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张国焘在军统

一九四九年春天，他逃往香港，以后又去加拿大，他赖以为生的是写他的回忆录和自传一类文章，以及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分析等来维持生活。

——早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与毛泽东合影

据张国焘不止一次告诉我和毛人凤等，说他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就作了投国民党的打算，因为在共产党内，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不但无权而且受气”。

他的这一背叛行为，当时的确曾引起过国内外许多人的重视和惊诧，蒋介石在武汉接见了他。他原来以为从此便可升官发财，青云直上了。和国民党人打交道，可不是那么简单。投降的人不管你过去地位多高多大，而去投降时如果不带一份厚礼，手中无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得听从摆布了。

开始，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这个名利心切的人，对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空头委员，已感到大失所望了。他有没有后悔，没有听到他自己谈过，我相信有一点他可能会认为比在延安好一些的，是生活上要舒适一些，也没有人会批评他。国民党官员当面总是嘻嘻哈哈，笑里虽带刀，多年的经验，使他们能把刀藏得不露一点痕迹。所以表面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

真正是这样：人无老幼，皆守土抗战吗？回答应当是“否”！国民党不抗日吗？死掉那么多的士兵与下级军官，也不会允许别人这样说。武汉沦陷之前，我在上海，亲眼看到前线士兵英勇顽强地和日本人拼搏，也在台儿庄打过胜仗。但武汉沦陷前，确已早有那么一群人，就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刚开始，这些人当中，一批重要当权者，就在相互交谈中提出过：“日本亡我国而不灭我党，共产党不亡国而欲灭我党。”当然，在这些人心目中，国可亡党不能灭，灭了就没有他们的官可做，财可发了。

抗日战争刚一开始，延安抗大、鲁艺在上海招生时，就被特务把招生广告撕毁，后来撕毁太费劲，又奉命把在上海报名地点撕去或涂抹掉。这难道是符合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协定吗？更不用说去故意阻拦和逮捕去延安的人了。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逃到武汉时，“反共重于抗日”的策略又已开始在各地执行。正好，张国焘只身前来恰恰迎合了这一需要。以国民党机关之多，蒋介石左不考虑，右不考虑，而考虑把他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让他去这一专门反共的特务机关工作，不但用心良苦，也可以说是十分恶毒。

听说：当蒋介石当面把张国焘交给戴笠时，是很有礼貌地：“请张先生去给他（指戴笠）帮帮忙。”当然，张国焘虽然一听到把他安排到军统局去，既不是当局长副局长，而是去“帮忙”，那会有多大的权呢？再不愿意，总不能刚一进人家的门就连“最高统帅”的命令也不听吧！有一千个不高兴，也只能点头哈腰唯命是从。戴笠头几天听到老头子这一决定，高兴得几乎连觉也睡不着。他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宝贝”交给他使用，“消灭共产党，有何难哉！”

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地估计了张国焘吧！不然就是听信了他的自吹自擂。总以为他过去在共产党的地位和关系，对大搞在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都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肯卖点气力，对搞垮共产党，至少分裂共产党将起到决定的作用。

为了炫耀自己，在他请客而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用电话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的是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他给客人介绍张的时候，也是用这种骄傲的口吻。

我是一九四二年调到军统局去担任总务处长的，戴笠在家中请客是不必我去安排。他家有专管这类事情的一个总管，此人曾在香港半岛酒店当过多年的茶房头头，对这些很有经验。我有时为了别的事而去戴笠家中时，遇到张国焘。他对于戴笠介绍他过去在共产党内是坐过“第三把交椅”的人，居然会有意见。有次宴会完毕我和他同车回去，他在车上竟大言不惭地对我说：“我要是过去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会是第三第二了。”我过去对党内的历史不清楚，不知道他是指在长征途中他分裂党、自立中央的阴谋，只是含含糊糊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这种吹大牛皮的鬼话。当然，他在戴笠给他介绍时，他是不好这样说的。

张要办的训练班，首先是名称问题。军统局以地名为名的训练班不少了，如临澧、黔阳、息烽、兰州、重庆等，不能再在重庆又设一个同名的班，经过研究，戴笠决定用他那个室的名义成立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因为抗战期间表面上还得承认是国共合作，不能用反共或类似名称，而在军统中，凡是冠以“特种政治”四个字的单位、案情等都是专指对付共产党的。

张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培训出一批可以为他去工作的骨干后，戴笠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是全部照办。这个班受训的特务，戴笠指示人事与训练处，要从军统其他训练班中挑选出一批已毕业和正在受训的所谓优秀分子，经过张亲自谈话、考核后，才能进入这个班，其慎重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当然，这种特种政治工作是军统工作中的重点中的重点。所以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据张的助手黄逸公告诉我，这一段时期，张认为戴对他言听计从，相当满意。黄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一九三四年间在上海叛变，在特务处工作，经过多年考验，戴笠认为他是忠实可靠的，所以选派他去协助张工作，训练班成立后，黄便担任教务主任。凡军统办的训练班都由戴笠兼主任，这个班便由张任副主任，实际上由张负责。

只记得有一次去时，张正在和几个人开会。他和我谈了几句之后，就介绍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和我握手。我请他们继续开会便和他的助手黄逸公谈了一会，我问黄那几个人是什么时候来工作的？他说有两个是中统的，我回来便去告诉毛人凤（当时军统局的代主任秘书）说张找中统局的人去开会。毛才告诉我，为了对付共产党，军统和中统是合作得很好的，别的事虽闹矛盾，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军统、中统、宪兵等，在争权夺利时，往往打得头破血流，而在对付共产党，却能统一口径。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共产党胜利了，一切就都完了。

这个班第一批一百多人刚毕业，又马上续办第二期。当时戴笠对这个班寄以极大希望，在分配他们去西北前，戴分批接见，一再鼓励他们如何去完成“领袖”赋予的“光荣任务”。很快，这一幻梦便被粉碎，张国焘亲自主讲的那些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打入边区，怎样才能取得信任等，真正运用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派去的人不是被扣捕，就是没有勇气敢混到边区去；拿着张亲笔写的信去找人的一些人，更是有去无回。戴笠一看急了，勉强把第二期办完，就宣布停办。

与搞打进边区的阴谋同时进行的，是由张国焘派这些经过他亲自训练的特务，拿了他的亲笔信去太行山等处，有八路军的地方去找关系。据范汉杰告诉我，他任二十七军军长、驻在太行山边沿时，常有军统特务拿了戴笠的信，请范帮忙把这些人送到八路军防区去搞特务活动。

经过张多方面阴谋的结果，虽然到处碰壁，但也使他感到过一次那样的意外，居然有一个红军的团长，跑出去投奔他，当他向戴笠去报喜讯时，戴忙问部队已开到什么地方？回答是团长一人先出来联系再去带部队，戴一听就知道，又只是和张一样，光棍一条！

大约从一九四三年以后，戴笠对这位“宝贝”也看透了，知道从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特别是通过一些“反共专家”们仔细分析，认为张这块牌子已在共产党内部批臭了，谁也不会肯跟他走，当然，他们也认为防范周密也是有很大关系。

原来准备派往边区和八路军等处去的那些受过训练的学生，最后只好另行分配工作，大部分到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以便防止共产党人到这些工厂去做工作。

从那次以后，张很怕见戴笠，而原来对他的许多优待，也慢慢改变了。过去给张使用的一辆小汽车，也以汽油进口困难为理由取消了。改为有事出门用车，随叫随到，这随叫就不一定随到了。当时我看戴笠的脸色行事的，他不高兴的人我也不会去恭维。

当我轮流把几辆新车都试了一下，正在从最后一辆新车的驾驰室走出来的时候，只见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在三轮车的边斗上开进汽车间来，因为当时重庆的气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一阵暴雨。他一跳出来，就气呼呼地直奔那个中队的办公室，指着中队长大声斥责并一再质问：“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这样破车给我？”我立即跟着走了进去，看到那个中队长正一个劲地向他赔礼，解释，他还在发火。我便歪着头，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不要怪他，是我叫他这样做的。”平日我们见面，我对他表面上还是敷衍得挺好，开口一个张先生，闭口一声张主任。今天却这么用蔑视他的口吻来插嘴，他就更加冒火，转过脸来，用手一指外边几辆新车质问我：“你管汽车，自己就用这样好的车，故意叫人派一辆破车给我用，说得过去吗？”我在军统中，一向是以“年轻资格老”为所谓“正统”，对这些“半路出家”的人，从来就不放在眼里。我一听他居然质问起我来，也就火气上升、用力在桌上一拍：“张主席！请收起你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他一听立刻羞愧得满脸通红，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我正准备再顶他几句，汽车大队的负责人便立即连劝带推的把他拉出去，让他坐上一辆新车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可能估计到再闹占不到便宜。虽然他一向很刚愎自用，这时可能也感到：人到矮檐下，不好不低头的吧！

为了这件事，戴笠特别请张国焘去吃晚饭，并且叫我一定要向张认错。我在向张敬酒时，表示自己太粗鲁说话没有礼貌等之后，张假装笑脸，故意表示出满不在乎地说：“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并说：他过了就忘记了。真会忘记吗？我相信我那几句话，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是在揭露他出卖灵魂的最羞辱和可耻可悲的下场。

戴笠当他面前，骂我太年轻不懂事，是一个十分任性的人，天天骂也骂不好，还说我是十几岁跟着他，就没有读过书了，所以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请他不要计较。

的确是这样，只要有一点用处，戴笠是决不会放过张国焘的。也可以说，戴对如何运用这个大叛徒，真是心思用尽，为了想把张培养成为军统的高级情报人员，戴便推荐他当上了当时由各党派及民主人士与社会贤达（即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希望他能在这样一个集体中起一点作用，主要是先摸一摸国民党以外的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有哪些意见和不满的地方，以便开会时能早作对付的准备。据说，这一着棋又是失败了。因为当时共产党几位参政员根本不理睬他，民主党派几位头头，也不屑与交际，只有国民党的参政员还和他招呼一下，他也感到在那种场合中是太孤立了。

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和军统外勤组织渝特区特别忙，戴笠总是要我很好地配合他们去工作。主要是由我派人在重庆夫子池附近，安排几间作为临时工作组人员办公住宿的房间，除由电话局安装一部电话之外，还得由军统局电话队装一部直接与军统总机通话的电话，以便戴笠、毛人凤可以随时与这个临时工作组通话，询问开会的有关情况。党政情报处的处长、副处长，往往得亲自带一部分主管情报编审与分析研究的特务去那里工作，要一直到会开完才能回来。

所以要给他们安排好食宿，还得派几辆车专供他们使用，我有时还得亲自去检查一下这些工作是否都做好了。记得有次我去时，一个副处长和科长正在整理各方送来有关开会期间的情报，我随意翻看了几份，他们对我是不保密的，问什么都会如实告诉我，我对别人的情报并不在意，而想看看张国焘这个大情报员写了些什么？翻了翻没有看到他的，我就问了一声：“张国焘得到了什么重要东西？”那个主管编审的科长只回答我一个字“屁！”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各地许多名贵古物都运到四川珍藏，抢运时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只求不落入敌手，而胜利后要运出四川，就不得不考虑了。用木船太危险，落入水中捞不起来，字画书籍更是入水即损坏；飞机也有出事后古物同时被毁的可能，最后是决定中美合作所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拨出一千辆装运古物和军统的重要档案文件等由陆运去南京，毛人凤派我负责这一工作，我带着这支庞大的车队经过南昌时，见了在江西的几个军统负责人后，本不想去看张国焘，不知是谁告诉了他，他便派人找我，请我到他那里去一趟，说有要紧事和我商量，我只好去看他了。

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勤杂人员是由总务处领导，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向戴笠和毛人凤直接写“小报告”的，他们都只能借口到军统局领薪饷与粮食等的时候，用口头和简单的书面向军统总务处庶务科勤杂士兵管训股报告，由这个股的股长或该科长转向我汇报一下，我认为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也只是听听，在我回忆中，从来还没有发现张在背地里搞什么不愿让人知道的事，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在背地里痛骂戴笠、蒋介石等人，或对国民党有什么不满等牢骚话，一般总是说他对家人发脾气或对饭菜不可口，而训斥做饭菜的厨师等。

对于这些，戴笠似乎也很不重视，他只是问过我一次，派在张国焘家去的人可不可靠？我说这都是经过我亲自挑选和考核过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

有次我在毛人凤的办公室与几个处长在一起谈到张国焘的许多生活上的事。我说他爱享受。毛便笑笑说：如果他不和我们一样，就不会跑出来了。

饭吃完之后，毛人凤提出请他留下不要走，并说明这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他听了之后，立即表示，他早已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找一个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其他的事都不想做了。毛人凤一再劝说他留下好，并说经过多方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他来，便能在共产党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让他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

他听了这番话之后，低着头在沉思，我和毛人凤都不作声，等候他的回答。

好几分钟后，他才把头抬起来，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谁都懂得，这虽不是命令，但也是不好推托的麻烦事。他几乎是在尽力克制自己，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们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也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就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他特别提出他过去受到过的批斗，我记得他瞟了我一眼之后，还说：“如果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要讽刺几句，那比戳我一刀还不好受！”我没有料到，我前几年讽刺他的事，到此刻还没有忘记，真是俗话说：“利刀割肉犹能合，言语伤人恨不休。”张国焘可谓自取其辱。

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台湾不让他去，又怕留下挨批斗，所以只好去香港。估计他虽当了一次救济分署长，油水也不会多，所以到了香港后，便得靠笔杆子来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