张方平、杨察、郭劝、王举正、孙抃、张昪、韩绛、赵概、王畴等20人大体属于刚直敢言之士。王随、李仲容、张观、柳植等人则是“无所建明”或“无大建明”的得过且过者。至于程琳、贾昌朝、王拱辰、高若讷、鱼周询等人，实乃卑鄙之士或有龌龊之行。宋仁宗时期，朝政相对清明，刚直敢言之士占多数不难理解。据刁忠民考察，宋徽宗朝御史中丞共27人，即丰稷、王觌、赵挺之、钱遹、石豫、席旦、许敦仁、朱谔、侯蒙、余深、卢航、吴执中、石公弼、张克公、俞㮚、王黼、蒋猷、陆蕴、王安中、陆德先、张劝、李森、翁彦国、陈过庭、郭三益、周武仲、何㮚。其中，陈过庭是北宋晚期著名的刚正高尚之士，丰稷、王觌、席旦、侯蒙、蒋猷、陆蕴、李森、翁彦国、周武仲等人有“直声”，王黼是巨奸大恶，赵挺之、钱遹、石豫、许敦仁、朱谔、余深、王安中、陆德先等人相当卑鄙或有龌龊之行。卢航、石公弼、张克公、吴执中虽有刚直之言，但据说分别党附童贯、郑居中、张商英、蔡京。但朱熹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吴执中“议论刚正，凡所陈述，殊无顾忌，颇有古直之操”，“非蔡氏之党矣，未知本传何所据”。^[90]至于张劝、郭三益，资料太少，事迹不详。可见，即使是在北宋历史上最腐败的徽宗时期，也很难说当时的御史中丞大多数是卑鄙龌龊之徒。

最后需要说明，笔者并无全盘否定“粪土”论之意。毋庸讳言，前面所引有关学者的个别论断不免言过其实。笔者从前所持“士大夫——皇亲国戚的克星”一说也确有再斟酌之必要，这一全称式肯定判断未免欠周延，上文所述贾昌朝串通内宫一事即是其反证。“粪土”论者的尖锐批评，其积极意义在于警醒我等，对历史当常怀敬畏之心，切莫动辄妄发新奇离谱之论。宋代士大夫阶层有无带倾向性的弱点或劣根性？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士大夫阶层处于当权地位，这些弱点对有宋一代的政局曾产生相当深刻的负面影响。“粪土”论启发我思索这个问题，日后或有《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劣根性》一文刊出，以再就教于同行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