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危局，思想的崩塌

作者：无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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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白银资本》中有着这样一个观点：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这些时间里，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

明朝凭借着美轮美奂的瓷器、丝绸，在与欧洲人的贸易中，对任何国家都是顺差，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乃至于世界超过四分之一的白银流往了大明王朝。

明朝在疆域北部有着著名的九边重镇，而这些军事重镇，往往也是与蒙古互市的场所，明英宗在大同，嘉靖朝在宣府、延绥、宁夏、大同都设马市。这种互市，被明朝看着是对蒙古的一种恩赐，是稳定蒙古的一种手段。

在明朝统治者眼里，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北部边疆的互市，并没有本质的什么不同。这些蒙古人和欧洲人、他们唯利是图，与明朝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同时，也是明朝潜在的威胁。而贸易和互市都是开了又停，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可见明朝皇帝们的犹豫和举棋不定。

但大明王朝，无论是在有意还是在无意之中，都已经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因为明朝无论是开放还是闭关，都无法改变贸易的日渐繁荣。经济利益的驱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贸易中来，政治力量不但无法对其抑制，反而被经济力量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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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头脑灵活的欧洲人，很快又发现一个更有效率的贸易方式。按照传统，从澳门到马尼拉，再到里斯本，这中间利润自然非常可观，但是却路途遥远，耗时不说，一路上危险也不少。

欧洲人很快发现，明朝的货物在日本其实也很畅销，于是就做起了中间贸易商，把明朝的货物从澳门运往日本的长崎等地，这其中的贸易额是非常惊人的。根据在万明在《中葡早期关系史》中统计，在崇祯十年的贸易额是2144463.5两，而一些年份甚至超过了300万两，这个数字属实惊人，因为崇祯四年，朝廷加全天下田赋3厘，也不过才130万两。

而荷兰人在占据了台湾之后，台湾成为了马尼拉、澳门、长崎航线之间最重要的中转站。此时海上贸易竞争的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还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也就是来自于的明朝的沿海的私人贸易商，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王直，这位被明朝政府恨之入骨的“倭寇”，最终死于诱降。但贸易的存在，自然会有新的人物站出来，这就是郑芝龙，这个被荷兰人称为”尼古拉·一官”的私人贸易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麾下大小船只多达三千艘之巨。

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在当时世界的贸易中心，明朝政府并没有出现在这些贸易航线之上。这种海上贸易，在未来的数百年里，主宰着世界的格局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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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为大明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宋应星在给他的巨著《天工开物》写序言时，里面有一句被传颂甚广的一句话：

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这繁荣盛世，云南车马能够到达东北的辽阳，五岭以南的官商可以游历河北。在这方圆万里的大明国土之上，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看到听到？

宋应星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崇祯十年，离大明王朝灭亡仅仅只有七年时间，皇太极在外，李自成、张献忠在内，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但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宋应星的笔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当时的江南。

我们知道江浙富，那么江浙究竟有多富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万历《大明统一志》记录了全国260个州府的税赋，排名第一的是苏州的2502900石，第二是松江的959000石，第三是常州的764000石。苏州一府实际上已经超过北方一省。

江浙的富裕带来是思想上的解放和行为上变化，“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畜为意。即舆夫仆，陡奔劳终口，夜则归市锻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

而一些思想家也在对思想禁锢发起冲击，王艮在王守仁的基础上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其云：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才欲安排如此，便是人欲。以此肯定人对自己欲望追求，开放思想。

方志远曾说，李贽的思想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被定义为“异端”，而这个“异端”出现在明末，其本身就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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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带来的是争夺，倭寇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获得者的总称，这里面包括日本人、包括海盗、也包括明朝沿海的一些匪徒。

而日本的统治者丰臣秀吉也开始了其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但丰臣秀吉实际上也忘记了他正处于世界大浪潮之中，在日本有诸多的贸易商人，他们对丰臣秀吉庞大的计划早有耳闻，这些计划也被带回了大明朝。

而明朝也向日本派出了谍报人员。

万历二十年，福建，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福建巡抚许孚远选派军官史世用，命令其暗中到泉州府同安县选取海商许豫的船只，扮作商人一同往日本萨摩州。

史世用将他逗留日本一年多时间内，从事间谍活动所搜集到日本情报进行汇集整理， 并将其刊刻成书，这就是大明朝关于日本最全面的情报书籍—《倭情备览》。

徐光启曾经说：

先是海商陈申暨、 许仪后先后遗间书于我， 告以秀吉谋入犯， 东南稍戒严， 而中外泄泄， 无能先得其要领。 至义州告急， 鲜尽为倭有， 亦无能知倭众几何。 ……闽中开府尝遣数辈往， 虽不能悉其委曲， 然而略得其梗概如前所说者， 亦此数辈之力。

因为朝鲜国王李昖此前曾听闻史世用曾经潜入日本， 搜集到大量的日本情报， 并将其刊刻成书， 故对史世用及其著书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并特意召见了史世用，两人见面情形亦载于朝鲜的《宣祖实录》。

《倭情备览》 流布于当时的朝鲜战场，成了明军将领必读的一本日本情报书，当时的总指挥杨镐也常备此书，还将此书送给朝鲜官员，让其了解日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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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小说《万历谍影1604》，初看着书名，以为就是一谍战小说，看过之后才发现，实则不然。

这本书极具野心，想要用一本书描绘出晚明社会的巨变，并以此窥视明亡之真相。

主人公是一名千户，在调查案件之时，遭遇神秘组织处处掣肘，为了揭开最后的谜底，主人公走上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路。从宁夏到日本萨摩番，从北京到辽东，从江南到朝鲜，一路追随线索，直至最终解开迷局。这是作者讲的故事，但其所想表达的在故事之内，亦在故事之外。

主人公在遇到徐光启时，徐光启说：“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而在江南的辩论会上，议题竟然是：君主之职责。而明朝皇帝对江南的控制，已是愈发吃力，这又与黄宗羲限制君主权力的思想不谋而合。

当大明王朝处于危局之中时，人们都在追寻背后的原因，而贸易商带来的巨额财富，思想上的颠覆，为大明王朝所带来的影响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而思想领域的崩塌，也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所在。

而同类作品为《绣春刀》、《长安十二时辰》、《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无悔追踪》等。尤其《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以西方人的视角和心态，精准地揭示了冷战时期，很多人在失去优势和价值观的迷失下，纷纷投向东方的现象。在他们看来，自己不是背叛，而是选择光明。本书也正是切入这个点，希望在探案之外，阐述人心的变化。也就是书中有的人物并非恶人，只是心中失去信念迷失自己。结局虽然是悲剧，但主题仍是积极向上和激发人心奋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