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明代“特务”的牙牌

作者：董建

锦衣卫，这个至今仍让人感到神秘和恐惧的组织，成为明代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现象。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锦衣卫牙牌，揭开600多年前明代锦衣卫这一政府“特务”机构的神秘一角。

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象牙腰牌，牌作八楞形，上部云花圆纹，中间有穿，以便悬挂。长9.4厘米，宽6厘米，厚1厘米。正面中间阴识篆书“关防”二字，上部阴识楷书“锦衣卫”，左为“壹再贰拾肆号”。背面阴识楷书“缉事旗尉悬带此牌，不许借失，违者治罪。”

牙牌属于符牌之一种。符牌最早是古代朝廷调兵遣将的凭证，符为两部分，渊令者和被调令者各执一半，届时合符以验真伪，即罗振玉所说“古者合符以征信”。秦汉至隋为虎符，唐有鱼符、龟符，宋以后多为竖长条符牌。日月代除了长条形符牌，还有钟形、璧形等符牌。宋以后的符牌基本上无合符意义，只是作为某些权力、身份的识别标志使用，尤其是皇宫门禁森严，须持牌出入。符牌多佩带在腰间，故又称腰牌。又因经常出入皇宫，也称作穿宫牌。牙牌虽是职官的象征，但不是所有官员都佩带牙牌，而是常由朝宫、留值内阁的官员以及内官佩带，原因就是他们需要出入于皇宫，是为皇宫的安全保障而设置的。明代在陪都南京的诸司品秩虽高，却不佩带牙牌，就是这个原因。明代如陆容《菽园杂记》卷二所述：“常朝官悬带牙牌，专主关防出入，与古所佩鱼袋之制不同。观其正面，刻各衙门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凡在内府出入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如内使火者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铜牌。匠人木牌，内官及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为荣美之饰，则朝廷待两京为一体，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诸司，尊官不以此为荣美之邪。况古者金鱼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明代对佩带腰牌有严格规定，不同级别、身份佩带不同质地、形制的腰牌。罗振玉编《历代符牌图录》所载明代符牌明目较多，材质也多种多样，如“明魏国公散骑牙牌”“皇浦玉宝乌木牌”“内宫内侍出门铜牌”“御前答应牙牌”“尚衣监牙牌”“御马监官长牙牌”等，可知材质有牙、木、铜等。

《历代符牌图录·后编》中与锦衣卫有关的符牌，有“锦衣卫朝参官牙牌”和旗尉牙牌，“锦衣卫朝参官牙牌”长条形，此为官长所用，故在形制上与旗尉牙牌不同。《历代符牌图录·后编》所收旗尉牙牌3枚，一枚与徽州文化博物馆所藏的式样、文字均一样，只是编号不同而已，为“捌拾贰号”。另两枚为“锦衣卫东司房旗尉牙牌”，除增加“东司房”三字和编号不同，其他均一致。由此可见锦衣卫旗尉牙牌之形状，为其专门式样。在《历代符牌图录·后编》图录中，“御前答应牙牌”为“天”字号，“尚衣监牙牌”为“忠”字号，而“锦衣卫朝参官牙牌”为“武”字号。牙牌正面为“锦衣右所正干户”，牌背面为“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出京不用。”4枚锦衣卫牙牌中，只有一枚“崇祯壬午年（1642年）造”的“锦衣卫东司房旗尉牙牌”有“锦字贰百肆拾捌号”编号字样，另3枚也有编号，只是编号中无“锦”字，这点和徽州文化博物馆所藏正相契合。

从拓片可以看出，崇祯“锦衣卫东司房旗尉牙牌”较前3枚牙牌为大，是否说明有“锦”字和尺寸大者为崇祯朝锦衣卫牙牌之特征？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作为重要的参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有一枚“崇祯壬午年造”的“东司房旗尉牙牌”。有“锦字捌拾捌号”字，似可佐证之。另，《明史》中还有一则与锦衣卫符牌相关的记载：“永乐六年（1408年）驾幸北京，扈从官俱带牙牌；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各铸印信，通政司、鸿胪寺各铸关防，谓之行在衙门印信关防。其后，命内府印绶监收贮。嘉靖十八年（1539年）南巡，礼部领出，以给扈从者焉。”

锦衣卫设立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为皇宫的亲军侍卫，掌管皇帝出入仪仗、警卫等，原称作仪鸾司，后改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明史》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措（ji）、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gui），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成祖时复置。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成化间，刻印畀（bi）之，狱成得专达，不关白锦衣，锦衣官亦不得干预。而以旧所设为南镇抚司，专理军匠。”

锦衣卫最高长官为指挥使，设同知、佥事、镇抚司等官。锦衣卫所属之镇抚司分南北两部，南镇抚司掌管刑名，而北镇抚司专理诏狱，他们可以不通过仟何部门，甚至不遵守明代刑律，直接取旨行事，自行缉捕、刑讯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锦衣卫用刑极为残酷，特权使得他们制造了无数的冤狱。锦衣卫在明初时只有1000余人，到嘉靖时，人数已达十五六万之众。明永乐十八年，除了锦衣卫，又设立了东厂（即东缉事厂）、西厂统称为“厂卫”，实际就是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其分支机构甚至远达朝鲜半岛。虽然东厂和锦衣卫之间是平级天系，但明成祖给予东厂监视锦衣卫的权力，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而锦衣卫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东厂实际上是凌驾于锦衣卫之上的。正德年间，在东、西厂之外，又成立了“内行厂”，由太监刘瑾直接指挥，对东、西厂实行监督。

天启间，熹宗沉湎于他的木工营造技艺，太监魏忠贤请他批阅重要奏章时，总是别有用心地趁他木工活做得正在兴头上，这时熹宗根本无心他顾，就让魏忠贤去处理，魏忠贤遂逐渐专擅朝政，权势熏天。在魏忠贤专权和排除异己的过程中，锦衣卫都充当了急先锋。魏忠贤把持厂卫期间，手段更加残忍，“一入狱门，十九便无生理”。天启六年（1626年），缇骑到江南逮捕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缪吕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东林党人，遭到苏州士民的反对，遂聚众数万人逐缇骑，杀旗尉一人。事后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挺身投案，就义后葬虎丘山旁，后称“五人之墓”。为此张溥写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有“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缇骑在汉代为随从骑士，叫促骑。明时以“缇骑”称呼逮捕犯人的禁卫吏役，即锦衣卫。

明亡，厂卫制度随之寿终正寝。徽州文化博物馆所藏“锦衣卫施尉”牙牌，因是缉事旗尉所佩，故这个腰牌的丰人属于北镇抚司人员。虽然明代符牌种类较多，但相关机构有严格的同收管理机制，再加上年代久远，自然和人为损毁严重，存世已很稀少。即便《历代符牌图录》所收的符牌，后来有的也下落不明。作为见证明代锦衣卫历史的实物遗存，堪称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