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什么藤结什么瓜。”杨、范、王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其言论或许是在替圈里人说话，不可尽信。需要指出的是，现今研究者的结论与上述说法大致相同。《中国俸禄制度史》一书说：“宋初官员俸禄大略只相当于唐时的四分之一。”^[5]作者认为，史书所说“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所幸物价甚廉”，^[6]大体属实。北宋初期以后，俸禄逐渐增加，“到南宋后期已‘七八倍’于宋初”^[7]，但因物价不断上涨，官吏所增俸禄往往被物价因素抵销，实际俸禄的总体水平仍然比不上唐代。南宋末年，人们悲叹：““谷高三倍价，人到十分穷。”^[8]官员抱怨：“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9]至于“州县小吏”，更是发出了“无以养廉”^[10]的呼喊。

宋人确实有此一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11]直到南宋灭亡前夕，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理宗谢皇后仍宣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12]清代学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25《宋制禄之厚》、《宋恩赏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对此说有较为详尽的论证。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所谓“士大夫”在这里并非泛指数量众多的“公务员”群体，而是专指高官。宋代官吏的俸禄，上层下层差距极大。据《宋史·职官志十一·奉禄》记载，仅就月俸一项而言，最高级别的官员高达“四百千”，最低级别的官吏仅“一千”而已。未入流、无品级者则无记录。所谓“一千”即一缗，又称一贯。两者相差400倍，岂可统而言之。禄粟最高每月200石，最低2 石，前者是后者的100倍。正如研究者所说：“五品以上的高官，俸禄高得惊人。”“而广大的低级官员，俸禄很低，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13]他们不免牢骚满腹。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驿券即驿站发给的纸券，凭此享受有关待遇。有位职居此阶者题诗驿壁，大发其牢骚：“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三班奉职，简而言之，即低级武职官吏。另据记载，有位书生投书县尉借米，县尉趁机以诗发泄不满：“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14]所谓“省钱”即“省陌钱”，当时官方规定77钱当100钱使用。南宋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15]凡此种种都是宋代低级官员俸禄不高的佐证。而唐时白居易在做盩厔（即今陝西周至）县尉、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司马时，对俸禄与生计则颇有满足感。其詩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文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16]唐、宋两代低级官员的不同感受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个人志趣与境界的差异。

除品级高低而外，造成官吏收入差距的因素还多。如因机构不同而不同，任职于“闲曹冷局”即清水衙门与“要津剧任”即油水部门的官吏收入多寡悬殊。唐朝官吏便如是说：“闲曹犹得醉，薄俸亦胜耕。”^[17]宋代官吏更是感叹：“薄禄庇闲曹，且免受逼卒”^[18]；“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不逮亲。”^[19]尚书省六部二十四曹之间的差距就很明显，南宋初年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虀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身生饿鬼。”当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20]于是官吏们想方设法，改闲曹为剧任。即所谓：“众人剪剪兮，趋慕要津。”^[21]又如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内任”即京朝官与“外任”即地方官之间差距也不小。唐代后期，藩镇坐大乃至割据，重外任而轻内任，“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22]宋代加强中央集权，与唐代后期恰好相反，重内任而轻外任，“指台阁为要津，笑州县为俗吏”，“已参选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谋改京局。”^[23]“台阁”指中央政府，“堂除”指皇帝授意宰相直接任命官员。宋代官员调动频繁、内任外任不时互换，多少起到了些缩小官员收入差距的作用。然而如何“削峰填谷”是道难题，有宋一代始终未能解决。

还应当指出，宋代的伎术官与文官武职不能同日而语，在待遇上备受歧视。所谓伎术官又称艺术官，包括天文官、医官以及书艺奉御、图画奉御、棋待诏之类。最高级别的伎术官，其俸禄只能同州县幕职官相比^[24]。

“益俸”在宋代并非空头支票，当时确实时有增俸之举。仅据《宋会要辑稿》职官57《俸禄杂录》记载，地区性增俸多达20次，局部性增俸也有11次之多。全局性的增俸主要三次，即“祥符增俸”、“元丰增俸”、“崇宁增俸”。然而官吏贪腐问题并未因此而得到缓解，有宋一代的总趋势是廉未养而愈贪。何以至此，其具体原因在于两个失控。一是官员总数失控，官未减而反增。宋朝统治者始终为冗官问题所困扰，财政不堪负荷。二是市场物价失控，俸名增而实虚。尤其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民怨声载道：“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34]

另一种是“重禄重罚”。宋代胥吏长期以来大多基本无俸禄。沈括《梦溪笔谈》记述道：“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胥吏“无常禄”，居然“致富”，靠的是“受赇”。所谓“赇”者，“贪污受赂”之谓也。王安石为解决这一突出的腐败问题，着眼于俸禄。他主张“尽禄天下之吏”。熙宁三年（1080），宋神宗采纳王安石建议，恩威并用，推行重禄法。当年京城和各地都拨出一大笔专款，用于支付胥吏俸禄。此后“岁岁增广”。同时又“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35]，宣布“受财者以仓法论。”^[36]“仓法”的全称是“诸仓丐取法”，原本专门针对管理仓库的官吏。其惩处办法是：赃款不满一百文，判处徒刑—年，每增加—百文，加一等(即徒刑半年)治罪。赃款达到一贯，判处流刑二千里，每增加一贯，加一等(即流放五百里)治罪。赃款达到十贯，为首者刺配沙门岛。惩罚可谓重矣。并鼓励检举，其奖励办法是：检举判处徒刑的赃吏，赏钱一百贯；检举判处流刑的赃吏，赏钱两百贯，检举刺配沙门岛的赃吏，赏钱三百贯。奖励亦可谓重矣。重禄法将俸禄同奖惩挂钩，重禄与重罚并行，确有可取之处。

宋神宗、王安石等人深信：重禄可养廉，重罚能治贪。他们的设想是：“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而这一预定目标并未实现，其结果是：“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37]何以至此，其具体原因在于财力有限，未能做到“尽禄天下之吏”，于是出现了“重禄公人”与“无禄公人”之分。无禄公人抱怨朝廷口惠而实不至，仍然“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38] 重禄公人所得俸禄并不太“重”，实际收入不如从前“受赇”所得。他们贪得无厌，不惜以身试法。如果说“省官益俸”在统治集团支持率较高，那么“重禄重罚”则反对者较多。由于“议者不以为善”^[39]，重禄法实际施行时间不长。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衣食既足，亷耻自兴”；“人知自重，不敢冒法”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宋代历史证明，高薪不能养廉。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之流俸禄最高最腐败，便是明证。想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不用贪是不可能的。当然，低薪无薪更难促廉。薪俸是个再分配问题，并不具备反腐功能。它应当同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物价波动幅度相适应。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薪俸体系并适时加以调整，其主要作用在于理顺关系，安定人心。解决腐败问题不能着眼于俸禄，把增俸作为反腐手段，注定是会落空的。治乱用重典，叫贪官污吏在行动上不敢贪，固然是一项必须采取的手段，但关键在于让他们在思想上不愿贪^[40]，特别是在制度上不能贪。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宋人的议论不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蒙古国信使出使南宋的名儒郝经同样把汉、唐、宋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45]元朝官修《宋史》认为宋代政治不是最腐败，而是较清明，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汉、唐。该书《后妃传》序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明代文豪张溥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称颂宋代有四大“法高前代”之处：“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柔睦。”清人学者徐乾学赞同程颐之说：“程子谓本朝有不可及者五事，岂不信哉！”^[46]

近人蔡东藩所著《宋史演义》不应简单地作为小说家言，而应视为通俗历史读物，且不乏见地。该书一开篇便直抒己见：“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47]历史学家柳诒徵认为：“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虽间有女主垂帘、宦者得势之时，要皆视两汉、晋、唐为不侔。”^[48]“不侔”者，不能等量齐观也。至于陈寅恪的“登峰造极”论、邓广铭的“空前绝后”说等等，人所共知，无须重复。

上述种种说法，既有合理内核，也有偏颇之处。“女宠”、“女主”、“女祸”云云，分明是传统时代歧视女性的谬误之说。至于将宋朝称颂为“太平世”，显系夸大其词。莫说宋朝，只怕唐代贞观、开元年间也并非“太平世”。一部中国历史或可以“多难兴邦”四字加以概括。人云亦云，学人所忌。即使对于笔者素所敬仰的陈、邓师生两大家之说，本人也有不甚理解之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空前”尚可，“绝后”未必。非白即黑，另走极端，用“最腐败”论取代“太平世”说，只怕同样值得斟酌。

北宋初年吏治较清明，与宋太祖三管齐下，反腐倡廉，关系极大。第一，严惩贪官。宋太祖“尤严贪墨之罪”^[60]，宣称：“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61]当时“受赃弃市者多矣”^[62]，仅见于记载、处以极刑者达20余人之多。第二，警示官员。宋朝统治者将后蜀后主孟昶塑造为“反面教员”。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记载，后蜀后主孟昶“据险一方，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63]宋太祖见此七宝溺器，“摏而碎之”，并气愤地说：“所为如是，不亡何待！”^[64]稍后，宋太宗亲笔书写16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65]要求地方官府刻石立于办公处南面，称为《戒石銘》。宋真宗颁布《文臣七条》，即“清心”“奉公”“修德”“责实”“明察”“劝课”“革弊”，要求官员“公直洁己，则民自服”，“以徳化人，不专猛威”，“求民疾苦，而厘革之”^[66]。所有这些，目的均在于引导官员勤政廉洁，在思想上不愿贪。第三，特别是变“姑息之政”为“防弊之政”，从制度上开始建立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权力制约体系，约束各种权力。宋太祖试图改变“任人而不任法”的状况，于建隆四年（963）七月，颁行《宋刑统》。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禁卫之兵骄，方镇之权重。”宋人说：“（唐末）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弊极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67]宋太祖因此“收许多藩镇之权”。朱熹后来概括道：“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68]就当时实情而论，这条最大的集权措施同时又是最大的反腐倡廉、便民利民举措。“权重处便有弊。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69]。宋太祖“事为之防，曲为之制”^[70]，采取的分权限权措施颇多。如在中央建立“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71]的分权体制，设参知政事以分割宰相之权；在地方建立监司分立的权力系统，用通判以分割知州之权；控制宦官员额，限制阉寺权势；控制后宫规模，防范后妃干政；对外戚虽恩寵有加，但“不使（其）求官爵，亲政事”。^[72]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基本原则及若干措施被有宋一代奉为“祖宗家法”，后世又有所强化和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太祖尚能较为自觉地对自己手中的皇权作些自我控制。据记载，宋太祖曾问谋臣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道理最大！”宋太祖“屡称善”。他作为皇帝，还能赞同天下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位居九五之尊也“不当任私意”。^[73]另有记载称，一位官员按规定应迁官，宋太祖“素恶其人，不与”。赵普“力请”：“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虽几经周折，宋太祖终于“从其请”。^[74]可见，宋太祖还算比较开明。

北宋晚期何以极腐败，宋徽宗的不少举措与宋太祖恰好是个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贪官，宋徽宗不是严惩，而是重用。他所宠信的蔡京、王黼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至于《戒石铭》之类，不过刻在石头上而已。民间讥讽道：“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75]关键在于宋太祖创立的权力制约体系，到宋徽宗时全面崩溃，三种权力恶性膨胀。一是宦权膨胀。宦官不再限员，“动以千数”^[76]。升迁不再受限，童贯破例官至节度使，破例领枢密院事，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号称“媪相”。梁师成突破“貂珰不以典机密”^[77]的限制，“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号称“隐相”。宋人说：“自崇宁以来，祖宗之制坠废殆尽，而政事号令悉出阍寺。”北宋晚期，宦官权势最显赫也最腐败。“其势尤盛，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78]“六贼”之外，还有“十恶”，指谭稹、梁方平、李彀、兰从熙、王仍、张见道、邓文诰等宦官。二是相权膨胀。按照宋朝的旧制，宰相一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或两相三参，或三相两参，或三相一参，或三相无参。而蔡京前后独相凡13年零11个月之久。依照陈规，三公“特拜者不预政事”。而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称“公相”，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遵循亲属回避制度，亲属不得同时担任宰执大臣。而蔡京任相期间，其弟蔡卞知枢密院事，其子蔡攸领枢密院事，北宋历史上出现了第一对兄弟宰辅、第一对父子宰执。三是皇权膨胀。依照所谓“祖宗家法”，政令的形成有一套既定的程序。简而言之，即“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79]宋徽宗“御笔手诏”行事，即不与中书省商议，又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覆，由皇帝专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施行，“违者以大不恭论”。^[80] 宋徽宗滥用皇权，一意孤行，干出了“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81]等劳民伤财的坏事、蠢事，直到亡国。延福宫、万岁山、花石纲既是权力恶性膨胀的象征，又是朝政极度腐败的表现。北宋因极度腐败而亡国，其祸根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与恣意滥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不受约束与朝政腐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宋太祖并非所谓“圣明”君主，说他是什么“定光佛”下凡救世，无非是生活在五代乱世的苦难民众的“美丽传说”而已。宋太祖之所以较为开明，可用“迫于形势”四字解答。北宋建立之初，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政局动荡。“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苦于赋敛，苦于刑役。”^[89]如何走出乱世，让新生的北宋政权不至于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是宋太祖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宋太祖感到坐天下“太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他说：“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90]并非纯属虚言假语。面对严峻形势，他不得不“居危思安”。当时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不时发生的兵变。宋太祖何以用文臣知州，他的解释是：“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91]对他来说，动辄黄袍加身的武将，其危害性当然远远大于文臣。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92]所谓“他人”，并非专指割据势力，而是泛指一切有可能危及其皇权者。正是出于稳固政权的考虑，他对各种权力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与北宋初期不同，北宋晚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空前繁华，财政收入增长。尽管社会危机深刻，但被繁荣的表象所掩盖，北宋社会俨然是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宋徽宗更非“圣明”之主，他原本“轻佻”。所谓“轻佻”者，轻浮、轻狂也。宋徽宗面对大好形势，岂能“居安虑危”，简直忘乎所以^[93]。据说统治者可分为两类，一类将权力视为负担，一类把权力作为享受。宋太祖、宋徽宗极具典型性。宋太祖显然属于前者，他因此彻夜难眠。宋徽宗无疑属于后者，他“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94]，绝无自我约束的意识。正如北宋晚期人所说：“国家承平既久，万事姑息，故爵赏太滥，典刑太轻。”^[95]宋徽宗对其宠信的大臣、宦官、佞幸一味放纵，将限权分权之类的措施几乎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于是各种权力恶性膨胀。“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北宋权力制约体系走向崩溃，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