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公务人员亲历记

1947年2月27日晚间，因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等与数名警员，在缉察走私烟贩过程中，打伤烟贩林江迈，致使群众激愤，之后又开枪误杀在旁观看的市民陈文溪，数百人包围警察局及宪兵第四团，要求逮捕凶手；第二天，在台湾省建设协会等民间团体发动下，群众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示威，卫兵鸣枪造成伤亡，情势更加不可收拾，此即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一不幸事件，事变发生后，颇多来自外省的公务人员与眷属首当其冲，成为激愤群众的伤害对象，但是更多的台湾民众默默加以保护，使得多数公务人员逃过一劫，事变后，亲历者有的仓皇逃回大陆，有的对时局颇感心灰意冷，有的继续在台湾奉献工作，甚至不乏造就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他们的回忆，也是了解二二八事件起因与影响的重要参考。

▲二二八事件时，两则记载公务人员被袭击的新闻报导

高级官员人人自危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担任台湾省财政处处长的严家淦（1966年被任命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后蒋介石去世，接替其完成“总统”任期），正在台中参加彰化银行股东大会，原本打算次日返回台北，结果发现道路不通，严家淦情急之下，与同行的台中市长黄克立同向仕绅林献堂求救，林献堂是著名的雾峰林家族长（二二八事件后被指为“台省汉奸”，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1949年9月以养病为由黯然离开台湾，寓居日本，1956年病逝于日本东京），早年致力于非暴力反日运动，曾向日本请愿成立台湾议会十余年，因此被誉为“台湾议会之父”，甚有声望。

▲严家淦，出身苏州木渎望族，深受陈仪信任，先后主持福建省、台湾省财政，后推动新台币改革，稳定币制。

严家淦避祸林家后，消息走漏，门口的座车被聚集而来的群众推翻，外有两千余人重重包围，这些群众要求林家交人，林献堂对群众说，“除非你们先把我打倒”，群众看到其坚决的态度，情势略为缓和，至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开抵台湾后，严家淦才乔装坐上林家的一辆货车回返台北，而台中市长黄克立之前化装成乞丐想要回到市内，一度迷途山中挖红薯为食，又被示威学生发现，状况至为狼狈。

▲救助严家淦、黄克立等人的林献堂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部份各级民意代表，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要求，与政府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未几处理委员会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甚而代表各方政治势力角力的场域，各地仿起效尤，也纷纷成立县市乃至乡镇的事件处理委员会，政治主张纷歧，有要求部队缴械者，有罢免当地官员者，时任国民参政员的林献堂，因为动见观瞻，也被推选为台北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执行委员（该会另有谢雪红、吴振武等），事后乃同被列入“二二八事变叛逆名册”，但因其援救严家淦等相关事实，尚未去职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乃建议国民政府，任命林献堂为改组后的台湾省政府委员，以扩大台湾籍人士的参与，平息众议，由此也可见当时情势的复杂，为此，林献堂曾有诗作感叹二二八事件：

光复欣逢旧弟兄，国家重建倍关情。干戈顿起谁能料？消息传来梦亦惊！

全岛几难分黑白，大墩有幸自昏明。从兹绥靖多良策，不使牝鸡得意鸣！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建议以林献堂等本省籍人士，担任台湾省政府委员

台湾新竹客籍人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在国军中任职炮兵团长、师长、副军长，有“台湾五虎将”之一美誉的黄国书，在二二八事件时，被任命为台中地区防卫司令，带着一名副官与秘书前往台中，结果在火车上，遇到了带着日本武士刀的青年上车盘问，幸而身着军服的黄国书能说流利的日语，这才化险为夷，青年并警告黄国书，最好不要穿着国军军服，车到台中时，政府官署已被夺占，黄国书只好无奈折返。

▲据白崇禧呈交报告，二二八事件中，收缴步枪1,591枝、军刀1,905把、步枪弹两万余发，据事后检讨，多数弹药库枪、弹分别保管，未同时被群众夺取，否则事态更难平息

在严家淦、黄克立仓皇避难的同时，全台各地的县市长同样陷入狼狈不堪的境遇。三月一日，群众冲入台北县政府，殴打职员，并有部分抢夺军警与政府仓库武器物资，坐镇县府的台北县长陆桂祥（江苏松江人，北京交大毕业）只好出走，直至约两周后才重出视事；台南县长袁国钦（福建上杭人，日本中央大学毕业）曾邀集当地仕绅商讨，后听闻群众将攻打县政府，决定避往吴凤乡间，该县参议会议长并集会宣告罢免袁国钦以下的外省官员；刚刚于当年一月接任新竹县长的朱文伯（江苏泰兴人，日本陆士毕业），前往台北市洽公时，座车被拦下，当即被打成重伤，幸有另位台籍民众吴森潭伸出援手，辗转在民众家中躲避。

总计当时台湾十七位县市长当中，在二二八事件中还能坚持在署办公者只有七位，另有七位因受伤或官署被围、群众追殴等，只能暂时避难，另有三位前往当地部队，寻求保护与支持，并与持械而来的群众发生武力冲突，当中较为幸运的是台东县长谢真（福建龙岩人，福建黎明高中毕业，曾任福建省连江县县长），当地原住民卑南族长马智礼，严密保护两百余位官员与家眷，使事件顺利落幕，前来宣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特别予以接见致谢，并请其陪同安抚地方。

基层公务员走避不及

二二八事件时，老家江苏无锡，二十岁的陆润康，刚到台湾省公路局上班两个多月，当时的台北市，到处都可见盟军轰炸后的残破瓦砾，闹区西门町晚上则一片木屐声，并有许多公共浴室，有如日本本土街头一般。

▲陆润康，曾任“财政部主任秘书”、“资料中心主任”、“关务署署长”、“中央信托局局长”、“财政部政务次长”、“部长”等职

初来乍到的陆润康，对于二二八突如其来的变故毫无预感，二月二十八日刚过午后，他看见大批人群聚集在办公室附近的专卖局前轮番演讲，也听不懂怎么回事，一位他认识的电器行老板示意他赶紧走避，陆润康才发现自己身穿中山装、卡其裤，一看便是外省公务员，旁边很多人瞪着他，不禁紧张的满头大汗，回到办公室后，陆续看到听见外省人被群众痛殴，脚踏车也给砸坏，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下班时间到了，陆润康与二十多位同事，决定结伴而行，快到宿舍分散而行时，突遇五六个路人拿出棍棒，本欲停下讲理的陆润康只好拔腿而奔，纵身跳入路边的菜地，挨了一顿拳打脚踢，满脸是血地回到住处。

经此一事，陆润康与同事在宿舍不敢出门，还听说暴徒可能逐户搜查外省人，更觉风声鹤唳，结果隔邻一位曾经住过上海的本地人士黄先生，安慰他们台湾人并非都是暴徒，并让自己的太太出去买菜，使他们不致断炊。

几天之后，宪兵进驻台北，隔邻的黄太太反倒有些担心不敢出门，于是换成陆润康等人出门买菜，站岗的军人并安慰他们事情已经平息，部队来晚了。

比陆润康大上几岁，并早些抵台，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视察的汪彝定，更早感受到风雨欲来的气氛，救济总署负责分发同盟国援助中国的物资，原先汪彝定不管上哪，总是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但二二八事件前，他却听到为他们开车的台湾籍司机，背后以“山猪”称呼外省人，批评不断。

▲汪彝定，曾任“行政院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经济部常务次长”、“经济部政务次长”等职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汪彝定与所有外省籍同事全部不敢回家，只好披着雨衣，度过漫漫寒夜，当时不仅各种耳语流传，台北与福州的电报一度也告中断，乃使得大陆各种报纸对于台湾局势捕风捉影，莫衷一是。

第二天起，汪彝定看到打人成为家常便饭，救济总署也天天派出吉普车前往台北街头救人，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王建今被一批暴徒打昏在地，另外一批民众经过，检视其证件，赶紧将其送回；汪彝定的一位教授好友刚刚出门就挨了一顿拳脚，另一位正在找工作的朋友被棍子打到肋骨折断，作梦时每每吓醒；汪彝定还看过一位穿旗袍的女子被打昏在地后，旁边的青年人上去猛踹不停，惨不忍睹；一个几岁的小孩被路人推到水里，幸而得救，更有很多人对熟人发泄不满，趁机报复，汪彝定惊讶地发现，“平日是好友、好邻居、好部属、好学生，此时都把人性最乖张以至懦怯的一面显示出来了。”

▲日据时期的台北街景

就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定期航行于上海基隆的中兴轮航来台湾，基隆岸上的群众怕该轮载运部队，武力威胁不准靠岸，后来经过再三说明，船上没有武装，这才放行，船只一停，就有数百位身无分文的外省籍公务员与眷属，前来恳求船长陈锡球救命，陈锡球看到其中三四十人浑身有血是伤，深感不忍，立时同意把他们载运上海。

还好有大妈伸出援手

年仅七岁的冯毓嵩一家，随着担任新竹县民政局局长的父亲冯世澂来到台湾，冯毓嵩记得，二二八事件中，一天家里突然闯进了一个头绑布条、身穿和服，手执武士刀的男子，开口便以闽南语大喝，里头都是台湾人吗？

▲亲历二二八事件的冯毓嵩，其父时任新竹县民政局局长，官舍被捣毁一空

“还好，几位本地大妈救了我们。”冯毓嵩记得，大妈坚称大家都是台湾人，这才平安无事，由于对外无法联系，又听说情况混乱，几个昼夜，母子三人只好躲在塌塌米下头避难，忍着饥饿，之后找到一个机会，隔壁大妈帮忙，几人登上接应的军车，一路直奔台北中山堂，当时里头满是如同冯家一样，前来避难的公教人员与眷属，大家拿着分发的毛毯、脸盆，十分狼狈，冯毓嵩听说在外头工作的堂哥被打得半死，幸而也得到救助，才捡回一条性命。

同样得到援助的，还有当时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以及机电处处长孙运璿，事件开始时，一位科长赶紧跑来报告，让他们由后门跑出去，在其家中躲藏了一个多星期，因为有人扬言要搜查房子，于是孙运璿化装成修电线的工人，悄悄溜回家中。

▲孙运璿（右、“璿”同“璇”），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处长、总工程师、总经理、“交通部部长”、“经济部部长”、“行政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

由于台湾电力公司各变电所很多僻处荒郊野外，配有自卫枪枝弹药，于是也成了群众抢夺的对象，最后有四名员工不幸在事件中死亡，二十人受伤，但基本上全台湾仍然继续供电，事件过去四十余年后，孙运璿对于当年救助他的这位同事，还是非常感谢，并且深有所感的写道：

二二八事件，是历史上的不幸，对于本省、外省受害同胞的家属，我们应该多帮他们的忙，给他们安慰，绝不能蓄意扩大省籍与族群间的冲突，也不要再算细账，要忘掉省籍，搞省籍只会打击我们自己。

▲台电机电处长孙运璿于签呈中称：“查二二八事变期间，各单位员工中不乏明理尽职之人，或奋勇追缉失物，保持公司财产，或冒险救护同仁，努力维护配电工作，情既可嘉，事亦可劝，拟请分别予以奖赏。”

自甲午战争割让台湾后，台湾历经了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十年皇民化运动，以及四年太平洋战争的耗竭与摧残，原本极度依存日本的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原本仰赖日本供应的农业所需肥料，一下失去来源，电力设施经过盟国轰炸，供电能力只剩下百分之十二，但很快地，台湾民众便把各种不满指向执政的长官公署；陈仪高举理想，使得原本日本高度强制性的军政体制，被百花齐放的新闻言论与省级民主选举取代；数万曾经接受日本军事训练，预备投入战场的台籍青年，面临转换国籍与战败失业的冲击回到故土；加以接收过程当中的利益冲突，也有部份人员从中渔利，政治、经济、心理、文化的各种陌生与矛盾，加上国共乃至于省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倾轧纠葛，当国军驻台兵力大部份调回内地的时刻，便一下子爆发出来。

诚如孙运璿所言，本省与外省同胞，在事件当时，互相扶持者远较彼此为祸者多，多数身历惊险的公务人员也不免感到委屈，当时他们拿着并不丰厚的薪饷，远赴台湾致力于战后的复兴，但不幸的是，直到今天，这些事实与面向常被忽视，二二八事件不仅远未落幕，依旧是民进党等绿营人士习于操弄的政治工具。1979年，孙运璇代表台湾当局发表讲话，回应“叶九条”，他指出“成功不必在我，只要中共当局做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则台湾可以考虑放弃‘三不政策’”。

作者|丘智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