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毒奶粉，这家日本公司一赔赔了50年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毒奶粉事件。作为毒奶粉生产方的森永乳制品企业，到现在还存在着，而他续存至今，对社会的最大意义是，每年对公众超过10亿日元的赔偿，这项赔偿迄今已经实行了近50年，并将会持续至所有受毒奶粉影响的后遗症患者的一生。

1.

1955年6月，日本冈山地区报纸《山阳新闻》的一位记者K先生发现，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常常莫名出现腹泻、发烧等现象。一开始，他和妻子都认为应该是连续的酷暑导致孩子身体不适，直到一个月后，东京来游玩的侄女也突发怪病求医。

医生建议让孩子们改吃奶粉，这让K先生起了疑心。一问才知道，冈山县的医院最近陆续接收到不少症状相同的患病婴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人工奶粉喂养的婴儿，喂养的都是由森永公司生产的婴儿奶粉。

婴儿“怪病”的恐慌，逐渐由冈山蔓延至整个关西一带。1955年8月24日，日本各大媒体刊出头条新闻“人工喂养婴儿奇病，冈山三人死亡”。首次对森永婴儿奶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报道。

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冷藏罐车，从各地奶场收集的牛奶在运输到奶粉工厂途中，很容易劣化，比如变酸和凝固，使用品质劣化的牛奶制成的奶粉，难溶于水。森永公司为防止其凝固、提高其溶解度，便将工业用的第二磷酸苏打（Na2HPO4）作为添加剂掺入婴儿奶粉中使用。这种磷酸苏打，本来分为药用和工业用两种，而森永企业却选择了价格更为便宜的工业用品种，由日本轻金属公司生产，在从铝土矿中冶炼、氧化和提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附着在机器输送管壁上的物质，这些物质中就含有大量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砒霜。

那些混入砷的第二磷酸苏打经过很多企业中转、再经过松野制药公司脱色精制后卖给森永乳业，最终投入到森永乳制品的生产过程中。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在8月24日媒体报道森永婴儿奶粉混入砒霜一事之后，到第二天为止，日本全国上下统计的因奶粉死亡儿的儿童数量从3人急剧上升到23人，各地中毒儿童也达到1463人。

直到这时，日本的父母们才恍然大悟，孩子生病，罪魁祸首居然是自己最为信任的“森永奶粉”。要知道50年代的森永公司，一直是日本乳制品业的龙头老大，在日本全国的市场占有额高达50%以上。

比如同住在关西的小畑一家，家中的第七个孩子小畑芳三，从这年1月出生以来，因为母乳不足就一直喝着森永的奶粉，直到8月报纸的披露，小芳三已经喝下了15罐森永奶粉，这让芳三的父母愧疚不已。当时的日本普通家庭还没有电视，城市居民尚且只能依靠报刊杂志了解信息，难以想象还有多少被蒙在鼓里的农村受害者们。

2.

1956年，日本的厚生省报告宣布：中毒者食用了含砷物质导致其出现神经障碍、脏器损害等症状，受害人数达12344人，其中130人死亡。

然而一开始，森永企业并没有打算认错，森永表示，他们由于相信第二磷酸苏打的供货商提供的货品质量，所以自己没有检查的义务。供货商们也喊冤叫屈，认为自己根本不知道森永乳业会将那些工业用品用于食品加工。

两边抛皮球，很快被另一件事情打脸——当时日本国铁的仙台铁道管理局在清洗蒸汽列车锅炉时，也订购了日本轻金属公司生产的第二磷酸苏打作为洗涤剂，工作人员在清洗前对第二磷酸苏打进行检查，发现其中饱含砷，当即向该公司提出退货。

因为国铁这次检查事件，暴露了日本轻金属公司生产质量的低下，以及森永企业的罔顾人命，尤其当它还是一间食品加工公司。

全国的受害儿童家长很快团结起来，自发组成了“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开始对森永乳制品发起抵制，一名叫做冈崎哲夫的父亲被选为全协负责人，作为家属代表与森永公司开始交涉和谈判。

冈崎哲夫本来是一名热爱文学的早稻田大学生，二战时期被强行征派到日本进攻东北的战场上，二战退役后，他好不容易能拥有平静的家庭生活，却不曾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成为了毒奶粉的受害者。而他更想不到，为了这一罐奶粉，他还会搭上自己整个后半生。

3.

森永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日本政府不得不主动做起了中间调解人，由当时政府主管部门厚生省出面挑选专家，组成了负责医疗问题的“西泽委员会”和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两个专家组织，前者研究受害者的诊断，后者协调企业的赔偿方案。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公正的第三方调查组织，实际上活动经费都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

6月到9月，在冈山县政府协助下，冈山县有1500名受害儿童接受了由日本幼儿保健学会的六名医学专家专门制定的精密检查。检查结束，专家们得出的一致意见是“完全不必担心后遗症问题”。随后这年底，又以“五人委员会”的名义，出台了一个赔偿意见书：森永公司将赔偿每位死亡婴儿家属抚慰金25万日元、住院婴儿1万日元。

然而这份简单粗暴，且明显有着偏袒森永方的赔偿方案，遭到“全协”的一致拒绝，也引起受害家长们更大的不满。

在冈山市内游行维权的受害者家长

任谁都看得出，这样的偏袒，无非因为森永企业是当时的纳税大户，也是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力量。相对应的，赔偿书和“没有后遗症”的体检报告一起，成了森永继续生产营利的“通行证书”，他们拒绝再接待受害者家属。而日本的媒体，在专家们的“权威解释”下，面对受害家长们的投诉，也选择了保持沉默。

“全协”的维权活动，慢慢失去媒体与社会的关注，参加的受害者家长逐年减少，协会在1956年底被迫解散。受害者家长兵分两路：一部分家长寻求民事诉讼，另一部分家长由冈崎哲夫牵头，成立了“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

然而到1960年8月，守护会在东京召集第6次会议时，只剩下了以冈崎哲夫为首的4名成员，没有活动资金，没有开会场地，4个人自带干粮和帐篷在野外聚会，步行去国会找厚生大臣请愿，到最后弹尽粮绝，不得不到警察署寻求救助。坏消息接二连三，1963年，寻求民事诉讼的家长们被告知，森永公司在一审中被宣判无罪。

4.

在这期间，饱受毒奶粉残害的孩子们，有的患了残疾，有的卧床不起，有的虽然能正常上学，却还要忍受砒霜带来的后遗症。他们无辜地来到这个世界，被迫承担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却得不到道歉和治疗。

事实上，被迫遭受伤病困扰的，还远不止受毒奶粉影响的儿童。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一连发生了好几起食品安全事故。

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发生闻名世界的“水俣病”（水银中毒）事件，濑户内海沿岸企业无所顾忌的向大海排放含重金属的污水，导致周围市县相继出现畸形儿和各种怪病。

1960年，假牛肉罐头事件。

1961年，萨利德迈安眠药事件，不少孕妇在服用该安眠药后生下畸形儿。

事件的转机发生在1966年，以救援“森永毒奶粉”和“萨利德迈安眠药事件”受害儿童为目的，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在冈崎哲夫等人的努力下，冈山大学医学部联合当地医院，对35名“森永毒奶”受害儿童重新进行了身体检查。

1969年10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全文刊登了大阪大学丸山教授研究室对“森永毒奶粉”受害儿童后遗症的追踪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受毒奶粉影响的各种后遗症包括：大脑性麻痹（脑瘫）、智力发展障碍、癫痫、脑波异常、精神疾病等症状。病重患者甚至出现手脚不能动弹、只能弯腰舔食盘中食物等现象。

伴随着这份著名的专家报告，对该事件进行深度采访的两名《朝日新闻》记者，还在文章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日本媒体14年来背叛了森永毒奶粉受害者，以人道与良心，我们有义务公开事实的真相。”

而此时距离1955年的“森永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

坚持维权14年的受害者和家长

报告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夜之间，日本全国各地的媒体开始争先恐后对森永受害儿童进行追踪报道。一度沉寂得只剩下4名成员的“中毒儿童守护会”忽然之间变得门庭若市。全国捐款、鼓励信涌来，令会长冈崎哲夫每天忙碌到深夜，保护会壮大到800多人，并在全国设立分会。

1970年，“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全国会议

纷至沓来的受害者家长签名请愿书

反对厚生省治疗、赔偿建议，以及第二波抵制森永产品的运动，在各地纷纷展开。在同年举行的第27届日本公众卫生学会上，围绕“森永毒奶粉”的讨论也成为那届的最大课题。

在整个社会的声讨和呼吁下，受害家长和儿童们终于等了属于他们的正义。

1973年11月，终审法庭判决森永有罪，森永德岛工厂两名员工被判刑三年。12月，厚生省和森永签署了赔偿协议书，其中一条终生保障直系遗属和生存者的规定为：

每月赔偿无法工作的生存者相当于一般行政职的月薪终生，赔偿因后遗症不能结婚或离婚者，收容受家庭歧视的生存者。

随后，由森永出资，“保护会”、厚生省和森永公司三方，共同成立了针对毒奶粉受害者终生照顾的法人财团“光协会”，以保证赔偿的实施。根据协会制定的标准，受害者依照受害程度不同，每月可获得6万到7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000至4000元）不等的救助金，另外还有相应的治疗费、遗属抚恤金、健康管理费等等。截至2008年，森永已经累计支付了410亿日元的救助金。

5.

森永的赔付，延续到今天已有接近50年。尽管今天也有调查机构认为森永企业对于受害者的赔付依然不够全面，比如偏远地区的受害者可能并享受不到这份赔偿。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饱藏着血与泪的教训、被认为是“庶民的胜利”的维权运动，是由大众的团结和坚持，以及全民性的安全忧患共识共同促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丸山教授的报告引起全社会大讨论的那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

2000年，为毒奶粉抗争一生的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他的儿子冈崎久弥长大后成为了“森永砒霜奶粉中毒事件资料馆”的馆长。

2004年，日本政府修正《消费者保护基本法》为《消费者基本法》，成为日本消费者维护权益最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