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福州

作者：杨振辉

我旅居福州15春秋，一直以为福州仅是一座山灵水秀的风景城市，一座书香浓郁的文化城市，浑然不觉她更是一座豪杰辈出的血性城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近年经常徜徉榕城的三坊七巷——这片中国目前最大的古民居群、名人故居最为密集（200多座）的古城区，耳濡目染这里许多杰出人物叱咤风云的传奇与遗存，这才惊讶闽都的人文璀璨、英杰辈出、正气浩然，深感这座小巧玲珑的城市，这方充盈着儒雅之气与阳刚之气的土地，以及凝聚着众多青年才俊的青春气息与浩瀚才情的白墙黛瓦，格外可亲可爱、可圈可点、可钦可敬、可歌可泣。那些古色古香的土木佳构，既秩序井然、从容不迫，又规模适中、节制分明，截然区别于常见的权贵巨富豪宅；既洋溢着唐风宋韵、书画风流，又摒弃穷奢极侈的雕梁画栋、奇石名木。显而易见，这里多为书香门第、簪缨世家，这里的主人是一群崇尚文章道德的儒雅之士，而不是一批贪图荣华富贵的凡夫俗子，更不是一堆炫贵斗富的市井小人。这里因而能够成为近现代中国一处魅力四射的精神高地，成为东南沿海一座独具特色的文化宝库，成为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极其危难的时刻擎天扛鼎的一群英杰的摇篮。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这里代代有英雄，英雄的名字照耀历史；这里处处有英雄，英雄的故事灿若繁星……

濒海福地盛产侠士豪杰

随意翻阅中国近现代史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哪一次都不乏福州血性儿女矫健高大的身影。那些断金碎玉、穿云裂帛的声音至今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那些大义凛然的抛头颅、洒热血永远令人唏嘘不已，高山仰止。

一贯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奉为圭臬的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虎门销烟，震惊世界，彪炳千秋。而面对船坚炮利的英侵略者的军事挑衅，他果敢指挥反击，巧妙利用夜袭火攻大灭侵略者的威风，迫使屡吃败仗的英军夹着尾巴离开广州，雄强盖世；

被毛泽东推崇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杰出人物严复，从西方盗回思想之火。在甲午战争惨败后，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宏文，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政治，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念和民权思想，尤其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振聋发聩；又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设西学堂，倡习西学，震动京师；继在天津办报，撰写27篇社论，抨击时政，批判“君权神授”，提倡“尊民抑君”，为维新变法运动做了重要的思想与舆论准备。他在国人酣睡未觉时传播今天看来都极为重要的海权思想，令人拍案惊叹；

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在“百日维新”前夕勇担风险上奏光绪皇帝，吁请以新法精练陆军，从而“命一国皆改兵制”（梁启超语），堪称“戊戌变法的导火索”和“近代中国的陆军之父”，无私无畏；

“戊戌六君子”中年龄最小、锐气最盛的林旭，少年即负“神童”美誉。变法期间，他经常通宵达旦为光绪帝起草上谕，推动废八股、改新政、设学堂、习西学、修铁路、开矿产以及倡办报刊等，对守旧派的奏折批驳用语犀利严厉，因而最为守旧派愤恨。但在得知大难临头时，坚决不肯离京躲避，还从容记述：“友人促我速至公使馆潜踪，我耻为之。今夕当归寓，焚所有缄札，免致为瓜蔓之抄。”慷慨就义时年仅24岁，义薄云天；

帝师、教育家陈宝琛对腐败的清王朝直言敢谏，以“激浊扬清”“清明政治”为抱负，评议朝政不遗余力，获“枢廷四谏官”美誉，尤其是言人不敢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首发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奏议，石破天惊；

自幼博览群书的陈天听在1907年完成留学日本学业归国时，深感日本压迫、国难深重而痛锥心胸，通宵哭泣，愤极效法陈天华蹈海殉国（后被民国政府追认为烈士），生命如流星般照亮晚清的天空，震人心魄；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获悉巴黎和会上山东被转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连夜赶写《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付梓，疾呼“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他同时把这一消息急告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发了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他也因此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他还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街头摆下一副棺材发表演说：“曹汝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要跟他斗到底。棺材已预备在此”，激起听众们的热烈掌声与欢呼声，雄狮怒吼丧敌胆；

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福建时，福州学生纷起响应，隆重成立“福建学生联合会”，掀起了反帝爱国的热潮。他们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引起日人仇视。不久，学生示威游行队伍冲开军警防线，在商业区与日人发生冲突。日人竟派军舰三艘来闽示威，引起举国哗然，各地纷纷声援福州。全国民众及海外华人同仇敌忾，终以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撤走军舰、书面道歉，并对伤者给予抚慰金及补偿损失。这是弱国外交的一次凤毛麟角的胜利，振奋国人。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史书记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的陈矩孙（陈宝琛之孙），时年22岁，任地下党燕大支部书记、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动员工作，将燕京大学的革命学生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游行的前夜，他又将参与游行的大部分学生匿藏在钓鱼台，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震撼人心的“一二·九”宣言也出自他的手笔。之后，他任刘少奇秘书，参加中原局的筹建。1940年受中央派遣，回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任司徒雷登的秘书，积极配合北平特委争取司徒雷登，出色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统战工作，雄才大略显风流。

还有“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孤城、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王冷斋，以“义不臣倭”的民族气节赢得了广大军民的尊敬；抗日战争中，三个月率队击落日机31架的“空战英雄”陈盛馨，30岁遇难时全军哀痛；“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牺牲时年仅28岁……这些人视死如归，一切只为国家、民众的利益，全然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忠心耿耿，光昭日月。

如果说，古代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么近现代的福州完全可以媲美。而且，燕赵地广人稠，壮士习武游侠，多为复仇报恩而捐躯，与福州迥然不同。福州蕞尔小城、人口稀少，仁人志士又以书生群体为中坚，往往兄弟联袂，声气相通；师友勖励，道义相激，时代精英因而井喷式涌现，且前仆后继、无怨无悔。他们博学多才，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以增进社稷民生之福祉为奋斗目标，全然不计个人恩怨，不逞匹夫之勇，识见超迈，境界崇高，情操冰玉，功勋卓著。

任何一座城市文化的形成，都与其地理方位、地形朝向、山脉河流、气候土壤、植被物产、矿藏资源等自然禀赋密切相关；之后个性鲜明的城市文化又流淌于城市住民的血脉中，深深地影响着市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言行举止、操行品格乃至思维方式。这正是一方山水养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养一种人。福州独特的地理形态，是福州血性文化发育的温床，也是福州文化阳刚的自然基础条件。

福州虽小，却不可小看。她地处温暖湿润的东南海滨，又群山环抱，得天独厚兼擅海洋良港、水乡平原、山峦湿地、森林芳草、岩石沙滩之利，汇集各种自然地理优势之长，可谓汇集上苍的万千宠爱于一身，极为宜居宜业，以致建城2200多年来风调雨顺、人文鼎盛，逐渐形成福州的山水、建筑及其他人文各臻其妙又相得益彰的卓然不群风貌。因而，曾游历过天下名山大川的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懋（江苏太仓人）盛赞福州的风景与风水俱佳时说：“天下堪舆易辨者，莫如福州府。”

两千多年来，历代众多的英雄豪杰、文人雅士用生命和才情为福州积攒了丰厚的人文精华，使之宛如一部装帧精美、内容丰富、渊深厚重的典籍。首先，福州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因素：群山环抱、雄秀交错，又拥有宽阔的闽江口，可以“直送天风海涛来”，这使得福州刚柔之性兼备，也因此这座江南美女一般娇小妩媚的城市，能够形成铮铮铁汉的性格，能够孕育出如此众多的英雄豪杰，能够凭借特有的血性长立时代的潮头，不仅盛产风流蕴藉的才子，而且“自古多铁血英豪”，或者饱学之士平添几分侠义之气。其次，福州得益于深厚的人文积淀：由于枕山面海，闽人自古踏浪履波，梯航万国，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世代沿袭并且日益积淀发酵，逐渐铸就福建人兼具仁义慈爱与坚毅果敢之品格。明代博闻多识的著名学者谢肇淛在赞美福州的形胜极似南京时，又羡慕福州非兵家必争之地，故少兵燹之祸，民得安养之福。这是福州得以完整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士的精神在此得以可持续发扬光大；同时福建的文教事业历来兴盛，单清末福州就创办新式学校近百所，学生上万人，出版报刊20种，传统文化传习与新思维、新观念传播相当活跃，使士的精神与时代精神相互激荡，迸发异彩。士的精神即孔子倡导的“杀身成仁”的思想和孟子宣扬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士的精神绵延不绝，正是中华文化数千年屡挫不亡的主要原因。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道德准则后，不断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慷慨赴难。因而福州的许多士大夫往往忠于职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许多官员自觉成为拼命三郎，生命之花过早凋谢。

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在日本派兵强占台湾时，于1874年5月担任钦差大臣率师入台，由于备战无懈可击，逼使日军无可奈何只得退出台湾，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后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整日忙于修河堤、行海运、筹积谷、拔罂粟、减税收、整盐务、修炮台、平冤案、选贤能，终因操劳过度于督署撒手人寰；另一名进士林启任杭州知府时创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蚕学馆和养正书塾等新式学校。而当清廷在戊戌变法后欲废国内所办一切学校时，林启力争并以全家性命担保，三校始得保全。他最终也因积劳成疾，抱憾辞世。感恩的杭州绅民坚决挽留其灵柩，葬于西湖孤山放鹤亭附近，并建立“林社”塑像纪念，每年致祭；他的高参助手高凤岐也一样当官不谋私，却视官事如家事，事必躬亲，后因劳成疾，英年早逝。浙江人仰其功德，将其配享于孤山“林社”；而状元出身的王仁堪曾上疏弹劾崇厚擅订丧权辱国条约，向沙俄拱手相让伊犁大片国土，崇厚终被捕入狱治罪。不久“颐和园修，移海防经费为宫廷营缮之需。亲王不敢谏，大臣不敢违，日本人在旁拍手笑煞矣”。王仁堪对此又无所顾虑上疏切谏停建颐和园，触怒慈禧（另一福州籍进士御史林绍年以及林启也分别上疏力谏，均遭慈禧严饬），被外放任江苏镇江知府，但王仁堪的政绩又很快名列全省第一。在调任苏州知府后，他带病清理积案，也因过劳而遽逝，年仅44岁……

平时为国家和民众奉献青春、才智，紧要关头更是不惜牺牲生命，这就是福州青年才俊的显著特征。

令人惊叹的是连一些皓首穷经的纯粹书生也一样血性。如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高鲁，留学比利时获博士学位并第一个编制了以立春为岁首的《长春历书》。1909年，孙中山赴巴黎组织同盟会，他积极响应，还发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参加。1911年回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不久任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1915年，袁世凯下令赶印有“洪宪”年号的新年历书，高鲁坚决抵制，敷衍了事。1920年，他前往德国、法国，代表中国接收八国联军劫走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此后，他建造了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发明了中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获巴拿马博览会奖章），测定了北京经纬度，率先将天象仪介绍到中国也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翻译成中文。1941年，汪精卫企图拉高鲁到南京任职，遭其严词痛斥。他只身滞居重庆，继续从事天文学研究。1942年9月，他与余青松、竺可桢等在甘肃临洮观测日全食，测定了日全食的天空亮度，发表了《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报告，轰动国际天文界，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1943年元旦，他在福州各界人士纪念上海“一·二八”事变11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演说。1944年9月，福州沦陷，高鲁抱病撤退，途中亲眼目睹一些政府官员欺压百姓的行为，十分愤慨，当即致电重庆方面要求弹劾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无奈顾祝同是蒋介石的心腹，高鲁反遭免职降级处分。1947年70岁病逝时，他家中竟无力成殓，足见一生清廉；再如我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的著名科学家侯德榜，1936年在南京筹建当时亚洲第一大厂——永利铵厂，但投产没有几个月就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沦陷后，工厂被日本三井财阀吞没，成套的硝酸设备被拆运到日本。抗战胜利后，侯德榜等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要求前往日本拆还原物，国民党当局拖延不决。侯德榜愤而在《大公报》发表《向日本拆回被劫去的硝酸装置》一文，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国民党当局无奈之下，勉强准予办理。1947年7月7日，侯德榜亲赴日本，找到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并几次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严正交涉。起初，负责此项工作的美国人竭力袒护日本，提出只能拆走原件，不能拆日本换上去的配件之类不合理的意见。对此，侯德榜寸步不让，他严正指出：“譬如说日本拆走了我们一辆汽车，拆走时能行驶，不论他们更换了轮胎还是其他配件，也总得是一辆能开动的汽车才行。否则我们收回做什么？”经多次交涉，美方明知理亏，才同意成套归还，麦克阿瑟正式给日本政府下令。在拆迁过程中，当时国际会议要求在日本口岸交割，侯德榜据理力争：强盗抢走的东西就要还到家里来。最后美日不得不同意在上海交货。9月11日，经过7周的交涉，侯德榜终于全胜而归。侯德榜一介书生，在异国他乡，面对拥兵百万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毫无畏缩，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敢于义正词严，善于有理有节，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确实智勇可嘉；著名物理学家萨本栋1937年担任国立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时，日军舰队迫近，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下令厦大内迁战时省府所在地永安，萨校长坚持应该内迁闽西长汀，毫无转圜余地，最后官司打到中央，以萨校长胜利而告终。不久，陈仪在一次大会上指责福建人，萨校长寻机予以严正反击。稍后，陈仪又密电萨校长开除四个有“异党嫌疑”的学生，萨校长阅电甚为气愤，当即复电：“查该生等并无违反校规行为，碍难借故开除”。以后省保安处几次派人来校逮捕学生，都遭到萨校长的严词拒绝。这就是他“比好人更好，比坏人更坏”的待人处事哲学的具体表现；而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参与了新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设计：如参与完成国徽设计、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等。50年代初，林徽因作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以极大的勇气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1953年夏，林徽因参加郑振铎组织的有不少考古、建筑界知名人士出席的晚宴，席间素以优雅著称的林徽因却勃然大怒。她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痛心疾首的林徽因不久病重，她气愤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绝望的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不幸辞世，年仅51岁。巾帼英雄，须眉汗颜。琴心剑胆，日月同辉。

海军摇篮哺育血性精英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及洋务运动蓬勃兴起，西洋文化的浪潮不断激荡福州这座积淀了千年士文化的古城，使那些未曾枯竭板结的心灵立即枯木逢春般警醒；年青一代更是血脉贲张，铁心尽忠报国。

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朝廷：“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而“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漕浚渠，水深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法国专家日意格也认为在此建设造船厂有八大好处，如海口多山，军事上易于防守；近有海关，经费便于筹措；海口颇深，船成利于航行等等。也因而，中国海军的摇篮顺理成章地安在了闽江口。

这是历史选择了福州，让船政学堂这一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实业学校，应运而生在拥有蔚蓝色海洋这块广阔舞台的福州，从而让一群热血沸腾的福州青年能够踊跃报考、发奋苦学，投身国家的海防事业，奋勇谱写中国海军风云的新篇章。46年中，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达629名，其中88名被选派到欧洲留学。他们或在造船、铁路、矿业、邮电等方面卓有建树，或在近代海防建设、捍卫祖国海疆主权，激发国人日渐勃兴海洋意识与海权思想等方面功勋卓著，涌现了魏瀚、李鼎新、郑清廉等许多海军名将。

他们一开始就依靠发奋苦读苦练而成为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材。当时大清国的驻英公使郭嵩焘曾多次向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了解留学生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总是：“水师良才曰刘步蟾，曰方伯谦，曰萨镇冰……”这些福州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海军的中流砥柱。据不完全统计，在近代海军军官队伍中，上、中、少将的68%（在清代高达91%）是福建人（主要是福州人），以致海军的13任总长（部长、总司令）均为福州人。中国海军主力长期掌控在福州人手中，以至到1937年4月海军部所属官佐2563人中，闽籍仍有2130人，占83.43%。海军部本部官佐2341人中，闽籍也占1871人。这些血性男儿后来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不断续写动人心魄的英雄壮歌。

1884年7月，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假游历之名，自由进出闽江口。清政府寄望和谈，严令将士不准出战，违者虽胜亦斩。两国舰船首尾衔接，最近的只有200米。8月23日，法国舰队乘着退潮发动突袭，震惊中外的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奋勇反抗，船政学堂毕业的陈英、许寿山、叶琛、林森林等六管带奋不顾身，指挥击敌，船伤弹尽犹鼓轮转船冲入敌阵，均壮烈牺牲，殉难士兵736人也绝大多数为福州籍。当时，武探花林培基丁忧故里，闻法国军舰侵入马江，领衔向闽浙总督呈递“万民折”，提出自备干粮武器参战。后获准招募义勇，周边乡村的“子弟踊跃争先”。他们由林培基率领驻扎于马江海潮寺右，与水军成掎角之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当晚，林培基的同乡林狮狮孤注一掷，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他率十余名乡民驾一盐船，带上土炮，依靠江边的芦苇作隐蔽，星夜暗渡，出其不意地靠近法军旗舰“伏尔泰”并迅速发炮，击中旗舰上舱，打伤法国侵略军司令孤拔（不久孤拔死于台湾）。法军还击，林狮狮等勇士以身殉国。当晚马江整夜火光冲天，雷声、炮声不断，民众的勇毅决绝何异三元里抗英。法国侵略者慑于民众的殊死搏斗，才全部撤出闽江口。此战因朝廷研判错误、决策错误，加上地方官员丢魂失魄导致海军惨败，民众则豪气冲天力挫劲敌凶焰，因而可说此战海军覆没，但福州不败。福州民众气贯长虹，法国侵略者又恨又怕只得悻悻而去。要是别处，难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难怪当时恰在现场观战的英国人赫德会由衷地赞叹：“真正的荣誉应属战败的人们，他们奋战到底并且和焚烧着的满被枪弹洞穿的舰船一起沉没……”

10年后的甲午海战，福州血性青年一样余勇可贾（参加黄海大战的北洋舰队12艘军舰，11艘管带毕业于船政学堂）。临战时，林永升“尽去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头”以示死战。战斗中，林永升指挥全舰官兵重创敌舰，最终中弹殉国。在旗舰“定远”号的信号旗被击落致使北洋舰队队形混乱而陷入被动局面的危急时刻，刘冠雄急请管带叶祖珪升起信号旗，代行指挥，统率众舰变阵应敌，舰队渐又从散漫转集合成队形，声势复振。日本舰队见天色已晚，又怕威海港内的北洋舰只赶来增援，于是匆匆撤出战场。但此战因日舰速度快、炮位多，又是突袭，“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快船管带林履中等率官兵奋勇杀敌，在弹尽舰沉之际犹全速向日舰猛冲，最终愤然投海，恰巧北洋鱼雷艇赶到，抛出长绳欲救两管带，但他们毅然推开绳子，以身殉国。他们以一腔热血，在波澜壮阔的黄海上书写着民族大义，抒发了军人对祖国、对民族的赤胆忠诚。

这些操福州腔的钢铁战士面对劲敌，早已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大管轮郑文恒战前寄出家书“此次临敌，决死无疑”。他们为了民族利益和道义节操，完全视死如归，毫不犹豫。“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因战舰进港时避雷标触礁进水，自认失职而坚决自尽；继任者杨用霖战功赫赫，后因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昺等主降将领胁迫他与日军接洽投降，他严词拒绝并引枪自尽殉国；与林泰曾合著《西洋兵船炮台操作大略》的刘步蟾，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在“定远”舰弹尽援绝时，为使战舰不落入敌手，他果断下令炸舰并服药自杀，以身殉国。这些拼死杀敌的将士，如今定格为甲午战争纪念馆里的蜡像，成为后人瞻仰的民族英雄和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近代史的精神丰碑。

当日本海陆军围困北洋海军最后一个基地——威海港时，萨镇冰主动请缨，率领几十名士兵，前往日岛炮台，扼守威海港入口咽喉。战前，萨镇冰的夫人陈氏从福州专程赶来探亲。萨镇冰毅然命令水兵撤下舷梯，不准她登舰，以示决死抗战，甚至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仍坚持：“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归。”陈氏夫人只得洒泪南归，从此一病不起，数月后离开人世。这期间，萨镇冰率领炮台将士，猛烈回击日舰队的大举进攻，战斗极其惨烈。“其他海军炮台之守将则不待命令，不须请训，而迳遁矣；惟萨君行事，恒求不逾规矩”。他英勇抵抗了11天，最后接到提督丁汝昌的命令才撤出战场。尽管如此，萨镇冰还是试图服毒自杀。他宁愿尊严地死，不愿屈辱地生。在洋员的百般劝阻下，萨镇冰最终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匆匆奔赴新的征程，挑起新的重担。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廷议和大臣中居然有人提出把北洋舰队现存的5艘巡洋舰退还给制造国英、德，以向整个世界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之诚意”。而这一提议，居然得到了朝中大员的普遍赞同。叶祖珪和萨镇冰为此拍案而起，他们椎心泣血，奔走呼号，据理力争，才避免了中国海军的灰飞烟灭。1904年，叶祖珪奏请“广购战舰，添招练勇，借威海卫为操演所”。清廷因命其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终于完成了中国南北方海军的统一。时值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舰无视我国主权，闯入上海内港，叶祖珪毅然下令予以扣留并解除武装。1905年7月，叶祖珪在巡视沿海炮台及水雷营时，劳累过度又染伤寒，病逝时年53岁。“将吏皆哭失声，有越千里来送葬者”。从此，中国海军的指挥棒交到了萨镇冰的手里。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又是一批福州籍海军将领率先舍生取义，与腐朽政权彻底决裂，成为时代潮流的先锋：很早就痛感清廷腐败的林舜藩带领舰员于上海吴淞口起义，成为清海军举义第一舰，为上海举义立下首功；李世甲、杨砥中、杨廷纲等发动驻泊南京的15艘舰艇参与革命；受命驰援武汉的海军统制萨镇冰，先以海军的舰炮支持清军收复汉口，使革命军岌岌可危、部分革命党人惊惶失措，但很快萨镇冰顺应时代潮流，选择自行引退，临行前指定时任“海筹”舰舰长的黄钟瑛为舰队队长，这客观上支持了人民的革命事业。黄钟瑛早就赞成革命，再经福州同乡、革命党人林森等人的联络动员，立即召集下属，鼓励士卒投身革命。他的毅然易帜起义，带动了同行各舰相继反戈。海军主力相继在九江、镇江、上海起义后，公推黄钟瑛为临时舰队司令。由于黄钟英舰队的东讨西援，尤其是在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时，黄钟瑛率舰救援武昌，辛亥革命的成果才得到了有力的巩固，他也因而被推为民国海军第一任总长；他的侄儿黄忠瑄这期间也做出重大贡献：当时全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奉命参加英皇为祝寿而举行的多国舰队海上校阅仪式，二副黄忠瑄了解到叔叔黄钟瑛率舰起义，便立即在舰上展开活动，获得了舰上官兵的热烈支持。1912年1月1日，“海圻”舰官兵在英国的巴罗因弗内斯港举行易帜仪式，弃暗投明。

清政府重建的海军，在清廷尚未彻底垮台之前，已经全部起义，成为辛亥革命党人掌握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革命党人过去未曾重视在海军中展开活动，海军官兵也一向以保守持重著称，但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洪流面前，以福州籍倾向革命的将领为核心的海军官兵迅速转向，选择了民主共和，顺应了时代潮流，加快了大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覆灭。

在随后政局动荡的岁月里，福州籍的海军将领依然紧紧掌握海军的领导权，相继为中国海军的正确航向掌舵。在诸多关键时刻，他们都能选择正义与真理，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1916年，孙中山发表恢复临时约法宣言，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等人立刻响应，宣布海军独立，通电护法，否认国会解散后的政府，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复辟祸首等三项主张。林葆怿还借舰队学习鱼雷为名，率“海圻”等15艘兵舰赴广东护法，林葆怿因而被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海军总司令。紧接着于1917年6月任海军总司令的饶怀文（辛亥革命中任长江舰队“建安”舰管带），也是率舰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革命者。他派陈绍宽调查研究法国海军，派郑滋樨办理炼钢事务，这两位福州俊才为此后海军的发展贡献犹大。

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后，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武力统一中国，闽籍部分海军将领如“海筹”舰长许建廷、“永绩”舰长蒋斌、“建康”舰长严寿华、“列字”鱼雷艇长袁瀛、上海造船所所长刘冠南等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不肯依附直系，联合发出通电（即轰动一时的“庚电”）：拥戴曾经担任北洋海军第一舰队代司令的林建章为海军领袖，之后驻在青岛的“海筹”、“永绩”两舰突破封锁驶往上海，与上海的“建康”、“列字”两舰艇会师后成立独立沪队，受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孙中山特地致电林建章：“如执事之明达与在沪海军之彻悟，文当竭其绵薄，相与戮力同心，共纾国难。”虽然林建章所领导的沪队独立局面只维持到1924年9月中旬，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我国近代海军史上的一桩大事件。

1926年12月出任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的杜锡珪，武昌起义时任“江贞”舰舰长。当时，他与黄钟瑛一起率三舰驶抵武昌下游青山，炮轰二道桥、三道桥，阻截清军退路，最终光复武汉三镇。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杜锡珪与继任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密商归附南方。恰好此时中共派员劝导杨树庄完全脱离北洋军阀，杨树庄便于1927年3月率领全体海军官兵，归附国民革命军，通电令各舰易帜。北伐军遂与海军合作，攻下南京。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杨树庄任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不久病逝。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海军下半旗志哀三日，并下褒扬令，称其“十六年北伐之役，首率海军，响应义师，促成统一；嗣任海军部长，又主政闽省，宽猛得中，抚循著绩”，举行公葬典礼。

当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时，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领的舰队游弋在长江下游，对北伐构成重大威胁，但陈绍宽经过慎重思考，果断下令舰队归附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不久，龙潭之战打响，陈绍宽倒戈攻击孙传芳。龙潭之战异常惨烈：革命军与孙传芳的军队激烈厮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终革命军取得胜利，摧毁了孙传芳的主力，俘虏5万余人，缴获枪支4万余支，取得龙潭大捷。为此，陈绍宽受到国民政府嘉奖，获“中流砥柱”大勋旗一面。在答词中，陈绍宽慷慨陈言：“自古破竹之势，从无中止于半途；去草之图，要在能绝其根本”，希冀乘胜北伐，收复东北，统一中国，并表露志向道：“绍宽愿击中流之楫，追随北指之鞭，穷犁扫于沈辽，宁见神州统一。收艨艟于溟渤，所期海宇澄清。”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陈绍宽为中国海军司令。他迅即回国组织“江阴阻塞线”，用沉船在江阴水域筑成一道坚固的水上要塞。这种不可思议的抵抗方式，有效地保卫了大后方。当时中国海军舰船总吨位仅5万余吨，而日本海军号称世界第三，总吨位达110多万吨，相差20多倍。但由于陈绍宽组织防御极其周密，敌舰艇一直无法突破江阴阻塞线，只能派遣航空兵狂轰滥炸。持续一个多月的江阴海战，是中国海军主力同日本海军航空兵之间展开的一场以空袭和反空袭为主的殊死拼杀。这期间，陈绍宽派出两艘鱼雷艇，偷袭日军“出云”号航空母舰，震慑了侵略者，迫使“出云”号退出黄浦江。江阴海战的结果是击落日机20架，而中国第一舰队主力则损失殆尽。这是数量上、质量上都极为落后的中国海军的一场不畏强敌的破釜沉舟之战。陈绍宽凭借血性和才智带领全体中国海军，不怕牺牲，奋勇鏖战，打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英勇气概。《中国近代海军史》写道：“江阴抗战是民国海军史上最壮烈、最辉煌的一页”。《中华民国海军近史》也盛赞此战“迫使敌寇不能利用最好的长江交通线，阻止了敌之优势海军溯江上犯南京，消弭了我之沿江作战部队的侧面威胁，从而粉碎了敌之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而且为我国赢得了时间，用以撤退长江中游的主要军、政、生产各部门机构和发展后方抗日的各种重要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终于使敌失败投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令陈绍宽率舰赴山东堵击共产党军队。陈绍宽公然回复“抗战后海军元气尚未恢复，且绍宽在抗日期中报效无多，已愧对国人，若再参加内战，内疚殊大”，公然率领舰队南下检修，不顾蒋介石暴跳如雷。当然，他要为此付出撤职查办的惨重代价。但陈绍宽坦然办理交接手续，立即动身回乡，连蒋介石都不屑一见。他一生致力于海军事业，壮年丧偶未再娶，无子女，1946年春节后孑然一身回到家乡，所带除书卷外，别无长物，从此闭门不出，悠闲林下。数年后，国民党溃退台湾，蒋介石两次电令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诚邀陈绍宽“赴台共襄国是”。陈绍宽斩钉截铁地说：“我年近花甲，心同死灰。岂不闻鸟思旧林、狐死首丘之说？若逼我去台，我定从飞机上跃下，葬身闽海波涛之中。”蒋介石只得作罢。

在抗日战争初期，陈季良代行海军部长职务。他一面布置阻塞江阴水道，一面指挥舰队严防死守。陈季良激励将士说：“当一个军人首先应当忠于职守，勇于从战，以身报国。在陆上战场，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在海上战场，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不管战场环境如何险恶，人人都要杀敌致果，坚持到最后的一发炮弹或一颗鱼雷换取敌人的相当代价。”他指挥若定，不管周围弹片纷飞，水柱掀腾，周围官兵中弹伤亡的血浆溅到他身上，他也岿然不动，英勇无畏。他指挥各舰高射炮构成密集的防空网迎战。尽管日军始终把旗舰“平海”作为轰炸的主要目标，但他始终不降下司令旗向敌人示弱。“平海”舰重伤后，他转移到“逸仙”舰，仍悬起司令旗，继续指挥作战。一个月中，共击落敌机12架。

众所周知，抗战前蒋介石就开始竭力压制、排挤闽系海军人士，扶植欧阳格的电雷系。陈季良在舰上被炸伤后，海军部即派曾以鼎率舰接替，令陈退往后方治疗。欧阳格则向蒋介石报告陈季良临阵脱逃，蒋介石极其愤怒，当即电令陈绍宽“就地枪决”之。陈绍宽如实汇报陈季良指挥作战的情况，蒋介石仍盛怒未消，幸而当时现场观战的德国总顾问端纳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所看到的海空军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才打电话安慰陈绍宽说：“误会，代我安慰陈季良。”总之，到1947年5月，海军总司令部军官514人中，闽籍仅存92人，由陈绍宽时代的近80%下降到18%。

尽管福州军人受到百般排挤，但他们依然精忠报国。“平海”舰舰长高宪申骁勇善战，指挥官兵击落击伤日机多架，腰部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舰队司令下令强送医院抢救；舰长陈宏泰腿部重伤，栽倒后又坚强地站起来，不顾伤口血流如注，急令全体官兵迅速灭火，斩断锚链继续作战；“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在完成武汉保卫战后驻防金口，日军派出六架战机从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位狂轰滥炸中山舰。萨师俊指挥舰上高炮对敌机猛烈射击。鏖战中，萨师俊双腿被炸断，左臂负重伤，官兵欲强扶他离舰，他用力推开众人说：“我还能指挥作战，你们不许这样！身为舰长，职责重大，必与舰共存亡，且此中山舰非他，乃我国父广州蒙难时之座舰……今为我死守尽义之时矣，我必留舰。”官兵闻言倍受感动，擦干血和泪，又冲向炮位奋战。为避免舰长被日机作为主要扫射目标，大家劝他摘下舰长袖章，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必死矣，军服国家名器之象征也，决不可易。常人死犹正衣冠，况我军人殉职可衣冠不整乎？”舰体开始倾斜下沉，他只得挥手令下属离舰。众人含泪强挟他下舢板，他仍大呼杀敌，终被日机俯冲扫射而英勇捐躯，年仅43岁。全舰牺牲将士25人，福州籍占20人。而曾以鼎奉命率第二舰队接防江阴后，也立即勘察选址修筑并加强沿江炮台。不久，3艘日舰大摇大摆驶来，我炮台猛烈轰击，为首之舰中弹起火，迅即下沉，其后两舰仓皇逃窜。以后，曾以鼎率舰驻泊宜昌，经历多次恶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当陈绍宽不愿参加内战挂冠而去时，他也离职寓居上海。

1939年后，海军凋零凄惨，布雷队成为海军打击敌舰船的主要力量。布雷大队长林遵在这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次，他在寻找民船实施布雷无望的情况下，下令布雷队员泅水推雷入江布放。他率先垂范，且泅且推至中流。不料返岸时，陆军掩护部队已撤，林遵等36名官兵陷入日军包围，幸因高层震怒才被不惜代价营救脱险。整个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共被击沉击伤舰船艇321艘，绝大多数为水雷攻击所致，所用水雷均为海军自制，林遵因而升任第二舰队司令。1949年，林遵经过反复考虑，毅然决定率队配合解放大军渡江，又往南京联络动员原“新海军社”社员及部分舰艇长起义。4月23日，林遵率25艘舰艇官兵1271人起义，毛泽东、朱德电称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福州籍海军将士历来爱憎分明、忠勇双全。他们的忠不是盲从主子的愚忠，而是忠诚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勇不仅体现在抵御外侮时书写一曲曲气势磅礴的爱国壮歌，还体现在哪怕斧钺加身也毅然响应正义的召唤冲破重重羁绊站在人民一边。他们对祖国对民众的赤胆忠心丝毫不为上司的怀疑挤压而受到影响。他们在紧要关头的明智抉择完全抛弃了个人的得失安危甚至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

了不起啊，英雄的福州籍海军将士，福州抚育的血性才俊！

辛亥革命澎湃福州力量

女侠秋瑾在1905年悲愤地写下《满江红》词：“ 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以及被捕后感叹“中华偌大竟无人”时，她一定不知道她的出生地福建就有一批血性儿女正在厉兵秣马、摩拳擦掌冲向辛亥革命的腥风血雨。他们无论是面孔沉着冷峻的文弱书生，还是英气逼人的强健青年，一颗颗年轻的心灵全都如淬了火般刚强勇毅。

当时的福州，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学堂遍布坊巷，传播革命思想的出版物不胫而走；益闻社、励志社、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汉族独立会等28个反清社团风起云涌，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单同盟会会员吴适参与领导的“光复会”就有会员200多人。而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会员仅70多人，方声洞和其兄声涛、姐君瑛、嫂曾醒、郑萌等7人皆是第一批参加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传为佳话。留学日本的青年才俊陈与燊与同学陈可钧、陈更新相约以身许国，推翻专制王朝，纾解民族危难，时称“三陈”。这些革命者为着心中的那一个共和的梦想，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决心奉献单薄的身体去支撑民族的危局，用年轻的生命去填补千疮百孔的国运，让民生、民族、民权的通道不再崎岖、坎坷。

1911年春，由闽籍人士组成的同盟会十四支部支部长林文病中接黄兴、赵声来信说“事大有可为，请偕同志来”，便立即联络福建籍同盟会同志30余人陆续回国，并派林觉民、李恢先后回福建招募赴广州起义志士。他写诗明志“何期铁与血，化作自由花”，决心“担任革命军中的前锋，长驱扫穴，以光复神州”。林觉民在福州与相貌魅伟、武术超群的冯超骧联系时，冯父重病垂危，妻弱子幼。林觉民见状劝其暂缓起程，但冯超骧慷慨陈词：“吾意决矣！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当舍私从公。吾宁负负父之大罪，不敢失此千载难逢之机，而终为亡国奴也。”其父闻此催儿尽管动身，夫人也含泪话别，使在场的林觉民感动得泪流满面。

冯超骧随林觉民、刘元栋、刘六符等20余位第一批革命志士离开福州不久，传来其父逝世噩耗，悲痛欲绝、吐血盈盂的冯超骧仍随黄兴等人潜入广州准备起义，又受命返港接应吴适率领的第二批志士22人。这期间，萨镇冰的外甥陈与燊从台湾筹款刚回，大家见他身体虚弱，劝其不要参加起义，他激动地说：“事若不成，诸君死，我何忍独生？”他先焚积稿，再售器物，以示破釜沉舟；他的刎颈之交陈可钧看到资助革命经费的多是闽籍侨胞，感慨地说：“事起，我等倘不当先争死，匪特无以对我明季抗虏诸先烈，抑亦无以见吾闽助资之华侨也。”陈更新在赴粤前也赋诗：“蓬梗飘零又一年，前程无计着先鞭。江南生气惊滇桂，酒半悲歌忆赵燕。莫为时光伤马齿，共看火色起鸢肩。沧桑有变心难易，依旧冰清与石坚。”志士们襟怀坦荡，纷纷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由于举义消息泄漏，多省志士主张改期或取消行动，惟闽人群情激昂，决意一搏。曾经多次参加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而深为孙中山器重并誉为“林大将军”的林文，分析当时形势认为“不但不能改期，且须速发，方可制人”。陈与燊附和道：“战亦死，不战亦死，天下宁有不战而束手待缚之壮士哉？”当天下午五时半，黄兴同林文亲率128人敢死队，从小东营出发，向两广总督署发起总攻。林文领头，冯超骧、吴适殿后。身材魁梧，精于拳术的刘元栋一马当先，沿途击毙不少岗哨和卫兵。抵达督署衙门时，守门士兵及卫队负隅顽抗，刘元栋左冲右杀，迫使清兵弃枪投降。陈可钧和陈更新纵跃登楼，其它勇士也跟着上去。陈更新更是眼明手快，一枪击毙清军管带金振邦，清兵顿时大乱，四处遁逃。勇士们冲入督府后，见两广总督张鸣岐已逃走，便向东辕门追击，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部相遇。林文高呼：“同胞们，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宜自相残杀。”话音未落，头部中弹牺牲，时年25岁（名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首）。众人奋勇迎战，因寡不敌众，刘元栋在拼杀中头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战友们连忙上前抢救，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吾死志也，不足悲；去图大志，勿念吾也。”说罢瞑目而逝，时年27岁；冯超骧胸部中弹10余处，鲜血流溢，仍双手持枪血战，直至壮烈牺牲，是年32岁；从小习武因而体格健壮、喜欢自比“猛张飞”的林尹民从日本携带六箱枪支弹药回国，战斗打响后也勇敢地冲锋在前，在打死数十名清兵后中弹牺牲，年仅24岁；激战中，方声洞在双门底“孤身被围，容无惧色，犹挥弹突击，计杀哨弁兵勇共20余人。背面、身中弹，血流遍体而气不衰，弹尽力竭而死”，时26岁；从小任侠好义、倜傥不羁、精拳善剑、读书警悟过人的刘六符在战斗中勇往直前，机敏善战，力抵众敌，数处负伤，仍不退却，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陈更新孤身奋战三天三夜，不眠不食，弹尽力竭被捕；林觉民、陈可钧和陈与燊也在巷战中负伤被捕。

提讯时，25岁的林觉民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世界形势与革命思想，清兵为之动容。他还“以笔代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申明“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民众安乐，则吾死瞑目矣”。有人劝张鸣岐为国家保存元气刀下留情，张说“此人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也称得上奇男子……这样的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这还了得？”而落入敌手的其他四位青年勇士也一样正气凛然。清吏问眉清目秀的陈更新：“你年龄还不大，怎么参加造反？”24岁的陈更新厉声应道：“我们是起义，杀身成仁，自古有明训，鼠辈宁知之，其速杀我”；24岁的刘六符也站立不跪、愤然回答：“年轻血性，为国为民，觉悟不迷，欲杀从速”；当清吏问23岁的陈可钧：“一个白面书生，何苦为逆以自残”时，陈可钧铿然作答：“只要能唤醒同胞，继我的意志起来奋斗，我也感到十分满足。你们这班人利禄熏心，血液已冷，哪能懂得这些！”24岁的陈与燊也神色自若，毫无惧色。五位勇士或仰天长笑，或正气凛然，皆从容就义。他们与之前牺牲的五位志士一起被称为“黄花岗福建十杰”（半为未婚青年）。

这次起义，虽然是孙中山第10次革命失败，却是孙中山领导的最大规模、最为壮烈也最鼓舞人心的一次。正如林觉民所料：“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革命精英用生命和鲜血去埋葬专制政体的伟大精神极大地震撼了全国，甚至震撼了世界，也振奋了各界革命者和各地民众的斗志，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不过半年，武昌起义就成功了。因此，孙中山对此役给予高度评价：“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因而孙中山特地于1912年入闽，抚恤黄花岗起义福州籍英烈遗孀，并念念不忘：“广州之役，黄花碧血，七二英烈，闽有十九（实为23人），居全国冠，壮哉！意洞（林觉民）、广尘（林文）、无我（林尹民）、子明（方声洞），八闽先驱楷模……” 后来成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也常常感叹：黄花岗烈士福建十杰，或留学外国，或精通国学，皆闽中俊秀之士，非普通者比。广州一役，其能震动全国，推翻专制者，非十杰烈士之声望，未有以致之也！他们中许多人“能诗、能酒、能文章，未足也，又能冲锋、能临阵”，素志“成仁取义”（宋教仁挽联），能不震古烁今？

按照梁启超的话说，当时中国：“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所以，福州这十多位国之俊士同时牺牲，实为国家重大损失，举国震撼自在情理之中。孙中山在多年后提及这些烈士时仍然扼腕叹息“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不过那却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炬，光芒万丈，把黎明前的黑暗烧得千疮百孔。

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人，为了使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愚昧，为了寻求一个公平、公正、温馨的社会，为了天下人都能过上美好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义无反顾，英勇献身。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般佝偻在权势的脚下。他们都明明白白地选择了死，选择了做火炬——燃烧自己，照亮将来。这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一个曙光初露的时代。

其实，此前半个世纪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中预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当然，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到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福州血性儿女会担当重要的角色。

当时积极参与广州起义或以其他方式投身辛亥革命的福州仁人志士还有很多。如1900年就广交旅沪闽籍人士开始反清活动的林森，在广州起义前夕，他转运枪械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由沪返榕，处理善后，并策动新军、海军舰队准备举事。武昌首义后，林森领导九江和平举义。清军反扑，汉口失守，林森亲率敢死队增援武昌。接着，返九江，策动海军主力舰队举义成功，组成海陆军联合委员会。不久，武汉形势转危，林森主持军事会议，派舰队援鄂、陆军援皖，并派员赴镇江支持林述庆举义，使海军大批舰艇迷途知返，在稳定辛亥革命大局中，功勋卓著；后来成为他秘书的严骥也积极投身广州起义，在血战时手足受伤，匿于烟馆，后假装挑夫，脱险抵港。后入川参加保路运动和辛亥成都光复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袁世凯通缉，在逃入上海法租界后，继续办报抨击袁世凯，不屈不挠；另一位青年书生龚少甫也自觉加入广州举义的队伍，血战失败后避往青岛、九江，后随林森联络黄钟瑛等闽籍海军人士，使海军举义成功。1913年7月，他随李烈钧举兵湖口，组织“讨袁军”，战事失利后，他遭袁世凯爪牙逮捕，因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袁世凯严电处置，遂被枪杀，年仅22岁；而留学日本攻读法律的郑烈在参加广州起义后侥幸生还，撰写了《黄花十杰传》以寄对战友的哀思。以后，他追随孙中山任广州军政府高等法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他为唤起民众创作《精忠柏》史剧40卷，他还著有《历代人物评传》、《黄花岗烈士林大将军传》、《啸余吟草》等传世。

武昌起义爆发时，另一位福州籍军官林述庆率新军光复镇江，成立军政府，被推为都督。在他的联络策划下，驻泊南京江面的15艘军舰投向起义军，使南京局面迅速扭转，他趁势率领3000镇军攻克南京。进入南京城时，他受到夹道欢迎。有感于欢声雷动的场面，他心潮澎湃口占二绝，其一曰：“降幡高揭石头城，日照雄关万角声。如此江山收一战，居然还我汉家营。”1912年9月，袁世凯授予他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但他很快看清了袁的反动面目，经常当众拍案叫骂，并表示要回南方召集旧部反袁复仇，因此深遭袁党的忌恨。不久被袁的心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毒杀，年仅32岁。在攻打南京时，同乡好友杨韵珂受命率队攻打雨花台，激战一昼夜，张勋宵遁，遂克天堡城。不料张勋诈降，韵珂遭伏兵合击，受伤十余处，仍奋呼力战，当场牺牲。民国肇建，以杨韵珂为攻克南京首功，勒石于天堡城，与林述庆、陈子范（上海陈其美的得力干将，受命制造炸弹而牺牲）并称为“辛亥福建三烈士”。

与此同时，一批文化人则以笔为枪，不折不挠与封建势力作顽强斗争。曾经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的林白水，是方声洞等人以及子侄林长民、林肇民、林尹民、林觉民寻求破解民族危机出路的启蒙老师，曾经首译法国启蒙学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在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1904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他总是以个人之才及资金办报，常常捉襟见肘，但他天性豪爽，宁借妻子首饰典当也矢志不移。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慈禧太后70大寿时，他撰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湾，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一时广为传诵。1921年春，他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健笔疾书系列政论，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翌年，被查封并被判入狱三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他撰社论，针针见血，物无遁形。梁启超赞为“文运之骄儿，论坛之飞将”。1923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遭封闭，他被再次投入监狱。他愈挫愈奋，出狱后，于1926年又在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把两人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丸”。张宗昌恼羞成怒，翌晨枪杀之。时值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勉力交涉归还“治外法权”，英美代表竟言：“白水为戮，为中国司法之不治”，以此拒绝归还。北伐成功后，北平市特为林白水召开隆重纪念会。

而13岁以第一名考入京师大学堂的林庚白，曾有民国“诗圣”之称。武昌起义后，他参与组织“京津同盟会”，任文事部副部长。南北议和后，南下上海，参与组织“铁血铲除团”，暗杀变节军阀、党人。袁世凯上台后，庚白发表多篇文章予以揭露和批判。1917年秋，他追随孙中山、林森，任非常国会秘书长，被委为大元帅府秘书。为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他数年间奔走游说各派军阀，纵横捭阖，英气逼人，抗日战争中因积极发动民众被日军枪杀于香港九龙。

巾帼不让须眉，福州的女中豪杰也一样以血性著称。她们自觉用纤弱的肩膀去扛撑倾斜的国家大厦，她们炯炯有神的明眸流淌着对民族危难的剑胆琴心，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的英姿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群英谱的显要位置。如1903年东渡日本的林宗素，积极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秋，革命党人黄兴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宗素与秋瑾、方君瑛等参加，被誉为“苏菲亚式女杰”。回到上海后，在《中国白话报》任编辑主任，兼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编务，成为上海报界著名的女记者、女编辑。1912年她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得到孙中山表扬。在《临时约法》起草时，林宗素与唐群英代表妇女界要求写入：男女权利一律平等，未被采纳。她们又5次上书临时参议院，依然无果，无奈之下她们3次大闹临时参议院，轰动全国。以后她成为新加坡富商，多次汇款资助其兄林白水办报；而第一个获留洋女硕士学位的方君瑛，加入同盟会后任同盟会暗杀实行部部长。她的未婚夫闻讯，大为不满，君瑛反问：“难道革命是男人的专利吗？” 她为此坚决解除婚约，决心一生独身以献身革命。1909年冬，君瑛所领导的暗杀团赴北京谋杀摄政王载澧。次年事败，汪精卫等被捕。她与喻培伦等计划劫狱，未能实现。广州起义前夕，她致书父亲说：“儿等报国即以报亲。”期间，她将林觉民等在福州西禅寺制造的炸弹装入棺材，自己伪装送丧，将军火运至广州。方君瑛与寡嫂曾醒、七弟方声洞先后自日本返国参加起义筹备工作。当时，她的异母弟方声涛在广西桂林清军兵备处任会办兼学兵营管带，暗中策应起义活动。方君瑛、曾醒等受总指挥黄兴委派，往返于香港、桂林间，与方声涛等革命党人紧密联络。广州起义当日，方君瑛、曾醒与革命党人同船赶赴广州，抵岸后，闻起义已失败，城门坚闭，只得连夜乘船返回香港。1922年，方君瑛眼见军阀混战，人民颠沛流离，革命先烈经多年奋斗牺牲而缔造的中华民国竟陷入如此败坏的局面，感到非常苦闷、失望而吞服大量麻醉品自尽，其遗书写道：“为国事累卵，居苦倒悬，而同志泄沓弗振，社会尤腐败之极，自恨不能力济，只有死耳。”其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与追求民主正义的崇高理想激励着后人在悲痛中奋进。

杀头不仅不会扑灭革命的火种，不会吓得烈士的妻子心惊胆战，反而煽起女杰们仇恨的火焰越烧越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福州也于当年11月9日光复，其时福州上空升起了一面象征全国十八省光复之义、缀有十八个星的旗帜。这面胜利的旗帜就是冯超骧、林觉民、刘元栋三位烈士的夫人于起义前夕秘密赶制出来的。她们自觉继承烈士的遗志，英勇地与腐朽政权殊死搏斗。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福州革命志士在全国的10多个省市举义，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缔造共和充当先锋。林森在江西九江、潘祖彝、史家麟等积极参与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和上海起义，林逸民、林琦、余逢时、陈模、庄希泉等在上海起义中建立奇功；林述庆、郑权、蔡人奇、林之夏、林知渊等奔走于南京、镇江等地，策划并领导镇江起义，后光复南京；王孝缜、何遂等参与策划北方起义和援助山西独立；还有林晓在汉口、江屏藩在宜昌，方声涛、严骥、赵文朗在成都、重庆参加起义等活动。这些血性儿女为国家进步、民众幸福不惜千刀万剐、家破人亡，他们将永远给予后人以感动和力量。

当然，百年来最为流传广泛、震人心魄、催人奋进的要推辛亥烈士的几封遗书了。尤其是林觉民留给嗣父和爱妻的绝笔信，“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其中勉励妻子“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肺腑之言，尤其令人回味无尽、启迪无限、受益无穷；还有方声洞给父母、妻子的绝命书：“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夫男儿在世，当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此前，福建籍的几位革命党人认为方声洞年轻且新婚，强留方声洞在东京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为此方声洞十分激动：“诸君不许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我虽不才，习医数载，颇自信有得。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耶？留我奚意？” 这些豪言壮语，多么恳切决绝，感天动地。而那位体弱人劝不要参加起义的烈士陈与燊也留下了文辞壮烈的绝命书……

历史学家罗家伦曾经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道：“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没有青年的理想和追求理想的热忱，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前途。

今天，人们还在反复吟诵、咀嚼这些淌泪滴血的遗书，既感动其精神抵达的高度，又可能心生几分怀疑：他们的豪言壮语是心灵深处的自然流露吗？在那污浊不堪的年代、风雨如磐的岁月，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冰清玉洁的心灵、那么崇高无比的情操以及那么坚定不移的信念呢？

其实只要多了解一些辛亥革命幸存者之后的人生选择，就很容易释怀，进而油然而生感佩的。

华侨领袖黄乃裳曾参加“百日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回福建，再移家新加坡，任《星报》主笔。次年他承包英属沙捞越诗巫的一片土地，并归国招募福州近郊的1600名垦民，经三年多艰辛拓荒，垦场的生产日益发展，垦农生活也日趋富足。此间，他在新加坡结识孙中山，认识到“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从此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并积极参与筹划潮州黄冈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归故里创办教育。辛亥福州起义，他发动英华、福音、培元三校学生组成炸弹队。在选择谁擎大旗时，当时已63岁的他说：我年纪大了，生命可以无所谓了，最合适擎旗在前。于是率领大队人马冲锋，终于击溃清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多次致电“勉为泰东第一华盛顿”，使孙中山接连复电表达感动与感谢。而他自己不谋一官半职，专心从事教育等公益事业。他在给爱婿的信中说：“矢志尽我余生，抱利他主义，至于入墓之日，不敢偷活苟且。”他一生为社稷民生无私无畏奔波不息，始终奉行“三不主义”（不买田、不存款、不盖房），所以身后没有任何遗产。

无独有偶，广州起义领导者之一的李恢也是全心全意投身革命，丝毫没有私心杂念。在广州起义的枪林弹雨中脱险后，他一直以“吾独不得与黄花终古”引为大憾，益发致力于革命。武昌起义后，他与郑祖荫等发动福州起义，为革命军筹饷十万元，并全副武装参加攻占于山战役。起义胜利后，他急赴南洋劝募百余万支持新政府。1924年10月，他参加国民第三军，运筹帷幄，以五千之众挡十万之师，终使吴佩孚下野。终因劳累过度，大病归闽，44岁辞世。他勇于谋国而不自谋，家计萧然，几无以举殓。

另外一些出入锋镝的革命者，也一旦完成历史使命，便隐没于普通劳动者中，丝毫不思享受革命成果的任何红利。他们自觉而坚定地退出政坛，从医、从教或者从艺，怡然自得，无怨无悔，只求继续奉献，不愿点滴索取；惟忧烦累他人，不愁社会亏待，自觉践行他们“进为诸葛退渊明”的夙愿。如1900年起追随林森的林雨时，曾回福州密谋举义。广州起义时留闽，参与筹划福、厦两处响应，后组织体育会青年炸弹队参加福州起义。孙中山护法广州，他任广州军政府特派员，后告别政坛。抗日战争爆发，他任福建省赈济会委员、华侨难童教养院院长。他平时茹素念佛，闲暇自习岐黄之术治病救人，著有《备用单方秘集》一书；而1903年就在林森组织的“旅沪福建学生会”担任总干事的陈天尺，效力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及讨袁护法斗争，功成身退，以医自隐，在福州西门街悬壶济世，医名颇著。他还工于词章译述，著作颇丰；同样，通儒习医的蔡人奇，也在1903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奔赴镇江协助林述庆发动起义。起义成功后回到福建，潜心教育、行医兼笔耕；1905年在东京首批参加同盟会的郑忾辰，终生追随孙中山，忠贞不渝。1914年7月，受孙中山派遣，奔波于海内外，支持护国倒袁。孙中山写信赞扬他“夙抱弘愿，期于贯彻主义”。以后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创桥南公益社、汉族独立会等革命组织并担任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的郑祖荫，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及福州辛亥起义，民国成立后，他以初志已成，通电辞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复电慰留，不为所动，余生致力于地方教育及禁烟事业。有相同经历的郑权也在辛亥革命后退居上海，任《民国新闻》编辑，兼任中国公学教员。他们的志向、情操何其相似，何其高洁？

同样，1904年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林斯琛，曾参与广州起义，失败后通过《建言报》制造舆论，支持湖广、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武昌起义后，斯琛返回福州，自造武器，筹集经费，和新军统领许崇智等人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装起义计划，策反孙道仁，成立革命军司令部。福州光复后，斯琛先后任闽都督府参事员和政务副院长。1912年清帝退位，斯琛认为革命已成功，提出辞职，不久彻底退出政界。

留学日本1901年起在福州创办进步教育培养了黄光弼、陈与燊、严骥、蒲开泰、陈可钧、陈更新等爱国学生，为福建辛亥革命准备了骨干并发动革命的黄展云，在福州参加于山战役，起草敦促旗兵投降书。事后，大家推选他为闽都督府副都督，他坚辞不就，只选任闽都督府教育部部长。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于1914年4月新组中华革命党，委任他为福建支部长，抚慰流亡同志，他任孙中山秘书，并伺机再举。1922年，他被各路自治军推为总指挥。北伐军进驻福州后，他着手组织国民党福州市党部。1927年春，被推选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代主任兼党务训练所所长。同年8月，任福建省农工厅厅长，选择营前村作为推行农工政策的试验点，亲率大批人马下乡，创办学校，设立银行，建立民团，肃清土劣，力图建立廉洁模范村向全省推广。不久干脆屈就营前村村长，实行各项村政建设，清查人口、丈量土地，改革田赋，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发展渔业生产和渔村经济；推广科学种田，创办公共苗圃，培育树苗绿化荒山，发展交通和文教卫生事业，大力禁烟、禁毒、禁赌、禁嫖，镇压土匪盗贼，批判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倡导文明村风。当地因此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赌不嫖的新气象，成为与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实验区、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实验区齐名的国内三大模范农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作风民主，勤政廉洁，赢得全体村民的信赖，享有很高的威望，村民曾立刻有“遗爱”二字的石碑，以表深切敬意与怀念。

1905年起走上革命道路的林之夏，任江南讲武堂教官时，在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数次在江西新军中谋划起义，事泄逃脱。武昌起义后，奔走于南京、镇江、上海之间进行联络，随林述庆发动镇江起义，成立军政府。为了攻克江宁，组成江浙革命联军，林之夏任联军副总参谋长。在参战前，预立遗嘱，与家人诀别，表示不惜牺牲以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战斗打响后，他亲临前线，激战七昼夜，首先攻占紫金山天堡城制高点，终于攻克南京，遂任中央第一师师长，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被孙中山称为“有旋转乾坤之功”。辛亥革命后，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之夏也辞职回乡。他与孙中山交情甚笃，中山手书盈束，但他从不以此示人。他热心公益事业，曾在家乡创办小学，辟置乡间公墓，倡导武术教育，任福州国术馆馆长。他工诗，擅书法、篆刻，为“南社”组织者之一，并一直以卖字为生直至病逝。

早年毕业于福州武备学堂，后任林述庆部连长，参加辛亥革命镇江举义的陈孝威，在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破指血书，发誓反日到底。1923年升少将旅长，1926年升中将，1929年辞职。1936年，经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举荐，在陆军大学研究对日策略。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入白崇禧部参加浙沪作战。10月，孝威离开军界，携家到香港，11月创办《天文台报》周刊，致力于宣传抗战言论和策略，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1939年他抵马尼拉，与美国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格兰中将交换对日看法。翌年9月，他发表《论大不列颠之战应使用之政略、战略、战术》一文，准确预言德国必将对苏联开战，斯大林读后一笑置之。次年6月22日，德国果然大举进犯苏联。自此，陈孝威和他的《天文台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议论中心。每期刊物出版，各国驻香港的外交官都抢先阅读，然后当作重要情报译发回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亲自写信给陈孝威，对他的真知灼见表示赞赏。1941年，孝威又发表《德、日、意对苏、美、英三国作战的前景判断》一文，指出日本势必南进，发动南太平洋战争。这一年的12月，日本果然偷袭珍珠港，不久就席卷南太平洋。香港沦陷后，孝威发表《由敌寇点、线、面立体之最后部署，说到盟国所应选择最高方针》，为盟国对德、日、意的反攻提供了最有权威性的策略。1942年4月，孝威提出了“战败日本会师东京”的倡议，预言“两三年内，日本必败”，事实果如所料。他晚年致力著述，有10多本专著传世。

在日本求学时，与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一起加入同盟会，并继林文、方声洞任福建支部长的邓萃英，辛亥革命后潜心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他除讲授西洋、东瀛逻辑的理论与方法外，兼授中国传统哲学，有“当代儒宗”之称。在孙中山莅闽时，他晋谒以“专心从事教育”为誓，受到孙中山的嘉许。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等校长，成为颇有声望的教育家。

尤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后来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吴适，他弱冠考中秀才后，任小学校长和县谘议局文牍，本可过着安适的小康生活，但是他目睹清王朝的腐败政治，坚信“国势至此，非革命无以自救”，“非起而改革政制不能生存”。1906年在连江密组“光复会”，后加入同盟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逃到广州城外被清兵捕获，被判绞刑，等候秋决。在死牢中，他想到的是“人之所以为人是为了一种爱真理的灵性，这种灵性一去，徒有肉体是无用的，虽然明天我将要灵性与肉体分离，应当镇静以待看它灵性怎样脱离躯壳”。有人来劝降，他说：“男儿为国，正求死得其所。我宁可死，也不能变节。”同志来探监，告知正在设法营救，他的回答是“大事未成，当谋再举，勿以我为念。”真可谓浩然正气，大义凛然。后因武昌起义，广州光复获释，人称“黄花岗生还义士”。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吴适草檄讨袁，发动同盟会会员组成护国军第三梯队，攻入连江、罗源、宁德、政和、松溪各县。1917年去广州任军政府内政部佥事。次年，奉孙中山之命，回闽收编各地民军。1921年，在广州任总统府秘书。翌年5月，孙中山誓师北伐，委为北伐军大本营十一路司令。陈炯明叛变，吴适两次冒险上舰向孙中山汇报军情，并冒死携款至香港接济同志。8月，廖仲恺命吴适重回福州，任福建自治军第五路司令。9月，东路讨贼军攻入福建，吴适为第一警备司令，驻福州。1923年讨贼军回粤讨伐陈炯明，委吴适为后防司令。后何应钦攻下福州，吴适部由军部收编，他自请为福建救济院院长。孙中山逝世后，吴适结束戎马生涯，隐于福州乌石山卖画自给。幸亏他诗书画俱佳，尤其所画人物、花鸟、山水别具一格，驰誉遐迩，总算衣食无忧。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委吴适为闽海10县自治军司令，吴适委谢不就。归隐期间，他醉心书画创作，积极组织龙珠画社，集合一批知名书画家形成定期沙龙，为闽派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国民党内被誉为“一代伟人，社会完人”的林森，风华正茂时就为推翻帝制出生入死。民国元年，袁世凯戎装佩剑到临时参议院补行就职宣誓典礼，林森急忙从议长席起身阻拦。他掷地有声地说：“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机关，不能携带武器。请先生解除佩剑，以崇法治。”袁世凯一脸难堪，只得乖乖解剑登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宣布引退，汪精卫、胡汉民称病不出，国民政府的各部长纷纷辞职。面对极其严峻的局势，本无实权的林森不断游说各主要官员回来履职。他在各派争权夺利时，不肯同流合污；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又积极协调各方，进而于1932年元旦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代表国家宣布与日、德、意三国宣战。他虽至高龄，公务仍如前从不少怠。大到军国大事，小到士兵的抚恤，均亲自处理签署。但他生活十分简朴，一生素食为主，不嗜烟酒，不近女色。逝世后，国共两党及社会贤达都盛赞其高风亮节与丰功伟绩，《新华日报》更是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

这些革命者的人生旅程足以反映他们的投身革命事业，完全没有为自己或者为家人谋利益的动机。恰如烈士遗书所言，他们的奋斗宗旨纯粹“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谋永福”。他们言行一致，自始至终。他们不用宣誓，信仰、信念自觉坚持，永不背叛；他们不用高呼口号，默默无闻、兢兢业业承担社会责任，燃烧自己的才情与生命；他们从不居功自傲，染指公共权力或非分占有社会财富。在他们看来，用曾经的抛头颅洒热血换取以后岁月的荣华富贵、趾高气扬，不啻为自私自利、背叛初衷甚至堕落变质，所以他们耻于为自己捞取任何权力，更不可能为子孙后代谋取任何政治资本。在这些时代精英的言传身教下，他们的家风劲传万里，后代也往往坚忍不拔，高风亮节。如林则徐的后人个个一身正气，林则徐玄孙林炳章受表姐夫林旭影响，积极参与维新变法，以后竭力发展教育、民族工业，力禁鸦片，后任福建财政厅长亦颇有政声。其子林崇墉1933年以最优等成绩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并出版《日本在东亚之地位与权利》（被法国学术界权威列为国际丛书之一），将日寇侵华野心昭示世界。回国后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坚拒撤退台湾之命令，留守协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银行的交接，事后离沪居港。1956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做文史研究工作，著述宏富；林则徐玄孙林翔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获法学博士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被孙中山任为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他生性耿介，秉公仗义，不畏权贵，断案持平。当立法委员刘某陷于冤狱时，他不顾蒋介石欲置其死地的授意，勉力脱刘于难；林则徐玄孙林恩溥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土木工程学士，回国后为福州市政建设殚精竭虑，贡献殊大，因过劳损身，40岁即溘然长逝。其子林心贤在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举为纠察队队长，后赴山西抗日任县委书记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党组成员，因组织研究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发电机等新技术，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好评；林心贤的堂兄林纪东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58年膺选为台湾司法部大法官，连任三届，兼任多所大学教授，50多年中出版著作20余种，培育大批司法人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广州起义生还义士吴适的儿子晚年孑然一身，病魔纠缠，宁肯穷困潦倒也不出卖父亲的作品与收藏，临终悉数捐给政府，足见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

正因为有一群品格极其高尚的时代精英，近代著名诗人、《福建通志》总编纂陈衍才欣欣然写诗赞叹“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完全是真实写照，绝非溢美之词。

拥有三坊七巷的福州城啊，天地间弥漫充溢着浩然正气、高雅清气与恐后风气。

共产党人更多烈士传奇

如同岁月的波涛翻滚冲积出闽江口平原一样，福州人舍生取义、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堆砌成福州城异常血性的独特风格。仿佛闽江三江滔滔不竭地流淌着壮美福州的血性与坚韧，使福州人的胸中天生激荡着时代的风云，澎湃着献身国家与民众的激情，福州血性儿女因而层出不穷。

据国民党方面的不完全统计，福州籍北伐阵亡将士24名，抗日战争阵亡将士747名。而1981年初，福州市人民政府编纂《福州市革命烈士英名录》，共录420名，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29名，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18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83名，新中国成立后牺牲的烈士277名，牺牲时间不明的烈士13名。

当然，中国共产党阵营的血性儿女数不胜数。曾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郭化若将军，1925年21岁时以第一名成绩从3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蒋介石激赏其才，下令调他去当秘书，郭化若却以“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为由，断然予以回绝。他后来成为“我们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周恩来语）和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如此英才，那些战战兢兢、苟且偷生或者蝇营狗苟的人怎能望其项背！而许多工人、农民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甘洒热血，英勇斗争，其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与坚韧的毅力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其中，两位工人领袖的事迹尤其感人至深。第一位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荷波。他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福州弥漫白色恐怖气氛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在福州领导革命斗争。1923年6月，他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9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那时，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王荷波是唯一的工人党员，可见他的德才相当出众。北伐时期，王荷波作为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上海工人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彼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周恩来亲切地称他为“大哥”。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中共中央汉口紧急会议后，他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深入冀北玉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不幸在北平被捕后遭军阀张作霖杀害。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的任何情况。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牺牲前惟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王荷波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刊载悼念文章称：“王荷波同志是中国工人中觉悟最早奋斗最力的一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一个最努力的党员和领袖”“王同志之死使中国工人阶级失去一有力而忠实的领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勇敢而努力的战士！”

几乎与王荷波同时期的另一位工人领袖——林祥谦也名扬天下。他于1922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在郑州隆重举行成立大会，郑州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强行拦阻，总工会召集各分会负责人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全路总同盟罢工，一切公开活动由江岸分工会出面，林祥谦被推为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在总工会的指示下，林祥谦下达了罢工令。随着第一声汽笛的拉响，江岸机车厂所有的汽笛同时怒吼，响彻武汉三镇。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这次大罢工从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2月6日下午，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决定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湖北督军指派参谋长张厚生带领大批军警来到江岸，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很快开始疯狂的射击。在这场野蛮的屠杀中，江岸30多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亲如手足的乡邻林开庚冲在前面，脑部胸部连中数弹，在工会门前壮烈牺牲，时年43岁。另一位乡亲陈端炳率领工友们振臂高呼：“冲呀！”随后被敌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乡亲王先端见此不顾弹如飞蝗愤怒地高喊：“工友们，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随后被敌开枪击中，壮烈牺牲。此役英勇牺牲的福州乡亲还有梁甘甘、林元成、吴彩贞、朱仁斌 、黄子章等人。而林祥谦在带领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搏斗后，终因寡不敌众，与十几名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代表一起被敌人逮捕。当晚，敌人把林祥谦捆绑在站台的灯柱上。张厚生提着马灯走到林祥谦面前说：“你现在惟一出路是下令工人赶快上工。”林祥谦横眉怒视，不予置理。张命刽子手向林祥谦左肩上砍一刀问一句：“到底上不上工？”林祥谦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一刀接着一刀，林祥谦血流如注，晕厥过去，醒来时使尽全身力气，高声痛骂敌人。张恼羞成怒，下令杀害31岁的林祥谦。次日凌晨，北洋军阀又派兵闯进林祥谦的家搜捕。林祥谦的父亲林瑞和勇敢地掩护了林祥谦的妻子、子女，终被残忍杀害，壮烈牺牲。

而1921年秋在洛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游天洋，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于1919年出任京汉铁路武昌钻鱼套车站副站长，因揭发军阀贩运鸦片被当局下令捕杀，但他在弹雨中逃脱。此后他在北京参加李大钊、罗章龙、邓中夏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底受命前往洛阳，以陇海铁路局员司（工程师）的身份在洛阳、郑州、徐州、开封等地宣传革命理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发动铁路工友建立“老君会”（1921年10月改称陇海路工联合会），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11月，陇海铁路机务厂的法国、比利时总管无理刁难并殴打、开除据理力争的工人。事发后，游天洋迅速主持召开陇海路工联合会紧急会议，决定发动陇海铁路全线的工人举行大罢工。游天洋及时派人赴京把罢工决定通报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请求派人指导；同时又派人到郑州、开封、商丘、徐州、观音堂等地联络，协调全线的罢工行动。是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全线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七天，迫使北洋军阀政府答应了全部条件。罢工胜利后，游天洋当选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不久调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陇海路特派员，领导陇海路各站点的工会建设。1922年冬在巡视全路工会改组情况时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在郑州溘然辞世，时仅21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游天洋为革命烈士。

出生于小康之家的翁良毓，1923年初为寻求革命真理前往上海，接受李大钊的教导。回榕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同年秋参加进步青年组织“民导社”的活动，出版《民导报》，宣传马列主义，成为福建学生联合会的骨干。1925年春当选福建省学生联合会副理事长，领导福州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组织各校学生抵制日货，惩办卖国奸商。1925年12月，翁良毓在福建学生联合会开会时不幸被捕，被囚禁了整整10个月，始终坚贞不屈，于1926年10月在北伐军进入福州前夕被反动军阀杀害，英勇就义。而“民导社”的组织者方尔灏在1925年3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任福州支部负责人。他通过福建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请愿，要求释放在抵制美国渔业倾销中被捕的学生，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酿成流血惨案，轰动全国。同年他赴上海向团中央汇报，随后以团中央特派员身份返回福州，筹备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州地委，1926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第一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积极发动工人、学生和市民支持北伐战争，组织省会策应军突击队和农民武装，迫使省防司令李生春放下武器，迎接北伐军进入福州。1927年3月初，国民党右派策动反革命暴乱，组织歹徒殴打、刺杀学联代表、共产党员，威胁罢工工人，福州局势动荡不安。中共福州地委组织力量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方尔灏等人领导了全市40多个团体4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随后，方尔灏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27年5月被敌残忍杀害，壮烈牺牲。

1932年10月10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指示进步青年郑维新等人组织商界人士去福州公安局请愿。郑维新率领百余人代表手执纸旗标语，一路高呼反日和要求释放被捕群众的口号。请愿队伍经过南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鸣枪阻拦，请愿群众毫不畏怯，继续前进，直抵福州公安局。局长丘兆琛拒绝群众求见的要求，郑维新便率代表冲入二堂与其说理。大批军警悍然逮捕郑维新等6名群众代表，蛮横无理要求他们下跪。郑维新挺立不屈，兆琛命令士兵用枪托打他右腿，硬将他头部按下碰击地面。他的眼镜被打碎，眼睛被刺破，仍坚强不屈。丘兆琛凶相毕露，命令卫士开枪，郑维新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2岁。郑维新牺牲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发表《告福州民众宣言》，揭露反动军警残杀群众的罪行。各界爱国人士也掀起罢课、罢市、罢工运动，要求惩办凶手。全国各地抗日团体也纷纷通电声援。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将丘兆琛撤职，释放被捕的爱国人士。

在抗日战争中，也有两位英雄英勇善战，令人敬佩。曾在北平市学联为抗议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而组织的大示威游行中担任旗手的李林，参与组建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任政委。八支队不久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李林指挥骑兵营突破日军多次大扫荡以及奇袭岱岳、领导解救洪涛山之围等重要战役，成为驰名长城内外的抗日英雄。贺龙说她是“华侨女杰，巾帼英豪。”1940年1月底，在晋西北各界代表大会上，贺龙称赞她：“我们的女英雄，鬼子听到你的名字都怕，了不起！”1940年4月，日寇调集重兵，疯狂地向晋绥抗日根据地扑来。李林带领专署政卫骑兵连负责后卫，掩护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并与十几倍于自己兵力的敌人展开激战，终因力量悬殊，部队被敌重重包围。为减少损失，她和两名战士吸引敌人火力，令其他人分散突围。在身体多处受伤、强敌逼近时，她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喉部，壮烈牺牲，时年25岁。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为李林专门发了唁电，称她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雄”；另一位抗日英雄是医生陈亨源。那是1941年4月，日本侵略军进犯福清，陈亨源任抗日游击队大队长，率队击溃汉奸队伍，镇压伪维持会头子。日军侵驻三溪村，陈亨源突然袭击，毙敌三人，迫使日军仓皇逃窜。接着，他任长乐游击队第一大队长。6月，日军“扫荡”江田地区，陈亨源发动江田、古槐等地群众千余人设疑兵，敲锣击鼓助阵，日军狼狈败退。又趁日守备司令中岛中佐带100多人分乘两艘汽艇前往玉田时，精选48名勇士，埋伏琅尾港，毙敌42人，击毁敌艇一艘，轰动省内外，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和福建省委的嘉奖。

著名学者郑振铎被李一氓称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他“对新旧文化都有相当的建树，集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文学史家、版画史家、大学教授、政府官员（文化部副部长）诸多身份于一身，堪称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家”。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曾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编辑旬刊《新社会》，起草《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应该改造……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郑振铎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倡导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拓荒者，也是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的最早倡导者。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听闻此事立即冲向出事地点，并奋笔疾书《街血洗去后》一文：“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是冲洗去了。”第二天，上海各报对此只发了一条普通的短消息。郑振铎极为气愤，当即发动十多个团体的代表，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大家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感到无比愤慨，决定筹集资金以联合会名义主编一份报纸，定名《公理日报》，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报道海内外支持五卅运动的情况，号召大家抵制英货，并提出收回英租界、英政府向中国道歉、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的强烈要求。1927年3月，郑振铎全身心地投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积极参加了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郑振铎写信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由于郑振铎在抗议书上签字名列第一，又因他曾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抗日战争中，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在江南民间藏书大量流散，部分精品善本很可能被敌伪及美国人买走时，他认为如果不及时抢救，将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为此，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整理、研究、发现了大量古代文献。他以一介清贫书生四处奔波，不惜举债与实力雄厚的国外公私收藏机构竞争。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发起组织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收购了四千多种高标准“善本”，“抵得上当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库”，几乎“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成立秘密收购小组，赴香港收购珍贵文献，促成了许多珍贵图书的回归。他到苏联访问，通过摸底、交涉，促成苏联归还《永乐大典》残本十一册和《聊斋图说》、《刘知远诸宫调》等大批珍贵古籍。1952年9月，他将自己收藏的655件文物拨交故宫博物院。以后，他夫人高君箴遵其遗志，将10万册珍贵图书捐献给国家，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福州还有吴石这样的传奇英雄。他从辛亥年起即投笔从戎，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后入保定军校第三期学习，继又留学日本，均以第一名毕业。1934年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参谋长、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由于在情报搜集、军事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广为咨询，深为嘉许。在桂林，他组织福建旅桂同乡会，通过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关系，特别招募3000名闽人子弟入军校参加抗日。他经常教育闽籍子弟：“闽人多志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半是闽人。”1939年秋，吴石参与谋划取得“昆仑关之战”大捷。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他设法将国民党军队档案298箱完好保留在大陆。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共产党员吴仲禧（1926年北伐军“铁军”师长，1946年后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与国防部中将部员。他利用职便，定期获得白崇禧总部的作战情报、淮海战役前线主力部队作战部署情报以及汤恩伯发给沿江守备十个军军长的作战命令等重要情报，前往香港向党组织汇报），告诉好友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面对共产党方面的挽留，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还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大女儿在大陆。可见，他已预感到凶多吉少。他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他是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由于蒋介石对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血腥镇压，吴石与地下组织的联系被切断，致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群岛严重受挫，解放台湾变得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华东局领导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赴台，朱枫从吴石手里拿到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以及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重要情报。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传递到华东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的来历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不幸的是，1950年3月，吴石因叛徒告密，被震怒的蒋介石下令逮捕，三个月后遇害。临刑前，他从容吟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充分显示了这位孤胆义侠大公无私、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流风所及，新中国成立后，硬骨头的共产党人依然络绎不绝。他们为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不屈不挠地斗争到底，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如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历史学家、杂文家邓拓，在“文革”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争，维护真理，维护人格尊严。林则徐的玄孙——李良（原名林曾同），1940年携弟凌青（曾任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及两妹加入中共地下抗日组织，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龙潭虎穴，搜集重要情报，掩护、解救中共骨干。1948年，冲破层层封锁，秘密护送郭沫若、茅盾等20多位著名人士从香港回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开国大典前夕，他机智地查出敌特在天安门城楼安放的定时炸弹，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1965年初，由于国际斗争的需要，李良奉命远赴国外执行重要而艰巨的侦破任务。1968年3月回国汇报工作，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牢房，施以酷刑，受尽折磨，但他毫不屈服，抗争长达349天，绝不泄露国家机密，绝不诬陷周恩来总理，终被摧残致死。宁死不屈，冤深如海。1977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公安部称他为全国公安战线的英雄，号召全国学习。无独有偶，福州还有一位硬骨头的公安英烈。那是1966年11月，老革命陈寿图公开主张刘少奇和各省委书记均不能打倒。先后写了《我的正确观点》、《〈论共产党员修养〉是红修养》、《给中共中央一封信》、《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等文章，公开阐明“刘少奇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是个有高度马列主义水平的革命家”等观点。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拘捕后，他受尽严刑拷打仍然写出《我有真理，必须坚持到底》、《我的观点永远不能改变》等文章。他说：“他们可以杀我的头，但杀不掉我的思想”、“就是死在监狱，也要坚持我的真理！”1970年2月27日，他被冤杀。1980年1月，他被追认为烈士，中共福建省委追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做出《关于开展学习和宣传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事迹的决定》……

沧海桑田不改英雄本色。如今，英雄的福州在凤凰涅槃般巨变，成为引领改革开放潮流的东南重镇，成为海峡西岸璀璨的明珠。但是，她的精神特质是否嬗变了？她的儿女还是那么血性、豪迈、坚强、豁达吗？我相信，文脉绵延的福州，天地之间一定依旧正气氤氲，血性文化依旧魅力四射。福州奋进的跫音必能告慰先贤的英灵，福州必将更加受人尊敬，更加生机盎然，更加儒雅风流，更加繁荣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