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丢了一头猪向皇帝告状,皇帝赐给他千钱

为清除唐末五代武夫骄横、藩镇割据的流弊,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开始,便形成一套重文抑武的“家法”,不仅优宠文人士大夫,而且还鼓励臣民上书言事。朝廷规定,凡上书言事之人,无论高低贵贱,也不管他们所论之事是否重要,即使是平头百姓鸡毛蒜皮的小事,皇帝也是力所能及地接待、倾听,决不能徒具形式。

自宋太祖开始,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

不仅如此,如果臣民所言之事可采,皇帝往往会给他们奖赏,就算是言无可采,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处罚。这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比之前朝真是要开放很多。宋朝皇帝虚心倾听臣民呼声的史实很多,其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太宗接见、赏赐因丢失母猪而告御状的百姓牟晖一事。

宋朝建立后,为方便民间申诉冤情,引用前朝旧制,在朝堂外重新悬置登闻鼓,并特设登闻鼓院、登闻检院两个机构,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直接向朝廷申冤。法律规定,凡向朝廷上书谈论政事、军事机密、公私利害等事,或请求恩赏、申述冤情、贡献奇术异方等,如果不能依常规上达天听,臣民可先到登闻鼓院呈递事状,如果受到阻挠,再报告登闻检院进行申诉,总之一定要让皇帝得到消息。

历朝历代设置登闻鼓,目的是方便百姓申冤

可登闻鼓虽说设了,但考虑到要向皇帝直接告御状,除非事情危急、冤情极大,臣民实在是走投无路,否则谁也不会去轻易击打这登闻鼓。毕竟他们心里很清楚“天威难测”的道理,谁也不敢保证这鼓要是敲了,皇帝真的不会翻脸。可是在淳化四年(993年),偏偏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平头百姓,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竟然敢去击打登闻鼓告御状,并惊动了宋太宗。

宋太宗许久没有听到过登闻鼓响,如今听到有人击鼓,还以为他有天大的冤情,便赶紧把他召进宫中盘问。一问之下,太宗才知道此人叫牟晖,他的“冤情”不过是家奴丢失了一口母猪,搜寻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太宗非但没有惩罚牟晖,反而赏给他一笔钱

听完牟晖的申诉后,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觉又好笑又气愤。好在宋朝的皇帝普遍比较仁慈,所以太宗非但没有惩罚牟晖,反而赏赐给他千钱,算是补偿他走丢母猪的损失。

等到牟晖千恩万谢着离开后,太宗对身边的宰相说:“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向朕申诉,实在是太可笑了。但诸位爱卿要深思,百姓之事无小事,只有凭着虚心倾听民间呼声的心思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才不会再有怨民。”宰相们听后都被皇帝宽广的胸怀所折服,全都连连称是。

太宗的胸怀宽广,令群臣叹服

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因语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淳化四年》(宋人王得臣所撰《尘史》将此事安在宋太祖头上,属于明显的“张冠李戴”)。

正是凭借着这份仁德之心,再加上孜孜求治的作风,在太宗治国21年时间里,宋朝虽然在战场上屡败于辽国,但在民生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亮眼,并奠定帝国三百余年繁荣昌盛的基础,功劳之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自朱元璋之后,登闻鼓的作用流于形式

正因为有宋太宗的“榜样力量”在前,所以元明清三朝也因袭设置登闻鼓,以便利于百姓鸣冤。不过就其实际效果来看,除了明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登闻鼓的作用外,其他时期则流于形式。尤其是到了清代,朝廷规定“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之事才可以击打登闻鼓,除此之外,擅自击鼓者将受重罚。至此,便利于百姓鸣冤的登闻鼓制度名存实亡。

史料来源:《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