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原型人物：徐远举

文：窗下夜谈

徐远举，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7期毕业，1932年加入军统，1935年随“班禅行辕”到西藏工作至1945年。曾先后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成都经检大队大队长等职。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机关报《挺进报》组织，1948年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及华蓥山起义，升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1949年12月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病死。

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重庆解放前夕逃往昆明，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1914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今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关徐家垴的八斗巷，他祖父是前清的钦赐进士，以商致富，他父亲更是广置田地，经营实业，家境虽不显赫，但是殷实富有。徐远举排行第四，自小衣食无愁，顽皮却聪慧伶俐，5岁便入学读书，那时他读的是私塾，课程内容从《三字经》、《五言经》开始到《四书》、《五经》和《左传》等，由一个前清的老秀才给他们照本宣科地讲课，徐远举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学的内容背下来，谁能背得全，谁就学得好，背书不好的就要挨板子，而徐远举记忆力超群，从来没有因背不下规定的内容挨过板子，连《左传》那样的长篇他也能背下来，老秀才特别喜欢他。一次，老秀才要徐远举背《左传》的一段内容，徐远举一口气背下来，一字不差，老秀才高兴地对人说：“徐远举不愧是徐家的子孙，虽然顽皮却不影响学业。你们看他鼻子高大，带钩像鹰，眼睛鼓圆如铃似鹞，来日定能大鹏展翅，鹏飞万里！”老秀才的一番话，徐远举听在耳里，虽年纪尚小，也觉得有些飘飘然，从此自视高人一筹，后来他还曾以“鹏飞”二字为名，抒发志向，《红岩》小说中以他为主要生活原型的第一反派人物的名字也取名为徐鹏飞，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现已无从考证。

读完私塾，又读完高等小学后，由于县里的初中经费困难而停办，徐远举只好辍学在家，不知今后该怎么办。这一年是1926年，徐远举12岁。于是，经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1928年，徐远举加入桂系集团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当学生兵。

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获胜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接管了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这样，徐远举作为黄埔军校第七期的学员，学习到1930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陈诚的部队里先后任少尉排长和中尉连副，在江西参加了围剿红军的作战。那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老是占不到便宜，经常吃败仗，部队的士气很低，徐远举日益觉得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加上他和连长的关系不好，两人经常吵架甚至动手，一气之下，就脱下军装逃离部队，跑到武汉躲起来。几个月后，徐远举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1932年3月，蒋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并任命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通过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广泛吸收特务组织成员，特别重视吸收失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正感到前途渺茫的徐远举得到这个消息，天性机敏的他立刻捕捉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言喻的信息，他仿佛看到自己正迎向一条实现人生抱负的光明大道。经过多方打探，徐远举终于凭着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的毕业证书，在南京加入了团警干部训练班受训，半年受训结束时，经戴笠亲自个别谈话、挑选，被派往南京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训班受训，加入戴笠军统局的前身力行社特务处，正式成为军统特务组织的成员。这一年，徐远举18岁。特训班里，徐远举对特训班的课程有着特殊的兴趣，笔记做得最为详细，学习用功，各科成绩都很拔尖，戴笠把他树为勤奋学习的典型，多次奖给金笔以资鼓励。

虽然受训时成绩优异，但由于个人没有背景，参加特务工作后，徐远举只做着一般特务职员的工作，开初在南京任通讯二组组长兼管邮检工作，同时参加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的组织与训练工作，后来又调到特训班当学员队长。尽管在军统中下层骨干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但徐远举长期未能受到重用，有一次还因一点小过错，被戴笠斥为不服从命令而监禁三个月。在这个令人战战兢兢而又能获取普通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团体里，徐远举忍耐着，幼时在心中立下为国效力、造福社会的壮志，已在满眼所见的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的现实面前一点点消散，而立誓要做“人上人”的雄心，却越发强烈，经常陷于亟求升迁摆脱下层地位而不得的苦闷中，但他并不气馁，窥伺着一切可以转变命运的机会。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随着日寇的侵略势力自北自东推进，国民政府把经营目光转向西南、西北。在西藏，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渗透，挑动达赖脱离中国，并于1924年将亲中央政府的九世班禅排挤出西藏，中央政府长期不能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理，在加强经营西北的策略下，南京中央政府多次与十三世达赖交涉，反复协商，终于说动达赖同意班禅返回西藏。1934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组建护送班禅回藏行署，戴笠派徐远举在行署任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参谋，徐远举的军衔也由上尉升为少校，此时徐远举刚满20岁。1935年，护送班禅回藏行署从北平出发，准备经陕西、甘肃、青海、西康进藏，由于达赖根本不愿意班禅回藏，经常派出藏军化装成马匪沿途阻碍骚扰，有一次还把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班禅行署只能走走停停，直到1937年才到达青海玉树的藏民区。这时达赖又提出只准班禅和藏民进藏，汉人一律不准入藏，更不准中央政府委派的行署成员入藏，行署只好停下来，和达赖交涉了一年的时间，仍没结果。1938年，九世班禅因回藏受阻，气病交加，在青海玉树逝世，中央政府的进藏计划也就此破灭，1938年5月，已迁都重庆的中央政府宣布解散护送班禅回藏行署，10月，徐远举奉调到重庆。徐远举参加班禅行署，虽然没有完成护送班禅回藏的任务，但他在路途的几年中，学会了藏民的各种礼仪习俗，而且还学会了藏语，成为中央政府更是军统组织人员中少有的西藏通，他沿途调查收集各种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政府，并沿途建立由军统掌握的情报组织，对西北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渗透和瓦解，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1939年1月，刚满24岁的徐远举，被派任为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西昌行辕第三处（即情报处）处长，后又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

1942年底，28岁的徐远举被调到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并由戴笠亲自保荐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后兼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代行区长职权，领导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1945年6月，徐远举奉调回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副处长，2个月后，抗战胜利，徐远举到广州押解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后，又到军统上海办事处，参加查处汉奸案。1945年底，31岁的徐远举奉调到西安，升任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官长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河南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管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山东六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机构，是当时军统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区。古人说三十而立，徐远举自1932年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在中下层干了十三年，千辛万苦，终于在刚过而立之年就跻身于将官之列，从小立下的要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就像一座金璧辉煌的殿堂，向他敞开了大门。此时的徐远举更加踌躇满志，信心百倍。

抗战结束，国内的矛盾焦点由全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转为战后蒋介石政权维护一党独裁专政、武力消灭共产党与人民渴望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矛盾斗争。如果说军统特务组织在抗战时期多少做了一些有功于民族抗战的事情，那么这时的军统，其全部的力量都放到了维护国民党蒋介石一党独裁专政和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之中。徐远举作为军统的大特务，为此使足了全身的干劲，用他自己话说，就是“竭尽忠智，为非作歹，罄竹难书”。

第一宗罪：积极反共：1946年1月，徐远举任军统北方区少将区长，5月离任，在短短的任期内，徐远举即奉行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反共内战的方针，对关押在西安劳动营的十八集团军干部进行迫害，清查出400多人准备加以残害，结果事机泄漏，引起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抨击，才不得不放弃杀机。

第二宗罪：捣毁《新华日报》，驱逐中共代表：1947年2月，蒋介石彻底撕下和平的伪装，下令驱逐中共代表，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徐远举在重庆联合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等军、警、宪、特，查封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用武力强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

第三宗罪：“六一大逮捕”迫害民主运动“：重庆各高校准备联合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一天，6月1日，重庆国民党当局根据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的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要求，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武装，冲入各高校、报馆、商会等，逮捕师生、新闻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约260人，这就是有名的重庆“六一大逮捕”事件。在此镇压行动中，徐远举率领部下积极冲锋陷阵，并将已关闭的渣滓洞监狱重新开监，关押被捕人士，在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同意释放被捕人员后，徐远举仍继续监禁几十名“六一事件”被捕人员，并在“11·27”大屠杀时杀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员。

第四宗罪：破坏《挺进报》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办了八年的《新华日报》被徐远举一伙掏毁后，经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将这份小报办成市委机关报，并命名为《挺进报》，于1947年7月正式出刊。1948年4月，徐远举利用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破获了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通过《挺进报》的线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总共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庆及四川地区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杀害；有32人下落不明；有25人脱险或获释；有8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还有4人虽叛变，但因徐远举认为他们有的叛变得不彻底，有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仍然将他们处死。

第五宗罪：镇压川东武装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破获《挺进报》案的同时，徐远举又配合罗广文的部队对川东武装起义进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派出大批特务组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疯狂逮捕游击队员和掩护游击队的进步群众数百人，有的当场杀害，有的抓回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最后也惨遭杀戮。

第六宗罪：查封民盟，迫害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由于它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内战乱国的政策，于1947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徐远举在重庆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新蜀报》总编王白与等一大批民革成员，并加以杀害。

第七宗罪：昆明“九九整肃”：1949年9月9日，徐远举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身份，亲率大批特务飞赴昆明，大搞“整肃”，查封了省参议会和多家报馆，逮捕省参议会、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三百多人准备加以大规模杀害，由于云南省主席卢汉软磨硬抗拖延时间到发动起义，才使这数百人幸免于难。

第八宗罪：屠杀杨虎城、“小萝卜头”：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将军主动回国抗日，却遭到军统特务的秘密扣押，并被监禁十几年。1949年9月6日半夜，杨虎城将军、将军的小儿子杨拯中和小女儿杨拯贵，以及曾给将军当过秘书的《西北文化日报》总编宋绮云、宋的夫人徐林侠和他们的小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6人同时在松林坡戴公祠遇害。

第九宗罪：大破坏、大潜伏、大游击：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的炮声打响时，保密局加快了“大破坏、大潜伏、大游击”部署。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重庆守不住就要让它变成一堆废墟，徐远举积极执行。

第十宗罪：主持对政治犯的大屠杀：国民党当局在溃败之际，还制定了屠杀政治犯的方针，徐远举残暴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并亲自主持了重庆地区的大屠杀。

他亲自主持拟订屠杀计划，开列屠杀名单，布置屠杀行动，于1949年10月28日至11月29日一个月时间内，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临时监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守所的政治犯进行了分批集体大屠杀，仅这一时期就集体屠杀了约287人，光是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一夜之间，就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体屠杀了207人，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屠杀后，还放火烧毁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图毁灭罪证。

命运无情，一心想做人上人的徐远举成了国民党战犯。 他被捕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这个月，他刚好满35岁。 所谓战犯即国民党战犯，是指在解放战争中俘狱的，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的人员。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

1956年初，徐远举等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的编号是12号；在这里他积极进步，主动痛悔罪恶，改造思想。

原国民党上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参加制造1927年在重庆杀害中共领导人杨闇公（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哥哥）及爱国群众的“三·三一”血案，但他一直推卸责任，没有勇气作出交代。徐远举就在“挑战应战专栏”里贴出短文，质问王陵基为何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那次惨案的刽子手。王陵基气坏了，在背后大骂徐远举“龟儿子”，还到处传他作的打油诗，什么“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特务万恶小鬼头，看你自己去遭殃”。第二天，徐远举又贴出一篇文章，说：“泼妇骂街者应该反省自责了，请问为何如此不讲理？难道撒野就可过不交代问题的关吗？我劝你老人家放老实些，面向自己认错，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知罪者不究，请你有理说理，有事实说事实，再不要做鸵鸟了！为了我们的共同进步，希望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写稿，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在真理面前，王陵基嚎啕大哭，彻底承认了他在“三·三一”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通过这次激烈的思想交锋，王陵基的觉悟大大提高，徐远举也因此被誉为“打虎英雄”。

自1959年12月起，国家开始分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六批。国家特赦战犯，使徐远举更加坚信共产党的转变思想、给出路的改造政策，面对一批批送走的同狱战犯，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实行悔改行动才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谅解，但特赦战犯的政策，也使他对自己今后的新生道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1964年，政府组织几个特赦人员到秦城监狱给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在押犯争取早日特赦。报告会后，徐远举拉着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向他了解外边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红岩》小说人物严醉的原型，沈醉告诉徐远举说，外边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沈醉去介绍有关的情节，没有一点歧视。徐远举听后很高兴，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沈醉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这一年，他写成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实录》，1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这份材料以《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编辑出版。他在文中说：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逐渐恢复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

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也感受到了风暴震撼，一些已经特赦出去的战犯又被关进来，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徐远举感到特赦之路已成奢望，整个监狱被沉闷的空气笼罩着。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监狱来日以继夜地对战犯逼供，套取整斗老干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远举因为当年所处的地位，自然成了重点对象，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脸。一位很了解徐远举的军管人员托人带话给徐远举：“告知12号，一切相信党，服从真理，要做正直的人，切记不要顺竿爬。”有了这样的鼓励，徐远举虽然对前途很悲观，但他坚定地表示：“这样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条命来顶住，不能听别人指鹿为马地顺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历史，不能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第二，不能无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给老干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编乱造夸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给我自己抹黑。”同犯们对他这种连命都不顾的有原则、守信义的态度，非常感动，连平时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也对他表露出钦佩。很多有来头的人和造反派，不顾秦城监狱的有关规定，点名要徐远举出具谁是叛徒、谁是特务等显然不符合事实的材料，否则将对他实行“专政”。对此，徐远举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他还对要材料的造反派的人说：“解放前我犯了罪，经过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外逃摔死事件，之后，很多党的优良传统又回到监狱管理中，狱中政治空气焕然一新。战犯们对新的人道主义管理制度，无不感激涕零，一致认为内乱即将结束，这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战犯前途也趋向光明。长时间处于悲观状态的徐远举，在新的形势下，开始从愁城中跳出来，又显得乐观活跃了；这个时期，徐远举呈现出崭新的姿态。除加强政治学习外，他还拜师学理发，拜师学农艺，拜师学缝纫，拜师学作古典诗词……总之，他门门都钻，样样都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远举跟文强学作古典诗词，数年不懈。开始时，他连平仄韵律都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全无古意，很不通顺，念起来味同嚼蜡。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练习，加之他的天赋，慢慢写得像一回事了。他曾写了一百多首诗，其中一首叫《盼赦》：人间无永寿，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文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始而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不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2日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的死亡报告很快送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立即批示公安部查清死亡原因。调查的关键是19日夜发病后即不省人事，为什么到21日的上午才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中间隔一天多的时间？调查结果是：开始，监狱按脑溢血进行抢救，监狱负责人怕路上车子颠簸出问题，想待徐远举病情稳定后再送复兴医院住院治疗，这种考虑不能说是过失。报告也是及时的，而且提出要立即住院治疗。但在当时办事多头，报告层层送，这样多多少少延误了一些时间。加上与医院联系，路上的警卫等问题，一天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根本原因还是徐远举因工作发生争执后极度激动，不顾自己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自虐性地寒冻天洗冷水澡，冷水浇头，结果受凉引发高烧，血压猛升致脑血管破裂。

徐远举，这个历史的罪人，新生活的勇士，在春天到来之前就这样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徐远举死了，长江在倾诉他的罪恶，春雨在滋润他的灵魂。1975年，政府特赦了所有在押的战犯，文强也得以出狱。文强想起了徐远举，想到他盼望特赦而不得的遗憾，离开监狱时，文强来到徐远举居住过的地方默默告别，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他吟出一付对联来凭吊亡友：毁誉已鲜明，难得临终好评论定，君可无恨；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长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