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荷兰与日本在中国台湾岛的交会，发生了什么？

来源: 跟着地图看世界

1628年，日本人滨田弥兵卫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管治下的中国台湾岛上绑架了荷兰人彼得·奴易兹。荷、日两方，均按照正式程序处理此案，进行协商。

这是中国台湾岛上“史无前例”的事件。

一、第一代黑船叩关？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人员，在德川幕府启动“锁国”政策前后（约1639年），为体制所吸纳，成为幕府对外收集西洋情报的耳目，扮演日本锁国时代感知西洋脉动的桥梁。

这个独特的地位，要到1853年，在著名的“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率领美国舰队前往江户，以轮船大炮叩关，导致日本“开国”，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前后，才逐渐解消。

2004年，适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50年祭，日本历史学界曾为此推动一系列纪念活动。例如NHK即摄制有大河剧《坂上之云》（2009年开播）、《龙马传》（2010年开播）等一系列与幕末相关的影视作品。

在历史教育当中，常把19世纪日本开港这段历史，归纳在晚清受列强压迫的脉络中来叙述，“黑船来航”则可能被当成事件背景略微带过。

相比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及后来的外交人员）曾经在日本锁国时期，扮演对外沟通要角一事，荷兰人曾担当日本幕府臣民的这个事实，大概较难以想像。

日本锁国到开国这20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印尼诸岛继续殖民扩张。但在荷兰与清朝关系上，由于荷兰人安于通过广州通商的安排，并未与清朝发生冲突，荷兰人在海外各地的扩张活动与中国关系不大。

一般人多听闻鸦片战争的起源，可追溯至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于1793年晋见乾隆皇帝时，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事件。但在此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朝贡的商务代表，早已叩头多年，却鲜少有人提起。

正由于在主流叙述当中，与荷兰人的接触，并非故事主线，总是担任龙套角色。例如，台湾曾落入“荷兰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中，此种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形象，与前述在大清面前三跪九叩的恭顺模样，显然无法调和。

正因为过去“西方文明发展史”的主流叙事，强调荷兰在历史上曾取得海上霸权地位，若用这个常识性的印象，来看待早先荷兰与日本的接触，便会产生以下疑问：

既然作为20世纪海权代表的美国，在与日本接触之时，是以炮舰强制日本开国，使其必须自我改造，选择西化以融入世界。那么，作为17世纪西方海权文明先锋的荷兰，也曾在大航海时代，展开与日本的接触，为何当年荷日的接触，没有提早造成日本西化的结果？甚至，荷兰人反而成为了幕府的臣民？

二、从荷兰海盗到幕府将军臣属

这样挑战“西方霸权崛起史”叙事的反省，在近年世界史、全球史研究日盛之际，逐渐受到肯定。早在上世纪1990年代，人类学学者沃尔夫便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里强调，近五百年来，以西欧为核心而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其“生产关系”（“产业链”）重组，在在与欧洲以外的各种人群与特殊的政治、文化、经济脉络相关，其中不乏机遇性的转折，而非注定的发展结果。

此外，《白银资本》则明确指出，1571年后，全球浮现完整的白银资本流动链，其运转动力的来源，源于明朝市场的吸纳能力。因此，西方现代文明创造者，欧洲城市中产阶级的跃升，是他力而非纯由自力造成。而基督教文明思想的内在优越性，也受到质疑。

过去西方文明发展的主流叙事，自大航海时代后，直到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间的200年，在大西洋两岸以外世界，好像静止不动地等待欧洲列强来临一般。在这样的全球史研究潮流当中，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地方人群在15到18世纪间数百年来的接触，常成为必须重新评估的主题。

“这批第一代的黑色船舰虽然也引发了一段社会化的过程，却是欧洲人被迫做出适应，以便在一套他们无力改变的政治秩序里取得一席之地……他们就像明治日本那样，在一套外国秩序里获得了稳固的地位，却发现自己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与德川幕府接触的过程中，为了取得稳固的贸易地位，先是在外交上放弃了欧洲式“全权大使”的法定权利，又在海上放弃了掠夺前往日本的西葡船只（这是荷兰的交战国）的法定权利，最后，在新殖民地大员的主权争端事件中，放弃了以主权捍卫荷兰自己臣民的法定权利。

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员：“从一个虚构国王的臣民转变为幕府将军的臣属、从凶暴的海盗转变为温驯的商人，并且从殖民主权的坚定捍卫者转变为幕府将军的合法臣属。”荷兰人在接触之初，是否即抱持如此强硬之立场，或许并非没有疑问，但作者从这个角度观察，确实是表述近代早期欧洲人与世界各地人群接触经验的绝佳例子。

三、日本荷兰关系中的台湾岛

日本在“开国”迈入世界的历程中，设立了东京大学，以学习欧洲建制历史学的研究法。东京大学聘请当时德国历史学者兰克弟子里斯开设教席。1902年，里斯的学生村上直次郎担任东京帝大史料编纂员，1908年升任编纂官，而这些成果被陆续出版。

上述这些历史学者，早已提出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中村孝志曾出版《环绕台湾的日兰关系：滨田弥兵卫的荷兰人攻击》一文，主要从日荷商人争夺生丝贸易的角度，来切入此一事件。永积洋子，则延续对日本朱印船海外贸易之研究，出版专书《朱印船》，该书中亦有专节特别谈到“大员事件”（即“滨田弥兵卫事件”）。

近代早期日荷关系的重要侧面，说明欧洲扩张活动，在全球各地多种多样的发展及其后果。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最戏剧性的一桩，是荷兰人在争取“大员”殖民地主权时，与日本商人发生冲突，导致幕府决定扣押公司人员财产的事件。事情发展到最后，荷兰当局选择卑躬屈膝地交出大员长官诺伊兹，牺牲对其臣民的法律主权，以换取幕府容许他们继续从事对日贸易。

（一）“滨田弥兵卫”事件的历史意义

在“滨田弥兵卫”事件发生之时，岛上有数位新港社的平埔原住民卷入，且被输送到日本，作为说服幕府当局采取行动，以压制荷兰人的人证。幕府当局看破这个手法，不认为这些原住民能证实大员已有王国的存在。在荷兰人提出主张之前，无论中外文献，均证实中国台湾岛上有原住民居住，也有海盗、渔民之往来。这与当时许多太平洋岛屿的情况类似。

荷兰人面对幕府，提出荷兰掌有大员的主张，无论其主张是否有效，此一动作，仍极富象征意义。因为，尽管最后幕府对于荷兰的主权主张不置可否，此一事件的发展，无疑宣告大员地区“正式”进入东亚地缘政治舞台。荷、日两方，均按照正式程序处理此案。

在此之前，环绕岛屿的诸国争端，多以单边行为（招谕、远征、征伐海盗、计划囤田）或私下接触（非官方约定）解决，从未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过白纸黑字的正式协商。

随着地缘政治的开展，与控制范围的扩张，此后，岛上的居民，或许得像人类学者斯科特所述，以“不被治理的技艺”（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与滨海地区受到支配的人群共存。

可以说，随着周边地区时驰时张，但稳步增长的地缘政治互动密切度，岛内状态持续被去除的过程，是一个鲜明的特征。

（二）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荷兰东印度公司顺应德川幕府要求，作出放弃武力劫掠敌国船只权利的抉择时，也透露出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以中国福建各港口以及后来的大员为基地的郑氏集团商船，事实上得益于此一选择。荷兰人的退让，使得郑氏集团在与荷兰交恶后，仍得以安然进行中日贸易，不受荷兰军舰骚扰。

这说明，荷兰、郑成功两贸易集团，与日本相互进行商业竞争时、乃至两者爆发武装冲突后，郑成功仍能占上风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郑氏集团于1662年后，在台湾岛进行开发，成为后来大量华人拓垦的重要导因之一。郑经之所以能持续进行中日间的海上贸易，而能免于荷兰船只的干扰，仍然是受到日本幕府此一政策保护。在日本锁国后，郑氏商船与荷兰商船一起，填补了原先日本官方控制的“朱印船”，以及被逐出的天主教葡萄牙船只的地位，而使得如同荷兰人一般，取得日本锁国后，唯二对外窗口的角色。

由于地缘上之接近，日本对外政策始终对台湾岛的命运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