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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作家与“妓女”的双面人生

2023-09-26

作者：赵月    来源：上官文露读书会

第一次遇见杜拉斯还是在2017年，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梁家辉和珍·玛奇主演的电影《情人》，惊讶于电影所传达出的情感之细腻之奔放，故事之张力之含蓄，便想要找来原著小说看一看。至今仍然记得初读杜拉斯时的惊艳感，仿佛南亚的风裹挟着湄公河的浪，借由少女明媚的眼眸照射到了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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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说起玛格丽特·杜拉斯，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都是这一本《情人》。这部小说的篇幅并不长，故事情节也较为简单，但却有着极为丰厚的艺术内涵。一部薄薄的作品中写到了性爱、战争、童年、死亡，甚至还有着关于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第一次读完《情人》之后，感觉仿佛整个人的灵魂都被神秘而瑰丽的文字攫取走了，好像已经抵达了另外一个诗意而又残酷的世界。“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认识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情人》开头的第一段，这段描写常常能让人们想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二者不约而同地书写了在人生的暮年时光中对曾经的爱人与青春年华的追忆。《情人》正是杜拉斯在古稀之年创作的，其题材也基本取材于杜拉斯少年时代的真实经历。对于一位已经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作家来说，将这样一段经历披露出来是十分需要勇气的，但无疑杜拉斯最不缺乏的就是勇气。

小说讲述了15岁的法国少女“我”与中国富商少爷的感情纠葛。“我”经常乘着轮渡往返于寄宿学校和家中，某次在轮渡的甲板上，“我”与这位大我12岁的男人相逢了。因为家境贫寒，我只能穿着母亲穿旧了的连衣裙，戴着母亲买回来的打折的男士礼帽，脚上同样穿着打折的高跟鞋。但这副天真与成熟交织的模样深深地打动了中国富商少爷的心，从此少爷常常带“我”到河对岸私会的房间里去，“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身份差距悬殊的中国男人的地下情人。但无疑“我”是不可能成为富商少爷的正式妻子的，他的父亲只会为他娶一位同等家世的中国女子，因此“我”与少爷最终还是分开了，终生也未能再次相见。

据考证，小说《情人》取材于杜拉斯本人的真实经历，那位“堤岸上的情人”即是当时27岁的中国抚顺富商李云泰。杜拉斯一直将和李云泰的爱情视为所有感情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即使后来的爱情经历颇为传奇，杜拉斯也始终认为自己15岁时相识的这个男人才是此生挚爱。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我们很容易理所当然地认为《情人》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洛丽塔》的故事，天真无邪的少女被处心积虑的成年男人欺骗，最终只能是被始乱终弃。但《情人》讲述的故事是不同的，从“我”与富商少爷的相处模式中不难发现，“我”才是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动权的那一个。即使“我”的童年经历极为悲惨，原生家庭也始终不睦，在经济层面上更是与“我”的情人相去甚远，但“我”始终不是一个等待被拯救的角色，与身份差距悬殊的异国男人相恋，甚至可以说是“我”的主动选择。“我”通过性爱关系来确认自我身份，在这样一段看似肮脏的包养关系中，“我”体验到了自己确实是真真切切地活着的。当时的“我”正在童年欺凌、家庭困局、战争阴影下艰难生活，唯有这一段看似畸形的不伦之恋是“我”的主动选择。“我”以性爱作为反抗的方式，告诉世界“我”并非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存在，“我”还有反叛与越轨的能力和勇气。在小说文本中，杜拉斯将绝望与希望并置，在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反抗中，希望开始一点点生发出来。
在这一段非正常的情感关系中，“我”始终是最为清醒的那一个。“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她对他说，她不希望他只是和她说话，她说她要的是他带女人到他公寓来习惯上怎么办就怎么办。她要他照那样去做。”“我”希望他像对待其他女人那样对待“我”，“我”清晰地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只能是金钱关系与肉体关系，“我”从未有过所谓超越种族和世俗的理想爱情想象。因此，小说便呈现出了绝无仅有的独特质感。杜拉斯并未把女性简单处理为爱情至上的情感化生物，在西贡长大的少女“我”是真实且复杂的，经历了战争阴霾与家庭变故的“我”，不会把爱情作为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也不会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虚假幻想，而是早早就洞察了两性关系背后的真正含义。在“我”看来，战争与童年是同构的，都意味着对人的自由和主体意识的毁灭，那么能够将我暂时性地带入超脱之境的便只有“堤岸上的情人”了，但也只是短暂地告别泥泞而已。当他得知父命难违的时候，“我”觉得并非是不可接受的，反倒是他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失去了男性的性能力。“我”始终以清醒倨傲的姿态面对着一切，虽然也曾在归国的轮船上想念着情人的面容痛哭失声，但“我”始终保持着高傲与冷漠，甚至显得有几分残忍。初读《情人》的时候，总是被其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吸引去了大部分注意力，但重读的时候发现其中关于战争、童年、家庭关系的书写也极有张力。杜拉斯是极其热烈的，其笔下的文字总是燃烧着炽烈的生命力，打开书页的时候，那些文字仿佛蹦跳着接连涌来，一个接一个地全部撞在了心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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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之恋》：我遇见你，我记得你」
除了《情人》之外，电影剧本《广岛之恋》也是杜拉斯较为知名的作品了，并且曾在1961年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提名，曾经地深深打动了许多读者和电影观众。
《广岛之恋》所讲述的故事也并不复杂，一位名叫丽娃的法国女演员，在日本广岛拍摄一部和平主题的电影时与一名日本建筑师相爱了，丽娃与日本建筑师都已结婚生子，因此短暂的恋情也只能是露水情缘而已。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又只是一个普通的不伦之恋的故事，但因为故事的发生地是广岛，因此便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在与日本建筑师的交谈、性爱过程中，丽娃的脑海中不断闪回关于法国小城内韦尔的回忆。在二战尚未结束的时候，法国少女丽娃与一名德国士兵相爱了，但无疑这样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一次约会时德国士兵在河边被乱枪打死，丽娃也因为与敌人相爱而被剃光了头发，关在家中的地下室内，一度崩溃疯狂。剧本采用了蒙太奇手法进行创作，现实与回忆不断闪现交织，曾经的德国恋人与日本建筑师的形象时而交叠时而分离，法国小城内韦尔与广岛的城市景观也在不断彼此覆盖。影片有着极为明显的反战主题，但杜拉斯的写作方式是极具个人特色的：从人物出发，以爱情的悲欢离合透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达到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最终目的。杜拉斯是拒绝宏大叙事的，但其笔下的个体化表达呈现出了不啻于宏大叙事的艺术感染力。
说起杜拉斯，人们往往更加熟悉其笔下的爱情故事，但杜拉斯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的参与度也是极高的。和许多作家一样，杜拉斯也曾在二战之后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为多家报刊和杂志撰稿，从《广岛之恋》便可窥见杜拉斯的社会责任感。但杜拉斯又始终是以内视角的方式来介进政治运动的，以内在式的方式认知世界。相比起政治运动的目的，杜拉斯更为在意的是运动本身的毁灭性和突进性，这与杜拉斯性格中绝望、反抗、解构性的一面不谋而合。因此，杜拉斯并不关注政治变革之后建构的是什么，而仅仅关注摧枯拉朽的革命运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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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你的泪水、欢笑、哭泣中占有我」
《就这样》是杜拉斯完成于病榻之上的作品，由当时的伴侣扬·安德列亚整理而成。此时杜拉斯虽已年逾古稀，病痛缠身，但书中仍不乏关于爱情与欲望的惊人之语，更有对年轻恋人扬·安德列亚的热烈的爱之表达。杜拉斯一生的爱情经历颇为传奇，与中国商人李云泰分开之后，杜拉斯回到了法国，1939年与情人的朋友罗贝尔·昂泰乌姆结婚。二战期间，昂泰乌姆被纳粹抓捕入狱，杜拉斯不惜以身体为代价营救丈夫出狱。但在丈夫出狱之后，杜拉斯又爱上了一名名为迪奥尼·马斯科洛的男子，并将其介绍给丈夫认识，三人一起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数年之久。之后杜拉斯怀孕并生下了马斯科洛的孩子，丈夫因此离开了，但不久之后马斯科洛也离开了。在70岁那年，杜拉斯与27岁的学生扬·安德列亚相恋，并相伴走过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在《就这样》中，杜拉斯虽已年老体弱，但一颗为爱而生的心仍在蓬勃跳动。扬·安德列亚称她为女王，称她为自己的主宰，读者从文字中亦能感受到爱神的不朽之力。

杜拉斯曾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会是个妓女。”这句话听起来颇为惊世骇俗，但其背后蕴藏的是杜拉斯以身体感知对抗生命虚无的强烈愿望。任何对于杜拉斯的介绍其实都遮蔽了她更多的可能性，唯有亲自翻开作品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一份爱意与厚重。在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法国女作家中，杜拉斯像是一个传说，她的惊世骇俗为世人所不许，但她的赤诚爱欲又令多少清规戒律自惭形秽。私人虽已逝，但其文字依然在时间的长河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连同着她的热烈，她的疯狂，她的欲望，她的湄公河，她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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