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遇上青天大老爷，你绝对消受不起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普通人，受了委屈蒙了冤，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最好还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尽量和官府、司法程序乃至那些青天大老爷保持距离。

文｜闻韶

在通俗文学中，怎样表现一个古代官员的品格与能力？

理民兴学这些古代真实的政绩工程是次要的，钱粮地丁这些日常琐碎工作更不入法眼。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事迹，就是他们能铁面无私、料事如神的断案。

在各类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各种青天大老爷，刚正不阿，明察秋毫，为民做主。

他们可以是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如在各种戏曲中，常有「八府巡按」来体察民情，为民伸冤。到了港台电影中，「八府巡按」成了青天大老爷的代名词。

· 《九品芝麻官》中的包龙星被皇上赐官八府巡按

他们也有不少是在知县、知府等地方官任上，得到了精于办案的名声。如包拯，就是在开封知府任上收获了「包青天」的美名。

观看此类戏曲或影视时，观众往往代入了法官或侦探的角色，随着剧情的推进享受解密的乐趣。然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那个等待青天老爷来拯救的普通人。

如果对换一下角色，假设你是一个蒙了冤或被案件牵涉到的普通人，古代打官司这件事情还是这么好玩的么？

答案是否定的。

危险的法律

同今日已经日趋温和的司法程序相比，在古代中国打一场官司，就像过一次鬼门关。「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用心不良、劝人打官司盖房」之类口口相传的谚语，绝不是无中生有。

说到冤案，人们往往怪罪猪油蒙心的狗官、助纣为虐的衙役，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即便官员清正廉洁、衙役秋毫不犯，递状子告官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困难了。

首先，在提起诉讼之前，最好仔细掂量自己的身份，如果是官员、生员、老人、妇女或者儿童，那么，最好放弃这个念头。从宋朝起，妇女就不能自己独立告状，必须由亲近的成年男性代理。

设想某无父无兄的妇人被丈夫殴打，想要告官。但是，她只能请求丈夫代自己告官。这如何可能？

如果她另寻一人，代替自己起诉，那人则可能会被认定为讼师、甚至是「积惯讼棍」，最高可能要受到流刑的处罚。

· 明清以来，讼师题材的戏曲小说大量增加，讼师宋世杰尤其有名

京剧《四进士》中，宋世杰答应替寡妇杨素贞告状之后，第一件事情便是认她为义女。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宋世杰没有替杨素贞说话的可能性。

上述妇人状告丈夫的戏码，在宋代尚有可能发生，著名的《铡美案》即是一例。而到了明清的司法制度下，女性状告丈夫、晚辈状告长辈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 京剧《秦香莲》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法律一直朝着儒家礼制的方向发展。原有夫妻、长辈/晚辈等身份结构并不会因为法律的介入而发生变化，不仅如此，法律的发展日益强化着这种身份结构。

早在汉朝，就有「亲亲得相首匿」的说法，也就是说，你的亲人犯了罪，你没有向官府举报告诉的义务。但随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条法律变成了亲属关系之间不得相互控告。

在唐律中，朝廷要求普通人必须包容亲属犯罪。去衙门告自己或者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是十恶大罪中的不孝，而告关系更远一点的亲属，则是十恶中的不睦。

· 随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不断推进，明清的法律比前代更注重三纲五常

到了明清，想要控告尊亲属，更是难上加难。

明清法律规定，「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虽得实亦） 杖一百，徒三年。」而如果丈夫故意杀死或者殴打妻子致死，绞监候，而如果是杀死或殴打妾致死，则仅仅是杖一百、徒三年。

所以，如果有人为小妾所生，其父杀死其母，他去控告，则其父杖一百、徒三年，他也杖一百、徒三年。

主人和奴仆也是如此。即便主人杀人，奴仆报案，证据确凿可以定谳，奴仆也要「照例重治其罪」。

然而，起诉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在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兴起之前，以严刑拷打获得口供是东西方的共同做法。一旦牵扯进诉讼，那么，总免不了屁股受罪。

· 清代用刑的情形

在明清的律学著作中，律学家们相信，「……正犯不肯招承服罪，将赃状证佐缘由明文立案，依法拷讯而邂逅致死者，皆勿论。」如果不肯认罪，可以依法刑讯，打死也是不要紧的。

同时，涉案的「干连之人」也在拷讯的范围之内。两人地契争议，抓了作保的中人痛打一顿并不新奇。影视剧中县官眼睛一瞪，说「还敢狡辩，给我打」的情形，实为古代司法常态。

当然，严刑拷打并不总能带来真相。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学者孔飞力研究的乾隆年间「叫魂」一案，此案牵连甚广，席卷半个中国，撤掉若干大员，无数人蒙受牢狱之灾。

然而，此案缘起仅是因山东某地居民传言有人剪辫偷魂，一名被指认为嫌疑犯的乞丐受不住拷打，随便编了个子虚乌有的幕后主使的名字，之后，清廷浪费无数人力物力追查主谋，酿成巨大冤案。

虽然在儒学思想影响下，各类官箴书都说着要慎刑，法律也禁止过度用刑，但为了尽快结案，完成朝廷的考核，州县官员们完全不介意打烂「刁民」的屁股。

法外的危险

除却这些法律所许可的人身危险，在法律之外，牵扯官司的小老百姓还面临着诸多不可测的危险。

首当其冲的危险来自于衙役。老百姓们深知，县官不如现管，更知道小鬼难缠。

衙役就是衙门中的差役，他们充当着信使、门卫、警员等多种职务。州县官员依靠他们推行法律和政令、征收赋税漕粮、修建公共设施等等。

在影视作品中，他们通常仅仅以「捕快」的身份为人熟知。早如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近如《武林外传》中的邢捕头和燕小六。

不同于《四大名捕》将捕快们塑造为武林高手，《武林外传》中混吃混喝、赊账揩油的老邢显得更加真实亲民。现实中的衙役捕快们，往往比「老邢」还「老邢」。

· 电视剧《武林外传》截图

在清代，江西省的捕役定额大概是每县八人。如此少的人手如何能维持治安？因而，在正额之外，每位在编的衙役都有若干没有编制的「白役」。

据胡林翼《经世文编续》，仅贵州石阡府一处，就有数千名白役。而清代循吏刘衡则记载，他到四川巴县上任时，巴县有7000名的衙役。

但是，帝国的财政体系，仅为在编衙役提供了微薄的薪资，白役则无钱可领。即便是有工资的衙役，每天也仅仅够他和妻子两人吃一顿饭。于是，上上下下心知肚明的贿赂、腐败、勒索和抢劫，成为衙役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 押送自带铺盖的犯人的衙役

江南人民曾经抱怨过这些衙役，因为他们借着缉捕盗贼的名义拘捕无辜草民，索要贿赂、掠夺和「没收」所谓的赃物。

对于打官司这种送上门来的肥肉，衙役们自然也不会放过。如在清代，一旦有命案发生，跟随者地方官员浩浩荡荡而来的衙役们就会巧立名目，向当事人和住在附近的富人讨要鞋袜钱、酒钱、饭钱、车船费甚至是雇驴钱。

不仅如此，因为从乡村到县衙路远，为了便于押运，衙役们往往会在当地设些性质类似看守所的「卡子」，把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的原告被告证人一股脑关进「卡子」里。

据清代进士张集馨的回忆录《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大县中「卡子」中常年羁禁数百人，小县也有数十人。「卡子」内不见天日，每日只供稀糜一碗，被关押的妇女甚至可能会被强迫卖淫。

终于挨过「卡子」，进到衙门，这些有罪无罪的人会被投入「班房」中。所谓班房，原指是三班衙役休息的地方，衙役们把犯人人证暂时锁在班房中，以等待县官传唤。

据《清宣宗实录》，道光年间，福建晋江县衙班房内「无论原被告，每押至八九百人，竟二三年不得见本官之面」。

· 直到今天，「进班房」一词还存在于大众语言中

即便侥幸得到地方官员的关注，这些涉案人员的日子也未必会好过多少。毕竟，不是每个县官都是戏文里的青天大老爷，有时候，他们也希望能从富有的原告被告身上捞些好处。

在人类学家林耀华半自传性质的著作《金翼》中，直到清朝垮台后的1916年，他的父亲黄东林同父亲舅舅的族人为几颗树打官司时，地方官吏仍然继承轮流把双方当事人投入监狱的古法，希望「吓唬一下平民百姓中的当事人」，「以便敲诈勒索」。

· 在《金翼》中，黄东林认为打官司是他前半生的一大劫难

清代散文大家方苞曾因被牵连在刑部狱中羁押。据他记述，刑部大牢共有五室，关押二百余人，便溺饮食皆在一室而无窗通气，每日都有三四人因为「疫作」死去。而这些大多是罪不至死的人，甚至是被牵连的证人。

官方并非没有觉察到监狱中极端恶劣的环境，早在明初，就规定如果狱卒不给犯人衣粮、医药，至于犯人生命垂危或死亡，都要依法治罪。到了康熙十三年，又规定犯人应按年龄、身体状况、罪行轻重分别羁押，保障基本生活和医疗条件。

· 山西省平遥县保留着的清代监狱

另外，明清还加开「热审」，在夏日对犯人例行减等，以求腾空监狱，以防大热天流行病发作，让大量在押人员病死在监狱里。然而，直到道光咸丰年间，依旧是「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受了委屈蒙了冤，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最好还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尽量和官府、司法程序保持距离。

告不起的御状

当然，人生一世，总有「不蒸馒头争口气」，要梗着脖子上诉的时候。又或是涉及祖宗、名节、生死大事，又或者至亲之人被冤抓冤判，除了告状别无他法。

到了这一关头，古代中国人的做法和今天的上访者高度类似：在「中央是恩人，省市是亲人，县里是恶人，村里是敌人」的信念下，踏上漫漫上诉、越诉之路。

这条道路的终点只有一个——皇帝。

皇帝并不在「官官相护」的链条之中，这一超然的地位似乎让皇帝比官员们更加公平。通俗文学中，皇帝往往是压制官僚、惩治昏官的最佳选择。

《杨家将》中，害死杨六郎父兄的反派潘仁美位高权重，杨六郎只得通过告御状翻盘。《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不满知府陈伦对白素贞和小青的判决，也是扬言要去告御状。

· 连环画《杨家将演义之六郎告状》

但是，御状并不是那么好告的。在民间传言中，告御状，不管有理无理，都要「滚钉板」。

历史上当然没有滚钉板的说法，但代价也并不轻。在明清，如果越过本管衙门，直接向上级陈告，那么，无论是否属实，都必须接受笞刑五十下。如要告御状，则必须在蹲守宫门和拦住皇帝仪仗车架中间选择一个。

可是清代法律同时规定，如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即便情实也要枷号一个月，枷号完还要再打一百杖。即便没有冲入宫中，只要跪在午门、长安等门处，也要面临相同的处罚。这种处罚实际上相当于死刑。

· 枷号是明清特有的一种耻辱刑，虽为耻辱刑，但因刑具极重，对身体伤害很大

第二种方法是去拦截皇帝出行的仪仗队伍。清律规定，遇到皇帝车驾，必须回避，如果来不及回避，必须跪倒俯卧在路旁。如果冲入仪仗队申诉，冤情是假，会被判绞刑，但如果冤情为真，则可以免罪。

这样看来，只要确有冤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拦住皇帝的车驾了。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乾隆二十二年，在南巡归途中，乾隆皇帝被两个河南夏邑县的灾民拦住了车驾。二人称夏邑县水灾严重，但夏邑县令与河南巡抚沆瀣一气，瞒报灾情，赈灾不利，所以前来告御状。乾隆听诉冤情后，把二人交给河南巡抚，让他督办此事。

没想到几天后，夏邑县又有灾民告御状。乾隆皇帝立刻判定，这些告御状的人背后肯定有政治势力操纵。

· 乾隆皇帝画像

在严刑拷打和诱导式提问下，吓得魂飞魄散的灾民们只能供述他们喊冤确有所谓的幕后主使，即致仕的前朝大员彭家屏。于是，灾民拦车告状案件，最终变成退休官员反清大案。

灾民觉得自己确有冤情，才敢冒死告状，而皇帝只会觉得，必定另有隐情，才有人会拼死告状。

这是否意味着，告御状是一条看似有希望的死路呢？倒也未必。

清末确实有告诉成功的御状，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举人杨乃武被诬与小白菜私通，并因奸情杀死了小白菜的丈夫，两人屈打成招，身陷死牢，想要翻案，只能告御状。

·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被视作晚清四大奇案，被数次改编为各种文学影视作品，至今为人乐道

但杨乃武案的成功，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

杨乃武是举人出身，熟悉法律，会自写讼状；家资甚厚，能够上下打点。又有密友认识当朝大员，将此事包装为浙江士林大事，为其活动的家人也尽心尽力，几次上京告状周旋。外加刚刚兴起的现代媒体《申报》的舆论监督，这才为杨乃武和小白菜洗脱冤情。

如果换做是没文化、没钱、没关系、更没社会地位的小白菜家人试图告御状，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难道不是如同小白菜一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