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军中的风云人物：陈铭枢

人生很少过得一帆风顺。在崎岖的成长道路上，或许要经历各种风雨和磨难，其中有苦有甜，有得有失，有沟有坎，有对有错，有黑暗曲折更有光明大道。甚至死了也不能盖棺定论。

陈铭枢一生头衔不少，诸如：铁军名将、抗日名将、抗日领袖、陆军上将、客籍名将、军委委员、广东省主席、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佛学居士、民主革命家、民革创始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等等一大堆。他一生拥有如此多的非凡头衔，他的人生道路又是怎样的呢？这得慢慢细说。

陈铭枢

陈铭枢，字真如，于光绪十五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阳历1889年10月15日)，出生在广东廉州府合浦县兴中里璋嘉村岐山背自然村（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曲樟乡）。他的父亲名叫陈均镕，字佩卿，是清朝光绪中期的廪生。

所谓廪生，是科举制度中生员(秀才)的名目之一。明、清两代廪生均由国家给以膳食供养，所以廪生又称廪膳生员。

陈均镕出生时家庭富裕，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追求功名。他考取秀才后，应聘到钦州、防城、灵山、合浦等县乡书院讲学。因妻子（陈铭枢之母）得病卧床，陈均镕遂辞聘回乡。不久他妻子去世，悲伤难过之余，陈均镕吸上鸦片。他的堂嫂见他父子凄凉，便介绍个堂妹给陈均镕续弦。

陈铭枢的母亲叫刘六姑，是福禄村（今合浦县闸口镇福禄村）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陈铭枢刚刚3岁时刘六姑便去世了。陈铭枢的后妈叫廖七姑，是石角村（今合浦县闸口镇石角村）人，她进门一年（1893年）便生下妹妹陈铭英。廖七姑对这个不是亲生的陈铭枢有所刁难，当时，陈铭枢的父亲虽然在本地（本村和邻近豪沃村等）私塾教书，但他既吸鸦片又赌博，后妈也跟着染上鸦片毒瘾，原来祖遗家产千余斗租谷，也被他俩花光败光。

光绪二十年（1894年），陈铭枢5岁时,后妈又怀上弟弟陈铭骥。此时的陈铭枢更是无人顾及，整天食不果腹，头上生虱又长疮，眼又患疾，加上难忍后妈的时常虐待，他决定逃离这个家。他先逃到几公里以外的过去曾给他家打长工的老佣人家里，哭泣央求老佣人带他到福禄村外婆家避难。老佣人见陈铭枢好可怜，便一路背他到五十里外去寻外婆。

到了外婆家，除外公外婆之外，还有廿舅刘清山对他最好。刘清山夫妇像对待自己亲儿子一样照料陈铭枢，廿舅母还上山采药煲药汤为陈铭枢洗疮，不久便治愈了陈铭枢的顽疾。陈铭枢5岁至7岁，基本上是在福禄村生活的，他跟表兄弟们一块玩耍，在老围屋里捉迷藏、在禾草堆上设擂台比武、到海边的红树林下挖螃蟹、到江河海边去游泳，有次还被表兄骗骑牛背而他在后猛抽牛跑……过得很开心。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于陈铭枢出生在书香世家，他父亲不可能不让他上学。此时已经7岁的陈铭枢由父亲接回璋嘉村，送进璋嘉祠堂私塾（璋嘉老屋）启蒙。陈铭枢少年时，自身确有些坏习，他蛮皮性格不才是经常被父亲和后妈打骂的原因。有一次，后妈派他与妹妹陈铭英一起去放鹅，其中一只鹅老是不听话，被他用在外婆家学来的武功，“当头一棒”把那只鹅打死了。当时，陈铭枢的心头直跳，回去肯定又被后妈毒打一顿，他立刻想到妹妹，想方设法让妹妹替他顶罪，妹妹陈铭英心甘情愿答应了他。回到家后她撒谎说鹅是自己打死的，让陈铭枢躲过了后妈的打骂。

陈铭枢在家族排行老大，全村老老少少都叫他“老大”、“大哥”，他见多识广，经常拉拢村里一群小兄弟到处“闹事”、“打抱不平”。父亲和后妈不知怎样应对，经常打骂他亦无效。打多骂多了致陈铭枢出现逆反心里，村里人也认为陈铭枢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一天，陈铭枢不知做错什么事惹怒了后妈，被后妈当着陈铭枢的面对陈均镕说，不再让陈铭枢上学了。陈铭枢气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二话不说，拿了自己的衣物，再一次逃到福禄村外婆家。

而廿舅刘清山喜爱陈铭枢，认为陈铭枢聪明又有主见，断言他日后定有出息，于是常常鼓励他，并把陈铭枢送到福禄村私塾，让他继续读完蒙馆、大馆。

光绪三十年（1904年），15岁的陈铭枢由福禄村考入合浦县公馆圩文治书院(后改为小学、高等小学堂等)再读了二年，算是得个高小毕业。在老师和亲人的教育下，陈铭枢懂事多了，各学科成绩都很好，尤其是写字很有功底，字迹很工整。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国家，人心思变。进入军事学校读书，将来保家卫国，成为当时很多有志青年的人生梦想。陈铭枢早有立志从军报国的想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8月，将满17周岁的陈铭枢攒足路费，只身赴省城广州，在与约3000人的竞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又名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学制为三年。陈铭枢入学时，第一期学长未毕业，其中同盟会员陈汉柱、邓铿（1922年3月21日在广州广九车站遇刺殉难）、何卓俦（“二次革命”时被黎元洪杀害于汉口）等人，经常向他宣传“排满兴汉”“恢复中华”等革命进步思想，不久便介绍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在黄埔陆军小学堂学习期间，陈铭枢还介绍蒋光鼐、李章达、邓演达等进步同学加入同盟会，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宣统元年（1909 年），陈铭枢于黄埔陆军小学堂毕业，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在堂里，同盟会的活动活跃而又隐密，陈铭枢在校内是同盟会的首领，对外是主联络员。

宣统三年（1911年）4月，受反清起义的影响，时年22岁的陈铭枢到香港会晤同盟会骨干、原黄埔陆军小学堂监督赵声，请求参加同盟会的广州反清起义。当时他未能进广州，起义也失败了。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的同盟会会员立即筹备起义之事。因校方藏匿武器，学生们认为赤手空拳难于成功，遂决定到武昌加入起义队伍。陈铭枢、蒋光鼐、李章达、袁煦圻、张廷辅、陈果夫等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的第一批同学，由陈铭枢带队于10月下旬到武昌都督府报到，被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第二天即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的登陆作战，失利后撤回武昌。随后，湖北军政府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将陈铭枢这批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的学生重新编为学生军，直属他的总司令部，作为自己的亲随骨干部队，对各部队进行督战。这批学生军目睹部队伤亡的惨状后，一半以上同学不愿继续参加战斗，而此时的陈铭枢、蒋光鼐等少数骨干没有动摇，留下来继续革命。战斗结束，陈铭枢随黄兴等人去了上海。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铭枢随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到总统府向孙中山祝贺，受到孙中山的接见。这时陈铭枢已离开黄兴卫队，到姚雨平总司令部任连长，不久赴前线作战。南北和议签订后，军队随即遣散。6月，陈铭枢收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第一期炮兵科的入学通知书，进保定军校深造。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袁世凯调兵南下准备向南方革命党人进攻，“二次革命”爆发。陈铭枢在保定军校闻讯，立即放弃军官学校的学业，回到广州参加讨袁运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陈铭枢与讨袁派方声涛（时任李烈钧部旅长）等人去了日本。

民国三年（1914年），陈铭枢在日本东京黄兴主持的“大森浩然庐”军事学校学习，后又进入革命党人创办的政法学校学习，并到一个日本寺院体验禅修、坐禅学佛。

民国四年（1915年）1月，陈铭枢从日本回国，在江苏南京金陵刻经处，师从欧阳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学佛学，自此取号“真如”。

说起“真如”一词，陈铭枢在加入同盟会之初曾读过谭嗣同的《仁学》，知晓“真如”大意。学佛之后，见“真如”一词又是佛教语，梵文Tathatā的意译，觉得空灵妙佳，跟自己很有缘分，于是以“真如”作为自己的法号、字号。

是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复辟封建帝制，激起各省革命党人的反对。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民国五年（1916年）2月，陈铭枢参加讨袁护国军，在护国军第2军(军长李烈钧)第2梯团（团长方声涛）部任连长，与好友蒋光鼐、戴戟同在一个部队，回广东驱逐亲袁派的广东督军龙济光。因参与谋炸龙济光的事泄露，陈铭枢被捕入狱，后在同志们的营救下越狱再去了日本。袁世凯死后，陈铭枢回国，重返保定军校继续学习。

民国七年（1918年），李耀汉任广东省长，时称的肇军添募三个营，由陈铭枢的同乡陈均义(字云梯，合浦县白沙两甲水村人，陆军少将)兼统，陈铭枢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到肇军陈均义部游击营任营长。在陈均义的启发支持下，陈铭枢开始精心练兵，更加刻苦地学习政治文化，以图做大事业。

民国八年（1919年）秋，广东督军桂系莫荣新下令通缉广东省长李耀汉，不久陈均义随李耀汉下野。

民国九年（1920年）4月，肇军被改编，陈铭枢改任桂系护国军第2军第43游击营营长。

民国十年（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命令粤军陈炯明、许崇智等分路驱逐陆荣廷桂系，并亲自率师伐桂。9月26日，陈铭枢、陈济棠营部和李昆岩营部在广东阳江宣布独立，陈铭枢任司令，陈济棠为统领，会同魏邦平部到莲塘堵剿桂系莫荣新部。不久，邓铿组建粤军第1师，陈铭枢所部接受改编为新建粤军第1师第1旅第4团，陈铭枢任团长（陈济棠任第4团第1营营长）。在邓铿的领导下严格训练部队，第四团的练兵成为全军的模范团。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陈铭枢率团参加北伐，一举攻占信丰，又在江西赣州城南王霸岭与北军陈光远部苦战七个昼夜，胜利占领赣州。6月，陈炯明策动反孙中山叛乱，陈铭枢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中间保持中立，辞去团长职务，由全力支持孙中山派的陈济棠接任团长。辞职后，陈铭枢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再度向欧阳渐学佛。

在南京学佛期间，陈铭枢曾到北京等地旅游，参观冯玉祥练兵，结识梁漱溟、徐名鸿等人。此时，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孙中山与苏俄合作改组国民党，国民革命运动兴起，而陈炯明只能盘踞东江地区。在好友粤军第1师参谋邓演达的劝说下，陈铭枢决定投向孙中山先生。

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恢复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番号，35岁的陈铭枢任粤军第1师参谋长兼第1旅旅长，陈济棠任第2旅旅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陈铭枢奉命率旅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3月13日，在河田击败敌军，旋又击败林虎，乘胜占领兴宁、五华等地，在东征陈炯明立下战功。自此，他与蒋介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6月，刘震寰、杨希闵滇桂军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陈铭枢与蒋介石分任左、右翼指挥。7月，平定了刘、杨叛乱后，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1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下辖4个师及1个独立团。以原第1旅改编为第10师，陈铭枢任第10师师长；原第2旅改编为第11师，陈济棠任第11师师长。

10月，八属善后督办、八属联军总指挥邓本殷，指挥所部约2万人，企图配合陈炯明进占广州。相继攻占罗定、云浮、肇庆等县城。为消灭广东各军阀势力，国民政府令第4军和桂军各一部组成南征军，任陈铭枢为总指挥，率师分三路南征。10月16日，邓军分三路来犯，南征军遂改变部署。10月18日，第12师师长梁鸿林率部在开平叛变，南征军再次改变部署，将主力集中于开平单水口布防。10月26日，邓军、叛军约8000人向单水口发动攻击，南征军在陈铭枢指挥下殊死苦战，将敌军打退，使战局转危为安。11月1日，国民政府增派南征军力，改任第3军军长朱培德为总指挥，陈铭枢改任第一路指挥，向邓军发起反攻，收复八属地盘后驻军合浦北海。

由于东征军的离去，广东潮汕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势力真空，陈炯明乱军趁机卷土重来，再一次控制了广东东江地区。陈铭枢奉命第二次东征，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作战。在蒋介石的督率下，国民革命军分路对东江各地进攻，势如破竹，使陈炯明率先出逃，东江地区彻底收复，第二次东征取得了完全胜利，陈铭枢立大战功。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广东国民政府筹议北伐。3月9日，陈铭枢与白崇禧一起，奉国民政府之命到长沙争取唐生智参加革命，并在群众集会上公开演说：“要湖南政府跟随我们革命。”争取湖南省防第四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唐生智服从国民政府，获得成功。5月，唐生智因拥护国民政府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湘军叶开鑫部的攻击，退驻衡阳。为救援唐生智部，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叶挺独立团由肇庆先谴入湘，先后取得了衡山、绿田、金圣寺、龙家湾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吴佩孚重占湖南的图谋，并由此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21日，陈铭枢率第10师从广州出发参加北伐。7月10日，反攻长沙战役时，进攻醴陵，初战告捷。光复湖南后，由平江猛追经崇阳向中伙铺，接着在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武昌战役这三个主要战役中，陈铭枢的第十师打出了声威。

11月初，国民革命军第4军又挥师驰援江西北伐军，陈铭枢率第10师先后攻克德安、马回岭、九江、南昌等地，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大部，迫使孙传芳仓惶逃回南京。11月27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第10师扩编成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

北伐战争，陈铭枢以卓著战功成为北伐名将，第4军以英勇善战被誉为“铁军”，第10师被誉为“铁军”主力之一。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陈铭枢兼武汉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训练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而后，就工人运动中捕人问题，陈铭枢与湖北省总工会发生矛盾。

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国民党领导内部发生迁都之争，武汉方面反蒋情绪日趋激烈，陈铭枢时任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官。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会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上风，会议免去蒋介石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组织部长等职，陈铭枢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不服，为了对抗武汉方面，在自己的军控区内开始清党，发动“4·12”政变。对此，武汉国民政府明令讨蒋。陈铭枢不愿反蒋，由武汉赴南昌，依附蒋介石。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陈铭枢成为蒋介石的嫡系。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借以抗衡武汉的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在南京（宁）与武汉（汉）分立时期，陈铭枢成为蒋介石的南京方要员。5月，成立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筹委会，陈铭枢任筹委会委员长，着手筹建广州黄埔军校迁往南京事宜。7月，南京国民政府特任陈铭枢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随着“武汉分共”和“宁汉合流”，陈铭枢辞职并随下野的蒋介石离开上海赴日本。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发动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第11军(军长叶挺)、暂20军(军长贺龙)原先都是隶属于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采纳叶剑英的意见不去追击叶挺、贺龙，而令第四方面军南下广东与李济深争地盘。9月下旬，第四方面军进入广州。李济深令张发奎指挥第四方面军去潮梅一带拦截贺龙、叶挺的部队，张发奎则以李济深是否反对桂系为条件。李济深不愿反对桂系，只好硬着头皮派陈济棠、徐景唐、薛岳三个师，与黄绍竑第15军去堵截贺龙、叶挺。此时陈铭枢还在日本。

话又说回头。起初，第11军下属第10师（师长蔡廷错）也参加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但后来第10师脱离起义军开赴福建，重建第11军。而此时，逗留在日本的陈铭枢被蒋光鼐、蔡廷锴邀请回国。11月2日，陈铭枢复任重建第11军军长。

12月，广东政局动荡，汪精卫命令部属张发奎、黄琪翔第4军返粤发动事变控制广东军政，企图驱逐与桂系联合的李济深。李济深则下令第11军与驻潮汕的陈济棠部反击讨伐，陈铭枢任东路总指挥回师广东，会同黄绍竑、徐景唐部在老军长李济深的指挥下对张发奎开战。大战后，张发奎通电下野退出广东，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陈铭枢率部进驻广州，兼任广东南区地方善后委员。2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员兼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3月，随李济深到南京，商讨北伐事宜。4月，赴海口就任广东南区善后委员，不久主张军民分治。9月，应蒋介石之召，到南京、平津、武汉，商量裁军问题。12月19日，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铭枢对蒋介石为首的统治表示全力拥护和支持。1月，在南京编遣会议前夕，响应蒋介石号召主动裁军缩编，把第11军三个师缩为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并将第11军的军部撤销，自己辞去军职。3月，陈铭枢当选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主张政治完全公开，用人按考试标准。同时，他一方面积极改进行政基础组织，制订广东省经济发展计划，挂设电话网，发展珠江三角洲航运业等。

3月15日，蒋介石把李济深扣留在南京，陈铭枢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李济深，另一面致电粤军将领反对起兵反蒋。5月24日，在广州发表《敬告全粤父老书》，反对桂系、拥护南京中央的“统一”，与陈济棠分掌广东政、军大权。11月，助陈济棠部署军事，击败张发奎和桂系联军。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陈铭枢指示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省，参加中原大战，听从蒋介石号令。因蒋光鼐、蔡廷锴所部出奇制胜，对全局起了决定性作用，获蒋介石特别嘉奖。于是，蒋介石将陈铭枢所部改编为第十九路军，由陈铭枢担任领袖，由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副总指挥。

这时，陈铭枢更励精图治，注重实业，发展全省公路网，提倡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由欧阳予倩任所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陈铭枢发表雄心勃勃的《广东民国二十年行政计划之旨趣》。2月，因蒋介石扣押粤系元老胡汉民引发宁（南京）粤（广州）冲突，陈铭枢反对粤军将校起兵反蒋。5月28日，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派系为同南京政权对抗，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亲蒋派的陈铭枢因所部十九路军在省外作战，无力反抗，遂辞省主席职，通电拥护蒋介石，出走香港。在港暂住期间，因所住旅馆发生火灾，他从窗口跳下，腿部受伤，转赴日本休养。

当时，广东反蒋的呼声极高，而江西这边朱、毛红军也在扩展势力，一时间令蒋介石头疼。于是，蒋介石心生一计，设法利用陈铭枢在南方声望和军事才能，暗令陈铭枢把住十九路军，派驻江西。这样蒋介石既可“围剿”朱、毛红军，亦可对广东造成威胁，可谓是一石二鸟。于是，蒋介石电令陈铭枢回国，参加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6月9日，陈铭枢回到江西赣州，蒋介石令他重领第十九路军。此时，蒋介石为收买陈铭枢的心，使陈铭枢死心蹋地拥护他，便提出与陈铭枢结为拜把兄弟。不料，此举遭到陈铭枢的反对，陈铭枢向蒋介石表示:“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是四海归心…倘若不然，仅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蒋介石听完这话后不仅不以为忤，还难得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真如规我在客观上注重从思想上领导，甚有理也”。

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江西南昌，自己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三路向朱、毛红军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的陈铭枢时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军团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红军在朱、毛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在80天内，歼灭3万余蒋军。虽然，陈铭枢所部与红军在高兴圩血战三昼夜，双方曾打成平手，但这第三次围剿最终被朱、毛红军打败收场。这时陈铭枢已经是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随着蒋军对红军作战中失利，第十九路军兵力也渐感疲惫，这使陈铭枢对蒋介石的专权独裁产生不满，不得不考虑第十九路军摆脱窘境的问题。

9月18日晚上，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把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的南满铁路炸毁，将这个事件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对驻守于北大营的中国东北独立七旅发动袭击，发动侵华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国难之时，“宁粤”双方曾重现合作，陈铭枢成为双方唯一能接受的人选。蒋介石把陈铭枢请到南京，商议由陈铭枢赴香港调解宁粤之争。为了表示和解诚意，蒋介石答应调第十九路军卫戍京沪。9月26日，陈铭枢与蔡元培等人到达香港，调停宁粤分裂。9月30日，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10月，第十九路军扩编第60师、第61师、第78师，蔡廷锴也擢升为第十九路军军长。11月8日，第十九路军由江西以总兵力3万多人抵达宁沪一线，成为拱卫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具体部署：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及总指挥部驻南京，第60师驻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第61师驻南京、镇江，第78师驻上海、吴淞、昆山、嘉定。第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自12月起，接陈铭枢任淞沪警备司令。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由陈铭枢出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12月28日，陈铭枢被选为孙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30日陈铭枢兼任交通部部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随着日本在东北扩大侵略，3个月内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同时，日本又在中国最大工商业中心上海不断制造事端，进一步施压南京国民政府让步，扩大日本在上海的侵华势力，借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入侵东北的注意力。在日军的蓄意挑动下，上海形势日趋紧张。

在这情况之下，集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军委常委、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等，党政军于一身的陈铭枢，常由蒋光鼐陪同到各师团驻地训话，勉励官兵不惜牺牲，抵御外侮，保卫国土。面对日本的压力，1月21日蔡廷锴在陈公馆问陈铭枢“万一敌人向我军侵犯，我军如何动作?”陈铭枢断然回答“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

1月23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召开了军事秘密会议，陈铭枢派参谋处长樊宗迟代表他参会，并指示“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也就在当天，陈铭枢、蔡廷锴、戴戟等人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全体官兵进行政治动员。

1月28日晚上11时，日军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向上海闸北天通庵一带第十九路军78师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进攻。此刻，蒋光鼐、蔡廷锴即急电致陈铭枢。陈铭枢回电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坚决抵抗，租界外日军应伺机灭之。在陈铭枢的指示下，张君嵩团毫不退却，率部坚决抵抗，此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开端。

张君嵩，字岳宗，合浦营盘青山头村人。投笔从戎后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初在粤军第1师第4团1营2连充当特务长，参加北伐战争升为排长。由李济深保荐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到粤军蔡廷锴部任连长，后到香翰屏部任营长。1927年在邓世增的广州卫戍司令部任团长。1931年任十九路军78师156旅第6团团长，驻守上海闸北。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向上海闸北阵地进攻时，张君嵩率该团打响了“1·28”淞沪抗战的第一枪。

陈铭枢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时刻关注过问上海战况的发展。1月29日，陈铭枢密电蒋光鼐、蔡廷错、戴戟：“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作退后之辱也。”2月2日，陈铭枢从南京赶赴上海，亲自抵达抗日前线慰劳作战的官兵。2月3日，陈铭枢在南京发表讲话，指出十九路军“人怀必死之心，愿全体牺牲，以作民族生存、国家复兴之代价”绝不退让一寸土地，激励官兵的战斗精神与士气，表示第十九路军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2月11日，因忧虑主和派对日妥协，陈铭枢再致电蒋、蔡、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吾侪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初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本军乃民族司命之神，兄等应再接再厉，完此空前启后之绝大使命也。”

陈铭枢的态度大大鼓舞了抗日官兵的斗志。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直接指挥下，在上海人民以及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支持下，十九路军官兵人人怀必死之心，奋勇作战。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的情况下，坚持抵抗。当日军屡次增兵、数易主帅、战事十分激烈、牺牲最大之时，陈铭枢不断请求蒋介石、何应钦增兵支援，结果得不到支援。蒋、何之意坚持战事不宜扩大，调兵增援一概不准，一味希望国联及英、美调停，尽快结束战斗。第十九路军坚持抵抗一个多月，数次击败日军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致使日军死伤逾万，无法实现速战速决。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寇妥协退让，守军无援，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

陈铭枢对蒋介石的反动方针，致淞沪抗战以妥协告终深为不满；而蒋、汪联袂出山后又迫使陈铭枢陆续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以及军委常委等职;蒋还下令免去陈铭枢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之职，并于6月5日裁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前沿“剿共”。一个爱国将帅连遭如此挫折，使陈铭枢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加深。10月底，陈铭枢被迫赴欧洲游历。欧洲之行，使他对共和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对蒋的独裁专制更加不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陈铭枢在欧洲漂泊，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因为蒋的政策已成为抗日的障碍，反蒋抗日就成为他追求的最直接的政治目标。5月6日，陈铭枢从法国回国到达香港，回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发动反蒋抗日。他一面与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络，一面派人和中共建立联系，筹划反蒋事宜。6月初，陈铭枢召集陈济棠、李宗仁等开一个谈话会，商讨扩大西南各省的合作。会上，有人提出西南各省不仅政治上要联合起来对抗蒋介石，军事、经济各方面也要统筹指挥调配。但是，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实力派表示反对，借口反蒋需要军事和财政上有充裕的准备，实则不愿意得罪蒋介石。陈铭枢见陈济棠拆台，便把希望寄托在桂军身上。不久，陈铭枢指派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去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提出广西向湖南出兵，福建向浙江出兵，同时打击蒋介石。但桂系考虑后，认为陈铭枢的做法太过偏激，便加以回绝。

在这种情势下，陈铭枢想到了走联合共产党这条路。毛泽东和朱德对陈铭枢第十九路军反蒋抗日行为大加赞赏。10月26日，在多方努力下，陈铭枢派徐名鸿作为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与中共红军代表潘汉年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随即，第十九路军开始扩军备战，部队由五师十旅扩大至五军十师，并改称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九路军”，蔡廷错兼任总司令，陈铭枢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1月20日，陈铭枢与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错、蒋光鼐一道，联合李济深、冯玉祥、陈友仁、李章达以及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人，愤慨于蒋介石等人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政策，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电全国反蒋抗日，发表宣言，号召“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这就是举世震惊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代表中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意愿，陈铭枢是这次事变的领导核心，担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

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极度恐慌，决定武力镇压。蒋介石亲率15万大军分三路入福建讨伐：第一路总指挥是卫立煌，第二路总指挥是张治中，第三路总指挥是蒋鼎文。面对强敌，陈铭枢深知仅靠第十九路军孤军作战是守不住的，福州也难以确保。于是，他决定采取两项应变措施：一是向红军求援，二是继续争取粤方支持。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电陈铭枢、李济琛、蒋光鼐：“立即武装群众，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并与红军合作到底”。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实行“关门主义”，故与红军合作反蒋抗日受挫。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进攻下，第十九路军难以抵御，陈铭枢遂与李济深等被迫离开福州，出走香港，坚持近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即告失败，陈铭枢从此失去了军事实力。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陈铭枢到香港，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的爱国活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下旬，陈铭枢联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第十九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同盟宗旨是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团结中国民众，推翻汉奸政府，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政府。同盟推举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等为中央委员，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建立之后，创办了《大众日报》《民族阵线》和《战线》等报刊，宣传了同盟的革命主张，团结了抗日反蒋的力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3日，世界和平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陈铭枢以代表团长的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布鲁塞尔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即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大会坚决要求国际联盟通过关于对侵略者采取有效制裁的决议。为协调和平拥护者的行动，大会选出了总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陈铭枢当选为总理事会理事。会后，11月7日陈铭枢访问苏联，出席十月革命19周年纪念活动，观礼阅兵仪式，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同志。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陈铭枢与李济深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摒弃前嫌，大义待蒋，与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联名通电全国反对内战，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的主张，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共周恩来等同志的多方努力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陈铭枢等人的通缉。9月12日，陈铭枢到达南京，翌日晋见蒋介石，表示拥蒋抗日。9月21日，陈铭枢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鉴于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目标已经达到，陈铭枢主张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0月29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公开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正式解散同盟会。为表达团结抗战和拥蒋抗日的决心，陈铭枢还积极向蒋介石进言献策，以求能对抗战作出更大的贡献。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陈铭枢主持，大会呼吁世界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大会推举陈铭枢为中国分会主席。接着，成立国民外交协会，也由陈铭枢担任主席。此后，陈铭枢为抗战奔走呐喊，与中共方面也接触广泛，频繁会见王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固执成见，使陈铭枢对蒋完全失望。

8月17日，陈铭枢致书蒋介石表示“不愿陷入党政派别斗争的漩涡，现决潜修学问，访教逸贤”，随即进入四川隐居于重庆北碚研究佛学，认真总结失败经验教训，以作养晦之计，但时刻关注着抗战时局。

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为拯救民族、国难和追求民主的政治愿望，陈铭枢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早期的民盟组织，它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民盟，代表了国内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拯救民族、国难和追求民主的政治愿望）。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陈铭枢与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在重庆发起组织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座谈会并定期举行。8月，陈铭枢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一系列活动，联系和团结了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开展爱国和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陈铭枢在兴奋之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等持批评和反对态度，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更进一步参与民主运动。10月28日，民联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陈铭枢当选为常务干事。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陈铭枢与李济深、张澜、龙云、朱蕴山、蒋光建等在重庆秘密聚会，策动反蒋民主运动，陈铭枢担任军事策反小组成员。6月，全面内战爆发，民联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转入地下活动，陈铭枢更多地从事幕后工作。11月，当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撕毁政协协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时，陈铭枢愤然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决拒绝参加，并断言“这是蒋介石最后唱的一出热闹戏，是回光返照罢了”，表现了陈铭枢可贵的政治气节。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9日，国民政府授给陈铭枢陆军二级上将衔，并令其退为备役。同年底，他应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人士邀请，赴香港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陈铭枢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10人，民联的谭平山、郭春涛、何公敢、朱蕴山等也为中央常委。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随后，陈铭枢受民革中央的指派回到上海，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9月，济南战役中，策动吴化文部起义。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初，陈铭枢在上海策动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反蒋起义，因叛徒告密，陈仪被逮捕杀害。5月，陈铭枢对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进行策反工作，使他们弃暗投明。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走向更新的政治生活，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6月，在中共与原美国驻南京政府大使之间，居间联络，转达司徒雷登关于中美关系的意见。6月18日，陈铭枢以民联中央常委身份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9月21日至30日，陈铭枢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与了制定共同纲领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期间，9月23日代表民联发言“我们愿意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从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10月1日，陈铭枢出席了开国大典。

解放后，陈铭枢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农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爱国统一战线的活动，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7年10月，陈铭枢被定为“右派分子”，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常委兼理论政策委员会主委等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委职务。

1958年4月，陈铭枢参加民革整风和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进行了自我反省。是年，他曾在北京参观各大工程，并到河北徐水、安国、河南郑州、洛阳等地参观、考察。次年，对大跃进的后果有所批评。

陈铭枢

1962年4月，摘除陈铭枢“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5年5月15日下午，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参加座谈会时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16时5分在北京逝世。20日上午，举行公祭仪式，由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主祭。

1979年,陈铭枢的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陈铭枢一生撰写了一批回忆录，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等刊物，并著有《佛学总论》《海南岛志》《“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宁粤合作亲历记》等等。

1989年10月15日，在纪念陈铭枢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陈铭枢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位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陈铭枢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