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子邵洵美:最后的文坛贵族

来源:上海老底子

(1906年—1968年5月5日),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上海,出身官宦世家。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1923年初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同年东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27年回国,与盛佩玉结婚。1928年开办金屋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并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1934年编辑《人言》杂志。1936年3月至1937年8月主持《论语》半月刊编务。晚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其诗集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
当年,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有三户豪宅,一是盛宣怀家,其次是李鸿章五弟李凤章家,再就是邵友濂家。此乃静安寺街三大豪门。今天先略去其他两户不说,单说这邵友濂,在清政府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上海道、湖南巡抚、台湾巡抚。邵友濂有妻妾三人,生下两儿一女。大儿子邵颐,娶的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亲侄女李氏,李氏是以李中堂千金的名义嫁到邵家的。二儿子邵恒,娶的是盛宣怀最受宠爱的四小姐盛樨蕙。

邵恒、盛樨蕙夫妇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邵洵美。由于大伯邵颐早逝,邵洵美就过继给了李鸿章的侄女、大伯母李氏。所以,这邵洵美就兼有了三重身份:既是邵友濂的嫡孙,又是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外孙。

邵洵美是1906年出生的,出生时虽嘴里没衔“通灵宝玉”,但也和贾宝玉一样,荣华富贵与生俱来。邵洵美周岁抓周时,在众多醒目的玩具中,只将一只狼毫笔抓在手中。五岁时,邵洵美进入家塾,读《诗经》、背唐诗。读完家塾,他考入了当时的贵族学校圣约翰教会中学。这学校所授课程,除国文外,其余都是英文教材,教师中洋人众多。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读书,邵洵美的英语和母语同样顺溜。

1916年,盛宣怀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72岁。盛宣怀死后,遗产清理总共折合白银1394万两,去掉各种生意往来债务,还有1160万两。根据当时的物价,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就是将近上千亿元了。盛宣怀的遗言中,将这些财产的一半留给自己众多的子女,另一半,捐给名下的“愚斋义庄”用做慈善基金。

在去苏州安葬盛宣怀的丧礼中,邵洵美见到了自己大舅舅的女儿盛佩玉。盛佩玉是盛宣怀长子盛昌颐的女儿,有很多文章描写邵洵美与盛佩玉在这次葬礼中一见钟情,并偷偷的为盛佩玉拍照。但看两人年龄,邵洵美这年才10岁,盛佩玉11岁。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弟或许会在一起打闹玩耍,但应该不关爱情的事。

邵洵美17岁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一枚帅哥,眉清目秀,有“希腊式的完美鼻子”。他虽情窦初开却懵懂无知,整天开着家中的福特汽车招摇过市,后被上海滩一个知名交际花设套,敲去大笔竹杠,成为上海滩小报争相报道的花边新闻。邵洵美因此被罚在祖宗牌位前长跪悔过,从此再不踏入娱乐场所。

中国历来有“姑表亲上亲”的说法。国民政府1931年5月5日颁发执行的《亲属法草案》中也是这么规定的:“近亲不得结婚,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邵洵美与盛佩玉的恋情在这个时候开始上演,邵洵美将原来的名字邵云龙改为“邵洵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他在《诗经·郑风》中看到“佩玉琼琚,洵美且都”的诗句,为了和表姐名字相配,就取名“邵洵美”了。


▲邵洵美与盛佩玉

1925年,邵洵美赴英国留学前,委托母亲盛樨蕙回娘家提亲。相亲得到认可后,邵洵美和盛佩玉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亲手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深情的回报。盛佩玉对邵洵美约法三章:不可另有女人;不可吸烟;不可赌钱。

在漫长的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会挑选当地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诗句,寄给盛佩玉。后来回国后,邵洵美将这些短诗编辑整理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扉页上印着“赠给佩玉”四个字。

在英国期间,邵洵美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谢寿康、张道藩等一干人,还接济过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留学生们。年少多金仗义疏财的邵洵美被留学生称为“活银行”;徐悲鸿蒋碧薇等人也多次受到邵洵美的资助。

1927年,因家中名下牯岭路毓林里的几幢房产遭火焚烧,邵洵美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处理善后。回国时邵洵美与张道藩及另一同学同行,为此他特意将自己的头等舱船票退掉,换了三张三等舱船票。回国后,他住在上海,徐悲鸿、谢寿康、滕固、唐槐秋等朋友一到沪上,必在他家落脚,他食宿全包。

1927年1月15日,邵洵美与盛佩玉在上海卡尔登饭店举行结婚仪式,这一年,邵洵美21岁,盛佩玉22岁。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

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合影


▲《上海画报》上邵洵美与盛佩玉结婚照

这年4月,老朋友刘纪文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邀请邵洵美去当秘书。他只干了3个月就弃官回家,觉得自己不是块当官的料,从此远离官场,开始了他马不停蹄的文化工作,整日沉浸在读书、写诗、作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忙碌中。他对出版业情有独钟,还在英国留学时,他便立下抱负,要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投身出版事业,出自己的书,也为朋友出书。

从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是创办了“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接管了《狮吼》杂志并创办了《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事业鼎盛时期,邵洵美名下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7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这在中国出版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来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目的,常在亏损赔本的情况下亦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妻子盛佩玉晚年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可是往往一去不返。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应是确评。


▲邵洵美一家

邵洵美的出版思路是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的,从唯美到现代,再到紧跟时代,越来越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伴随着“一·二八”事件,邵洵美及时创办《时事日报》,反映民众的抗战呼声,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

他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家,成为当时文艺界的根据地。郁达夫说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邵洵美家的晚饭总是开两桌,一桌自家人吃,另一桌就是杂志社的同事、文学界的朋友,施蛰存、徐讦、林徽音、孙大雨、徐迟、钱钟书、许国璋、章克标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大家在客厅里高谈阔论,一盏灯总是亮到凌晨。

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位于虬江路口的广东“新雅”茶室,当时的文人墨客经常云集这里,在很多作家的文章、日记、书信中都能看到“新雅”两个字,包括《鲁迅日记》。只要邵洵美在座,所有文艺人的吃喝消遣费用,统统由邵洵美结账。

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时,有位朋友送来沈端先的一叠译稿,是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朋友说译者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希望帮他出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连稿子都没看,马上拿出500元。这位沈氏即后来的夏衍,那时他还是文坛刚出道的新人。

邵洵美出版事业的辉煌时期,是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他与项美丽合作,一起创办《自由谭》月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追求自由”的主张。

项美丽是美国人,1935年来到上海,身份是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中国记者。在上海接待项美丽的是她的老朋友茀丽茨夫人,茀丽茨夫人是一家洋行大班的妻子,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交际名媛,热爱文学和交际。她家花厅的文艺沙龙经常汇聚着华洋精英和文人雅士,定期举办派对和舞会。邵洵美是茀丽茨夫人文艺沙龙的常客。


▲项美丽

在这儿,邵洵美和项美丽相遇相识。一个是经历丰富风情摇曳的熟女,一个是豪爽多金才华横溢的美男,更主要的是,两个不同国籍的男女,丝毫不存在语言障碍。彼此几乎是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项美丽这个名字,是邵洵美根据上海话发音取的。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战火纷飞,邵洵美带着家人逃出杨树浦大宅,住进霞飞路法租界与项美丽为邻。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回忆道:“我家逃难来租界,许多家当都留在杨树浦。妈妈叨念的是孩子们的衣裳没带全,得一一重做;爸爸揪心的是失去了那么多心爱的书,更糟糕的是那台德国进口的影写版印刷机还在日占区,逃难时只带出这套设备最关键的一块网线板。”

项美丽凭借她外国侨民的身份和神通广大的交际能力,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雇了一辆卡车和10个俄国搬运工人,亲自举着美国国旗押车,一天之内来回跑了17次,将邵洵美的影写版印刷机和书籍衣物,从日军占领区抢了出来。

1938年9月,邵洵美与项美丽联手创办了抗日宣传刊物《自由谭》和英文版《直言评论》。这两本杂志都是以美国人项美丽的身份在当局登记注册的,编辑人、发行人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自由谭》封面颜体书法由邵洵美题写。《自由谭》创刊号的发刊词写道:“编者既然是美国人,所以以《自由谭》为刊名,因为自由是美利坚的代表神!”这期创刊号问世后,香港《大公报》曾给予它高度评价。


▲邵洵美、盛佩玉与项美丽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不久,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于是把翻译任务交给在上海的我党地下女党员杨刚。杨刚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和项美丽是好朋友,《论持久战》就是在霞飞路项美丽的住处完成翻译的,翻译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给予了杨刚很大的帮助。《论持久战》全书还未译完,邵洵美就已经开始在《直言评论》上连载了。邵洵美在编者按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

《论持久战》在《直言评论》上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4次连载完毕。连载过程中,邵洵美又计划发行单行本。毛泽东特地为英译单行本《论持久战》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是毛泽东用毛笔写在黄色毛边纸公文笺上的,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这篇序言有资料说是邵洵美翻译的,序言刊登在《论持久战》单行本首页。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不能印制外文书籍,于是邵洵美就秘密联系别的印刷厂印制《论持久战》单行本,当时《论持久战》的英文单行本共印制了500册。

在日伪统治下,这500册禁书,有四五十本是邵洵美开着沙逊爵士送给项美丽的雪佛莱轿车,趁着深夜人静,冒着生命危险散发的,拿它们一本一本的塞进虹桥路和霞飞路一带洋人住宅区的邮箱中。

1939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在《直言评论》上连载完后,这本杂志开始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一度传言,日本特务要对邵洵美项美丽实施暗杀计划。邵洵美不得已买了一把手枪防身,尽量深居简出,风头最紧时,邵洵美领着盛佩玉等一大家人在项美丽家中住了半个多月。

项美丽外出时也雇佣了一名外国特种兵做保镖。

1939年3月,在日本军方的横加干涉下,《自由谭》《直言评论》被迫停刊,共出版了6期。

在此之前,项美丽已经有了采访宋氏三姐妹的念头,宋霭龄曾在盛家做过英文老师,并与盛家的几位小姐相处融洽。于是邵洵美通过姨妈盛关熙牵线搭桥,与项美丽一同拜见了宋霭龄,并由宋霭龄说服了宋庆龄和宋美龄,同意接受项美丽的采访。

在香港的日子里,邵洵美每天陪着项美丽到宋霭龄的公馆采访。项美丽对宋霭龄的采访告一段落后,准备去重庆采访宋美龄,邵洵美因为家中事务繁杂、人口众多,起了想家的念头。于是两人在香港分手,邵洵美回了上海,项美丽去了重庆。

项美丽在重庆写信给邵洵美,希望邵洵美到重庆相聚,邵洵美在回信中说:“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

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齐聚重庆,集体亮相呼吁国际援助,经常参加慰问伤员、考察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活动,项美丽被破例允许随行采访。采访任务完成后,项美丽回到上海,在处理完上海住所的所有事务后,转身去了香港,后来回了美国。

1946年夏,邵洵美受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之托,以考察美国电影、购买电影器材的特使名义,在美国逗留了半年,并会见了卓别林。其间,他去纽约看望了项美丽。乱世中的爱人再次重逢,项美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身边站立着自己的丈夫查尔斯。

此时的项美丽,生活十分拮据,邵洵美不忍心看自己心爱的女人落难,于是向在美国经营古董店的老朋友借了1000美元,送给项美丽维持生计。半年后邵洵美回到中国,凑足1000美金还给了美国朋友。

岁月变迁风流云散,转眼间天地变色。上海解放前夕,胡适特意登门拜访邵洵美,拿着两张机票,邀请邵洵美夫妇一起去台湾。邵洵美说不能弃儿女于不顾,更不能扔下众多印刷厂职工一走了之。叶公超知道后,与海军联系,让邵洵美家人和印刷厂职工,同印刷机器一道迁台。军舰都开过来了,邵洵美仍然婉言谢绝。这其中当然另有隐情。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邵洵美也自认为替我党做过不少事情,毛的《论持久战》英文译本就是通过他的手出版发行的。他相信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因此他选择了留在上海。

上海解放后划分成分,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为新中国印制出了第一本工人画报——《中国工人画报》创刊号。随后,邵洵美的老朋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代表政府登门拜访邵洵美。不久,由夏衍出面,以国家名义,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这是新华印刷厂创建的开始,也是邵洵美印刷时代的结束。当时懂得具体操作这套设备的人不多,为此,邵洵美举家迁往北京,住在景山东大街乙一号。邵洵美因为出售印刷机得到一笔款子,重新激起了他扩大书店的愿望,他想要在北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不久,邵洵美的时代书局被查出有“托派分子”费尔·哈定的作品,受到批判,《人民日报》一连7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因资金严重亏损,书局再也无法运营,邵洵美只能怅然返回上海,他苦心经营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邵洵美的生活,开始陷入窘迫,为了生存,他办过旧货店,开过化工厂。盛佩玉说:“我把金的、银的、铜的、锡的甚至木的陆续换了钱来过日子,当了首饰,不影响我的颜色。”这是一个隐忍、包容、坚强的女性,陪同丈夫一同艰难度日,毫无埋怨。

老朋友夏衍伸出了援助之手,介绍邵洵美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外文书籍,获得一点稿酬收入,用以维持生计。邵洵美先后翻译了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和泰戈尔的《两姐妹》、《四章书》等作品。

1958年,邵洵美遭受到一场无妄之灾,蹲了大狱。他的小弟弟邵云骧在香港病重,无钱医治,写信向邵洵美求救。正好邵洵美的老朋友叶灵凤从香港回到上海,和邵洵美谈话间说起项美丽,叶灵凤说他有项美丽在美国的地址,并说项美丽的生活富足安稳。

邵洵美于是想起十多年前在纽约送给项美丽1000美金的事,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邵洵美自然不会有投桃报李的想法,但事关自己弟弟的生死,于是邵洵美给项美丽写了一封信,信中委婉的希望项美丽能把1000美金寄给香港的弟弟治病。结果信被有关方面截获,有人暗示邵洵美向组织交待历史。邵洵美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朋友太多,须认真对待,想等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便遭到逮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邵洵美在提篮桥监狱,一关就是数年。这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进京开会,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近况。周煦良说邵仍在狱中。那时党正在调整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周扬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可是他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到青海支边去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不得已盛佩玉只好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邵洵美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父子二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简陋小房内,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四年的无妄之灾已使邵洵美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他的生计又成了问题。不得已,他只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龢作批注的两大本手札,全部廉价卖掉……这一时期,他与妻子盛佩玉分住在沪、宁两地,由儿子、女儿分别赡养。

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邵洵美的女儿回忆说:“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

晚年落魄的邵洵美,尽管面容落魄,但依旧会用清水来梳理自己的长发,用最廉价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尊贵。

1968年3月,与邵洵美熟识的文学翻译家王科一,夜里在家中厨房用煤气自杀。

从朋友身上,邵洵美看到了自己黯然的前景。据记载:邵洵美生命中的最后三天是这样度过的——他神秘地弄来一些鸦片精,天天当饭吃。身边的大儿子阻止说:“害心脏病的人吃了鸦片是要死的。”邵洵美点点头,第二天继续吃。儿子极力反对,邵洵美只是朝儿子笑笑。

第三天,也就是1968年5月5日晚8时28分,邵洵美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死后无钱置办寿衣,大儿子只能买了双新袜子送他上路。

邵洵美身后留下了一大堆麻烦和债务:医院里欠了四百多元医疗费,房管处欠了一年半房租,还欠了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头上还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直到17年后,1985年2月,邵洵美才终于获得正式平反。对他来说,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