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犯错很容易，坚持错误也很容易

文：远古善良自由党 编：白格尔、kuang

我姨，作为一个刚读完小学的人。有一句口头禅，读的书多，做的怪多。

虽然这句话明显有她作为没读过太多书的人的一些偏见在里面。很多人会嗤之以鼻。

但是我倒觉得作为一个在生活摸爬滚打的普通人，这句话还是有它的一些道理的。

很多知识分子确实有各种毛病。

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从小读书成绩好，考试一路前排。掌握了一大堆书面知识和各种理论。往往随口就能把这个斯基那个主义讲得头头是道。

可惜的是，就是不会赚钱。会再多的理论也不过是个社会里冒不出头的人。而一些他们看不上的商人们，却发了大财，娶着他们垂涎的美女，开着豪车，住着别墅。

可能就因为此，知识分子们总是对各种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理念感兴趣。他们也以为政府扩充权力为乐，因为只有在政府里，他们才能最有成就感。

而政府里面的人对这一套也是最高兴了，双方形成了奇异的联盟。

为什么会如此，这样又有何危害？

01

向知识分子开炮

知识分子经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而被大家广泛称赞，但偏偏有人不信邪，不怕被知识分子们抨击，写了一本大书《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知识分子。

这位不怕挨批的老兄就是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托马斯·索维尔教授。他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保守主义黑人学者，长期生活在学术圈，那么他为什么要向自己所在的这一群体开炮呢？他在书里面又说了什么呢？

在这本书里，索维尔罗列了这些热爱讨论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惹人讨厌的缺点，当然他批评的基本是左派，可是知识分子整体偏左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有所谓“学院白左”这样的说法。

据我的总结，算是有以下五条：

· 随意选择事实，藐视经验

知识分子对于事实抱有一种奇怪的态度，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经常选择性的述说事实，索维尔在书里举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许多知识分子对于经济问题半通不通，他们对于经济上的事实很多时候都是在玩弄各种统计数据。他们经常声称社会分化又加剧了。但实际上，他们完全忽略了这样的基本的事实，就是个人的经济收入是流动的。在某一时刻占据1%的人，未必会永远占据那1%的位置。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还经常藐视第一线人员直观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自己在远方的原则甚至要胜过那些在现场的人。

· 逃避错误，不负责任

在社会中，商人、医生、建筑师的错误可能受到即刻的惩罚，商人投资失败会破产，医生手术失败等待他的可能是诉讼和名誉受损，一个制造劣质建筑的建筑师会再也找不到工作。

可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发表了一通通错误的言论之后，可以毫不受惩罚的继续占着教职继续大发厥词。索维尔批评他们“厚颜无耻地反复使用这一招：我的本意是好的，谁想到结果会这样呢。”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提到在20世纪前半期有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热衷斯大林体制，他们即使对斯大林体制完全无知，但依然热情洋溢的吹捧他们。甚至对于那些批评者和逃出斯大林体制的人百般攻击。

可是斯大林体制结束后，他们遭受了什么惩罚呢，什么也没有，他们继续占据讲台，继续自己的工作，顶多说了几句我以前太天真了。相比起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来说，这种代价实在太低了。
· 圣化构想，任意畅言变革

知识分子似乎是永远的改革倡导者，任何时候似乎都不能让他满意，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被他们指出存在什么社会根源，并要求改革。

其基本的思想出发点，就是设想存在一个圣化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存在，那一定是社会根源问题。

而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问题可能扎根于人性之中，甚至现在就是最好，根本无需改革。

这种思想缺陷在犯罪和法律问题表现的非常明显。大量的知识分子一提到犯罪就是社会根源，贫富差距，监狱过多，改造不够。

他们根本无视这样的基本事实，刑罚特别是严厉的刑罚很多时候恰恰是最简单且最有效的解决犯罪的办法。有证据表明，现实中绝大多数犯罪都是很少一部分做的，把他们抓进去了之后，社会立刻安定了很多。

知识分子这种天真的幻想很多时候来源于他们对于人类的乐观主义看法。他们认为人类只要被良好对待就可以变好。

· 天真幼稚，以和平为一切

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里面，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章，就是和平主义对于三十年代绥靖主义的影响。在这里面，知识分子的天真无知，甚至到了让人为之愤慨的程度。面对希特勒的扩军备战，他们似乎完全丧失了基本的警惕。而陷入了和平的幻想当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各自都有大约上百万人的阵亡，而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两国，尤其是成为战场而损失更为重大的法国，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获得了无比巨大的市场。反战小说和回忆录畅销，反战运动盛极一时。在遭受那么惨重的战争灾难之后，这些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大量的知识分子后来将和平作为一种信仰，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将正常的征兵都视为罪恶。在很多著名的高校如牛津大学，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公开声称不会为保卫祖国第二次作战。

而对于纳粹上台之后，已经显露侵略意志的德国，知识分子们根本不以为意，他们总是说希特勒政权不过是口上说说。

而当德国开始撕毁合约，在英法知识分子圈子里居然还得到了不少支持，他们认为一战后对德国太不公正了，德国人做这些是可以理解的。

随后在多次的危机中，知识界都努力的传达这样的信息，那里与我们根本无关，不值得为奥地利，为捷克死。这种避战妥协的心态在慕尼黑阴谋中达到了顶峰，张伯伦签订了一个出卖捷克的协定回来，反而在英国得到了舆论界几乎异口同声的欢呼。

与这种避战反战心态相联系的，就是他们对于任何战备措施的反对，哪怕德国已经完全突破了凡尔赛合约的军备限制，他们依然反对。

结果法国六个星期内就亡国。这当然有各方面的军事和战略因素，但法国知识分子们长年累月的幻想和平绝对出力不少。而英国如果按照那些和平主义者的意见行事的话，连先进飞机也造不出来，英国怕是也已亡国。

· 巧言令色，毒化语言

知识分子们读书很多，善于发明概念，将一些本来很明白的事情搞浑。

许多时候为了改变一个事物给人的印象，知识分子们处心积虑的改变用词。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那些传统的词语往往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含义，而这些社会含义往往是人类在几十年和几百年时间中自发形成的，知识分子要改变社会，当然要先改变语言。

他们经常攻击他人的言论为太简单，太不深刻，只看到问题的表象。似乎复杂和所谓深刻就天然正确。

就这样知识分子们通过将问题引向那些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可以嘲笑当前的回答不够完善，太过简单。

这种事情在犯罪问题再次出现，知识分子们无视“法律与刑罚”带来的犯罪率下降，而去探讨什么社会根源，而社会根源这个问题，其实根本就搞不明白。

02

原因何在？

知识分子的何种缺陷造成了以上的种种问题呢？大概从书中可以总结的原因有如下三点：

· 社会的广泛超过了知识分子的所学

虽然知识分子可能非常博学，看上去天文地理人文社会无所不知。但是这些书面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占到的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大量的知识不会出现在书本中，而是通过口耳相传传播。

而知识分子们总是低估这个事实，过高估计自己的理性。从而屡屡犯错，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们幻想自己能够为社会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

但是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在苏联存在时期，计划经济委员会居然要决定2400万个数据指标。而这些指标还要随时变化，这怎么可能完成呢？

· 知识分子的特性决定

所谓知识分子，一般是从小开始就在学校教育里获得良好的成绩，考试优异，得到各种称赞和表扬。不夸张的说，许多人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的。

于是惹人羡慕和引人注目就成为知识分子们终生努力追求的事情，他们经常抛出种种的论点，只要能引起注意。而且同时他们又很自信，总觉得自己才智过人，无所不能，凭借这个他们就应该获得足够的名誉，荣耀和金钱。

也就难怪他们经常对财富创造者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并非他们所长，制造舆论乃至影响政府和民意才是他们擅长的。

· 知识分子的市场很小

人文知识分子的市场是非常狭小，一个研究某一专门领域的学者，比如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他的读者可能了解的人不超过一百个人。

要出名，就要在社会媒体上到处发声。哪怕这件事情，某个知识分子们其实一知半解，也不妨碍他们大说特说。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大主顾就是政府，上面已经讲过知识分子们不擅长创造财富。所以商业界对他们一般兴趣不大，而政府是他们可能的最大雇主，他们主张各种政府干预也就毫不稀奇了。

03

长个心眼

《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的思想主张恐怕不见得为我们所了解，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也依然可以看到作者指出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毛病。这几年里，我们不难看到那些认为可以随意超越专业科学家，在那些领域随口跑火车的人文知识分子。

多次预测房价错误死不改悔，对于罪犯犯罪问题乐于寻找所谓根源，对于任何事情都要召唤政府管一管的知识分子，在不懂领域胡说八道被专业人士打脸的情况屡有发生。

这些都提醒我们，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确实应该长个心眼，不能因为他们挂上教授，能写一些文章就天然的认为他们有道理。而对知识分子本身，也该引以为戒，牢记言辞也有责任，随时要保持谦虚的心态，谨言慎行，切勿滥用自己的影响力。

这篇文章所选取的内容，大多摘自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正如索维尔所认为的，很多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对症下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更可怕的是，他们因为无须承担责任而固执己见，而灾难的受害者——普通人，依然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不仅是20世纪的历史，也是21世纪的现实。

清华教授刘瑜老师说：《知识分子与社会》如果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20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北大教授何怀宏：《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