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淇变法——明朝灭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来源：文史宴

编者按：关于明亡之缘由，历来众说纷纭，或归于党争、或归于阉祸、抑或归于军队腐化。然后由经济层面切入的议论，却为数不多。本文能从开粮纳中的改革切入，探寻导致明末军费浩大之缘由，实使人大受启发。

公元１６４４年４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享国２７６年的大明王朝灭亡。

大明灭亡的原因，历来有很多说法，或曰亡于万历，或曰亡于阉党，或曰亡于流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明的灭亡，与财政破产关系非常大，没钱安抚流民，没钱镇压李自成、张献忠，没钱和后金开战……崇祯帝在最后的日子里，连宫里的金银器皿乃至铜壶都拿出去当掉充作军费，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没钱，是大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大明为什么没钱呢？其实这个祸根，早在大明弘治年间就种下了。

1.开粮纳中——大明铁骑的保障

明朝初年，蒙古人尽管败退到漠北，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俗话说汉墓唐塔朱打圈，大明王朝为了保卫边境的安宁就采取了“打圈”的办法：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边境设立军镇，以防范蒙古入侵。起初设置了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后来增设了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弘治年间再增设太原、固原二镇，是为“九边重镇”。

大明九变重镇

军镇设立了，有城有人还不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得解决。但是明初百废待兴，维持边境几十万兵马的人吃马喂，对大明王朝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朱元璋也不敢给乱世过后的百姓增加太沉重的负担。

洪武三年，大臣杨宪给朱元璋提出了纳粮开中的建议，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根据边镇需要军粮数目在民间招标，中标的商人往边境军镇运粮，粮食运到以后政府给商人颁发盐引，然后商人凭盐引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贩卖以获利。

这种方法得到了朱元璋的批准，先在大同镇试点，很快推广到全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开中制度是宋朝就开始有的，不过宋朝的盐引不是用粮食换的，而是要花钱买。

明朝开中制比宋朝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不足之处就是让利给盐商，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但是在明初，总体来说还是利远大于弊。故《明史·食货志》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制盐图

开中制的施行，为明朝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孙子说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费日千金。外内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明太祖朱元璋八次北征，成祖朱棣五次北征，大大削弱了蒙古的力量，保卫了大明边境。这几次战争耗费军粮马草无数，但是没有造成汉武帝时期那么极端的民怨沸腾的局面，开中的功劳是无与伦比的。

同时，开中制的有利之处远不止节约国力民力，还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开中制一出，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招募大量农民在边境附近开荒种地，充实了帝国边境，对国家的边区开发有积极意义。

所以，嘉靖时大臣说：永乐年间有的军镇，“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商人不但自发带人到边疆种地，还自己设置报警台和巡逻队，成为政府边防军的有效补充，为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开中折色——功在当代害在千秋

纳粮开中是个好政策，然而，再好的政策如果执行出了偏差，也起不到好效果。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变法，有的政策虽然不错，但被一群贪官污吏变成了贪污腐败的工具。开中制经过多年的实施，也出现了很大问题，跑偏了。

开中制跑偏的原因，还是在大明政府。大家都知道，食盐和食物、水、空气一样，对人体来说不可或缺，就像瘾君子的毒品，如果不考虑外部因素，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这就意味着巨额的利润。

明政府实施开中制，也正是用这“巨额的利润”吸引商人的。可是开中制实施时间一长，明王朝刹不住车了，对这个好政策过度使用了，盐引超发了。

本来颁发盐引，要根据运粮的成本和食盐的利润决定粮食与盐引兑换比例，盐引的数目要根据食盐的产能决定，所以食盐的产出限制住了能往边境运多少粮食，但是大明政府却经常不考虑这个关系兑出大量盐引。

此外，大量皇亲国戚贵族官员利用权势侵占盐引。明政府本来规定“监临官及四品以上官员家人不许中盐营利”，但是当时的官员就知道用亲戚的身份侵占盐引；皇室在这方面更不检点，有仁君之名的明孝宗都多次赐给皇亲国戚盐引，其他皇帝可想而知，这叫“占窝”。

这些做法导致很多商人空有盐引而无盐可支，只能在盐场等着取盐，这叫“守支”。由于开中制被破坏，无盐的情况愈演愈烈，成化末年，仅两淮盐场就有五百余万引盐无法支取，甚至有守支数十年的情形，大大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就越来越少，边境粮食也遇到了危机。

古代军粮运输

其实这种问题也能解决，按量兑换盐引，大力打击“占窝”都是有效手段，关键不在政策，而在执行。但是大明朝采取了一个最坏的办法。

弘治五年（１４９２），户部尚书叶淇提出纳银领取盐引的办法，被孝宗皇帝批准，这就是“开中折色”。从此，商人不再需要往边境运粮，只需要缴纳银两，就可以做食盐生意了。这个方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年之内，国库增收白银百万两。

然而，叶淇变法违背了开中制的初衷：纳粮开中解决的是军粮问题，纳银开中解决的是国库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大明王朝为了这百万白银的眼前收入，把军粮问题抛诸脑后，更不要说开中制引起的农民实边等连锁反应了。当然，弘治时期明王朝的边患不厉害，更严重的后果要在女真崛起以后才能看到。

3.拖垮大明的财政危机

明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起兵反明，开始了大明与后金几十年的边界战争。萨尔浒之战、松锦大战和关宁防线等故事我们就不用讲了，因为这几十年，大明朝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

但是明朝自隆庆开关以后，大量白银内流。有学者估计，隆庆至崇祯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三亿余两；而且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是很有钱的，政府为什么那么穷呢？

万历收矿税，魏忠贤收商税，崇祯加派三饷，虽然也有个人穷奢极欲的原因，也不该穷到崇祯皇帝当铜壶的情形吧？

事实上，即使崇祯末年竭泽而渔地征税，征收一千多万两白银，也经不住边关无底洞的消耗——一个辽东，每年吞噬的白银就高达四百至七百万两，再加上其他军镇，大明王朝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隆万开海——白银万两

辽东的战事为什么消耗这么多银两呢？还是开中折色造成的恶果。

一是军粮成本的增加：明朝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曾说：“运输于河套米豆值银九十四万两，草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两。”运一百五十万的军需，路费需要八百多万两。

当然，辽东近点，路费可能少点，但也足以看出往边镇运粮成本之高，边疆驻军越多，粮草购买和运输花费就越大，这笔银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省的。

其次，士兵军饷的贬值。随着纳粮开中被取消，没有人会傻到再去九边开荒种地，边境地区也就逐渐人烟稀少，做生意的人自然就少了，于是“诸物腾贵”。

再以粮食为例，纳粮开中时在边关大约一两银子一石，纳银开中后卖到五两一石。士兵领到军饷，本来花销之外，还能给家里留点钱，现在连花销也不够了。所以士兵也是满腹怨言，一旦军饷没按时发放，就会出现“闹饷”。

崇祯元年巡抚关宁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自肃就是被闹饷的士兵侮辱，愤而自杀的。值得一提的是毕自肃的哥哥毕自严，天启、崇祯年间任户部尚书，也就是皇帝的财政部长，是个优秀的财务人员，但是弟弟被逼到自杀，都没能从国库“算”出银子。

更重要的是，辽东军饷只是财政支出的一部分，镇压或者安抚农民起义也需要大量白银，无论杨嗣昌、熊文灿，还是陈奇瑜、洪承畴、孙传庭，都是人才，他们的计划都有一定的可行性，可是没有钱执行不下去。

于是，崇祯末年，大明的财政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辽东战事和农民起义需要大量银两，而政府没钱，所以要不停地加税；既然要加税，就要搜刮百姓；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只能揭竿而起，农民起义永远无法被彻底剿灭；然后再需要更多的军饷……别说是崇祯，就算神仙来了，也没办法解决。

说到大明的灭亡，崇祯皇帝虽然能力弱爆，甚至可以说他的勤政是明亡的重要因素，但工作态度还是很认真的。然而，在当掉铜壶的时候，不知道崇祯有没有明白，大明灭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推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