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底层教育机构生态
教育，是否应当市场化呢?为什么好的教育资源，在市场的调配下，越发集中，而不是分配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呢?为什么无孔不入、如脱缰野马的资本，却会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榨干劳苦大众的每一分钱呢?
从2019年7月2日到2019年8月7日这段时间，为了了解现今农村的教育状况，我，一名普通的师范类在校大学生，跟随一个连锁辅导机构下乡，来到河南省信阳市下属某县的一个镇，以一名辅导机构老师的身份，开始了为期35天的打工、实践之旅。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虽说是个十八线小城吧，但毕竟是个城市。对乡下的情况，我实际上并不了解。自从接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我飘在天上的时间太久了!于是，我给自己来了个“上山下乡”，去最基层看看。本文计划分两部分，不仅局限于教育。马克思教导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上的问题，背后必然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所以，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介绍我打工所在的镇的一些我能看到的现象和问题，为下文做一个铺垫;第二部分则重点介绍我所在的机构等的情况。文章可能有较为主观、不实之处，非我有意而为之，实为水平有限、年龄尚小、经验不足所致，望读者海涵，自行甄别。
在镇上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是个有名的农业大县。我在下乡宣传的时候，时常被它优美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我的家乡是个山城，地形崎岖，往往以小片农田居多。所以，当看到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间或飞起的白鹭，给我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当地虽属信阳，但种植的农作物却并非一般人想象的水稻，而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多种作物混合种植，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三种，其中水稻、小麦为传统粮食作物，而玉米则是这二十年才慢慢开始种植的。一年能收获两季(也有说三季的)。
他们当地的农田，每户约有20亩，但多数往往比这个数字要高，因为种粮毕竟收入不高，很多农民纷纷放弃土地进城，他们尚在农村的土地，就租给他们仍在农村的亲戚，或是同乡耕种。但就算是尚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家庭，他们家中的青壮年也往往会撇下孩子和土地，把他们托付给老人，自己南下打工来补贴家用。我在我们那个辅导机构的孩子中间做过一个调查发现，父母或双方或一方不在孩子身边的，约占孩子总数的一半。种地对于这些广大的农民来讲，似乎并不足以养活他们的家庭。多数家庭靠家中老年人务农的收入仅仅是顾一个温饱，他们一旦有需要额外出钱的地方，往往只能求助外地打工的儿女。据我观察，他们一个普通家庭差不多有6个以上的家庭成员：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夫妇和他们的一大群孩子(毫不夸张，真的是一大群：几乎见不到独生子女，两个子女的算是正常水平，三个子女的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我见过一个最夸张的家庭，他们有五个孩子)。在进村之后，你几乎只能看到老人和儿童，年轻人少之又少。空旷的大街上，老人们抱着他们的孙辈，坐在房檐下乘凉，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依然记得，一天下午，我到一个村子里去宣传，给一群老人发传单(机构是不吝发传单的，撒大网，捞大鱼嘛!直到辅导班结束，我们机构印制的传单都没用完)，一位老人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诉说着劳动的艰辛。老人对我说：你们都是来这里搞教育的，为人民服务的啊!好，好……夕阳照在我和老人身上，暖暖的，很舒服，黄昏的风送来阵阵清凉。但我，却说不出话来……当年共和国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晚景，竟成了这般模样!
他们的粮食收购价格大约是这样：小麦每斤0.8元，品质不好的每斤0.4元(比如生芽，讲到这种情况时，那个朴实的大爷不安的搓动着双手：去年收成不错，但麦收前夕，过多的雨水使得麦子在田里就生了芽，只得当饲料贱卖);水稻和小麦差不多;玉米的价格更高，约为每斤1.8元(这是脱粒后的价格，然而中间的损耗和繁琐的工序使得这又成为了马克思口中的“惊险一跃”)。据当地讲，他们这边“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可收入四五百块，但如果年景不好，就只能保本，不赔就算谢天谢地了”。我觉得很好奇，想知道是什么制约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就问当地的一位老伯：
“咱们这边，有农机吗?”
“有，有的自家就有农机，收割机、拖拉机啊，都有的。到收获季也会有北边儿的人开着机器过来收庄稼，但是要收费，小麦、水稻一亩地是50块。”
“玉米呢?”
“一亩80块，因为它麻烦嘛。那个杆子多么高的，人家给你打出来直接就是玉米棒子。”
“那这农机实际上也不缺嘛，为什么还是容易赔啊?”
“没水啊，没得水浇地，庄稼就旱死了。”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在现今这个时代，他们还在靠天吃饭。在我们印象中，似乎信阳是个水乡，河网密布，不可能缺水。然而事实上则是，由于农田水利设施的不完善，河水引不到农田附近，他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居然在靠天吃饭。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现象增多，他们这边的收成也不尽如人意。
“去年秋天大旱，一季儿直接旱死了，没得收成;今年上半年好一点，收的不错，但现在这一季儿，不下雨的话，估计就也不行了。”
从传统上来说，这个地区根本不是灌溉区，但现在他们还要和旱灾作斗争。而他们这里的农田基础设施，不得不说，还是不够完善的。我在那个乡里面的后半段时间，抗旱成了当地的热点。他们这次遭遇的旱灾，也可称得上是“几年不遇”了。在抗旱期间，我曾向当地的一位叔叔了解情况：
“咱们这边没有机井吗?”
“也有，但是少，而且都是浅井。前几年国家也拨款打了几口深井，但是还是不多。”
必须承认，当地政府还是相当有作为的，组织了抗旱小组，也出台了一些措施来缓解旱情。但在抗旱最紧要的关头，他们还需要错峰用电。农田离河水近一点，就抽河水;离机井近一点的，就抽井水，要是离那个都不近，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抗旱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愿他们能有个好收成吧!当然，我所接触的主要是小农(姑且让我这么说吧)，他们这里应该还是有土地占有量达到上百亩，个人农机保有量达到六台的大型农户(也姑且让我这样形容吧，起码我的那个一对一辅导学生家里的几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这一类，自然就不会有如此大的损失，他们一年光出租农机，就可以有不错的收入。
上面谈的是这个镇的支柱产业，也就是农业方面的情况。下面简单就这个镇的教育情况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介于我所授课班级的限制(我主要教授八、九年级)，我只对当地初中和高中的情况有所了解，对于小学则不甚了了。但就算是仅仅有所了解，我认为，通过这些也能够反映出来一些问题。
这个镇只有小学和初中。小学具体有多少，我不太清楚，但应该还是很多的。他们的格局大概是这样：镇里有中心小学，各个村有他们自己的村小学。初中有两个，一中和二中。
这些小学的生源，倒是还不算太少。但是上着上着，就没有孩子了。我曾经听说过这么一种情况，一个村办小学，一年级尚且能编五个班，但到了六年级，就剩一个班了，而且这一个班也就剩十多个学生。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扳着指头算着还有哪几个人即将离开，他们最终将会和谁走完他们的小学生涯。
那么，人都去哪了?“要么转去了中心小学，要么就是进城了”。
这些村办小学倒也能招来一些新老师，但这些人都待不长。不尽人意的待遇，对于城市生活的甜美记忆，使得他们到这里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逃离。
他们这里的初中，又如何呢?
“一中出了名烂，吸烟喝酒打架，老师根本不管，他们有时候还敢打老师哩!”
“真的?”
“真的，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学校现在只要你不闹事，根本就没人管你”。
“哪二中呢?”
“二中条件稍微好一点，我就是二中的。”
“你们一中第一能考多少啊?”
“450多吧。”
“这水平，放在你们二中如何?”
“也就是个中等，可能中等还不到呢!”
“你们的第一能考多少?”
“500多吧，五百三四?”
然而他们这里最好的初中，在他们的县里。这所私立初中集中了他们全县的优质生源和优质师资，严重掐尖。想上这所学校，不但要成绩优异，还要支付高昂的学费：“一个学期下来1万3吧”(一般家庭当然上不了)!在进入了这所学校之后，不要心存侥幸，更大的挑战还在等待着他们：每年一次的分班考试和最底线。分班考试，决定你是否还能继续进入快班;最底线，决定你是否还能在这个学校继续就读。他们这所学校的升学率，在整个信阳地区都榜上有名：在中考来临之前，他们可以劝退那些看起来没有希望考上高中的学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然而这所学校的生源还是源源不绝，每年他们都会通过考试招募一批插班生，竞争之激烈堪比公务员考试——然而可能还会有托关系的“天选之子”从天而降，半路杀出。这所学校的总人数大致在九千左右，我不太清楚。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学校对当地的教育大环境是一种破坏(生源分配，师资力量均衡等)。
我所在的机构
我所参加的这个机构自喻为是“教育机构”，“要把最好的教育引进乡镇”是他们的宗旨。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至少在我看来，未必如此。我认为，这个机构并没有他自喻的那么伟光正。而是一个“双向剥削”的圈钱机器!
为何会这样说呢?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机构的运行模式吧!
首先，这个机构采取的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
最高的领导应该是在总公司的幕后的操作者。下设若干个地区负责人，每个地区负责人分管一个或几个分校。这些分校往往位于乡镇，位于城市的并不多。分校设置校长负责管理教员。这个校长，往往是他们从教员时期提拔上来的所谓“骨干”，他们虽属学生，但实际上和普通的学生工已经完全不同了，有类列宁口中的 “工人贵族”，遇到机构和教员的冲突时，他们往往会站在机构一方。同时还有总公司直管的会计，负责归拢各校区收集的学费和最后的工资分配等事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机构名为教育机构，但是只有行政班子和财务班子，有关于教育教学的专业班子吗?他们在招聘教员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培训，但这个培训主要教授的是什么呢?是如何招揽学生，是如何说服家长，和实际教学毫无关系。
其次，是这个机构招聘教员的方式：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和往往和大学里的学生会和社团中的某些人有着一定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据我个人估计，应当是通过外联。每到暑假前夕，他们就通过他们在学校内的这些人发布他们的招聘信息。这个发布可不是白发布的，一旦有人通过你这条线应聘成功的话，他们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推荐一个人成功，可得奖金50，层层加码，招的越多，挣得越多。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就靠着这个，推荐了6个人，挣了900块。而招聘过程极其简单，你的个人信息，比如年级、班级、姓名、电话、计划教授科目啊这些。完了之后就简单问你几个与招揽学生相关的问题，比如“学生家长要是认为我们这里价格过高该如何应对?”这种问题。然后再给你强调一下机构的环境艰苦之类的，最后就是关于工资的简单介绍。如果对以上的种种并无异议的话，这个招聘就基本结束了，你就被录用了。为了防止你反悔，机构一般会要求你支付100元保证金，待到招生期结束时再还给你。然后你就回去等待签订合同，分配校区吧!在招聘上之后，还会有一个培训会，会上的内容主要就是倡导所谓“团队精神”的企业文化——以喊口号为主要表现形式和如何招揽学生。而教授学生的方法，他们大抵是不教的，或者是说，仅仅作为培训会的一个“点缀”。
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又能看出来一个问题，这个机构的绝大多数教员，事实上并不具备从教资格——他们都没有教师资格证。而且我必须抱歉地说，我也没有。
接下来，我想简单谈一谈这个机构的办学方式和收费标准：
这个机构只在暑假开设辅导班，所以他们采取的是合作办学的方式：在当地找一个学校(一般为私立小学或幼儿园，如我们就是在一个私立幼儿园开的班)，租下场地开设假期辅导班。一来不那么显眼;二来可借助这个当地原有的学校扩大辅导班影响力，方便招生;三则是，在这个辅导班在当地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之后，在当地人的调解之下，也方便解决纠纷。如我们那个校区的负责人就告诉过我他解决没有教师资格证的方法，就是在当地合作学校的校长的引荐之下，“意思意思”;再比如我们辅导班发生了一起性质较为恶劣的霸凌事件之后，家长前来追责，就是合作学校校长做中间人协调的。
收费标准的话，主要是以下：基本学费按级段阶梯状收费：一~三年级480元、四~六年级550元、七~九年级600元。午托费：小学段150元，初中段180元。校车费(校车为幼儿园自配，这个钱是归幼儿园的)：200元。除此之外，还有一对一辅导，费用按课时支付，分为两种套餐，1000元20课时和2000元40课时(这种还会加送班课)。同时呢，团报、老学员、优秀学员都是有优惠的，但除优秀学员之外，其他优惠不会超过50。
最后，谈一下机构的具体时间安排：
前期为招生期，教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招生，如发传单啊，下乡宣传啊这些。期间一天工资60，外加100元的话费补助和每天10块钱餐费补助(招生期午餐自费，实际上暗示的就是校长可以延长你中午的工作时间，禁止你中午回校区休息，中午也要在街上宣传;我们那个校区尚可，招生压力不大，中午可以回校区休息，但其他的校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招生期约为10天，但由于各个学校放假时间不一致，所以实际教员参与的招生工作未必有10天。比如我实际参与招生期就只有5、6天那个样子。最后，招生数量达到到一定程度，机构提供奖励。像我们这个机构今年收了有260多人，好像一个人奖励了500块。
后期为教学期，课时安排如下：一星期上5天半课，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一天除去早读和下午自习课(各半个小时)外，共六节课，上午三节，下午三节。工资一天30。
然而我认为，无论是招生期还是教学期，我们要做的工作的价值都远远高于工资的价值。
这个机构，靠着上述手段，在2011年至2018年间，在河南大地上迅猛发展，在河南的各个高校中(主要是师范类或师范专业)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他们在面向自己人的宣传中是这样说的)，他们也从原来的默默无闻发展到如今的39个校区，从一开始的乡村，发展到了城市。
那么这个机构的“双向剥削”又体现在何处呢?
体现在他对教员和学生的剥削之上。作为资本，他一方面剥削作为员工的教员，一方面剥削他招收上来的学生。
先谈谈对教员的剥削吧！
机构统一发放，要求穿着的红色工作服，掉色极为严重，我的耳机线因为长时间与衣服接触，竟被染成红色的;而且那衣服还极为不透气，长时间的穿着捂了我一身痱子;招生期还好，到了教学期，我们吃的饭，除了早餐是新鲜现做的以外(因为早餐我们和合作学校校长一家吃的是一锅饭)，其他的时间，伙食都是低劣不堪，晚上甚至还要吃中午的剩菜，要是教授一对一时间过长(按规定是一个课时，但补课时教员往往会给学生加时)，连剩菜都吃不到;到了周六周日，本以为可以改善伙食，但12个人却只能分两斤肉吃，我作为司务长(平常做饭归幼儿园负责，周六周日自己做，但我们这些人中会做饭的有限)，要一瓶料酒都不给批(因为午托费归幼儿园，而我们吃饭的材料钱归机构报销);而我们身为教员，不但要负责教育教学工作，还得负责学生吃饭、乘坐校车安全、午休纪律(你是要坐在那里看一中午的)、教室卫生(还包括厕所卫生，因为我们租用的是幼儿园嘛，厕所和教室是连在一起的)等一系列琐事，而我们教学期的工资，上面说过，仅仅是一天可怜的30块钱。而我们一周要教多少课时呢?我还算少的，一周就要教26节课，还不算早读和自习(这两门课只有班主任才带，我本人担任八年级班主任，没有额外津贴)。
而最多的一位教员，不但身兼班主任之职，还担了30个课时的课程，工作强度可想而知。授课时间结束之后，久违的休息却并未来临，不少教员还要教授一对一辅导课程，而我们教授完之后，却只能拿到学费的35%，剩余的部分全部落入机构的腰包。
晚上吃完饭，就要开始开会，有时一直持续到深夜。其实这个会上基本也就没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校长如果在忙着做表格之类的话，我们就只好坐在那里干等，等校长忙完，给我们讲完话，我们才能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又要早起(大概6点钟左右吧)。这么明目张胆的让人加班，符合规定吗?我们所签署的劳务合同上，根本就没有关于劳动时长的规定!而且由于校区的校长往往是教员们在学校的“学长学姐”，有这样一层关系在，即使他们让你加班，你也不好说些什么!
好不容易熬过五天半，终于可以休息了吧?但是还有家访这个项目在等待着我们。星期六下午是机构规定的家访时间。这个家访实际上十分鸡肋，作为一个假期辅导机构而言，家访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用处：一共就那么四星期不到的课程，这个机构不提供练习册，不提供练习题，语文也就罢了，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也同样如此，教授这些科目的教员，只能以课后练习题作为课后作业，效果可想而知。我们去家访需要了解的信息，比如在家作业完成情况、是否抄袭，这些完全可以在平时工作中，从学生的作业情况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而他们的家长由于抗旱啊、工作繁忙啊、知识水平有限啊等原因，他实际上未必比我们了解的多。
那么，为什么即使是明明知道家访毫无意义，却还要让教员们顶着骄阳奔波呢?
我分析后，认为是这样的：“硬件不够，软件来凑”！
学校的教学硬件不达标(我们手头所有的设备就只有粉笔和黑板);师资薄弱(这个机构招的教员实际上大多来自民办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师范专业的大一大二学生，多数没有教师资格证);教学资源短缺(机构不为学生提供课本，甚至不少教员都没有他们所教科目的课本，他们只能向学生借;发给我们的教学参考书和课本严重脱节，教科书已是最新版，而我们还在用老版的教参;机构也不为学生提供练习册和练习题)……
这样明显无法引来回头客，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以说，“硬件不够，软件来凑”。教学硬件不达标，只有靠打亲情牌了。家访，就是一张绝好的亲情牌，一方面给了家长一种安心感，从而树立个好口碑;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一种广告的作用。机构的教师准则甚至规定“必须达到百分之百的家访完成”，其用心不是一目了然?而和机构毫无关系的我们这些临时教员，就要顶着骄阳在村子里奔波了。
当然，除了这张亲情牌之外，还有组织结业考试(卷子非机构提供，而是由教员自主命题，改完试卷、誊完成绩之后，卷子封存，不再发放;这中间存在极大的操作空间，校长甚至鼓励教员修改学生成绩来维护机构形象)、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结业典礼、颁发结业证书、颁发优秀学员奖等多张亲情牌……然而，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最重要的，不应该是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吗?
虽然家访似乎毫无用处，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了解群众的机会。我曾经和一个家长有如下的对话：
我：“如果说，如果啊，咱们孩子以后真的考不上高中，咱准备怎么办”?
家长：“没办法啊，那就只好让小孩在家里面玩儿一段，玩儿到年龄了再让他出去打工了”。
我：“不能让他去职业学校学门技术”?
家长：“他得考得上啊，再说他要是不学，你又有什么办法?中专那个文凭又没得用处，我们家孩子这么多，我也不可能说光顾他一个啊，早点打工，起码说可以帮家里一点忙吧”!
这位母亲此刻还怀抱一个五六个月大的婴儿，在她们家的客厅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两三岁的孩子在打闹，她有时不得不中断谈话，去呵斥那两个孩子。而我的家访对象，早就出门玩耍了……同时，我惊奇地注意到一点，这里的很多爷爷奶奶辈的人，都不识字，而中年人的识字率也不高，不少三十岁出头的家长只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
好容易挨到最后，要发工资了。但在发工资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儿要做，那就是打扫幼儿园，那就扫吧!幼儿园校长一家简直恨不得我们把幼儿园重新装修一遍，到处都要求刷洗，甚至桌子也得来一遍，连楼梯上积攒多年的水泥渍都要求我们清理掉。而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要求如此苛刻，其实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趁这个时候抓紧检查桌椅板凳，看看是否有刻画情况，好问机构要钱(据地区负责人讲，这些实际上算不得什么大碍的刻画痕迹，合作学校要价5000)……
好不容易干完，地区负责人来发工资了。对于我们教员少干的时长，机构会计算得清清楚楚，悉数扣除;而对于我们多干了一天，打扫幼儿园的实际情况，他却百般抵赖，不肯付钱，“顾左右而言他”。非但如此，他还试图扣掉我们校区里两个在招生期还有两天时到达我们校区的教员的500元招生奖。
那两个教员本来属于其他的校区，在那边干招生干的也算是不错。但那个校区被举报，原地解散了。地区负责人就把她们送到了我们这里，告诉她们说“以后你们就是这个团队里的人了”，她们也参与了我们这边最后两天的招生工作。但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地区负责人就把这所谓“团队精神”抛掷脑后，说她们不是我们校区的人，那500元招生奖她们不该拿。我了解情况之后，和那两个教员一起和那位地区负责人作斗争，最终为她们每人争取回了200招生奖，而这时候，我们校区的校长不但不帮我们，还在背后说那两个坚决维权的教员的坏话，甚至在她们和地区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试图打断她们!
在维权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地区负责人告诉我：“我管了好几个校区，像你们校区这样(要工资的)，你们是头一个”!我愕然了……大多数学生工来到这个机构中虽说是打工，但是大多数人是抱着锻炼能力的心理来的，这也就是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后不敢维权，甘吃“哑巴亏”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正是来锻炼自己的，又不是为了那点钱”，抱着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而来的他们，接受的必定是越来越严酷的压榨!我就纳闷了，难道只有忍辱负重看人眼色才是锻炼自己?而据理力争讨要薪酬就不是锻炼自己吗?
听说，有一个和我们同在一个机构的一位教员，只得到了1500元的基本工资，而她实际上一天也没少干!她和我们校区的那两位教员的情况是一致的。由于她的不作为，她的工资就这样白白的被克扣了……
然而，我们得到多少呢?大部分人的工资都在2500元以下，校长大概能拿600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班只要有5~7个人，就足以支付我们教员的工资了，而我们每个班的人数大致都在30人左右，最多一个班有近40名学生!剩下来的钱，全进了我们连面都不曾见到的机构老板的腰包!而这样的“摇钱树”，他们还有三十多颗!
下面再谈一下对于学生的剥削。对于学生的剥削，我认为说成欺诈，也许更为恰当。
首先，关于优惠。这个自不必说，“南京到北京，买家没有卖家精”嘛!这个机构也是如此。看似他搞了不少优惠，但实际上呢?他们这一年的学费比去年涨了50块。而且，我在上面提过，这里每一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他们往往都处在学龄。学费看似不高，几百块钱，但是如果这个家里有两个呢?有三个呢?不可能说给这个孩子报班，却不给另一个报吧?所以说，看似优惠，实际上每一个家庭只要报班，起码就得出千元以上，要是再加上午托和校车，开支就更大了!
其次，是师资。在师资方面，机构招的教员往往来自民办二本高校和职业学校，但在宣传时，机构却要求我们谎称是公立高校的学生。而关于教师资质这方面，我相信就不用我为各位解释了吧?而且我们这些教员，在不得已的时候还需要教授那些自己不熟悉的学科，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学科，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同时，在学生的午托和校车方面，也存在问题。这两项包给了我们的合作学校，由他们负责。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向他们宣传的都是三菜一汤，一荤两素。但学生们真正吃上的饭菜，却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而且那个荤，说它是荤都是在抬举它!新鲜的肉不见多少，频频的拿火腿肠和腊肉午餐肉来凑数!就算是火腿肠之流，也常有学生感觉味道发酸，而素菜总也是那几样便宜的东西，如豆芽、土豆、冬瓜这些。这些菜在城里也都是便宜货，更何况是在农村呢!饭菜的卫生更是难以保障，消毒柜从不插电;凉拌菜品时直接上手;饭菜中频现“高蛋白”(即虫子、头发等)……学生午托缴费150~180元，平均下来每一顿饭的规格大约在6、7元，而他们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就算是这样的饭菜，幼儿园校长还嫌学生们剩下的多，有一天下令少做，结果险些导致一个班的学生没吃上饭。
午托除了包括午餐外，还包括午休。我们承诺的是午休有地方，孩子带个被子带个毯子就成。然而呢?没有床，一个幼儿园教室里，四十多个学生，挨挨挤挤的躺在地上，下面铺的是临时买的爬行垫。这就是我们承诺的午休环境!
关于校车这方面，主要是安全问题。首先，校车明显超载。我曾经统计过，核载19人的车上往往坐了二十四、五个学生;其次，驾驶员是否有驾照，这个驾照是否足以让他成为校车司机?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有一位司机的确有执照。但幼儿园校长没有，即使如此，他还是不顾安全隐患，带着学生们上路了!直到他在遭到暗访被查获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收敛。幼儿园校长为此大概花了一万元左右来摆平这个事情。据那位有执照的司机透露，去年幼儿园校长就已经被警告过一次了!
我们这个校区在这个镇已经办了足足三、四年之久。在这之间，一些矛盾也逐渐滋长起来了。在利益面前，资本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矛盾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机构和合作学校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在利益分配上有很大的分歧。如午托费的管理上就存在以下几个分歧：归谁管?谁来雇佣厨房工人?午托学生的数目到底如何统计，以谁统计的数据为标准?机构该不该为使用厨房额外付费?而除了午托费上的争端之外，他们在教员吃饭是否应当付款、学校里的桌子出现划痕、装饰物出现损坏是否应当赔偿(我们那个校区的情况是，那个幼儿园里有一些树皮装饰物，一些学生会去扣那个树皮，因此，在结束的时候，幼儿园校长据此要机构赔偿那个树皮，索赔两万)、合作学校前期招生期为我们机构招的学生的学费如何分配、机构临时聘用的当地老师是否应当重新考量她们的贡献，来决定他们的工资……他们就围绕着这一系列问题，反复争夺，据理力争——其中关系的，那可都是实实在在的金钱啊!
同时呢，机构也对合作学校的这种喋喋不休感到难以忍受。他们今年在我们校区不远处(约10公里左右?我不太清楚，总之就是那种让你感到有点远，但是实际上乘坐任何一种现代交通工具到达又感觉没多远的那种距离)开设了一个新校区。明显，机构可能会甩开合作学校，“另寻新欢”;同时，照我和地区负责人的谈话来看，合作学校也可能踢开机构，来独享“暑假辅导”这一杯羹。而合作学校之所以还没有和机构正式闹分家的原因，照地区负责人来看，不过是因为合作学校一时半会解决不了教员招聘问题罢了。“我们实际也不想搬，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地方环境也不错，口碑也立起来了……但是幼儿园校长这个样子，我们也没办法啊!”地区负责人如是说。机构租用幼儿园的租金，应该在一万到两万之间，最多不会超过三万。
而想在教育这个大蛋糕上揩点儿油水的，又何止这一个机构?近两年，我所在的机构身边不断出现竞争对手。今年，在这个镇和我所在机构竞争的机构就有起码三家。这些机构和我们的运行模式大体相当，不过他们属于后来者。然而，这种机构来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招生期的时候，每逢镇上有集市，镇民们就可以看到满街的身着各色号衣的辅导机构宣传者和漫天飞舞的招生广告，让人想起电影里纸醉金迷的上流聚会，不同的是，聚会上，穿号衣的仆人们递上的鸡尾酒，可给他们的主人带来一丝醉意;而我们递上的广告，则会耗尽镇上的人们流着汗水挣来的钱……
甚至还会有恶性竞争的现象。有这么一次，其他辅导机构的人误打误撞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传统宣传区域”发了传单。我们校区的校长得知之后，就率领我们校区的几个教员，扛着传单，带着大喇叭，跑到那个机构门前，大发我们的传单，还用我们的传单把那个几个机构门前的树糊了个严严实实，最后逼得那个机构的合作校长出来调停赔不是，这才罢休。镇上的学校教师也会开办辅导班，但是招生数目毕竟有限(主要限于他们本班的学生)，他们也无法上街宣传，具体情况如何，自然不得而知。
在文章最后，我想简单谈一谈我对于这次实践见闻的认识。教育，是否应当市场化呢?为什么好的教育资源，在市场的调配下，越发集中，而不是分配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呢?为什么无孔不入、如脱缰野马的资本，却会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榨干劳苦大众的每一分钱呢?
我对我的学生讲过，他们之所以来到这个辅导班，是因为他们没得选;他们不学习的唯一结果就是走父母的老路，或在本地就业，或南下打工，或早早结婚，婚后不日便可儿女成群，以现在物价上涨的速度和浩浩汤汤的市场大潮，他们的工资，估计不足以让他们的下一代享受多么优质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还得来到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辅导班，重复他们父辈的人生……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听进去了，但我坚信，种子，毕竟是种下了!他们所接触到的知识或许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但知识将会使这些孩子们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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