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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衰亡与士大夫“黄金时代”的终结
2023-09-27
撰文：宗城 东方历史评论
北宋开国者设计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框架，平衡君主和士大夫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君主的自觉，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制继续发展，加之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历历在目，北宋开国者不信任武将，在政治上形成重视士大夫的氛围，所以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初的宰相建言献策，约束君主，名臣赵普、寇准等人，都不乏犯言直谏的事例。有一次，一位立功者按理应该迁官，但宋太祖不喜欢他，就想阻止他晋升，时任宰相赵普前去规劝，太祖说：“朕故不予迁官，将奈何？”赵普答道：“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况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非你一人之刑赏。岂能以你一人的喜怒为转移？”太祖不听，离座而去，赵普尾随其后，在宫门口久久不离去，太祖无奈，只好答应了他。
从宋太祖到宋仁宗，北宋没有出现真正专权的宰相。然而，以元丰改制为标志，中央的权利分配发生了变化。元丰改制发生于宋神宗时期，改制后，权归中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行侍中之职，右仆射行中书令之职，财权和武官人事权回归都堂。这些改革表面上提高了相权，其实是君主想收束权力，利用自己宠信的宰相尽快推行政策的政治准备。元丰改制并没有恢复唐代“中书省定旨出命，门下省审议副署”的传统，也没有将兵权统归宰相，更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君相关系，宰相的任免权仍牢牢握在皇帝手上，使得君主始终保持对权相的压制。
神宗以后，党争加剧，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主政者更倾向于和自己信任的宰相合作，推行一些急切的政策，哪怕为此造成朝野分裂。如果说在仁宗时期，从神宗到徽宗，君主往往压制着士大夫，宰相渐渐成为君主的陪衬。皇帝在决策前更依赖于士大夫群体的意见，那么在神宗、哲宗朝，皇帝与士大夫群体对抗的痕迹已经显现，皇帝更愿意扶持忠于自己意志的党派，把持整个朝政。绍圣时期，哲宗取得对太后及司马光一派的斗争胜利后，提振皇权和武人的话语权，一度实现了军事上的振作。这个在小说《天龙八部》里出现的皇帝，在历史上久病成疾、英年早逝。他是一个非常专断的皇帝，以神宗为榜样，一心要继承神宗推行的熙丰路线，开疆拓土，以求实现宋朝的中兴。
哲宗去世后，宋徽宗继位。这个爱好书画的皇帝同样注重集权。主流史观过去认为：宋徽宗贪图享乐，纵容“公相”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主政，罗织党羽，权势熏天，形成了所谓的“蔡京专权体制”，是君权弱化、相权膨胀的表现。然而，纵观徽宗时期，蔡京都没有对君权产生任何实质威胁，蔡京的专权，根本上是帝王的授予，蔡京的沉浮，与徽宗对权力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近年来，宋史研究就对蔡京专权提出诸多异议，宋史学家方诚峰的著作《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就认为：“蔡京处于制度的顶层，地位超越普通宰相，貌似到达了权力的巅峰；但他参与政事的实际程度，却又因“公相”之制受到精确、有效的限制。”
北宋末年权相频出的背后是君权的提高。权相之所以能长期在位，不是他们动摇了君权，而是他们依附君权，成为君主最忠实的合伙人。蔡京等人的情况，和霍光、伊尹不可同日而语，宋徽宗看似沉溺享乐，其实他对朝政的掌控欲不逊于哲宗。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宋王朝进入到动荡期，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宋廷提高自己的中枢效率，中央集权成为必然。在战争的推动下，南宋宰相获得了更多权力，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们在实际上分享了兵权。譬如隆兴元年的宰相史浩，他被允许同时担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以便应对战时紧急状态。
在宋代，宰相复兼枢密使最早出现在仁宗时期。《宋史·吕夷简传》道：“谏官张方平上言，中书宜知兵事，乃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并兼枢密院。”但很快，宰相和枢密使又不复兼，到了南宋才重新流行。
宋宁宗后，宰相例兼枢密使，宋廷为了应付战时状态，还设立了“平章军国重事”这一官衔，加强宰相兵权。据统计，南宋有四十八位宰相兼知枢密院事，南宋宰相的名义权力没有汉唐时大，但由于宰执之人身兼枢密使、节度使或平章军国事等重要职位，实际权力已然膨胀。
南宋的权相膨胀严格来说是中后期的事，前期虽然出了秦桧这样的人物，但宋高宗、宋孝宗都是提防相权的人。宋高宗上位初期，朝廷“迎回二圣”的呼声高涨，他为了取得士大夫群体的信任，一方面迎合朝中具有威信的老臣，一方面扶植自己的亲信，稳住帝位。所以他先后认命了李纲、赵鼎等老臣为丞相。李纲曾主持开封保卫战，有丰富的带兵经验，是一位主战宰相，而赵鼎同样熟悉军事，并在绍兴四年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手握兵权。
绍兴初年，由于时局危难、根基未稳等原因，宋高宗放宽了对相权的节制，并任用了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士大夫来应对大局。但战局稍微缓和后，宋高宗就着手限制相权。他频繁利用左右宰相互相牵制的方法来防止权相专横，绍兴初年，他就起用黄潜善、汪伯彦来制衡李纲，而哪怕是掌权多年的秦桧，他也要处处提防，直到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去世，宋高宗“躬亲政事，收揽权柄”。可见皇权对相权的压制。
宋高宗去世后，宋孝宗即位。他是南宋最励精图治的一位皇帝，对权相的限制也最严。据《宋宰辅编年录》统计，宋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出任宰相、执政的多达47人。他不但缩短宰执任期，用参知政事节制宰相，还把台谏官的任命权紧握在自己手上，防止宰相控制台谏系统，宋孝宗在位前中期勤于政务，他“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曰：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九），更是杜绝了宰相专权的可能。
宋孝宗时期是南宋君权的至高点，那时候，皇帝为了推动北伐，敢于“绕过三省，直接由都督府发出出师的命令”（《宋孝宗加强专制浅论》）。这件事发生在隆兴元年（1163），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激烈反对，直到两年后的乾道元年（1165），宋孝宗才通过诏令自我纠正：“枢密院文书依三省式，经中书门下画黄书读。”（《宋史》卷三十三《孝宗一》）
南宋初期相权被君权牢牢抑制，主要在于君主躬亲政事，在人事调动上尤为注意，可是，当南宋君主不再勤政，甚至沉迷享乐，军政大权就滑落到了宰相手中。在北宋，兴盛的士大夫政治是国家政治的基石，也是应对国家动荡的缓冲带，但在南宋，这一缓冲逐渐消弭了。
于是，南宋中期先后出现了两次“政变”。第一次是“绍熙内禅”。当时，宋光宗患有精神疾病，朝政荒废甚久，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转都出现大问题。在征得太皇太后允许后，时任枢密院事的宗亲赵汝愚联合工部尚书赵彦边、知阁门事韩侂胄等逼迫光宗退位，拥嘉王赵括为新君，也就是宋宁宗，使南宋度过一次政治危机，可正是这次事件，为日后轰轰烈烈的韩赵党争埋下伏笔，最终，赵汝愚被逐出中央，韩侂胄掌握南宋军政大权，他利用天子软弱，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为了巩固自身权位，发动庆元党禁，大量打击异见人士，败坏了南宋的政治风气。
第二次就是史弥远“矫诏立帝”。“绍熙内禅”是一次朝堂的共同意志，没有动摇南宋的根基，但史弥远“矫诏立帝”完全是出于一己私欲，对南宋政治影响很坏。当时，宋宁宗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景献太子赵询，可他在嘉定十三年（1220年）就去世了，宁宗膝下无子，只得另选他人。沂王之后赵贵和呼声最高，他在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被立为皇子，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可史弥远与赵贵和不合，他想扶植的是傀儡赵贵诚，也就是后来的宋理宗。宁宗临死之际，史弥远联合党羽矫诏立帝，以宁宗的名义发布三道诏书，让赵贵诚成为皇子，原皇子赵贵和则改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这件事彻底颠覆了南宋的政治秩序，是“绍熙内禅”后又一次臣子对帝位的直接干预，且性质要严重许多。
帝制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过度依赖君主的个人能力，一旦君主出现问题，就会给国家治理造成巨大麻烦。南宋的政治制度依赖君主素质，一旦君主庸弱，就缺乏制约相权的第三方。
原本，台谏制度是宋代最重要的第三方监察力量，理宗朝袁说友说：“朝廷有大政事，而台谏得以议其不然；人主有小过失，而台谏得以救其弗逮；百官有大奸佞，而台谏得以斥其所为。”但在南宋，台谏系统常常形同虚设、置废无常，在权相当道时，更是成为权相安插亲信、操纵言路的渠道，比如南宋的权相韩侂胄，为了打击赵汝愚，他利用内批，免去监察御史吴猎职务，将亲信刘德秀、杨大法、刘三杰升做御史，这些人都成为打击政敌赵汝愚的得力助手。到史弥远、贾似道专权时，台谏系统更是被他们的亲信牢牢把控，台谏台谏，一批批自居公正的台谏官，形同奉承主子的太监。
南宋台谏系统的衰落是君权和相权共同侵害的结果。学者虞云国在《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中指出：“南宋高宗以后，台谏‘连章累牍，入而不报’……即便是号称‘小元佑’的端平更化时期，理宗对言官奏札仍然是‘但有报可之虚文，曾无施行之实事，甚者不唯不见之施行。亦且不闻于报可’。”南宋自秦桧始，相权对台谏系统的破坏也有恃无恐。秦桧擅于“择人为台谏”，利用台谏官打击政敌，而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不但安插亲信，还要求台谏官将他们言章的副本封呈宰执，便于审查。到了南宋后期，台谏系统对权相已经起不到什么制衡作用了。
南宋中后期，君权仍有振作的机会。比如在宋理宗熬过史弥远之后，他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气象。一方面，他任用洪咨燮等人担任监察御史，整顿台谏，抑制史弥远的党羽。另一方面，他要求中央及地方官员不得私荐官员，从而避免朋党。在挑选宰相上，宋理宗借鉴了高宗、孝宗的策略，缩短宰相任期，加强派系平衡，理宗在位四十年，先后用了十六人担任宰相，其中既有郑清之、史嵩之这样曾是史弥远亲信的官员，也有曾经和史弥远据理力争的崔与之，他们立场不同，但都能各司其职，发挥作用，没有出现一相独大的局面。即便遭受史弥远“矫诏立帝”、专相十余年的情况，南宋君权仍有振作的空间。只可惜，理宗的革新措施多是隔靴搔痒，没有从根子上改善南宋弊政。“端平入洛”失败后，理宗一蹶不振，从此消极怠政，不但胆怯于收复失地，也对澄清弊政失去了耐心。
理宗末年，朝政又是一片乌烟瘴气，君王的消极再次给权相趁虚而入的机会。到宋度宗和宋恭帝时期，贾似道专政，南宋相权的膨胀已成定局。
贾似道之所以权势熏天，是因为他既是权相，又是外戚。他本是一个嘉兴司仓的小官，靠着同父异母的姐姐贾贵妃的福气，一路高升，当上了太常丞、军器监乃至澧州知州，到宝祐六年（1258），贾似道私自乞和蒙古人，却对朝廷隐瞒此事，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贾似道的弥天大谎本应被早早戳破，可叹宋皇昏庸，台谏荒废，任由贾似道摆布，他非但没有受责罚，还晋升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总揽军政大权后进一步垄断言路、镇压异己，时任左丞相吴潜、抗蒙将领曹世雄、高达等，先后被残杀、罢免。
贾似道的专权是钻了制度空子，但也和宋理宗、宋度宗过于放任有关。宋理宗到了晚年保守倦怠，沉迷于纵欲，对朝政的把控远不如端平初年，宋度宗没有乃父最初的朝气，却继承了乃父的毛病，他同样爱好声色，缺乏理政能力。宋度宗放心地拜贾似道为“师臣”，把国家大事交给权相，贾似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据清代毕浣的《续资治通鉴》记载，贾似道曾厉声对百官说：“你们这些人，若不是我提拔，怎有今天的地位！”不但百官怕他，连皇帝也怕他，据《论贾似道现象》一文：“宋度宗每次退朝总要等贾似道走出朝廷才敢坐下……咸纯十年（1274）三月，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贾似道竟动用皇帝的仪仗，为他的母亲大办丧事……”
南宋的政治，表面看是经历了一个先君权上扬，后权相膨胀的过程，但背后的原因，都是君主极其代理人权力过大时，政治秩序上缺乏限制他们的手段。南宋权相专权，大多是在君主暗弱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代理了君主空出来那部分权力，表面上他执行的是相权，实际上他代理了部分君权。这个弊端，就是因为在政治权力秩序分配下，给了君主太多权力，又没有可持续的制衡手段，所以只要君主暗弱，那部分膨胀的君权被宰相代理人行使，就容易出现权相的情况。这时候，宰相已经不是士大夫群体的代言人，他是一个背负着君主幽灵的独裁者。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总是依靠潜规则或者君主的空缺（隐匿）才得到这些权力，那终归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所以他的专断，容易激起政治的动荡，甚至政治秩序更大的损坏，当道义不再，高位者名不正，下面之人也就争相效仿，把争权、结党看得比维护秩序更重。
宋代百余年仁人志士的热血，就这么被庸弱的君主和贪婪的权相虚耗，当川北义军在奋力杀敌，保卫自己的家园，宋廷的权相则懒坐于西湖边，醉倒在温柔乡，即便襄阳危急，国难将至，他们还封锁消息，制造出歌舞升平的假象。一江春水东流去，千万甲胄埋荒野，直到蒙古大军深入腹地，南宋君臣从迷梦中醒来，贾似道这个权相也才终于倒台，并于1275年10月死于漳州城南五里外的一个厕所，死前高呼：“始终一节，为国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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