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危局,思想的崩塌

作者:无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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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白银资本》中有着这样一个观点: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这些时间里,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

明朝凭借着美轮美奂的瓷器、丝绸,在与欧洲人的贸易中,对任何国家都是顺差,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乃至于世界超过四分之一的白银流往了大明王朝。

明朝在疆域北部有着著名的九边重镇,而这些军事重镇,往往也是与蒙古互市的场所,明英宗在大同,嘉靖朝在宣府、延绥、宁夏、大同都设马市。这种互市,被明朝看着是对蒙古的一种恩赐,是稳定蒙古的一种手段。

在明朝统治者眼里,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北部边疆的互市,并没有本质的什么不同。这些蒙古人和欧洲人、他们唯利是图,与明朝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同时,也是明朝潜在的威胁。而贸易和互市都是开了又停,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可见明朝皇帝们的犹豫和举棋不定。

但大明王朝,无论是在有意还是在无意之中,都已经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因为明朝无论是开放还是闭关,都无法改变贸易的日渐繁荣。经济利益的驱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贸易中来,政治力量不但无法对其抑制,反而被经济力量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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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头脑灵活的欧洲人,很快又发现一个更有效率的贸易方式。按照传统,从澳门到马尼拉,再到里斯本,这中间利润自然非常可观,但是却路途遥远,耗时不说,一路上危险也不少。

欧洲人很快发现,明朝的货物在日本其实也很畅销,于是就做起了中间贸易商,把明朝的货物从澳门运往日本的长崎等地,这其中的贸易额是非常惊人的。根据在万明在《中葡早期关系史》中统计,在崇祯十年的贸易额是2144463.5两,而一些年份甚至超过了300万两,这个数字属实惊人,因为崇祯四年,朝廷加全天下田赋3厘,也不过才130万两。

而荷兰人在占据了台湾之后,台湾成为了马尼拉、澳门、长崎航线之间最重要的中转站。此时海上贸易竞争的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还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也就是来自于的明朝的沿海的私人贸易商,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王直,这位被明朝政府恨之入骨的“倭寇”,最终死于诱降。但贸易的存在,自然会有新的人物站出来,这就是郑芝龙,这个被荷兰人称为”尼古拉·一官”的私人贸易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麾下大小船只多达三千艘之巨。

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在当时世界的贸易中心,明朝政府并没有出现在这些贸易航线之上。这种海上贸易,在未来的数百年里,主宰着世界的格局与发展。

03

海上贸易为大明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宋应星在给他的巨著《天工开物》写序言时,里面有一句被传颂甚广的一句话:

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这繁荣盛世,云南车马能够到达东北的辽阳,五岭以南的官商可以游历河北。在这方圆万里的大明国土之上,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看到听到?

宋应星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崇祯十年,离大明王朝灭亡仅仅只有七年时间,皇太极在外,李自成、张献忠在内,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但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宋应星的笔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当时的江南。

我们知道江浙富,那么江浙究竟有多富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万历《大明统一志》记录了全国260个州府的税赋,排名第一的是苏州的2502900石,第二是松江的959000石,第三是常州的764000石。苏州一府实际上已经超过北方一省。

江浙的富裕带来是思想上的解放和行为上变化,“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畜为意。即舆夫仆,陡奔劳终口,夜则归市锻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

而一些思想家也在对思想禁锢发起冲击,王艮在王守仁的基础上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其云: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才欲安排如此,便是人欲。以此肯定人对自己欲望追求,开放思想。

方志远曾说,李贽的思想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被定义为“异端”,而这个“异端”出现在明末,其本身就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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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带来的是争夺,倭寇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获得者的总称,这里面包括日本人、包括海盗、也包括明朝沿海的一些匪徒。

而日本的统治者丰臣秀吉也开始了其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但丰臣秀吉实际上也忘记了他正处于世界大浪潮之中,在日本有诸多的贸易商人,他们对丰臣秀吉庞大的计划早有耳闻,这些计划也被带回了大明朝。

而明朝也向日本派出了谍报人员。

万历二十年,福建,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福建巡抚许孚远选派军官史世用,命令其暗中到泉州府同安县选取海商许豫的船只,扮作商人一同往日本萨摩州。

史世用将他逗留日本一年多时间内,从事间谍活动所搜集到日本情报进行汇集整理, 并将其刊刻成书,这就是大明朝关于日本最全面的情报书籍—《倭情备览》。

徐光启曾经说:

先是海商陈申暨、 许仪后先后遗间书于我, 告以秀吉谋入犯, 东南稍戒严, 而中外泄泄, 无能先得其要领。 至义州告急, 鲜尽为倭有, 亦无能知倭众几何。 ……闽中开府尝遣数辈往, 虽不能悉其委曲, 然而略得其梗概如前所说者, 亦此数辈之力。

因为朝鲜国王李昖此前曾听闻史世用曾经潜入日本, 搜集到大量的日本情报, 并将其刊刻成书, 故对史世用及其著书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并特意召见了史世用,两人见面情形亦载于朝鲜的《宣祖实录》。

《倭情备览》 流布于当时的朝鲜战场,成了明军将领必读的一本日本情报书,当时的总指挥杨镐也常备此书,还将此书送给朝鲜官员,让其了解日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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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小说《万历谍影1604》,初看着书名,以为就是一谍战小说,看过之后才发现,实则不然。

历史小说很难写,因为不能脱离历史,但又不能拘泥于历史,而创作的部分又要合情合理,让读者信服。
优秀的历史小说,那都是茅盾文学奖的常客。

这本书极具野心,想要用一本书描绘出晚明社会的巨变,并以此窥视明亡之真相。

主人公是一名千户,在调查案件之时,遭遇神秘组织处处掣肘,为了揭开最后的谜底,主人公走上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路。从宁夏到日本萨摩番,从北京到辽东,从江南到朝鲜,一路追随线索,直至最终解开迷局。这是作者讲的故事,但其所想表达的在故事之内,亦在故事之外。

主人公在遇到徐光启时,徐光启说:“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而在江南的辩论会上,议题竟然是:君主之职责。而明朝皇帝对江南的控制,已是愈发吃力,这又与黄宗羲限制君主权力的思想不谋而合。

当大明王朝处于危局之中时,人们都在追寻背后的原因,而贸易商带来的巨额财富,思想上的颠覆,为大明王朝所带来的影响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而思想领域的崩塌,也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所在。

而同类作品为《绣春刀》、《长安十二时辰》、《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无悔追踪》等。尤其《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以西方人的视角和心态,精准地揭示了冷战时期,很多人在失去优势和价值观的迷失下,纷纷投向东方的现象。在他们看来,自己不是背叛,而是选择光明。本书也正是切入这个点,希望在探案之外,阐述人心的变化。也就是书中有的人物并非恶人,只是心中失去信念迷失自己。结局虽然是悲剧,但主题仍是积极向上和激发人心奋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