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如何治理泛滥的娼妓业

作者：齐小林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清末，北京娼妓业发展迅速，某种程度上威胁社会稳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社会治安，政府向娼妓业征收捐税，将娼妓业纳入政府管理体系。这导致了娼妓业的膨胀，妓院经营者地位上升，妓女地位下降，社会各界纷表不满，要求对妓院营业有所限制，保护妓女之权益。清政府以同时期日本娼妓管理制度为蓝本，创立公娼制度，规范妓院营业，保护妓女权益。

八国联军士兵与八大胡同妓女罕见合影

公娼制度，是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妇女合法卖淫的娼妓管理制度。在近代中国，公娼制度创立于清末，废除于1950年，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不同阶层的民众、社会精英和政府从各自角度出发，对公娼制度的指责从未停止过，亦未停止过废除公娼制度的努力。然而，在众多娼妓史的研究成果中，对于公娼制度起源、运行、演变的学术研究尚付阙如，这无疑阻碍了我们客观地认识公娼制度。本文通过对清末北京公娼制度确立过程的实证性考查认为，清末创立公娼制度的动机是多重的，既有保障妓女权益、提高政府收入、维护社会治安的意图，也有对西方城市管理制度的借鉴。

清末北京娼妓业发展迅速，政府很难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其发展，同时，娼妓业的存在增加了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清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禁绝娼妓业，显然很难做到；任其发展，不仅与政府现有法律冲突，而且威胁着北京的社会稳定。

传统中国城市缺乏正式的市政管理机构，清政府很少直接参与城市底层社会的管理，这对市民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末北京社会舆论对娼妓业的同情，既源于妓女悲惨的遭遇，更源于对政府城市管理的不满。据《谏书稀菴笔记》记载：“妓寮最惧者，因争斗封门，封门后车马冷落，故不待言，迨讼事毕，呈请启封，吏役需索无厌。”于是各妓院“遇有死伤亡故之事，除重大命案涉讼到官外，其余无论何项身死，俱不呈报官署”，以免麻烦。此外，妓院需向京城中有组织的乞丐缴费，某些混混亦专以讹诈娼寮为生。总之，“不守规矩的嫖客、营城司坊的官人、黄带子大混混、碰磁儿的、借钱的种种搅扰（使得妓院）非花钱不得安生。”《京话日报》认为妓女“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做此下贱生意，已是可怜得很”，散兵游勇和不良官吏的讹诈令妓女的处境更加悲惨。总之，国家管理的缺失，使包括娼妓业在内的许多行业受到基层官吏、地方恶势力的种种盘剥。

京话日报

要求娼妓业合法化的舆论，某种程度上受到天津日租界向“落子馆”征收捐税的影响。《京话日报》认为：“天津日租界连落子馆都要上捐……无论哪项生意，就是妓馆、烟馆也未始不可加捐，化私为公，实力的保护它们，免得差人讹诈，他们也未必不愿上捐……如今是面子不派捐，骨子里头比派捐还要厉害。”

当年在“落子馆”演出的艺人

部分稍有知识的妓女，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出发，呼吁仿行西方法度对娼妓业征收捐税，实行保护。《京话日报》刊载了一封妓女的来信，信中说道：“妓女虽贱，亦是人身，何至于不如蝼蚁……当初管子治齐，留下这个行当，原是为富国起见。如今外国的妓馆听说也是很文明。独我京城的妓馆，真是一个黑暗地狱。外国的妓馆由官保护，他们捐税虽大，人人乐从。京城的妓馆虽说没有捐税，营城司坊的花销，密密层层，比唱明了加捐还要多得多，非但不能富国，反倒病国殃民。”该妓强调娼妓业不但历史悠久，且事关富国，清政府不保护娼妓业与妓女的权利，任下层官吏勒索，如此娼妓业非但不能富国，反而足以殃民，因此要求仿行国外制度，实现娼妓业的合法化。即使是妓院经营者，也不反对上捐，有经营者回忆：“当时北京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一个妓女出门，因为头上所戴首饰头面，往往值到几千两银子，常被匪徒打劫和绑票勒赎，也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保护。”

很难考察其他民众对娼妓上捐的看法，但至少娼寮附近的商家会对此表示赞同，因为娼妓业带动了周边诸多行业的发展。“饭馆娼窑次第排，万家灯火耀花街。从知世界崇商战，八大胡同生意佳”的竹枝词， 即说明了娼妓业合法后，周边各业繁华的盛况。

清政府从两个角度出发，考虑娼妓业的管理问题。首先是维护社会治安，主管外城警政的外城工巡局认为：“（娼妓）既不能禁绝，与其为土棍蠹役所鱼肉，不如明订捐章尚有限制”，于是决定：“化私为公，（对）戏馆妓寮皆酌定捐输……仿照外洋各国，于捐纳之中隐寓限制之意；且可使地面痞棍无所凭附，庶抢劫斗殴之案日见稀少。”其次是增加财政收入，当时“京师警政亟宜推广，百废待举，用款浩繁”，“工巡局接管五城地面以后，以修石路禁烟馆为首先办法，刻闻又将各娼寮主事人传去，将来石路开办时拟即抽收妓捐以补经费之不足”；“各娼寮亦乐意捐输，以免土痞恶棍之骚扰”。1905年12月，北京正式抽收妓捐乐户捐：“外城工巡局前拟开办各项捐款，设局于西珠市口，现在迁设鹞儿胡同，旧日五城公所内，改名卫生局。清查娼寮，分别等级，按月纳捐，业于本月初一日起开捐云。”随后，清政府调整了相关法律，取消原有 “窝顿存留之罪”。至此，娼妓有了“公”、“私”之分：“纳捐于官中，略如营业税，得公然悬牌，可以出而侑酒，设宴于家者为公，反是则私。”

政府征收妓捐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妓院经营者地位提升，而妓女地位下降。据《京话日报》报道：“自从开办乐户捐，大小妓馆（掌班）全都吐气扬眉，非常得意”，“此等小人从来没有露过脸，自从上了捐，美得他们无脊六兽。”因此，妓院经营者对待妓女愈加残酷。《中华报》指出：“毒龟恶鸨，昔时负罪戾、伏严禁法律之下，尚敢百出奸计恣肆其毒手，诱骗无辜之女，逼处火坑，日加酷虐。今公然收捐，若辈自命奉官，其残酷当更倍于昔时。”其次是，妓院任意开设，影响市民正常生活，侵害了普通市民的利益：“自上妓捐后，外城街巷竟有官宅、铺户左近，孤悬茶室、下处招牌者，殊不雅观且有伤风化。”由此可见，妓捐的征收承认了娼妓业的合法化；然而若任其发展，不独政府增加收入、维护治安之目的难以实现，社会各界保护妓女权益之初衷亦将落空。

鉴于此，社会舆论提议娼妓营业“要划清地段，不准随便乱开……随便乱开起来，恐怕不是个规矩。”《中华报》认为：“妓馆抽捐之本意，非为图利，亦非以开妓馆为然，特以禁不胜禁，不如加以重征，聊示惩儆，且便稽查。但亦必严定限制，庶不至凌失本意。”因此，卫生局决定：“除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大小纱帽等胡同十四处准开妓寮外，其余通衢小巷一律不准开设，违者重罚。”禁止妓女在公共场所的活动，限制妓女逛庙烧香等。工作人员稽查限定区域之外的娼妓，“在罚款内提出三成充赏”。

社会各界倡言保护妓女权益。《京话日报》登载的一封读者来信写道：“美洲黑奴自开放以后，都可以享点人权，妓女虽贱亦算是黄种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一分子，岂有见死不救之理。”1906年2月13日，杭辛斋于《中华报》撰文认为：“开办妓捐以前，毒龟恶鸨尚敢百出奸计，恣肆其毒手，诱骗无辜之妇女，逼处火坑日加酷虐；今公然收捐若辈，自命奉官，其酷毒当数倍于昔时。（妓女）深受者将益无所控诉，是不可不预筹良法，以拯救之。”

1906年4月，为救济妓女，北京创设济良所。据梁漱溟回忆：“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报纸鼓吹募捐，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虐待妓女的掌班）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董事负责，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为官办，陆续收容的人不少。”《北京济良所办事大纲》规定：“凡投所妓女，年过二十二者，不愿为娼即可收留；向来不受凌虐者，应出本所担保，择配后仍向夫家取还身价交原身主收（缺一字），其价由官判定，不准讹索；若身有伤痕，不论年岁一律收留，身价即行注销。”可见，济良所以救济受虐待的妓女、协助不愿为娼的妓女退出妓业为宗旨；关于偿还妓女身价的规定表明，济良所认同娼妓业合法化及妓院的掌班、领家的既得利益。概而言之，济良所是政府、救济妓女者、娼妓业经营者彼此妥协的产物。

京师警察厅济良所

1906年8月，外城巡警总厅制定并报巡警部批准颁布了《管理娼妓规则》《管理乐户规则》，规定了娼妓业的从业和准入资格、经营规范和退出机制。这标志着公娼制度的正式确立。鉴于保护妓女的社会舆论不断高涨，1907年9月，外城巡警总厅制定并经民政部批准颁布《重订济良所章程》，对“诱拐抑来历不明之妓女；被领家需索重价掯阻从良之妓女，被领家凌虐之妓女；不愿为娼之妇女”实施教养和救济。这三项规则共同构筑了比较完备的公娼制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外城巡警总厅制定《管理娼妓规则》《管理乐户规则》“与传统的对于娼优乐户的管理有着根本区别，而改成诸如营业登记范围、从业妓女的常规与定期检查与性病预防、从业妓女的年龄要求及妓女与业主的关系等等”，其主要内容皆移植于日本1898年颁布的《娼妓取缔规则》，“除年龄划分清政府要求妓女年满十八岁以上有区别外，其余多款基本相同。”

娼妓业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清末公娼制度的创立，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对于清政府而言，希望通过将娼妓业纳入政府管辖，部分解决财政危机，并维护社会治安，其中也不无向先进国家学习城市管理制度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