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红军开除的理想主义者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四千红军将士第二次入闽，“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开创闽西根据地。

话说闽西已经有几支地方武装，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活跃于上杭的蛟洋、古田一带，领导人名叫傅柏翠，大部队歇马安营后，毛主席获悉傅柏翠正在古田苎园活动，立即修书一封：“柏翠同志，红四军已入闽，部队来到了庙前（地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

傅柏翠收到信后，顾不上吃饭，提着一盏马灯，赶了一个小时的山路，风尘仆仆地向朱毛汇报。

随后，傅柏翠的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攻打龙岩和上杭白砂战役，闽西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后，他毫无悬念地出任纵队司令。

那时红四军一共只有四个纵队，其中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2纵队司令胡少海，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其中林彪、伍中豪都是青史留名的一代名将，而傅柏翠却如一滴水珠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他一直活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的一生充满遗憾也充满传奇。

01

傅柏翠生于上杭县蛟洋村，家里是闽西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田宅无数、僮仆成群，每年光收的租子就有四千担稻米，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辛亥革命那一年，15岁的傅柏翠刚从高小毕业，他赶时髦剪掉辫子，并且在缴纳一块大洋后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这是他和革命最早结缘，不过真正令他树立一生信仰并奠定戏剧性人生的，是在三年后，他东渡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期间。

他已经是个18岁的成年人了，虽然在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挂个名，但他内心对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并不怎么感冒，让他如痴如醉的是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的“新村思想”，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武者小路实本职是个写小说的，充满文人的理想主义，他搞了个新村实验，也就是组织一帮人开荒，大家共同劳动、互帮互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天真的认为，只要将他的新村模式推而广之，阶级的界限自然就不攻自破了，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不战而屈资本家之兵，实现天下大同。

最早将新村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访日本新村记》风靡一时，引得青年学子们疯狂追捧，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就和一班小伙伴们组织工读互助社，希望能建立一个自给自足、无压迫、无等级的小社会，最终因吃不上饭宣告解散，只得回归社会继续接受剥削，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新村实验”也无一例外遭遇夭折的命运。

雄心勃勃回国的傅柏翠遇上的正是这种局面。

不过他并没有气馁，他认为陈延年等人的新村实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在村里开展，城市里有地皮房租之累，未免拖泥带水，农村就不一样了。这一观点得到了李大钊的背书，让他备受鼓舞，虽然李大钊只是不确定地说：“如果回到农村，或许还可以维持”。

他热情邀请朋友们来上杭开展新村实验，好友们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善意地劝道：不要书生意气了。

傅柏翠只得怏怏而退。他向现实低头，开了闽西历史上第一家律所，并为律所起了一个简约而大气的名字——法学社，这法学社经常为穷苦百姓出头，惹怒了县衙，没几天就被强制关张。

傅柏翠大受刺激，深感个人力量渺小，难以对抗强权，正好那时的福建军阀混战、兵匪横行，于是他在族人的支持下，以保境安民的正当理由拉起一支千余人枪的民团，有了枪杆子，胆气直线飙升，县里摊牌的苛捐杂税也敢公开反对，上杭县知事利用催缴军饷之机中饱二万大洋，傅柏翠毫不客气地将大老虎公之于众，成功将贪官拉下马，他因此名声大噪，当地体面人士讥讽他是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咬牙切齿地称他为“学生皇帝”。

1927年初，北伐军挺进福建，傅柏翠出任国民党上杭党部秘书，和北伐军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群年轻人——共产党员们，他们热情地发动工农学生，农民协会如春草般在乡间蓬勃生长，看到组织起来的农民，傅柏翠怦然心动，他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理想之火被再次点燃，仿佛看到了自己一直在追寻的灯光，于是，他认真地提交了入党申请。

然后，他就被拒绝了，并且遭到了无情的吐槽：你一个大地主，不知压迫了多少贫下中农，还想混入革命队伍？

02

1927年5月，由于蒋介石在上海疯狂屠杀革命志士，闽西的国民党军也调集一个营夜袭上杭县城，傅柏翠狼狈扒上城头一跃而下，拼死逃回老家蛟洋村。

傅柏翠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完全可以在白色恐怖中置身事外，他却倔强地向闽南特委书记罗明表示：我还是要申请入党，不管是要钱还是要人，你们尽管开口。

1927年8月，经罗明和陈祖康介绍，傅柏翠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罗明告诉他：你下一步的工作是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一个月后，一群穿灰布军装的军人浩浩荡荡地进入上杭，他们安歇已毕，便有人挥舞着小红旗在街上大声演讲，还有人提着石灰水，在大街小巷的墙面上粉刷“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

这是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他们受到闽西人民的夹道欢迎，其中就有傅柏翠和他组织的上千农民。

1928年春天，傅柏翠在蛟洋大张旗鼓地减租减息，他率先打开自家粮仓退租，其他地主迫于压力，只得一边心里骂娘，一边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脸“积极效仿”，被镇压的农会重新竖起牌子，有声有色地开展起工作。

傅柏翠的“大逆不道”自然不能容于国民党当局，驻上杭的国军郭凤鸣旅奉命讨伐蛟洋村，傅柏翠振臂一呼，发动著名的“蛟洋暴动”，和白军一番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避入山区打游击，他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神出鬼没，打得闽西敌军心惊胆战，国民党的报纸上恶狠狠地攻击道：

“上杭的白砂、苏溪坡、高车、蛟洋等处，共逆啸聚，党首系留学生，即军阀统治下的一个大土劣傅柏翠，借蛟洋之农民协会为总机关”。

朱毛亲率中央红军进据闽西后，闽西成为苏区的一部分，傅柏翠也华丽转型，成为红军正规军的将领。

但他的志向并不在行军打仗，他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农村共产团”实验，闽西如今已经是红军的天下，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红四军主力折返赣南后，他没有随行，而是留在蛟洋，专心致志地捣鼓“共生产，共消费”实验。

03

傅柏翠的实验，本质上仍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央的方针背道而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大惊，多次找他做工作，但他吃了秤砣铁了心，双方每次都闹得不欢而散。

双方的分歧大概是这样的：

邓子恢：你应该遵照上杭县委的指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傅柏翠：不不不，我讨厌暴力手段，杀土豪劣绅、烧地契这种行为太不温良恭俭让了，我希望农民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而不是简单地把地分给他们。

傅柏翠为他的“共家运动”找了一条依据，那就是苏联正在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实际上因为苏区久遭封锁，苏联人的集体化到底是怎么个搞法，大家都是一团浆糊。

邓子恢见说服不了他，生怕他走火入魔，便想釜底抽薪，将他调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工作，哪知傅柏翠一意孤行，不但不出席闽西工农兵大会，而且拒绝去政府报到，简直是油盐不进，邓子恢和同志们一商量，干脆抬出中央的权威，推荐他去上海中央工作，结果傅柏翠完全不给面子，以不熟悉机关工作为由，直截了当地回绝了。

傅柏翠和闽西特委的矛盾愈发尖锐，1930年底，闽粤赣边区开代表大会，傅柏翠照例缺席，边区秘书长林一株列举傅柏翠一系列罪状，振臂道：同志们，我提议开除傅柏翠的党籍！

众人轰然叫好，罗明等少数人提出异议，奈何傅柏翠人缘极差，少数服从多数，傅柏翠终究还是被开除了。

1931年3月的一天，傅柏翠正在村里转悠，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旋风般奔跑而来，远远地喊道：不好了！来抓你了！

傅柏翠细问之下，惊得几乎跌坐在地：竟有两千多名红军自两面向蛟洋村包抄而来，显然是冲着他来的。

原来，自从被开除后，傅柏翠便一直躲在蛟洋村，这里是他的家乡，所有人都尊重、崇拜他，唯他马首是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闽西苏区正在大规模地抓“社会分子”（即子虚乌有的“社会民主党”），冤杀者无数，有人跑到蛟洋避难，傅柏翠一律予以庇护。

终于有几个战士经受不住严刑拷打，供认傅柏翠是他们的头目，于是闽西苏区决心一次性解决他这个土皇帝，调集大军前来擒拿。

红军和蛟洋农民激烈交火，傅柏翠熟悉地形，和昔日的战友们玩起了游击战。

傅柏翠控制的蛟洋、古田一带41个村共计45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成为闽西苏区中间的一块独立王国，此地不国不共，不纳税、不征粮、不征兵，遗世而独立。

04

傅柏翠排除了一切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实施新村实验，他提出了“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的口号，企图走出不同于国共的第三条道路。

在他的理想国里，村民们组成“自治委员会”，凡年满16岁者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中土地均收归公有，但不是大锅饭，而是“计口授田”，将土地分配给各户耕种，留出部分作为公田，用以照顾鳏寡孤独、老弱病残。

农民们的劳动热情大增，蛟洋迎来罕见的大丰收，傅柏翠趁热打铁，创办信用合作社，筹建松香松节油厂、米厂、造纸厂等企业，村里盖起了邮政所，架设了电话线，有电话40多部，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可谓是独领风骚，百姓安居乐业，“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颇有一番《桃花源记》的风采。

红军大部队长征离去后，傅柏翠虽然接受了国民政府委任的职务，但和游击队始终互不侵犯，国民党当局也想染指这一区域，可惜摄于傅柏翠精心训练的农民自卫军，不敢冒然进犯，也不敢在蛟洋、古田一带征兵征粮，转而采取怀柔政策，对傅柏翠采取的“计口授田”予以登记，承认其合法性，报纸上甚至将他的“新村”称为“闽西社会主义实验区”大加颂扬。

国民党默许“桃花源”的存在，引得一个人大为不满，此人名叫黄永滋，主持过福建多个县市的国民党党务工作，他认为傅柏翠收走本分乡绅的土地，就是“白皮红心”的赤色分子，愤怒地向法院提告，要求傅柏翠将土地物归原主。

官司从福建一直打到南京，傅柏翠重拾律师本职，慷慨陈词道：本人家中曾拥有四千担谷田，早已一亩不剩地分给农民，本人如此作为，正是为了实践孙总理“平均地权”的遗训，尽一个国民党员的本分，何罪之有？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法官张嘴结舌，竟挑不出这份辩词的任何毛病，无奈判处黄永滋败诉。

一转眼已是1948年秋，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傅柏翠也在思考着蛟洋的未来，当福建第七行政专署专员李汉仲登门拜访时，傅柏翠仿佛下定了巨大的决心，缓缓说道：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向共产党投降，争取一条出路。

1949年5月，傅柏翠通电起义。

05

1950年9月，傅柏翠离开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蛟洋村，前往省城福州担任省人民法院院长，让他略感欣慰的是，蛟洋、古田在土改中被认定为“保持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但形势很快发生了让他措手不及的变化。

农业合作化时代来临，蛟洋、古田因为“革命不彻底”，所以需要补课，傅柏翠“新村实验”的得力干将们纷纷被划为地富反坏，连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长子傅翔欧被戴上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次子傅翔亚则被劳动改造。至于傅柏翠本人，当年“社会民主党”的旧账也被翻出来，不断受到审查。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傅柏翠才得以平反，并以九十高龄重新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