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子邵洵美：最后的文坛贵族

邵恒、盛樨蕙夫妇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邵洵美。由于大伯邵颐早逝，邵洵美就过继给了李鸿章的侄女、大伯母李氏。所以，这邵洵美就兼有了三重身份：既是邵友濂的嫡孙，又是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外孙。

邵洵美是1906年出生的，出生时虽嘴里没衔“通灵宝玉”，但也和贾宝玉一样，荣华富贵与生俱来。邵洵美周岁抓周时，在众多醒目的玩具中，只将一只狼毫笔抓在手中。五岁时，邵洵美进入家塾，读《诗经》、背唐诗。读完家塾，他考入了当时的贵族学校圣约翰教会中学。这学校所授课程，除国文外，其余都是英文教材，教师中洋人众多。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读书，邵洵美的英语和母语同样顺溜。

1916年，盛宣怀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72岁。盛宣怀死后，遗产清理总共折合白银1394万两，去掉各种生意往来债务，还有1160万两。根据当时的物价，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就是将近上千亿元了。盛宣怀的遗言中，将这些财产的一半留给自己众多的子女，另一半，捐给名下的“愚斋义庄”用做慈善基金。

在去苏州安葬盛宣怀的丧礼中，邵洵美见到了自己大舅舅的女儿盛佩玉。盛佩玉是盛宣怀长子盛昌颐的女儿，有很多文章描写邵洵美与盛佩玉在这次葬礼中一见钟情，并偷偷的为盛佩玉拍照。但看两人年龄，邵洵美这年才10岁，盛佩玉11岁。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弟或许会在一起打闹玩耍，但应该不关爱情的事。

邵洵美17岁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一枚帅哥，眉清目秀，有“希腊式的完美鼻子”。他虽情窦初开却懵懂无知，整天开着家中的福特汽车招摇过市，后被上海滩一个知名交际花设套，敲去大笔竹杠，成为上海滩小报争相报道的花边新闻。邵洵美因此被罚在祖宗牌位前长跪悔过，从此再不踏入娱乐场所。

中国历来有“姑表亲上亲”的说法。国民政府1931年5月5日颁发执行的《亲属法草案》中也是这么规定的：“近亲不得结婚，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邵洵美与盛佩玉的恋情在这个时候开始上演，邵洵美将原来的名字邵云龙改为“邵洵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他在《诗经·郑风》中看到“佩玉琼琚，洵美且都”的诗句，为了和表姐名字相配，就取名“邵洵美”了。

▲邵洵美与盛佩玉

1925年，邵洵美赴英国留学前，委托母亲盛樨蕙回娘家提亲。相亲得到认可后，邵洵美和盛佩玉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亲手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深情的回报。盛佩玉对邵洵美约法三章：不可另有女人；不可吸烟；不可赌钱。

在漫长的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会挑选当地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诗句，寄给盛佩玉。后来回国后，邵洵美将这些短诗编辑整理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扉页上印着“赠给佩玉”四个字。

在英国期间，邵洵美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谢寿康、张道藩等一干人，还接济过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留学生们。年少多金仗义疏财的邵洵美被留学生称为“活银行”；徐悲鸿蒋碧薇等人也多次受到邵洵美的资助。

1927年，因家中名下牯岭路毓林里的几幢房产遭火焚烧，邵洵美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处理善后。回国时邵洵美与张道藩及另一同学同行，为此他特意将自己的头等舱船票退掉，换了三张三等舱船票。回国后，他住在上海，徐悲鸿、谢寿康、滕固、唐槐秋等朋友一到沪上，必在他家落脚，他食宿全包。

1927年1月15日，邵洵美与盛佩玉在上海卡尔登饭店举行结婚仪式，这一年，邵洵美21岁，盛佩玉22岁。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

从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是创办了“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接管了《狮吼》杂志并创办了《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事业鼎盛时期，邵洵美名下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7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这在中国出版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来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目的，常在亏损赔本的情况下亦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妻子盛佩玉晚年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可是往往一去不返。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应是确评。

▲邵洵美一家

邵洵美的出版思路是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的，从唯美到现代，再到紧跟时代，越来越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伴随着“一·二八”事件，邵洵美及时创办《时事日报》，反映民众的抗战呼声，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

他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家，成为当时文艺界的根据地。郁达夫说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邵洵美家的晚饭总是开两桌，一桌自家人吃，另一桌就是杂志社的同事、文学界的朋友，施蛰存、徐讦、林徽音、孙大雨、徐迟、钱钟书、许国璋、章克标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大家在客厅里高谈阔论，一盏灯总是亮到凌晨。

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位于虬江路口的广东“新雅”茶室，当时的文人墨客经常云集这里，在很多作家的文章、日记、书信中都能看到“新雅”两个字，包括《鲁迅日记》。只要邵洵美在座，所有文艺人的吃喝消遣费用，统统由邵洵美结账。

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时，有位朋友送来沈端先的一叠译稿，是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朋友说译者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希望帮他出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连稿子都没看，马上拿出500元。这位沈氏即后来的夏衍，那时他还是文坛刚出道的新人。

邵洵美出版事业的辉煌时期，是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他与项美丽合作，一起创办《自由谭》月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追求自由”的主张。

项美丽是美国人，1935年来到上海，身份是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中国记者。在上海接待项美丽的是她的老朋友茀丽茨夫人，茀丽茨夫人是一家洋行大班的妻子，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交际名媛，热爱文学和交际。她家花厅的文艺沙龙经常汇聚着华洋精英和文人雅士，定期举办派对和舞会。邵洵美是茀丽茨夫人文艺沙龙的常客。

▲项美丽

在这儿，邵洵美和项美丽相遇相识。一个是经历丰富风情摇曳的熟女，一个是豪爽多金才华横溢的美男，更主要的是，两个不同国籍的男女，丝毫不存在语言障碍。彼此几乎是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项美丽这个名字，是邵洵美根据上海话发音取的。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战火纷飞，邵洵美带着家人逃出杨树浦大宅，住进霞飞路法租界与项美丽为邻。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回忆道：“我家逃难来租界，许多家当都留在杨树浦。妈妈叨念的是孩子们的衣裳没带全，得一一重做；爸爸揪心的是失去了那么多心爱的书，更糟糕的是那台德国进口的影写版印刷机还在日占区，逃难时只带出这套设备最关键的一块网线板。”

项美丽凭借她外国侨民的身份和神通广大的交际能力，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雇了一辆卡车和10个俄国搬运工人，亲自举着美国国旗押车，一天之内来回跑了17次，将邵洵美的影写版印刷机和书籍衣物，从日军占领区抢了出来。

1938年9月，邵洵美与项美丽联手创办了抗日宣传刊物《自由谭》和英文版《直言评论》。这两本杂志都是以美国人项美丽的身份在当局登记注册的，编辑人、发行人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自由谭》封面颜体书法由邵洵美题写。《自由谭》创刊号的发刊词写道：“编者既然是美国人，所以以《自由谭》为刊名，因为自由是美利坚的代表神！”这期创刊号问世后，香港《大公报》曾给予它高度评价。

▲邵洵美、盛佩玉与项美丽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不久，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于是把翻译任务交给在上海的我党地下女党员杨刚。杨刚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和项美丽是好朋友，《论持久战》就是在霞飞路项美丽的住处完成翻译的，翻译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给予了杨刚很大的帮助。《论持久战》全书还未译完，邵洵美就已经开始在《直言评论》上连载了。邵洵美在编者按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

《论持久战》在《直言评论》上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4次连载完毕。连载过程中，邵洵美又计划发行单行本。毛泽东特地为英译单行本《论持久战》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是毛泽东用毛笔写在黄色毛边纸公文笺上的，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这篇序言有资料说是邵洵美翻译的，序言刊登在《论持久战》单行本首页。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不能印制外文书籍，于是邵洵美就秘密联系别的印刷厂印制《论持久战》单行本，当时《论持久战》的英文单行本共印制了500册。

在日伪统治下，这500册禁书，有四五十本是邵洵美开着沙逊爵士送给项美丽的雪佛莱轿车，趁着深夜人静，冒着生命危险散发的，拿它们一本一本的塞进虹桥路和霞飞路一带洋人住宅区的邮箱中。

1939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在《直言评论》上连载完后，这本杂志开始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一度传言，日本特务要对邵洵美项美丽实施暗杀计划。邵洵美不得已买了一把手枪防身，尽量深居简出，风头最紧时，邵洵美领着盛佩玉等一大家人在项美丽家中住了半个多月。

项美丽外出时也雇佣了一名外国特种兵做保镖。

1939年3月，在日本军方的横加干涉下，《自由谭》《直言评论》被迫停刊，共出版了6期。

在此之前，项美丽已经有了采访宋氏三姐妹的念头，宋霭龄曾在盛家做过英文老师，并与盛家的几位小姐相处融洽。于是邵洵美通过姨妈盛关熙牵线搭桥，与项美丽一同拜见了宋霭龄，并由宋霭龄说服了宋庆龄和宋美龄，同意接受项美丽的采访。

在香港的日子里，邵洵美每天陪着项美丽到宋霭龄的公馆采访。项美丽对宋霭龄的采访告一段落后，准备去重庆采访宋美龄，邵洵美因为家中事务繁杂、人口众多，起了想家的念头。于是两人在香港分手，邵洵美回了上海，项美丽去了重庆。

项美丽在重庆写信给邵洵美，希望邵洵美到重庆相聚，邵洵美在回信中说：“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

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齐聚重庆，集体亮相呼吁国际援助，经常参加慰问伤员、考察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活动，项美丽被破例允许随行采访。采访任务完成后，项美丽回到上海，在处理完上海住所的所有事务后，转身去了香港，后来回了美国。

1946年夏，邵洵美受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之托，以考察美国电影、购买电影器材的特使名义，在美国逗留了半年，并会见了卓别林。其间，他去纽约看望了项美丽。乱世中的爱人再次重逢，项美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身边站立着自己的丈夫查尔斯。

此时的项美丽，生活十分拮据，邵洵美不忍心看自己心爱的女人落难，于是向在美国经营古董店的老朋友借了1000美元，送给项美丽维持生计。半年后邵洵美回到中国，凑足1000美金还给了美国朋友。

岁月变迁风流云散，转眼间天地变色。上海解放前夕，胡适特意登门拜访邵洵美，拿着两张机票，邀请邵洵美夫妇一起去台湾。邵洵美说不能弃儿女于不顾，更不能扔下众多印刷厂职工一走了之。叶公超知道后，与海军联系，让邵洵美家人和印刷厂职工，同印刷机器一道迁台。军舰都开过来了，邵洵美仍然婉言谢绝。这其中当然另有隐情。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邵洵美也自认为替我党做过不少事情，毛的《论持久战》英文译本就是通过他的手出版发行的。他相信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因此他选择了留在上海。

上海解放后划分成分，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为新中国印制出了第一本工人画报——《中国工人画报》创刊号。随后，邵洵美的老朋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代表政府登门拜访邵洵美。不久，由夏衍出面，以国家名义，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这是新华印刷厂创建的开始，也是邵洵美印刷时代的结束。当时懂得具体操作这套设备的人不多，为此，邵洵美举家迁往北京，住在景山东大街乙一号。邵洵美因为出售印刷机得到一笔款子，重新激起了他扩大书店的愿望，他想要在北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不久，邵洵美的时代书局被查出有“托派分子”费尔·哈定的作品，受到批判，《人民日报》一连7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因资金严重亏损，书局再也无法运营，邵洵美只能怅然返回上海，他苦心经营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邵洵美的生活，开始陷入窘迫，为了生存，他办过旧货店，开过化工厂。盛佩玉说：“我把金的、银的、铜的、锡的甚至木的陆续换了钱来过日子，当了首饰，不影响我的颜色。”这是一个隐忍、包容、坚强的女性，陪同丈夫一同艰难度日，毫无埋怨。

老朋友夏衍伸出了援助之手，介绍邵洵美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外文书籍，获得一点稿酬收入，用以维持生计。邵洵美先后翻译了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和泰戈尔的《两姐妹》、《四章书》等作品。

1958年，邵洵美遭受到一场无妄之灾，蹲了大狱。他的小弟弟邵云骧在香港病重，无钱医治，写信向邵洵美求救。正好邵洵美的老朋友叶灵凤从香港回到上海，和邵洵美谈话间说起项美丽，叶灵凤说他有项美丽在美国的地址，并说项美丽的生活富足安稳。

邵洵美于是想起十多年前在纽约送给项美丽1000美金的事，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邵洵美自然不会有投桃报李的想法，但事关自己弟弟的生死，于是邵洵美给项美丽写了一封信，信中委婉的希望项美丽能把1000美金寄给香港的弟弟治病。结果信被有关方面截获，有人暗示邵洵美向组织交待历史。邵洵美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朋友太多，须认真对待，想等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便遭到逮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邵洵美在提篮桥监狱，一关就是数年。这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进京开会，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近况。周煦良说邵仍在狱中。那时党正在调整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周扬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可是他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到青海支边去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不得已盛佩玉只好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邵洵美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父子二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简陋小房内，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四年的无妄之灾已使邵洵美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他的生计又成了问题。不得已，他只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龢作批注的两大本手札，全部廉价卖掉……这一时期，他与妻子盛佩玉分住在沪、宁两地，由儿子、女儿分别赡养。

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邵洵美的女儿回忆说：“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

晚年落魄的邵洵美，尽管面容落魄，但依旧会用清水来梳理自己的长发，用最廉价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尊贵。

1968年3月，与邵洵美熟识的文学翻译家王科一，夜里在家中厨房用煤气自杀。

从朋友身上，邵洵美看到了自己黯然的前景。据记载：邵洵美生命中的最后三天是这样度过的——他神秘地弄来一些鸦片精，天天当饭吃。身边的大儿子阻止说：“害心脏病的人吃了鸦片是要死的。”邵洵美点点头，第二天继续吃。儿子极力反对，邵洵美只是朝儿子笑笑。

第三天，也就是1968年5月5日晚8时28分，邵洵美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死后无钱置办寿衣，大儿子只能买了双新袜子送他上路。

邵洵美身后留下了一大堆麻烦和债务：医院里欠了四百多元医疗费，房管处欠了一年半房租，还欠了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头上还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直到17年后，1985年2月，邵洵美才终于获得正式平反。对他来说，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