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情书”悬案：鲁迅到底有没有讽刺过章衣萍？

“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我这种职业就意味着对什么都不害羞，而只为害羞而羞。”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的这句话，精髓就是“害羞”。偏偏这两个字，在民国才子章衣萍身上找不到合适的注解。

所以，他就无端卷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悬案：鲁迅有没有讽刺他的大作《情书一束》？6月17日，连日的雨，祛退了暑热。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龚明德，照例埋首书堆。问及寓居四川十年、最后病死于成都的章衣萍，他特地仰起头来，客观地评价，“章衣萍是被误读的民国一代才子。”

章衣萍和吴曙天的合影。

书的迷局迫于生计《桃色的衣裳》改名《情书一束》

短篇小说集《情书一束》是章衣萍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畅销名著之一。　　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龚明德来说，解读章衣萍，必须有一两本原版的《情书一束》。“我手头的1930年3月第九版《情书一束》印数已高达25500册；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须知那时巴金的《家》每版也不过印一两千册。从间接材料得知，《情书一束》的初版书名为《桃色的衣裳》，销路不佳，才更名为《情书一束》，于是畅销。”

《桃色的衣裳》，似乎才是“通向”章衣萍的小径。因为销不动的《桃色的衣裳》流传极少，龚明德八方寻找，只找到估计是盜印的。“长春的东亚书局出版，1942年8月印行，收入8篇小说，次序亦与书名为《情书一束》的各版本一致，不同的是隐去一些敏感描写。”

章衣萍最初决定将小说集定名为《桃色的衣裳》，据说由他钟爱的吴曙天那件粉红色衣裳激发灵感写成的，很有韵味。能够得到佐证的是，1931年6月22日上海《文艺新闻》之《每日笔记》专栏首条载曰：刘半农最近寄赠章衣萍聊：“曙天情绪，桃色衣裳。”

这件“桃色衣裳”里，有不少章衣萍早期的叫贫喊苦。令龚明德为憾的，是章衣萍为小说集《桃色的衣裳》写了《初版自序》，但编入《情书一束》为书名的版本里只有一小节。“未录的文字无法见到，倘若是为更名后首次印刷本，这序说不定有《桃色的衣裳》销不动的记述，那就更珍贵了。”

章衣萍的自述里，也与出版他书的北新书局老板保持高度一致，只字不提《桃色的衣裳》销不动的事。但在1925年12月22日的《跋〈情书一束〉》文末，不经意露出蛛丝马迹：“至于余贫穷人的希望，则在是书之能赶快印出，赶快卖去，赶快多弄得若干金钱，以舒眼前生活的困难而已。”

说到底，就是缺钱嘛，所以得和出版商联手玩个小计谋。

遭受抄查 禁止此书发行结果促成畅销

《情书一束》当时的风靡，大抵可以类比为今天的“网红”。连俄国人柏烈伟，也对这本突然走红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将其译为俄文。

龚明德在其所著的《昨日书香》中，描述了这本书走向海外的情形。1928年俄国人柏烈伟将《情书一束》中的四篇作品翻译成俄文，另取书名《阿莲》，由柏烈伟的妹妹在俄罗斯出书。章衣萍为这个俄文译本写序指出：“我的拙作在中国会受意外的销行，也曾受意外的压迫。”

《情书一束》从面世起，一年半多一点就重印了六次。如此畅销，“压迫”何来？

当时，南开大学不少学生不仅喜欢阅读《情书一束》，还加以宣传。这引起了校长张伯苓的警惕，在《情书一束》印第二版之际，他立即呈请天津和北京的军警当局禁止此书的发行。结果，反而促成《情书一束》的畅销。

也许，正是张伯苓的“举报”加上军警的抄查，让这本小说集更引起读者的深切关注，俄国人柏烈伟也才动了翻译的念头。

章衣萍对于有了“世界的荣誉”，是炫耀的，给友人“C.K.小姐”的信中有这么一大段：“你要三版的《情书一束》，那是上海印的，北京还没有。那本坏书有俄文译本了，我希望将来送给你一本俄文译本，等俄国寄来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努力学俄文呢。”

炫耀的后果，让章衣萍的同辈颇为妒忌且有微词，还把鲁迅扯进一场斗嘴的风波。

人的争议鲁迅“嘲”情敌 被臆测者认为讽刺章衣萍

李霁野回忆录《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中，收有一篇“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的文章，忆及鲁迅1932年自沪赴京省母与几位青年朋友相见时的情形：“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的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所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

这一回忆不胫而走，成了鲁迅“讽刺”《情书一束》孤立而又被认为确实的证据，不少文章和专著都一引再引，很多现代刊物一字不漏照抄。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巨匠，鲁迅会讽刺对早期新文学建设有着奠基性质的名著《情书一束》吗？

为了查清这桩“谜案”，龚明德又得拿出福尔摩斯式的本事，他查遍《鲁迅全集》，没有见到与李霁野回忆相类的论述。

李霁野的这篇文章写于1976年，离所忆事件发生时间相距30多年。说“情书一捆”是讽刺《情书一束》，仅仅是臆测者的揣测。

1929年，鲁迅写给许广平的未经刪改的书信原件中有一节写道：“丛芜因告訴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越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拋入海中，数日而毕云。”

高长虹是鲁迅办《莽原》时候的青年朋友。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后，不知何因，认定了高长虹是他的情敌。上录鲁迅信的片断，很可能就是后来在北京与李霁野们交谈的大体意思，“一捆”果真有讽刺意味，也只能是对高长虹的冷嘲。

倘若李霁野所忆，鲁迅用他同许广平的书信来往集子比附章衣萍的《情书一束》，就表明他并没有读过这部书。因为，《情书一束》以及它的续编《情书二束》都不是情书集结，而是短篇小说集。这一常识，不少地方都搞错了。

喝酒到大醉 鲁迅和章衣萍交谊深厚

说鲁迅讽刺《情书一束》站不住脚还有一个证据，鲁迅和章衣萍交谊深厚，经常在一起品茶、喝酒、游玩。作为五四文化运动中成长的年轻一代，章衣萍具有积极追求进步的倾向。虽然受到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一度成为胡适的助手，章衣萍依然对胡适的大文同样提出评判和异议。

有几分傲骨的新青年章衣萍，受到鲁迅的赏识。鲁迅筹办的《语丝》杂志，他是重要撰稿人，第1至156期撰文28篇，数量居周氏兄弟后排第五位。鲁迅在日记中曾记载：“午后俞芳、吴曙天、章衣萍来。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还在他亲任主编的1926年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封底，紧挨着他自己的《华盖集》出书广告，刊发了《情书一束》的出书广告：“本书共八万字，计二百六十余页，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松罗山下》、《从你走后》、《阿莲》、《桃色的衣裳》四篇。共含情书约二十余封。下卷为《红迹》、《爱丽》、《你教我怎么办呢》、《第一个恋人》四篇。内附插图两幅。封面为吴曙天女士所绘，用有色版精印。每册实价七角。”

龚明德认为，《情书一束》的广告文字即便非鲁迅手笔，至少有鲁迅参与改定，而决定与《华盖集》并排刊发，在鲁迅已是一种正面表态。

出书的当月，章衣萍还给汪静之写了一封信，“《语丝》的老伙计，周鲁老，钱玄老，刘半老，林玉老，……这些老头儿平常都不喜言情说爱的，……对于我的拙作不会赏识，也不肯捧场吧。”

“周鲁老”是章衣萍作为晚辈友人对鲁迅的敬称，可见两人的关系友好而融洽，像鲁迅这样的文豪，不会背地里讥刺一个文学小辈吧。

章衣萍：现代作家和翻译家

章衣萍，安徽绩溪人。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毕业后，在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改进社主编教育杂志，曾任上海大东书局总编辑，与鲁迅筹办《语丝》月刊，系重要撰稿人。1928年任暨南大学校长秘书兼文学系教授，抗战后任成都大学教授，南社和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著作甚丰，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学术著作、少儿读物、译作和古籍整理等20多部，是现代作家和翻译家。

章衣萍凭着自己的才气和胡适、鲁迅的提携，时在中国文坛上享誉卓著。1947年12月，因脑溢血逝于成都，终年47岁，一代才子也就从此销声匿迹。

他人生最后的十年是在成都度过的。抗战初期，章衣萍来到成都，曾任成都大学教授。1937年，在成都出版旧体诗词集《磨刀集》和《磨刀新集》。

了解章衣萍，不能仅仅抓住《情书一束》、《情书二束》不放，这两本书一是为他的真爱吴曙天表达，二是为生计而不得不放低身姿。

他为少儿写的《中国名人故事丛书》共计30册。6月18日晚，龚明德发来10余张照片，全是他收藏的章衣萍写的《中国名人故事丛书》，包括管仲、陶渊明、杜甫、文天祥、玄奘、郑和、林则徐、洪秀全等，还有章衣萍和吴曙天合编的王阳明等。其实，吴曙天也是才女，有《翻译论》、《岳飞》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