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误国：兼爱南北不嗜杀人的北宋仁宗

本文摘自《仁者误国》，作者：休闲读品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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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2年1月(北宋乾兴元年二月二日)，北宋真宗皇帝驾崩，他的第六个儿子赵祯即位，年仅13岁，由于他年龄尚幼，刘皇后以皇太后身份监国，垂帘听政。赵祯做了41年的皇帝，公元1063年驾崩，死后庙号为“仁宗”。

仔细研究中国历史上对那些已故皇帝或大臣的谥号，会发现确实很有讲究。首先，非常简洁，就那么一两个字;其次，大多数情况下，都非常准确，能入木三分地评价出这个人物一生的行事特点和功过是非。比如，仁宗皇帝的这个“仁”字就极其到位，不仅准确刻划出了赵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还准确地反映出整个仁宗一朝的基本国策。

仁宗的身世本身就是个传奇，这就是流传甚广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直到最近，还有一部名为《狸猫换太子》的电视剧正在热播。这个故事的版本颇多，比较权威的大概是小说《三侠五义》中所讲的：刘氏、李氏两个贵妃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妃将李妃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刘妃遂被立为皇后。后来，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历经劫难后被立为太子，登基后便是仁宗，最终，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与双目失明的生母李妃相见，而身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小说中的故事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在真实的历史中，仁宗赵祯还真不是刘皇后的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姓李，本是刘皇后身边的一个普通侍女，杭州人，也许是在自知不能生育的刘皇后的刻意安排下，被皇帝“幸”了后生下了赵祯这个孩子。刘皇后特别高兴，把还在襁褓中的赵祯抱到自己这里喂养，并由另一位杨姓贵妃共同帮助照料这个孩子。对李姓侍女，也没加薄待，还不断地提升她的地位，先是由侍女晋升为才人，又升为婉仪，仁宗即位后，又升为顺容。刘皇后还派人寻访到李氏的亲属，给他的弟弟封了官，以示恩惠。李氏本人天性沉默寡言，是个善良质朴的人，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皇帝之后，她夹杂在一群先帝嫔妃之中，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尽管如此，刘皇后怕日久天长，生出是非，还是把她派出宫外，为先帝真宗守陵去了。李氏死于公元1032年(宋明道元年)，享年46岁。在她临死前，刘皇太后又以仁宗的名义加封她为先皇的贵妃：宸妃。但在安排贵妃下葬的时候，刘皇太后听取了宰相吕夷简的建议，以皇后的礼仪规格下葬。一年以后，即公元1033年，刘皇太后也去世了，享年65岁。

按《宋史》的记载，仁宗始终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刘皇太后去世，一位亲王燕王告诉他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而李宸妃是给刘皇后害死的。仁宗才罢朝数日，下哀痛之诏自责，而且亲往李妃的墓地祭奠，并开棺验尸。打开棺材后，发现李宸妃面色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宋史》解释说，由于是用水银养护的结果，这一点未曾请教过医学专家，水银是否可达到这么高超的防腐效果，故存疑)，冠服全是按皇后标准穿着的，仁宗慨叹说：“人言岂可信哉!”

不过，对这件事我是觉得有些蹊跷的。当时宫里宫外，都知道仁宗不是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宫内的风言风语就不说了，宫外的大臣们则以各种理由上表，攻击刘皇太后，话里话外都有暗示。公元1031年，范仲淹就是因为上书谏请太后还政而被贬官的。当时虽有刘太后称制临朝，但这些表章，皇帝本人也是应该看到的。

《宋史》中关于吕夷简谏刘太后以高规格厚葬李妃的细节也是殊堪玩味的。李宸妃死，刘太后与众臣及皇帝一起讨论如何安葬的事，吕夷简奏对说，应该厚葬。刘太后马上站起身来，带着皇帝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坐在帘后问吕夷简：“您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离间我们母子吗?”吕夷简回答说：“不敢，我是为太后考虑。”刘太后沉默了一下，又问：“那么依您的意见，该如何处理呢?”吕夷简说：“按宫内后妃一品规格对待。”刘太后默许了这个建议，还让吕夷简具体关照操办这事，吕夷简又叮嘱具体办事的宫内太监，这可是皇帝的亲妈啊，要穿戴上皇后才能用的衣冠，用水银保护好遗体。在出殡的线路上也有过争议，按一般嫔妃的葬礼，是从宫墙凿个侧门，将棺木运出去，吕夷简建议应从给皇后出殡才走的西华门运出棺木，刘太后同意了这个建议，一切如吕夷简的安排，完全按皇后的规格为李妃办了一个极其隆重的葬礼。

给一个临终前才获得皇妃封号的普通宫人出殡，却按皇后的葬礼规格隆重操办，这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有隆重的吹吹打打，皇帝本人也要亲自参加。而且，在讨论这个葬礼的细节时，皇太后竟先把他支出去，自己回来和大臣商量这件事。这时的仁宗皇帝已经二十多岁了，智力正常，难道他看不出这里的名堂?这太不合常理了。依我的推测，仁宗可能早已知道此事，只是顾全大局，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他不能说破这件事，一旦说破了怎么办?是废了刘太后，另立李妃为太后?不废刘太后，又怎么安排李妃?所以，既然眼看着生身母亲没受什么罪，也就装着不知道，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吧。刘太后驾崩之后，大臣、亲王们纷纷拿此说事。不少大臣特别是那些在太后临朝时被贬的官员，纷纷上表诋毁刘皇后，很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诋毁让仁宗都听不下去了，这时，他再也不能装下去了，只好做出一副才知道的样子，大哭大悲一番。他去剖棺验尸，并不是怀疑刘太后害死了李宸妃，而是以此来堵住那些搬弄是非的王公大臣们的嘴。因为给李妃按皇后规格下葬的全过程，他都是知道的，甚至还可能是亲眼见证了一些关键环节，没有他的同意，单是刘太后表态，太监们也不敢给李妃穿戴皇太后的冠服。他敢去开棺，是早就明白棺椁里是什么样子的，心里有底儿。此后，他下诏，禁止大臣们再议论刘太后监国时的事情。顺便说一下，开棺验尸的事，仁宗后来还干过一次，那是大臣夏竦死后，夏竦这人活着的时候比较能干，得罪了不少人，被称为奸臣，以至他死了之后，有人还说他诈死，仁宗只好亲自到夏府开棺验尸，恐怕也是出于对夏竦的保护动机。

从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来看，仁宗这个人，首先是很有城府，他能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儿装在心里十几年，就好像完全不知道一样，这是要有超强的自我控制力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是做一个好皇帝的必备条件。其次，他很善良，不忍心伤害这两个对他都有恩情的女人，也不忍心让她们两个人卷入残酷的仇杀之中。刘太后对他很好，从小将他抚养长大，又一心扶持他当上皇帝，李宸妃是他的亲生母亲，两个都是他不愿意伤害的人。事实上，仁宗和刘皇后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仁宗十八岁和二十岁时，分别有朝臣上表称皇帝已经成年，请皇太后撤帘还政，而仁宗的做法是亲率宰相及文武百官去给太后贺寿，皇帝当着群臣之面给太后行跪拜之礼，这也是有违礼制的。按常规，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由皇帝在宫内办个寿礼即可。仁宗此举曾遭到大臣们的非议，但仁宗不顾众议，行此大礼的目的就是向群臣表明他与皇太后间的感情密不可分，皇太后临朝听政完全是他所支持的。在他已经再也不能装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追封生母李氏为庄懿皇太后(后改为章懿)，那时距刘太后死不过一个月。刘太后死后被谥为“章献明肃”皇太后，仁宗并没有剥夺这个谥号、移出宗庙，反而一如既往地祭祀如初。(一般皇后死后谥号只有两个字，只有临朝称制过的皇后才追谥四个字)。这两个谥号也挺有讲究，“懿”是品德美好的意思，用在李太后身上，说明她隐忍自己的亲情，多年来不声张此事，没有借此生出事故，具有美好的品德。而“献”则是奉献的意思，说明刘太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两代皇帝，具有一心为公的品德。就是对那位曾帮助刘皇后照顾过他的杨淑妃，仁宗皇帝也是孝敬有加，他是被刘后和杨妃养大的，在具体的生活起居上，杨妃出的力更多些，所以，从小他就称刘后为大娘娘，杨妃为小娘娘。刘后死后，曾诏立杨妃为皇太后，继续帮助仁宗处理国事，被大臣们谏止。但仁宗对杨妃按皇太后的礼仪对待，杨妃所居的宫殿为保庆宫，所以史书上有时也称杨妃为保庆皇太后。杨妃也是很明事理的人，她从来没有干预过仁宗的政事，在仁宗为报答她的恩情想让她的侄子做诸司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时，她主动提出：“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于是改封为“右侍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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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对待皇室家人如此，对待官员也是如此。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随便发表言论，最大的处分不过是降上几级，贬到别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还会把他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计其数。

那时的大臣上书言事，不仅内容激进，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有时态度也十分冲动。有一次，仁宗皇帝想封自己宠妃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当三司使，当时身为御使的包拯不同意，认为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让步说：“那不行就封他个粗官，当节度使吧。”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只是个虚职，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同意封张尧佐这么个虚职，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还不放过，说：“节度使怎么能是粗官，太祖，太宗不都当过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不以为忤。回宫后，张妃不干，撒娇使性，皇帝只好训她：“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这个使、那个使的，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也许正是仁宗的宽容，他那一朝名臣辈出，宋朝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可谓群星璀灿。

仁宗的宽容带来的好处是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他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会受信息失真的蒙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议论纷纷，仁宗又没太坚定的主见，所以往往朝令夕改，用人也是今提明贬。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此评论说，“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仁宗自亲政以后三十年间，不论用人还是基本国策，几乎没有能稳定过一年的，结果导致官员不知该坚守什么政策，民众不知该追随什么原则，这主要是“天子无定志”导致的。是啊，言论自由是好事，但那也得是最高决策者具有明断是非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如果最高决策者没有主意，不能及时明确地支持一种意见，禁止另一种意见来干扰这种意见的执行(不论对错，因为对错是在事后才能知道的)，那么，言论自由就反而变成坏事了。

皇帝的宽容仁厚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一心谋国，以报答皇帝的仁厚。所以，仁宗一朝基本上是些正人君子，即品德高尚正派的人立朝，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当然也有少数被称为“奸臣”的人，投其所好，伪造政绩，以假仁假义获得高位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受到所谓正人君子的攻击。这两派人士的斗争，就是贯穿有宋一代的“党争”。

出于这个原因，在仁宗一朝，实际上官员队伍在决策上的权重更大一些，仁宗不太像是一位乾纲独断的专制君主，倒像夹在群臣纷争中的一位好好先生，哪一边的道理讲得滔滔不绝、冠冕堂皇，他就倾向于哪一边。所以，仁宗朝的事情，大臣要负的责任不比皇帝少。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也是幸福的，仁宗在科举制方面实行了“扩招”政策，科举中进士的数量是前朝的数倍，更多的士子得以进入政府做官，当然感恩戴德，所以，仁宗还在位的时候，朝内的官员就上表，要给仁宗加上“大仁至治”的称号，只是仁宗本人还算明白，拒绝了这个建议。

就仁宗的本性来讲，对待老百姓也是仁慈的。《宋史?仁宗本纪》的记录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次仁宗为百姓做善事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逢水旱灾害，他要么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早日结束灾害;要么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自己罚站，以向上天谢罪。他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家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善事的密度之高，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是不多见的。他很珍惜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全国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由他亲自复审，每年被他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动辄上千人。他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时，从来都没有骂过‘你去死吧’这种刻毒的话，就更不敢在断狱中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他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时错杀了人，则终生不能再提拔。

自然，这样的人对他自己也是严格要求的。他衣食俭朴，任内没有像那些不成器的皇帝如徽宗那样大修宫室。史书中记录了大量他严于奉己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在宫苑内散步时，屡屡回头看，随从们都不明白皇帝是什么意思。等他还宫后，对嫔妃说道：“渴坏了，快快倒热水来。”嫔妃顿觉奇怪，问道：“官家在外面时怎么不喝水，而让自己受渴这么久呢?”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问的话，就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了。”

这么一位好皇帝，若是无边事纷扰，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所以，《宋史?仁宗本记》给他最后的评论是：“《左传》上说，为人之君的最高境界就是‘仁’，仁宗就是达到这个境界、无愧于这个‘仁’字的君王了!”(“《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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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仁宗接手的大宋却偏偏不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而是一个四周敌国环绕的小国。北宋形成于五代战乱之末，英雄圣武的太祖、太宗皇帝，先后平定了内部的藩镇割据，灭掉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十多个独立的小国。

太宗时，与北方最强大的辽国发生了多次战争，适逢辽国正处于勃发崛起之时，大宋的两次进攻皆以失败告终。在激烈的战斗中，太宗还身负箭伤，这箭伤也是使他日后病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后的宋真宗就没那个胆略和雄心了，使出了“以金钱换和平”的贱招，勉强维持住了与辽国的均衡关系。所以，到仁宗登基，大宋的人口约有一亿之多，国土面积才350万平方公里，还不及辽国面积大。

大宋面临的国际形势更是不能让人乐观：北面是幅员广阔，强悍跋扈的辽国。据现代学者粗略地估算，辽国的疆域北起外兴安岭、贝加尔湖，西抵鄂毕河，东至大海，面积有45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900多万，军队30万以上，是北宋邻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在金国兴起之前，北宋最为看重的就是与辽国的外交关系，对辽国的意见和动向都十分重视。西北方面，是保持着半独立状态的党项人控制的部落，那时还不叫夏国，还接受大宋朝的册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但实际控制的范围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左右，有十几万的军队。西南方向是吐蕃诸部的控制区域，与宋接壤的边境自青海西宁直到今天的四川雅安一线。吐蕃部落较多，在西宁一带的一个部落首领叫唃嘶啰，他与宋朝比较友好，因为宋的大将曹玮先后帮他平定了宰相(吐蕃语叫论逋)李立遵和温逋奇的叛乱，在宋的军事支持下，维持住了对河湟一带的统治。所以，整个仁宗一朝，唃嘶啰一直是宋的盟友，也是在西夏南面牵制他们的力量。再往西南，是大理国，这是太祖征南时同意留下的一个独立国家，但他们始终对宋朝朝贡，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南方面，是现今越南的一部分，称为交趾国，这个国家不太老实，有时唆使宋朝南部的边民部落叛乱，仁宗朝后期的侬智高叛乱就与交趾有关，后被大将狄青平定。从当时的形势看，宋的北面、西北、南面的边境都不太平。几乎没有一日不发生些小的冲突。

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宋仁宗的对外政策也一如其对内政策，一个字儿：仁。

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仁”也是有很多具体事例的，比如，辽国发生了旱灾，饥民涌入了宋境，仁宗命令地方官员等同于本国的人民一样给予救济。当时向宋称臣的高丽国因受辽国的怂恿，朝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大臣建议出兵惩戒，宋仁宗说，那只是国君的罪过，现在出兵的话，也不一定杀得了高丽的国王，还会殃及两国的黎民百姓，还是算了吧，贡物少就少点吧。后来南宋的皇帝高宗赵构评价北宋的皇帝说：“先帝兼爱南北，不轻启战端”，讲的大概就是仁宗赵祯。

孔夫子给“仁”下的定义就是“仁者爱人”，这位被史书评价为达到“至仁”这种最高境界的仁宗皇帝绝对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热受本国人民，也把同样的爱洒向了邻国、甚至是敌国的人民，所谓“兼爱南北”就是指的他对本国人和北方的辽国人一样热爱，为了不让双方的黎民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他能不打仗就不打。可以想像，这种以“仁”为本的外交政策在一向就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会带来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