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的分裂记忆|“赢家和输家的区别也传给了我们这些孩子”

湃客：imaginist理想国

关于战争的记忆，你能想到多少种不同的视角？战胜者和战败者关于战争的记忆，肯定有所不同。如果站在研究历史的学者角度，又会有不同的发现。

今天分享日本研究者沙青青为理想国译丛M052号《漫长的战败》一书撰写的导读和桥本明子教授的致读者信。对于日本那场“漫长的战败”，不同立场的战争记忆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去记住战争、灾难等重大历史事件？如何不陷入一种狭隘单一的记忆里？建立一种批判性的多元史学视野，或许是一种可行的策略。

战争的历史应该如何被记忆？

作者：沙青青

01.

历史记忆的复杂立场

“个人规模的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为富人情味、也是最危险的历史。”

这句话引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煌煌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所谓的“危险”，在这里指个人层面的历史叙述总不免牵扯情绪以及受到主观见解的影响，而这个层面的历史显现仅是深层历史逻辑的某个瞬间与表象而已。换言之，布罗代尔是在告诫历史学家们，不要轻信个人事后的记忆或基于记忆产生的感受和描述，因为这些往往都是不可靠的。

传统的历史学家向来对基于个人记忆产生的史料保持谨慎的态度，其理由则显而易见：个人回忆的动机、明显的记忆错误以及提问者与编纂者的导向性都可能模糊历史事实的面貌。这种不可靠未必是因为当事人刻意的扭曲或杜撰，更多是源于记忆本身的特性——记忆总会受限于个人在当时当地所处的视野。除此之外，事后对某个时代或事件的记忆往往还承载着当下意识形态所施加的影响力。例如通过个体记忆来进行某种历史叙事，进而达成某种纪念的作用，而纪念又会形塑后人对过往历史的“记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转而将“历史记忆”形塑过程纳入其研究范畴，而不只是将其视为史料的一种。例如，柯文（Paul A. Cohen）在其名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便通过将历史叙述划分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层面来分析同一个历史时间在不同时代的现实映射。在面对诸如战争、灾难这样的重大变故时，记忆、叙述历史的方式与立场尤其显得重要与复杂。这在“二战”后日本社会的例子中显得尤为明显。2013 年12 月，一部讲述“二战”期间“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的电影在日本全国400 余家电影院上映。这部名为《永远的0》的电影改编自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同名畅销小说。电影与原著一样颇受欢迎，连续数周占据全国票房榜首，累计票房收入达86 亿日元，观影人数亦达700 万人次之多，其中就有前首相安倍晋三。

《永远的0》讲述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当代日本青年，在无意间得知自己外公在“二战”期间曾是一位零式战斗机的王牌驾驶员后，开始调查外公的战争经历、挖掘自己家族的战争记忆。最终，发现曾为了活着回到家人身边而不惜被骂为“懦夫”的外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却选择加入“神风特攻队”，驾驶零式战斗机撞向了美军的战舰。安倍晋三宣称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观看影片时热泪盈眶。在电影的最后一幕：男主角外公驾驶的零式战斗机从今日东京闹市的上空一掠而过，通过现实与想象嫁接的方式，呈现了一种被广大日本右翼群体所接纳的历史叙事模式：那场战争中的战死者是为了保卫家国而勇于牺牲的“英雄”，而战后日本的繁荣正得益于他们的这种“牺牲”。

若参观靖国神社附属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那么与《永远的0》类似的个体记忆和故事可谓比比皆是。2002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以首相身份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时曾表示：“我认为今天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许多战殁者崇高牺牲的基础上。”在观看《永远的0》电影的几天前，安倍晋三也刚去参拜过靖国神社，同样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日本现在的和平与繁荣，并不仅由活在今日的人们缔造，还有那些祈祷着心爱妻儿的幸福，思念着养育了自己的父母，倒在战场上的人们。我们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建立在他们牺牲宝贵生命的基础之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历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与和平后，日本国内的历史修正主义风气渐盛，对战争历史的叙述方式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桥本明子教授在她的代表作《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和认同》中曾对《永远的0》的叙述方式进行过一番解构与剖析，并非常敏锐地指出：不同于以往军国主义宣传中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描绘成满脑子忠君爱国思想的狂热民族主义者，《永远的0》把他们的守卫对象从国家、天皇转移成了家庭和亲人，并以这种方式重新赋予其“正当性”，进而将这段历史的叙述“正面化”，使之更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过往的战争历史应该被以哪种“正确的方式”记住？这始终是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一大难题。

02.

日本的战败为何“漫长”？

不过，这也成为我们观察日本社会思潮变化的一个角度。在本书中，桥本明子便尝试将不同版本的战争记忆置于一处进行比较，希望从中检视战后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历史叙述与合法性构建的难题。

桥本明子

对日本而言，“战败”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因为各方对那段血腥历史的记忆缺乏一个受到广泛认可、能形成共识的叙述版本。对包括中国在内广大遭受侵略的国家来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自然化为了以屈辱、屠杀、牺牲为底色的记忆。而作为侵略国和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数十年间面临的则是分裂、矛盾乃至彼此敌对的战争记忆。日本国内的各种群体都尝试赋予那段悲剧时代某种历史意义，但这些都无法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共同认知。而随着亲历战争的那一代人不断逝去，这个问题正变得愈发棘手起来。正如桥本明子在《致中国读者》中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失败文化混乱而分裂，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

桥本将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历史叙述方式大致归纳为三类。若从大众文化来观察，那么第一类便是像《永远的0》的故事那样，将阵亡者视为“牺牲者”：他们既可以是所谓“忠君爱国”的“牺牲者”，也可以是“保卫家人”的“牺牲者”。在这种回忆和叙事中，发动战争的责任被抽离或悬置，个体的“牺牲”被放大为整场战争的“缩影”。第二类则更多强调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记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原子弹轰炸和大规模空袭的描述。

在这种历史叙述中，个人、家族因为战争而遭遇的苦难常被视为战后选择和平主义的直接原因，例如高畑勋的动画电影《萤火虫之墓》、片渊须直的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都是这类叙述模式的代表。不过，正如桥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叙述同样倾向于转移注意力”，即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那些在战争中因日本侵略而遭遇更大痛苦的真正受难者。换言之，这是一种被简化的“反战主义”或“和平主义”。第三类则是直面日本作为“犯罪者”的记忆，即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地区所实施的侵略、剥削及战争罪行。在20世纪70年代，山本萨夫导演的《战争与人》三部曲可视为这种历史叙述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典型呈现。

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这三种类型的叙述各自通过学术研究、新闻调查、教科书、官方表述以及文化娱乐产品等形式，在日本社会中抢占着对历史和记忆的话语权。对此现象，桥本教授运用了文化与比较社会学的方法，尝试向读者介绍日本在战后重建自我身份与建构历史叙述的过程，并将此过程与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比较，进而分析战争记忆对未来日本发展道路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本书中，桥本将相关论述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她对文化记忆的界定，并为研究提供了基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第二章重点论述了战后日本家庭代际间战争记忆的传递过程；第三章分析了日本社会各种战争历史纪念活动、大众传媒对战争历史的叙述模式及其对大众的影响；第四章是桥本对日本历史教育体系的观察与解析；第五章则是通过跟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比较，来论说日本真正走出“漫长的战败”、重建道德感的可能性。

桥本教授主要借助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上述各领域的考察与研究。她将战败的历史记忆视为日本人集体承载的一种“文化创伤”，而“牺牲者”“受害者”以及“犯罪者”这三种历史记忆的叙述方式便可被视为对这种“创伤”的“应激反应”。在桥本看来，当下日本面对历史记忆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有与之对应的三种：民族主义、和平主义与彻底的反省和解。在这三个选项之间的分裂、游移恰好说明了战后日本社会演进的曲折状态与矛盾结构。

03.

批判性的史学不为现在“开处方”

自20 年代60 年代后，快速复兴的日本不仅走出了战败阴霾，甚至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1964 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1970 年大阪世博会成功举办。与此同时，日本取代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美国，随后而来的则是所谓“日本第一”的泡沫时代。

日本成功申办1964年奥运会当日的读卖新闻

然而，在经济高速崛起的同时，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又不得不面对战争历史所遗留的道德责任。经济繁荣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与作为战败国、侵略者的耻辱感彼此叠加，亦加剧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记忆和历史叙述模式的分裂状态。此外，由于保持了年号制度，日本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有着独特的“昭和史研究”一说。漫长的昭和时代横跨战前战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却又被纳入同一个研究范畴。其内在的时代割裂感与外在的形式整合彼此矛盾且冲突，亦成为日本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隐喻。

对于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来说，他们更容易满足于经济上的富足，转而对战争历史采取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相当多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却更急迫地想去重构日本在战后国家社会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对所谓“正常国家”的向往，又或是推动“修宪”的种种努力。由于并未经历过那场战争，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拒绝承担那场战争的责任以及促进和解的义务。用桥本的话来说：“日本所谓的战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有形的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虽然这一指标对父母和祖父母一代适用，但到了今后将要承担起日本战后记忆工作的年轻一代身上，已经失去了意义。”这正是最近20多年来，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兴起、右倾化越来越明显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桥本明子通过缜密扎实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不同历史记忆和叙述模式之间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

记忆不等于历史，而历史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等于历史真实。若站在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历史真实与历史叙述是一种共同体的关系，两者无法彼此独立存在，而是由一种叙述的连续性所维系。如果两种历史叙述之间发生冲突，那便是因为两者之间关于历史真实的联系性路径是不同的。这是身为社会学家的桥本明子以战后日本社会为例，为我们所揭示的状况。如果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则可能会更看重相关研究背后的批判性。

美国当代历史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在论说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时曾讲过这么一段话：“批判性的史学必须与记忆在所有意义上保持距离，同样地也必须与现在既有关联，又有断裂。批判性史学不为现在开处方。它只是展示过去不同的、惊人的——甚至是骇人的事物。”若带着这种批判性的意识，再去认真阅读桥本明子对日本战后战争记忆的研究，或许能从中挖掘出更多值得关注的细节与脉络。

日本战败的分裂记忆

——致中国读者

桥本明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从战时一代那里继承来的一份令人不安的遗产，在日本，这份遗产则更为棘手。战争结束70年之后，影响依然深远。那场荼毒世界的战争总共动员了一亿多名士兵，不仅让前线的战斗人员身陷险境，也危及大后方的平民。几亿人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失去了家园、赖以为生的工作和亲人。而对那段可怕历史的清算——无论是以施害者、受害者还是旁观者的身份——直到今天，仍然在日本民众间引发诸多的分歧和争议。

现在，战争的负面记忆——不仅以国家历史，还以家族历史的形式——传递到了我们这些战后一代人的身上。通过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创伤故事，我们能感受到自身同那段历史的联系。这种对战后几代人细微但可以隐约察觉的影响，或许在所有派兵参战的国家中都是相似的。

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曾和家人在日本、英国和德国生活过，得以在“二战”的赢家和输家之间辗转。当时我发现，战争给成年人的行为带来了持久的影响，并且了解到，赢家和输家的区别也传给了我们这些战时一代的孩子。这种区别明确了一种等级，将输家定义为低等民族，地位要比赢家低，价值也不如赢家。所以我心想，也许这就是输掉一场战争的后果了，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我知道我父亲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被日本海军征过兵，并被派驻到了南太平洋上的特鲁克群岛，随后复员。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帮助我理解那场战争，因为他几乎从不谈及自己的从军生涯。唯一的例外是，他有一次曾说起自己被军队捉弄新人的活动整得很丢脸。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多问他一些更为直接的问题，让他讲讲那些经历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在那会儿，翻旧账似乎有些尴尬。我等了太久，最终错失了良机。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弥补那些失去的对话，揭示战争和失败对于我父亲那一代以及战后的几代日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本书中，我探索了日本的战败文化，试图揭示这个国家令人费解的战争记忆（war memory）。日本的失败文化混乱而分裂，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在这种文化中，存在三种战败记忆：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记忆。这些战争记忆各有不同，相互抵触，其原因则在于人们对过去有着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项令自我感到满足的成就。战争的意义在日本无法趋同，原因就是人们在失败和战败的意义上难以达成一致。

理解这种多层面的现实，需要我在不为战时一代开脱罪责的同时，对他们产生一种自我反省的同理心。诚然，同情这些人很有挑战性，因为他们曾怀抱着民族主义热情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曾乖乖就范，追随走上歧途的军事领导层，残暴地杀死或伤害无辜的平民。不过，只有当我们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们会怎么做？能否比他们更有勇气和智慧，采取不同的行动？”之后，我们才能开启对话，增进相互间的理解。我相信，唯有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找到共同基础，直面日本对几千万亚洲受害者犯下的全部罪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解决当下的诸多问题，如战争罪责、转型正义、边界岛屿的领土争端和再军事化。

乍一看，战败的分裂记忆可能是日本独有的，但读者会发现，这些分裂的记忆与其他战败国家的记忆有许多相近之处。南北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的美国、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的法国，以及“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这些国家都在惨痛的战败之后，经历了漫长的恢复过程。在否认战败历史、发誓永不再战、重新夺回它们失去的东西、悼念亡者、保护家人的问题上，不同国家有着形形色色的动机。无疑，它们的战败记忆到现在依旧悬而未决，依旧会引发分歧和质疑，影响战后一代人对自身的理解。

本书中的“创伤”（trauma）一词，指的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现象，还包括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二者之间无法画上等号。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对德国的空袭给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痛苦，但这并不会形成整个社会的文化创伤。相比之下，犹太大屠杀已经超越了个体受害者的痛苦，成为邪恶和“现代社会的人能干出什么事”的一种普遍象征，继而成了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创伤。最终，我们会采纳一些文化创伤，放弃那些无法接受的，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赋予特殊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创伤正是以这种方式，继续塑造着我们的战后意识与认同的道德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