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勇者”夏侯胜: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祸国殃民的汉武帝拉下神坛
文:格瓦拉同志
汉武帝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凭借着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两代人留下的丰厚“家底”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汉武帝取得的成就非凡,因而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时期征战示意图
但是,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按照正史的记载,历次对外战争、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汉武帝对民间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甚至出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惨象(《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虽然把帝国带向毁灭的边缘,但固执的汉武帝并没有悔改之心,而是“一条道走到黑”。为了压制批评、反对声音,汉武帝甚至在晚年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史称“巫蛊之祸”(前92-前90年)。在这场大浩劫中,包括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丞相公孙贺和刘屈氂等在内的数万人被杀或自杀,受牵连者则多达数十万,其规模高居汉朝各类型冤案的“榜首”。
汉武帝几乎把帝国推向灭亡的深渊
“巫蛊之祸”无疑给汉朝带来致命创伤,大量政治上层人物被杀,导致国本动摇,成为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与此同时, 刘据的自杀使汉武帝失去培养多年的接班人,而大量皇室成员、公卿百官的遇害,又使汉武帝的继任者-年轻的汉昭帝缺少有力的奥援,因而导致后来的霍光专权,严重损害帝国权威。经此浩劫,汉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再也没能完全振兴起来。
在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看来,汉武帝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跟暴秦的始皇帝嬴政没有区别,而他之所以能免于沦为亡国之君,纯属幸运而已。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几乎亲手埋葬帝国的暴君,汉武帝的继任者们非但没有清算先人过错的勇气,反而采取大肆粉饰、美化的手段,试图将他送上神坛,以此来回击天下人对刘氏皇族合法性的质疑声,维护帝国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始二年(前72年)五月,即位不久的汉宣帝颁发诏书,命令群臣议论为汉武帝立庙乐的事情。在这份诏书中,汉宣帝绝口不提曾祖父穷兵黩武、戕害生民、残酷清洗等事迹,而是对他极尽吹捧之能事,将其塑造成可媲美尧舜禹汤的圣主明君,并且声称上天对汉武帝的贤德深有感触,于是降下白麟、宝鼎、巨鱼、神人等各种祥瑞来回应。
总之,在汉宣帝的诏书中,汉武帝变身为伟大、光辉、仁慈、威武的完美形象,其“丰功伟绩”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能拥有这样一位圣主明君,实在是汉朝亿万臣民的福分。因此,朝廷必须为汉武帝在中央和地方大建宗庙,谱写歌颂其历史功德的歌曲并广泛唱诵,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海内对这位先帝的感恩之心。
群臣虽然对汉武帝的真实作为了然于心,但作为一系列政治清洗运动的幸存者,他们更清楚违逆皇帝旨意的可怖下场。因此,经过一番装腔作势的大讨论后,群臣一致得出“宜如诏书”的结论,准备全盘接受汉宣帝的意见。但就在此时,唯有长信少府夏侯胜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并用一番激烈的言辞批评汉武帝,将其从神坛毫不留情地拉下来。
夏侯胜在发言中提醒同僚,汉武帝虽然有“攘斥四夷、开拓疆土”的功劳,但这些“丰功伟绩”都是用极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造成军士的重大牺牲和民众的财力枯竭。夏侯胜同时指出,汉武帝好兴功利,奢侈浪费没有止境,致使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失所,死亡的人口达到半数,致使国家至今都未能恢复元气。总而言之,夏侯胜认为汉武帝对百姓没有任何恩德可言,这种人没有任何资格拥有庙乐。
夏侯胜严厉批评汉武帝,反对为他设立庙乐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听完夏侯胜的意见后,群臣大为震惊,旋即因其大无畏的勇气而自惭形秽。作为汉武帝时代的亲历者,群臣实在找不出任何可以反驳夏侯胜的正当理由,便只能以恐吓式的语言-“此诏书也!”来予以压制,希望后者能够知难而退。在群臣的设想中,夏侯胜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绝不敢公开违抗诏书,否则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满朝文武对诏书唯唯诺诺,唯有夏侯胜例外
夏侯胜当然深知违逆诏书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出于良知和守护真实历史记忆的责任感,他还是铿锵有力的回应道:“这种诏书是不能奉行的,作为臣子的职责,应该是直言正论,并非阿谀顺从皇帝旨意。我的议论既然已经出口,就是被处死也不改悔!”在满朝文武对神化汉武帝之诏书唯唯诺诺的情况下,唯有夏侯胜做到了“一士谔谔”,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孤勇者”。
在夏侯胜大无畏精神的映衬下,拥护诏书的群臣愈发显得卑劣、懦弱,这使得他们既惭愧又愤怒。在劝说夏侯胜改变立场失败的情况下,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只好拿出流氓手段,给夏侯胜扣了一顶“非议诏书,毁先帝”的帽子,奏请皇帝将其下狱治罪。当时,满朝文武中只有丞相长史黄霸反对对夏侯胜因言治罪,因而也遭到弹劾,同样被关进大牢。
汉武帝茂陵
夏侯胜入狱后,朝堂上再没有反对神化汉武帝的声音,汉宣帝表示很满意。很快,祭祀汉武帝的世宗庙,在都城长安和49个郡国都建立起来,歌颂汉武帝的庙乐也在全国上下唱诵起来。由此,在汉朝官方叙事中,汉武帝成为不世出的圣主明君,集伟大、正确、仁慈、光明、威武等形象于一身,俨然成为神。至于“天下户口减半”、百姓“生子辄杀”等惨剧仿佛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
最后说一下夏侯胜的结局。夏侯胜入狱后,被他的气节所感染的几百名儒生、长安百姓和部分朝臣纷纷为其求情,最终迫使汉宣帝放弃将夏侯胜处死的念头。两年后(前70年),由于“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畏惧天意的汉宣帝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由此重获自由。
夏侯胜出狱后,因经学造诣深厚,先后出任谏大夫给事中、长信少府(复任)、太子太傅等职务,奉诏编撰《尚书》、《论语说》等书,深受朝廷的器重,直到90岁卒于任上。夏侯胜病逝后,朝廷下令“赐冢莹,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可谓极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