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讲京张铁路一个不太为人知的八卦
詹天佑建设京张铁路的事迹,说的人很多。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工程技术在那个时代的奇迹。其实,这条铁路除了工程奇迹之外,也创造了两个小成就。一个是项目管理成就,以那个时候清政府的能力,能保证如此昂贵的一条线路顺利竣工且没耽误过款项拨付,竣工后没超预算,也属于极难得的成就;另外一个小奇迹,则是外交成就,属于晚清时代少有的占了洋人便宜的谈判成果。
要说京张铁路,先得说说京奉铁路。
京奉铁路的历史很复杂。篇幅所限,简短来说,这是一条从北京通到奉天的铁路。不过在1907年之前,它还没全线贯通,所以名字还叫做关内外铁路。顺便一说,那会儿它的北方终点站大家都熟悉,叫皇姑屯。
京奉铁路虽然没全线贯通,但已有路段已经可以投入运营,而且盈利效果不错,一年轻轻松松两百多万两利润,而且逐年上涨。
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关内外铁路会办胡燏棻一合计,觉得不如把这笔利润拿出来,修一条去张家口的铁路。其时张家口是华北皮货贸易中心,又是京师北大门,修铁路的需求非常紧迫。
京张铁路立项的风声传出去之后,英国人先找上门来了。
关内外铁路是清政府借英国人的钱修的,当时的还款计划是,所有关内外铁路的收入,要存入天津汇丰银行,用于偿还230万磅的修路贷款——用现在的情况去比喻,就是工资卡与还贷卡合并成一个账户,工资前脚打进去,月供后脚就划走了。
英国人说,反正关内外铁路的利润捏在我手里,一事不妨二主,你们干脆把京张也包给我算了。
结果清政府还没回信儿,俄国人先急了。
俄国人和英国人在中国北方竞争非常激烈,当初为争抢关内外铁路的借款权,两国差点打出了狗脑子来,最后英国人还是技高一筹。这一次若让约翰牛把京张铁路也夺去,俄国势力将受到极大遏制。
老毛子找到清政府,甩过一纸条约。原来早在1899年,两国有过一个约定,北京向俄国边境方向修建铁路,要么是中国自己筹办,要么让俄国人承建,不许交给第三方。京张铁路,显然也在这个限定范围内。
英国人也不示弱,甩出1902年续签的《关内外铁路交还以后章程》,里面明确规定,现在路段八十英里之内的范围,均由中国北方铁路督办大臣承修,不得转让给别人——看着好像很合理,其实英国人算准了中国没实力修建,这个所谓的“承修”,只能委托列强来实现。而列强中最强的,舍日不落取谁呢?
弱国无外交,两边都是大哥,谁也得罪不起。俄国人和英国人吵了足足一年多,也没吵出结果。
最后还是袁世凯出手,跟俄国人说:“你想要的是京张还是英国人吃瘪?” 俄国人说:“我全都要。” “如果非选一个呢?” “我得了京张,那不就是英国人吃瘪吗?” “不完全对!其实你想想,甭管谁拿到京张,只要不是英国人,他就算吃瘪对吧?” “对!” (对话纯属虚构,不过当时电报往来大概也是这意思)
袁世凯又跑去英国人那边,把对话又重复了一遍。
经过这一番折腾,袁世凯成功地让英俄双方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对方得逞,至于京张铁路归谁,反倒是次要了。
这事简单了,我们大清自造自办,你们谁也得不着,不就完了吗?
无论是中英还是中俄的条约里,都有允许中国自行筹办的字眼。他们觉得中国没这能力,这条写跟没写一样。千算万算,没算到,袁世凯的夹带里已经有了一个人选叫詹天佑……所以从法理上,中国自造铁路完全无懈可击。
袁世凯为了让俄国人放心,又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们建铁路绝不用外国投资;第二,铁路建成以后,也绝不拿出去抵押。“ 转头又跟英国人说:“我们建铁路的钱,还是从天津汇丰银行出,您放心。”
这么左哄右劝,俄国人悻悻而退,英国人也心满意足,通知天津汇丰银行,等着清政府来提交贷款方案,准备放贷。
结果他们等来一个叫梁如浩的人。此人是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的成员,跟唐绍仪是同学,詹天佑的学弟。梁如浩是经营方面的绝顶高手,当初袁世凯把他派去接管关内外铁路,他妙手一拨,几个月下来,京奉铁路登时扭亏为盈,一年下来竟然结余一百八十万两,把袁世凯吓了一跳。他还曾跟詹天佑联手,四个月时间修成了从京城到清西陵的专线,震惊中外。
如果詹天佑是冲杀在前的韩信,梁如浩就是经营在后的萧何。
梁如浩到了汇丰,把计划一亮,英国才意识到上当了。袁世凯拍胸脯说的是从汇丰银行出钱,可谁想到他玩了个文字游戏。钱,确实是从汇丰银行出不假,但却根本不是贷款。
原来在京奉铁路开始盈利之后,梁如浩跑去找汇丰银行,说铁路不能赚多少都用来还贷款呀,国家用度浩大,得有个比例才行。银行自然是百般不情愿,可梁如浩谈判能力太强,谈来谈去,真被他给谈出个方案:京奉铁路每存入汇丰180万两利润,北洋支应局可以提走50万两。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清政府是个上班族,原来每月赚2000,全部用来还银行贷款,现在工资涨到5000,跟银行谈了一下,每个月还3000,剩下2000我自己去网购点东西,改善一下个人生活。
基于这么一个还款结构,汇丰银行账上的京奉铁路利润,有一定比例属于清政府。清政府盯上的,是这一笔钱——这钱是从汇丰银行出来的不假,但肯定没法算成贷款,这是人家自己的钱,存在你银行而已。
这一招瞒天过海,自然是梁如浩出的主意。他甚至得寸进尺,提出来一个新方案:从今往后,京奉铁路的利润,只要在账上留够六个月还贷本息,其他的钱都可以随时提走。汇丰大惊,这怎么成?太过分了。
可袁世凯这会儿已经跟英国公使说好了:“我们可是答应过俄国人不借国外资本。从汇丰走钱,已经是冒着违约风险让你们占便宜了。如果你们要不答应,我们只好转头去找俄国人了。” 公使一盘算,我们的目的,是让俄国人吃瘪,其他都是小节,所以……大局为重吧!
汇丰没办法,只好捏着鼻子在这个框架下开始谈。他们本来还稍微抵抗了一下,要求留够一年还贷本息。可梁如浩谈判太厉害了,最后楞是一步没退, 还是按照六个月来。
袁世凯、梁如浩借力打力,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硬生生保住了京张的自主权,还搞来了足够多的资本。
这时候,英国工程师金达完成了先期勘测,提交了一份京张铁路的预算表,五百万两,四年可成。
根据这个预算表,袁世凯是这么打算规划的:每年从京奉线的盈余里拨出一百万来,四年正好四百万。还有一百万的缺口怎么办呢?从庚子赔款里想办法。
一说庚子赔款,又是好大一篇文章。简单来说,庚子年那会儿关内铁路因乱被毁,英国人曾用这笔进款项垫拨修路款以及垫还了一部分账款,这些钱应该在大赔款中予以扣除拨还,大约八十万两。
四百万加八十万两,勉强达到预算额度了。
袁世凯又找了一圈,可巧朝鲜归还了之前借中国的六十万两,他一番运作,也给调拨过来了,这回预算足够了。
可总工程师詹天佑做事认真,亲自去勘察了一圈,回来拉了一个新预算表: 七百二十八万六千六百两。
袁世凯一口老血喷了出来,怎么多出这么多?詹天佑拿出一份详细报告,开列得极其精准,很有说服力。可袁世凯一脸苦笑,我已经给朝廷报上去五百万,你又涨这么多数,上峰交代不过去轧,再减减,再减减,不能超过六百万两。
詹天佑犯了难,这都是必须的,实在减不下去啊。袁世凯把预算表看了又看,在梁如浩的提醒下想到一招。
他给朝廷上书,说我们把预算重新规划了一下,一共是五百七十二万四千一百六十两,只比原来预估的多了七十二万两。说到这里,袁世凯画风一转:“我们之前提交的五百万两预算,其实只是修路的费用,没包括其他,比如机车购置和总务费用。”
又过了一阵,他再次上书,请旨添购机车,费用是一百一十三万零五百两;过了一阵,他又上书,说还有个总务费,是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两。不过这笔钱不着急,可以等京张铁路第一期运营之后,由盈利来填补。
袁世凯干嘛这么做呢?可以举个类似的例子。
你老婆问你:”你买的这个switch多少钱啊?你:“不贵,一千多!”老婆:“哦,那还挺值。” 过两天,你说:“那个switch啊,主机是一千多,但是还得配两个手柄,一个得500。” 又过两天,你说:“还得配个接电视的卡座,还得500。”
大概就是这么个操作手法,效果还不错,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袁世凯就这么稀稀落落地一点点上奏,最终提给朝廷的总预算是:“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
因为列举极为详尽,都精确到了十位数,谁也挑不出来错,这事就这么通过了。
当然,对军机大臣们可以用数字说服,对老佛爷不能用分析,得哄。这事是会办胡燏棻搞定的,他去觐见慈禧太后时,没说别的,特意渲染了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路的山势,说这么高的山,需要在八达岭开凿山洞,这费用可就大了去了。老太太一听,哟,八达岭,我知道,是够险的,你们能在山上开个洞,厉害了。胡燏棻这么一形象说明,慈禧登时就谅解了。
一番折腾之后,詹天佑总算可以放心开工了。
1905年7月7日,京张铁路获得了汇丰银行的首笔拨款100万两。他们就手就转存进汇丰了。没办法,人家利息高啊!工程上的钱可以慢慢扣除掉,剩下的居然还有3%的利息收入。
不过这么好的事,只有第一年有。随着工程规模越来越大,每年100万两已经不够用了。袁世凯又追加到每年一百三十万两。
到了1906年,邮传部成立,把京张项目给接手过去了,预算陡然变得紧张起来。1907年,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从俄国交还营口海关税银里淘出六十五万两,填进京张铁路工程去,以购买钢轨。1908年,京张铁路每年费用已涨至163万两。邮传部实在没辙,先找度支部借了一百万,不够,又找到汇丰银行,分两次各贷了100万两。
不过邮传部玩了一个心眼儿,贷这两笔款子不写明用途,也许会用在京张,也许会用在别处,这样可以规避掉俄国人的骚扰。而且这笔贷款,将用铁路建成后的盈利去还,所以主权上不存在抵押问题。
邮传部就这么东奔西走,到处求借,到了1909年9月京张铁路顺利竣工时,一共累计拨款七百三十七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两(如果算上临时增加的京门支线费用,正好八百万两。)
而詹天佑建成后提交的决算,是多少呢?根据他亲自编写的《京张铁路工程纪略》,最终建设费用是“六百九十三万五千零八十六两二钱零五厘六毫……我猜他骨子里肯定是处女座。
为啥省了这么多?因为这几个人为了抠钱,真的是殚精竭虑。举几个小例子。比如梁如浩在做规划时,把京张沿线的矿山,也归到铁路局范围内,矿山出产盈利也计入经费范围。再比如铁路修到鸡鸣驿,发现附近有个煤矿。詹天佑打了个报告给袁世凯,袁世凯立刻先把这个矿开了,开矿费用不算铁路经费里,但京张线火车用煤不用再从唐山运过来。詹天佑对自己也极苛刻,甚至把电报费用、办公费用和杂费都一减再减,减到什么程度呢?最后整个决算下来,“杂支”部分只占整个支出的0.04%——要知道,在同时代其他工程里,杂支所占比例大概在5%-8%左右,因为这项支出太过零碎,难以统计与追踪,是贪墨最好的掩护。
唯一可惜的是,詹天佑本来把主意打到运费上,说能不能出个章程,所有涉及京张铁路项目的材料和人员,通过关内外铁路运输时都予以免费。梁如浩一脸苦笑:“老詹你放过我吧,英国人已经吃了个闷亏,再从这里揩油,他们非把我吃了不可。” 这事到底没办成,不然决算金额可能还会更低。
多余的那一百多万两银子,后来被朝廷弄去修了张库和张绥铁路。
所以京张铁路不光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而且还是第一条没有被国外资本控制的国有铁路线,也是少有的决算低于预算的超大公共项目。这里詹天佑固然居功至伟,袁世凯、胡燏棻、梁如浩巧妙腾挪于列强、朝廷与银行之间的手腕,也是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