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送错一封信断送仕途，这封信为何成为导火索

文：贱议你读史

引言

之前写过关于阎长贵的文章，我是分为两篇来写的， 思来想去，我决定把两篇内容给综合一下，写一篇完完整整的文章，把脉络给捋清楚。

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阎长贵担任江的第一任秘书，后被关押在监狱里，关了七年半；随后他被转到湖南的西洞庭农场进行劳动，劳动了五年；1980年被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本文所述的内容，参考资料来源有三：

一、访问；2012年2月中旬，阎长贵接受媒体访问；

二、《问史求信集》阎长贵撰写；

三、《我给江当秘书》杨银禄撰写。

24岁进入《红旗》杂志社，29岁步入仕途

江之前是没有自己专职秘书的，1967年1月，阎长贵成为其第一任秘书，也是自打这开始，她才拥有属于自己的专职秘书。

她拢共有四个秘书，第一任是阎长贵，第二任是杨银禄，后两个秘书分别是：刘真和刘玉庭。

1937年2月，阎长贵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农家，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务农。小时候的阎长贵生活很是艰辛，逃过荒灾，最苦的时候跟随家人在大街上讨饭。

在那个年代，结婚都比较早，因此，1956年的时候，已经结婚成家的阎长贵，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家里是不同意也不支持的。

不过，阎长贵还是报考了大学，并且顺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学习。

1961年，已经24岁的阎长贵从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大学生真个就是“天之骄子”。

恰好当时创刊没多久（1958年6月1日）的《红旗》杂志，正好缺乏哲学史研究方面的人才。

而家世清白，成绩优异的阎长贵，就自然被招进了《红旗》杂志社工作。

在阎长贵进入杂志社的那一年，42岁的关锋手把手地教导着这个“小徒弟”，这两个相差了十八岁的男人，在往后的岁月里，成了一对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阎长贵在杂志社工作了五个年头，戚本禹也相中了这个29岁的小伙子，当时的戚本禹在杂志社里，担任着历史组组长的职务。

能在杂志社里担任组长，一定是要有名气、有代表作，而且有理论水平才行；再加上伟人很喜欢历史，因此这个历史组在杂志社里，就被格外的重视。

由此可以想象，戚本禹这个历史组的组长，相中了阎长贵，一方面有助于阎的仕途前进；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把之前无欲无求的阎老，拉进了旋涡的中心。

1966年的六月初，戚本禹把阎长贵抽调到了秘书局，在信访处工作。

他在信访处只待了一个月不到，就又被抽调到了简报组，这个简报组的工作，就是专门帮江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

这个简报组加上阎长贵，拢共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每天要处理的信件，少的时候也有个几百封，多的时候甚至有一千多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增添了人手，还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办信组。

人员配置也从最初的四个人，增加到了八个人，阎长贵管着这八个人，而戚本禹是他的直属领导。

虽然增加了四个人，但是加班还是常态，每天处理成百上千的信件，动不动就得工作到十一、二点。

处理这些寄给江的信件，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门道。戚本禹概括起来，给阎长贵指出了三个大方向的处理原则：

第一：重要信件。来自亲属、朋友、同事，或者是反映重要问题的信件，这类信件一定要作关键信息摘要，不过，此类信件每天大概也就三到四封，不是很多；

第二：常规信件。这类信件都是反映一些问题，但是得转交到相关部门处理，这方面的来信往往是最多的，占比98%左右；

第三：至于那些投诉攻击江的信件，通通转到公安部。

有的来信写得简明扼要，但是有的来信，字数多达上万；算下来，他们每个人每天要看差不多十几二十几万字。

被戚本禹推荐，当上秘书

在1967年之前，江是没有秘书的。1966年的年底，江在物色秘书，她有四个候选人物，其中戚本禹是她的首选。

不过，在她征询戚本禹意见的时候，戚本禹以自己职责太多，再加上自己粗线条的性格，实在胜任不了秘书的工作，给委婉推辞了。

不过，他也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顺势就把阎长贵给推荐了出去。

在四个候选人里面，阎长贵的资历最浅，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按道理来说，这个“秘书”的职务是轮不到他的。

除了有戚本禹的极力推荐之外，李讷也跟自己的母亲说，觉得阎长贵这人可以胜任秘书。

那么，李讷为何会替阎长贵说话呢？

“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大学文科毕业，谈话比较投机。”

——来自阎长贵接受访问时所述

阎长贵比李讷大了三岁，两人之间的私交不错，因此，李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他能当上秘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资本，就是他出身于贫下中农，家里世世代代都是以务农为生，到他这一代才喝上了墨水。

在当时那个年代，“贫下中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资本了。

“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有完全‘化掉’。”

——摘自《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江的这句评语是很高的一句政治评价了，在阎长贵看来，这或许是自己最终被接纳的重要原因吧。

1966年的冬天，戚本禹和阎长贵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两个人在闲聊的时候，戚本禹就告知阎长贵，自己已经把他推荐给了领导。

“她想让我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没你细心，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

——来自阎长贵接受访问时所述

冷不丁的冒出这么一句话，让阎长贵一下有点懵，他连连表示自己不行，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

这反应让戚本禹的脸色显得有些不悦，语气当中就透露出一丝严厉了。

“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推荐你了。”

——来自阎长贵接受访问时所述

看戚本禹这态度，阎长贵当秘书这事，已经是木已成舟，板上钉钉的事了。

他把这事和自己的“师傅”关锋说了，关锋一听，面色显得有些凝重，这事他是反对的，因为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徒弟”的秉性了。

““你不敏锐，不适合给她做秘书。”

——摘自《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1967年的1月9号，阎长贵在办公室里工作，戚本禹兴冲冲的进来，告知他当秘书的事妥了，现在就收拾收拾，搬到十一号楼去住。

在戚本禹的催促下，阎长贵赶忙回到住处，随便收拾了一些衣服，拿着洗漱用具，就搬到了十一号楼。

十一号楼秘书的日常工作

这十一号楼拢共有着几十个房间，是江的住处，她一个人住在这里。除了她之外，其他居住的人，都是专门为她服务的，譬如厨师、服务员、医生、警卫员等等。

原本她是很少住在这里的，每年她通常都要到外地住上至少半年，有时候甚至长达八个月。

她也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长住，行程一般是这样的：国庆节后先到广州，然后再去到杭州、上海等地；等到了五月或者是六月的时候，才会飞回北京。

不过，在1967年这一年，由于工作进入到关键期，她一整年都是待在北京，长住在十一号楼。而这十一号楼，也曾一度成了她的代名词。

“这一年当秘书我没坐过她的专机或专列。”

“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的时候，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过去，由她选定一部。”

——摘自《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自打当上了秘书，阎长贵的生活就是以领导为中心转了。他得24小时待命，只要电铃一响，他就得立马出现在领导的面前，要是稍微有点慢了，就会遭到训斥。

休息日是没有的，要说休息，也就是领导午休，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领导中午看电影，会拉着他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观看，这也算是比较难得的休闲娱乐时间了。

因为十一号楼有着几十个房间，为了方便领导的生活和工作，就在办公室、卧室这些主要的房间里面，安装着电铃。

只要电铃一响，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得赶过来，这电铃的响声也是有说头的：

“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

——来自阎长贵接受访问时所述

作为一个秘书，阎长贵的工作主要是两项：收发文件和接电话。

领导的讲话稿，是不需要他起草的，有戚本禹、王力他们几个轮着来起草。

每天打来十一号楼的电话不是很多，但是来往十一号楼的信件就很多了，虽然和当初在“办信组”，那动不动就成百上千的信件比起来少了不少，但每天也有个几十上百份的文件信函。

这些文件信函堆起来有个半尺高，阎长贵每天都要看十几二十几万字。

当然了，这么多的文件信函，肯定不能全部都给领导看，她也没那个时间；这就需要秘书筛选出其中有价值的文件信函，递交给领导过目。

这听起来简单，但实际门道却很多，也很难，难点就在于以下这两点：

1、哪些是有价值的呢？

2、怎么进行分类归纳？

第一点就很考验人，有些你认为没有价值的内容（可能实际上确实也是没啥价值），没有转交给领导，但是领导若是从别处听到了这些文件的内容，而她自己却不知道，那就是重大的工作失误了。

相比较第一点而言，第二点“怎么整理归纳”，才是秘书最为头疼的事情。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

——摘自《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这个“必须看的”，就是重要的文件信函，也是当天就得审阅处理的工作；

“参阅件”是可以暂时缓一缓，隔天或者是隔上几天，闲暇时候再做处理；

“浏览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而领导却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出现。

那些“必须看的”文件，阎长贵还得用曲别针在上面别上一张小纸条，在纸条上面作一些关键信息的摘要。

阎长贵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来往十一号楼的文件信函，分成“三个卷宗”，送给领导审阅。

在最上面的卷宗上，他会用曲别针别上小纸条，写上三个内容：日期、星期几、一天的安排。

每天领导起床之前，他就得把三个卷宗送去办公室，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在午饭之前，他去到办公室取一次领导批示过的文件，然后下午再去取一次。

送错一封信，结束仕途生涯，而这只是导火索

阎长贵失去领导的信任，送错的那封信只是一个导火线，在此之前，就已经显露出苗头了。

1967年的冬天，领导按响了电铃，但是阎长贵去得有些晚了，这让她十分的不高兴：

“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

——摘自《我给江当秘书》，杨银禄著。

刚进到办公室，阎长贵就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顿训，给弄得迷糊了。

但是，他知道，这多半也和自己的“老师”关锋有关系。

1967年8月，关锋被要求“请假检讨”，其实也就是被隔离审查了；而和关锋有着师生友谊的阎长贵，自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虽然，领导曾宽慰过他：

“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摘自《我给江当秘书》，杨银禄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阎长贵也逐渐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慢慢的边缘化。

1967年下半年的时候，杨银禄也来到了十一号楼，和阎长贵一起，成为秘书。

在这种背景下，那封被阎长贵送错的信，就成了他人生转折的导火线。

至于这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认为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的年底，或者是1968年的年初。

不过，在杨银禄的书里，时间是在1967年的年底。

从“办信组”转来了一封信到十一号楼，写信的人是一个来自北京小电影厂的女演员，内容很长，有个上万字，阎长贵也没有看全。

信的大概内容就是，这个女演员正受到冲击，生活处于困顿之中，希望江能出面帮帮自己。

每天转到十一号楼的信件，有很多也有着类似诉求的内容，一般这类信件，都不用转交给领导。

但是，信里，女演员说自己曾经和江同名同姓，后来改名了；旁观人看来，其实这就是女演员，在以此拉关系，是一种说词。

不过，就因为这一段内容，让阎长贵误以为女演员是不是和领导，有着什么关系。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把这封信转交给领导，但是，他也担忧会不会办错事，因此，特意在信封上面用曲别针别上了一张小纸条，注明：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

事实上，写这封信的女演员和江之间，压根就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里，我写个小插曲。

1934年6月的时候，江在上海，化名为“张淑贞”，同年的九月份，她在上海的曹家渡被逮捕入狱，11月的时候被上海教联被保释了出来。

1935年3月，她加入了上海的通业电影公司，取了个艺名“蓝苹”，次年的6月和电影公司解聘，7月去到延安。

结合她的这一段历史，在结合写那封信的人，是个女演员，还自称自己以前和江同名同姓；再加上之前亦师亦友的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及后来的推荐人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诸多因素之下，这送错的一封信，就成了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线了。

就在信被转交的第二天，一大早，阎长贵就被叫进了办公室里面。

戚本禹和姚文元也在，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面色凝重，板着脸；再看领导，更是一脸的怒容，她看到阎长贵进来，直接把那封信摔在办公桌上，声音很大：

“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

——来自阎长贵接受访问时所述

在领导那里，曾经当过演员的这段历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事；而阎长贵送错了一封信，在领导看来，就是把这讳莫如深的历史，摆在了明面上。

因为这封信，他后来被定罪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领导”

被定性为“坐探”，结束秘书生涯

虽然被领导一顿很严厉的训斥，但是在阎长贵的心里，他还是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只是自己工作上的一次失误。

正如之前，他的恩师关锋所言“你当不了她的秘书，你政治上不敏锐”，这一评语真是一语成谶，早就预言了他的人生转折。

阎长贵还是按部就班地收发着各种文件，但是，他发现那个电铃再也没有叫过他，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以往他每天最害怕的就是听到电铃的响声，这突然一下子没有动静，安静得可怕。

在阎长贵送错信的期间，杨银禄因为父亲病故，请假回到河北定县的老家料理丧事。

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才奔丧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领导起床后，阎长贵领着杨银禄去到办公室，告知杨银禄奔丧回来了。

领导看到阎长贵，气不打一处来，问道：

“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

——摘自《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这一天，阎长贵和杨银禄进行了工作交接。

到得晚上九点来钟，陈伯达和汪东兴就找到阎长贵，陈伯达告知，可以把他调回办事组，接着搞文字工作。

而汪东兴却说，要先去到警卫连的连部，走一下程序，等没问题了再去办事组报道。

这时候，阎长贵也还是没觉得事情又多严重，就只带了几本哲学书和历史书，就同陈、汪二人去到警卫连连部。

这一天，是1968年的1月9日，阎长贵结束了其秘书生涯；而去年的1月9日，他才刚成为秘书，这时间，刚好满一年，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

转到监狱，开启七年半的牢狱生活

1月12号，陈伯达和姚文元来到连部，一进门，陈伯达就询问阎长贵在干什么，阎回道，说是在看书。

“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

——来自阎长贵接受访问时所述

到了这时候，阎长贵才知道事情严重了，这个他认为的“一时疏忽”，后果很是严重。

在杨银禄所撰写的书里，记述了阎长贵为何出事的原因，一是其恩师关锋，二就是其推荐人戚本禹。

“关锋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阎长贵也是《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是一个野心家，阎长贵肯定是关锋的小爪牙，抓阎长贵是理所当然的。”

“据说阎长贵和关锋是师生关系，这还得了，一日从师，终身为父呀。他知道关锋的问题是不会少的，他能忍心主动揭发他老师的问题？我们把他关起来，不愁他不交待问题。到那时，关锋的所有问题，将大白于天下。”

“阎长贵的关系多，且复杂得很，他不但和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和戚本禹的关系更不一般，他刚来我这里时，竟然听戚本禹的吩咐。人各有其主嘛，可阎长贵听他的，不听我的，搞颠倒了嘛。”

“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就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坐探、安插的钉子……发觉了坐探需及时清理掉。”

1968年1月24日，阎长贵就被转进了监狱里。

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半的时间，1975年5月，他被转到湖南西洞庭农场进行劳动，在农场期间，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也住在了农场，于是，一家人在农场里安了家。

写到这里，已经六千多字了，我实在是写不动了，关于阎长贵在监狱里的生活，可点击《阎长贵：因为送错一封信，从机要秘书成为阶下囚》

1980年3月，阎长贵重新回到《红旗》杂志社工作，1998年退休；

2021年6月10日，他以84岁高龄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