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易帜与北伐时局

作者：贺怀锴 冯巧霞

近世以来，世界大势变迁，军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军，海军在战争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北伐前夕南方革命军海军仅存几艘小舰，只能担任广东的江海防务，并未出兵北伐。后来北伐战争中的革命海军皆为原北洋政府闽系易帜海军，闽系海军易帜使得革命军拥有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以抗衡奉系海军，尤其是其对长江一线的防卫，保证了北伐革命的胜利，加快了推翻军阀的历史进程。

北伐时期，闽系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与训练舰队易帜使得革命军有了一只可以抗衡奉系海军的舰队，抵制奉系海军南下，守卫淞沪与长江一线，为革命军提供江防保障，对北伐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海军史研究集中于晚清时段，北京政府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军研究较为薄弱。就北伐战争研究而论，学术界研究北伐只见陆军作用，而忽视海军在北伐中的作为，目前关于北伐海军的研究仅有《试论海军对北伐战局的影响》，此文为史话性质，史料基本没有征引，且篇幅仅三千余字，简单陈述了北伐时期的海军概况。同时有关北伐时期的海军在记述与写作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史实错误。基于此，本考证史料，钩沉史实，厘清与剖析海军在北伐时期的易帜史实。不足之处，请学者指正。

一、北伐前海军派系局面

辛亥革命告成，颠覆专政，创建共和，号称民国，然军阀割据，忘外侮，急内讧。北洋政府时期海军南有护法海军，北有直系海军、皖系海军与奉系海军，各自依靠实力参与军阀之间的混战，海军“四分五裂，所在军舰皆为各系私斗品”。[1](P475)南方护法海军本极盛一时，拥全国军舰吨位之半，与北洋政府相抗衡，然护法海军不久叛孙中山相继依附桂系与粤系陈炯明，及平定陈炯明叛乱，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不安于位，率舰队主力北归，依附于吴佩孚，南方海军仅剩几艘小舰。北伐前，南方革命军海军力量极为薄弱，只能担任广东的江海防务，并未出兵北伐，后来北伐战争中的革命海军皆为原北洋政府易帜的闽系海军。

(一)北伐前南方海军的薄弱

南方海军的建立，可上溯自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掀起护法运动，“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2]孙中山深知海军的重要性，竭力拉拢海军总司令程壁光和驻上海的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南下参加护法。1917年7月，程、林亲率海军第一舰队海圻、海琛等十艘舰只，先后南下参加护法，护法舰队总排水量约占当时海军舰只总吨位一半，其中的海圻舰排水量4300吨，是海军最大、火力配备最强的舰只。孙中山认为“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文实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其馀未来之舰亦皆不为彼效命，我已操制海之权矣”。[3](P132)然而西南军阀各具野心，互相倾轧，程璧光居中间态度，尚能维持其间。1918年2月，程璧光被刺身亡，林葆怿主持护法海军，倒向桂系一边，成为桂系附庸。5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改组，废除大元帅，改设总裁制。针对桂系排挤，孙中山通电“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3](P471)随即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1920年，陈炯明率师讨伐桂系，“在陈炯明回粤之日，海圻舰长林永模(谟)慕势攀附，即派书记官王禅贤前往恭迎，表示愿效驰驱，因而得到了陈的赏识，结果由林永模(谟)接任海军司令，以代替弃职逃走的林葆怿”。[4](P119)若干年来，“闽系人同非闽系人之间总是貌合神离，护法期间，不但不能团结一致，反而更加分歧”。[5](P109)林永谟纵闽籍士兵排斥外省籍海军士兵，孙中山深恐“陈炯明将利用海军内部矛盾，乘机攫取海军力量”。[6](P67)此时，孙中山“乃授命温树德(鲁人)、陈策(粤人)联络非闽籍之海军官兵组织夺舰”，[7](P908)闽系林葆怿等被逐，“闽人在广东舰队的势力，完全被其扫除净尽”，[8]温树德夺船有功，被任命为舰队司令，这就是北洋时期著名的海军“夺舰事件”。1922年陈炯明叛变，两广为陈炯明占领，海军在水上无所依附，煤水粮饷都成问题，处境困难。时人拉拢温树德与陈炯明合作，饷项由其担任，于是温树德态度发生转变，温树德给孙中山上书，历陈海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劝孙中山“急流勇退，即离粤境”。[9]

1923年，革命军平定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对温树德曾与陈炯明合作，谅其处境困难，并未深究，独其左右以温树德投降叛逆，主张严惩，使温树德傈傈危惧不安于位。而此时北方吴佩孚，坐镇洛阳，拒东北军阀张作霖，并扼南方革命党人，声势盛于一时。“吴为鲁人，以乡亲关系收买温树德。温眩于吴之权势，惑于利诱”，[7](P908)于是温树德率海圻、海琛，肇和、永翔、楚豫、同安等舰北降驶抵青岛，各舰抵青岛后，改名为渤海舰队，直属吴佩孚指挥。

自温树德北归“所留海军仅飞鹰、永丰、舞凤，甘泉等舰，改隶于陈策管辖。陈继而为护法政府的海军首领，形成粤系海军”。[7](P908)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7月，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誓师北伐，因广东海军力量很薄弱，只能担任广东的江海防务，并未出兵北伐。

(二)北方海军的建制与战前分布

1917年7月，护法海军南下广东之后，北洋政府海军实力大减，第一舰队“所余仅海容、海筹、永健、永绩、建康数舰”。[10](P38)海军部改组，刘冠雄任总长，饶怀文署总司令，林颂庄署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署第二舰队司令，不久，林颂庄病故，林建章继任第一舰队司令。然北洋政府舰队亦生分裂，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首先投靠吴佩孚”，第一舰队司令“林建章则与杜锡珪分道扬镳投靠皖系”。[7](P909)

直系军阀战败了皖系、奉系后，叫嚣武力统一全国。皖、奉等派系则结联盟反对直系。皖系通过林建章，策动海军叛离直系。当时属于第一舰队的海筹、永绩两舰驻扎在青岛，于1923年4月驶抵上海，同当时在上海的建康舰、列字鱼雷艇，共4艘舰艇，通电宣布反对武力统一，在上海设海军领袖处，推举林建章为海军领袖，这就是惊动一时的“沪队独立”事件。杜、林倾轧实质上就“是直、皖两系斗争的反映”。[7](P914)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海军沪队随皖系卢永祥，杜锡珪则率所属支援直系齐燮元。在齐燮元与孙传芳的夹击之下，卢永祥的江浙联军失败，沪队海军“投奔杜锡珪，林建章随即下野，沪队独立事件结束”，[11](P88)沪队独立舰队归属独立前原舰队。

北伐前，“当时旧海军(闽系)的实力布署在闽厦、上海和扬子江。第一舰队司命陈季良驻在马尾并代行闽厦警备司令职务，指挥闽厦舰艇和海军陆战队以及长门、厦门两要塞；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驻在南京，指挥扬子江的舰艇；练习舰队司命李景曦驻上海”。[10](P59)第一次直奉大战期间，直系海军威胁奉军的后路，张作霖认识到“海军的重要性，决心建立自己的海军”，[11]( P84)成立东北江海防舰队。第二次直奉战后，吴佩孚既败，“温树德即率所部归奉”。[12]东北舰队“有一定实力，这支舰队是与闽系海军相对立的”，[10]( P60)闽系海军与奉系海军的矛盾，促使北洋闽系第一、第二与训练舰队存在易帜的前提与可能。

二、北伐中的旧海军易帜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北洋闽系海军，面临着历史的抉择。当时，闽系海军的实力主要布署在闽厦、上海和扬子江，海军总长杜锡珪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一致认为：“国内政权将归于广东革命党，旧海军亦当认清形势，相机应变。”[10]( P59)但当时的形势对海军是比较险恶的，驻闽海军面临着北洋军阀周荫人部的压迫，淞沪和扬子江海军处于孙传芳统治区域的心脏，盘踞青岛的东北海军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南下攻击闽系海军。北洋旧海军易帜大体经历闽厦海军易帜与长江海军易帜两个阶段。

(一)闽厦海军起义易帜

闽厦海军除所属舰队外，尚有海军陆战队驻马尾等地，“有左右闽局之力量也”。[13]北伐前“在闽海军与周荫人本不想能，与粤方时有联络”，[14]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主张消极助周，海军多数赞同杨树庄的主张，北伐前，闽海军已有投粤的想法。北伐后，闽海军“表面上与周合作”，但私下不断派人赴革命军“表示诚意”。[15]

杨树庄在上海密定海军的动向之后，“即告诉各舰队司令相机行事。首先是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开始在闽发难”。[10](P60)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在何应钦率领下，由广东潮、汕向福建进军，漳泉镇守使军阀旅长张毅所部节节败退，向福州流窜，企图与福州城防司令旅长李生春部集结，作殊死顽抗。张毅部窜至乌龙江南岸，开始布置渡江。陈季良“命令各舰艇立即升火待命，并命陆战队林志棠团作登陆战斗准备。江元军舰在拂晓前驶进乌龙江，乘张毅部队半渡之际，予以截击，张毅后续部队乃转向南港流窜，而陆战队林志棠团，同时也从鼈头、下洋两处登陆，把张毅已渡至南台岛的一部分队伍，加以围歼”。[10](P60)张毅向南港方向移动，陈季良派海军楚同舰艇(舰长李世甲)于南港截击，与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何应钦部和新编陆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共同出击，与张毅部激战于南港，将其全部歼灭。歼灭张毅部后，楚同舰开至福州城下，炮口朝向城内警戒，迫于海军与陆军的围城，李生春部让出福州。何应钦组织福建省政务委员会，陈季良被邀请担任政务委员之一。福建海军易帜，陈季良说，“我们这一行动，已与北洋军阀政府翻了脸”，[10](P62)促使了长江一带的闽系海军相继起义。

(二)长江海军起义易帜

闽厦海军迫于当时的形势，首先发难，“这一行动大大影响了在上海和扬子江海军人员的思想”，[10](P62)上海海军官兵也跃跃欲试。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原计划以海军开炮为信号，工人纠察队立即攻打高昌庙兵工厂，但舰炮因故未能打响，多数工人纠察队员久等不闻炮响后散去，少数人采取了武装行动也被军警驱散。起义失败使工人力量遭到了一些损失，但海军中的革命力量并未暴露。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紧接着开始筹划第二次武装起义，1927年2月22日，“驻泊高昌庙之建威、建康两舰先行发地示威”，[16]揭开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帷幕。“市民暴动迭起，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17](P528)驻沪敌军在舰炮威慑下已成惊弓之鸟，但陆上起义部队没有按计划行事，“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特命令全体工友，于本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17](P528)

闽厦海军易帜即已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对闽系海军的密切注视，建威、建康两舰事件后，“已给北洋政府以明白启示：我海军的态度已经变了”。[10]( P65)2月24日，北洋政府为增强上海防卫力量，鲁系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领第八军及渤海舰队“奉命迅即南下”。[18]奉系渤海舰队南下，杨树庄率全部驻沪海军舰艇出吴淞口驻防鸭窝沙，阻截渤海舰队南下。陈绍宽应杨树庄召，“率楚同等数舰，由宁东驶，集合吴淞”。[19]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认为当前大势已经如此，非干不可，不过要干就大家同时一起干，个别地区或者个别人分开来干，恐怕会给海军带来不利”。[10](P63)第二舰队抵达上海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召开海军大会，探讨如何应付时局，结果一致同意“立即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归附国民革命军”，[10]( P64)各舰“均已实行悬挂青天白日旗”。[20]海军附南后，毕庶澄“令渤海舰队全体准备一切，即日火速开拔南下，听候调遣”。[21]而易帜的闽系第一、第二与训练舰队亦于吴淞口积极布放“防阻渤舰南下，以武力向渤舰抵抗”。[22]

三、易帜后的海军参战与建制

易帜海军之实力，“共有大小军舰四十四艘，编为三队，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统率海筹等十四舰，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统率楚同等二十七舰，训练舰队司令李景曦(现已辞职，遗缺由陈训咏任)统应瑞等三舰”。[23]第一舰队有海容、海筹、永绩、永建、联鲸、豫章、建康、普安、华安、定安、海凫、海鸥、海鸿、海浩舰。第二舰队建威、建安、江元、江利、江贞、楚泰、楚同、楚有、楚谦、楚观、江犀、江鲲、拱辰、永安、建中、湖鹏、湖鸮、湖鹰、湖隼、宿字、辰字、列字、张字、利通、福清、福鼎，训练舰队应瑞、通济、靖安。其中“内有江鲲、永安、建中、建威四舰，因机轮损坏，尚停泊高昌庙作为废舰，其余海筹应瑞等十三舰集中吴淞口三夹水外，其他各舰均分布于长江各处及闽海口”[24]。闽系海军易帜后，积极参战，加速了北伐进程。

(一)海军参战

海军会议后，“蒋所欲海军执行的任务，惟速派三舰驶到九江参加国民革命军作战”。[7]( P962)楚有舰长林元铨、楚谦舰长杨庆贞与楚同舰长李世甲自告奋勇赴浔。三舰由鸭窝沙驶入长江，冒险越过江阴和南京狮子山各炮台直抵九江，听候遣用。蒋介石“以楚同为座舰，即时起锚驶南京。驻宁北军褚玉璞闻海军已同北伐军合作，即由宁退兵，南京演成空城为北伐军陆军所占”，[7](P962-963)自武汉到南京一线遂通。

在沪海军探悉奉系毕庶澄军将到，先行放弃上海高昌庙海军基地，杨树庄统率全军舰队开出吴淞口外鸭窝沙驻泊，约定等北伐军由浙到沪时，会同海军水陆并进，夺回高昌庙基地。不及匝月，毕军逃走，北伐军海军相继打通了安庆以下的长江航道，掩护陆军渡江北进。毕庶澄于3月24日从上海乘船逃回青岛后，鲁军将领纷纷要求追究其失守上海的罪过，毕庶澄被枪决，“所遗渤海舰队司令一职及东北渤海联合舰队副司令一职委吴志馨代理”。[25]6月，北京政府改组，海军部被撤销，仅在军事部下设立海军署，以温树德任军事部次长兼海军署署长，张宗昌兼海军总司令，“所有东北渤海两舰队，均归节制调遣”，[26]沈鸿烈为第一舰队(原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吴志馨为第二舰队(原渤海舰队)司令。不久，吴志馨因同蒋介石联系而被北洋政府捕杀，张宗昌兼任第二舰队司令。但张宗昌既不懂海军，也没有精力兼顾。沈鸿烈乘机并吞了第二舰队，与江防舰队、第一舰队合组为东北海军联合舰队，张作霖兼任总司令，沈鸿烈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海军易帜后，海军最大的使命就是防守长江一线，“全军舰艇划江设防，扼守要道封锁江面，与陆军并进歼敌，期一举而竞全功，计第一区由吴淞至江阴，第二区由江阴至镇江，第三区由镇江至南京，第四区由南京至芜湖。与陆军前后防线可以策应，掩护陆军过江作战”。[7](P292)后过江革命军“恐后方接济给养或有不及，致堕声威，乃不能不回师而南。四月九日后，过江国军开始南渡，敌人又认为我有后顾之忧，予以可乘之隙，乃改取反攻姿势，江北沿岸重落敌手，厥势猖獗，江南亦岌岌可危。海军观察情势，愈以全力封锁江面，尤注意于宁、澄之间，舰艇密布昼夜巡弋”。[7](P292)革命海军“长江各役辄为前驱，凭海设防，更掩护陆军便其移调。当是时，孙传芳、张宗昌两股逆军各凭其爪牙角距之利，一再窜扰江北。张宗昌更僭称渤海舰队总司令，对我革命海军俨取对敌之势，而沈鸿烈实为之副，叠次率舰南来侵犯。不独淞沪商民叠被惊扰，间且流扰苏、浙、闽三省口岸，炮火轰攻一击即遁，因其图扰后方，我革命海军遂不能不重为之备。随时四出，蹑迹逻弋，并严守最紧要之长江锁钥吴淞口，防御敌舰之窜入长江，扰我近畿，断我后防。因我戒备之严，故敌终不得逞”。[16]

革命军内部宁汉相争，以致“敌人乘间渡江，竟有窥窃首都之举”。[27]1927年8月，因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北洋军阀孙传芳便乘南京政府混乱之机，国军撤防江北之际，积极向江南发展，企图抢渡长江，夺取南京。孙传芳“南犯扬州通州崇海等处，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于是海军舰队司令陈季良率海容等舰巡弋上海至江阴一带，练习舰队司令陈训咏率海筹等舰巡弋江阴至镇江一带，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率楚有等舰，巡弋镇江至南京，分段防范”，[28]防止孙军偷渡。8月25日夜，孙传芳军从八卦洲、望江亭等渡口大批过江，并于次日凌晨强渡成功，占领龙潭车站及附近高地，南京形势十分危急。海军舰艇昼夜作战，有效地打击了孙军后续部队，使其不能渡江支援前方。28日，何应钦的第1军和李宗仁的第7军，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龙潭附近的孙传芳军，龙潭孙军由于背水作战，后路已被切断，纷纷溃退到江边缴械投降。龙潭一仗，消灭孙传芳主力军5万多人，使其从此一蹶不振。龙潭之战是海军在北伐中打出的最有成绩的一战，也是海陆配合作战的典范，龙潭大捷“非海陆军齐奋迎敌，曷克臻此”。[28]陈绍宽称：“此次战役，以敌众多，且甚顽抗，故各舰耗用药弹甚巨，实为自有战争所未有者”，[29]龙潭一战“粉碎了孙部反攻南京的计划，使国民政府迅速奠都南京”。[30](P173)

宁汉之争结束后，“当蒋总司令再总元戎重举北伐时，我革命军海陆军容军实整备雄壮，海陆武装同志争攘而前，急欲拯援北方被压迫之民众于水火之中”。[16]当北伐令发表时，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调西征舰队之永健、永绩来沪兴修，连同海容、海筹编成一队，由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指挥；其应瑞、通济两舰则由练习舰队司令陈训咏指挥；此外尚有鱼雷游击队以建康、豫章两驱逐舰，暨湖鹏、湖鹗、湖鹰、湖隼、宿字、列字、张字七雷艇编组成队，由司令官曾以鼎指挥。西征舰队除调回上述各觇艇外，余仍留镇两湖，勤事巡弋，仍由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驻上游指挥。“革命海军正集中待命，亟思直捣黄龙。幸赖总理英灵，我革命军之北伐作战势成破竹，元恶殄亡，爪牙解体，政府绥以德惠，不再从事挞伐，向之为敌爪牙与我敌对者，俨亦声言输诚受命。我革命海军未克大举北上，竟我清源正本之大计，至今犹引为缺憾也”。[16]

(二)海军建制

海军附南后，“国民政府特任杨树庄为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31]舰队建制得以保留，依旧于海军总司令下设第一、第二与训练三支舰队，第一舰队司令仍为陈季良，第二舰队司令仍为陈绍宽，训练舰队司令李景曦辞，改任陈训咏。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杨树庄派陈可潜在南京旧海军学校处设驻宁海军办事处，海军舰队仍驻沪”，[7](P963)北伐战争后，蒋任命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府主席，以行闽人治闽原议，以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驻闽兼福州警备司令。闽省此时已百孔千疮亟须改弦更张，杨树庄不得不将海军政务交由驻宁之陈绍宽代理。

1928年12月，张学良突破日本方面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蒋介石“有意留着青岛系海军与闽系海军对立，以便‘分而治之’，从中控制”。[30](P13)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决定将由闽系控制的海军总司令部撤消，在上海设立海军编遣办事处，以杨树庄为主任，青岛系的凌霄和粤系的陈策为副主任；另保留原闽系海军的第一、二舰队，把渤海舰队和广东舰队分别编为第三、四舰队，“这些舰队的军政权统属军政部，隶属军令权统归军事委员会”，[30](P14)这样蒋介石就达到了他控制各系海军的目的。蒋的这种做法遭到闽系海军重要将领杨树庄、陈季良、陈绍宽的反对。蒋介石见目的无法达到，乃采取怀柔政策，于军政部之下成立海军署，任命陈绍宽为中将署长，想以此拉拢陈和分化闽系海军。然而陈绍宽不为蒋所惑，仍和其他将领一道，坚持在海军总司令部，“要是想着建设海军，而先没有个健全独立的机关，对内先感着统驭的不便，对外又失去国际的尊严，自然也没有发挥的能力了”。[32](P3)1929年6月1日，海军部正式成立，杨树庄任部长，陈绍宽、陈季良任次长，杨树庄兼闽省府主席，“在杨留闽期间，海军部长职务由次长代行”。[7](P963)海军部名为全国海军的统帅机关，但只有原闽系海军的第一、二舰队受其调遣，东北系的第三舰队和粤系的第四舰队独立性很强，凡大事海军部均不能做主。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党代表的制度，“权力很大，有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10](P59)闽系海军官兵担心在海军设置党代表制度，会使其失去舰队指挥权。旧海军易帜之前，关于海军党代表制度和人选问题，已经由杨树庄与蒋介石协商清楚。“蒋派林知渊为海军党代表，并成立海军政治部。当时除海军总司命部设有党代表和成立政治部外，各舰队司令部、各舰艇和岸上机关，一律无建立此项制度，惟海军陆战队仍有成立政治部，第一混成旅政治部主任为林植夫，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为郑杰民。党代表和政治部的主要任务是：(一)宣传三民主义；(二)吸收海军官兵参加国民党，在海军中筹备建立国民党的组织”。[10](P67)仅仅一年，通过杨树庄和林知渊的介绍，所有官兵均先后分批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召开全军党员代表大会，成立海军特别党部，”选举执、监委，国民党中央派潘公展监选，杨树庄被选为海军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林知渊、陈季良、陈绍宽、陈训泳、林国庚、郁邦彦、曾以鼎、李景曦、林忠、林寿国、王寿廷、任光字、李盂斌、李世甲，均被选为执、监委。“在全军党虽代表大会上，各舰队的代表联合提出，以既已成立海军特别党部，就无需再设政治部，请撤销政治部组织，获得通过，由是海军政冶部组织就撤销了”。[10](P67)

四、海军易帜的原因及其影响

恩格斯指出：“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3](P679)北洋时期海军易帜必是多种原因所促成的，其中有历史发展大势所趋、北洋海军内部派系矛盾、军阀对海军的压迫、南方的拉拢以及对革命的信仰。可谓内因与外因同在，现实与信仰共存。北伐开始后，闽系海军对革命军保持中立，减小了革命的阻力。后来，闽系海军相继易帜，加入革命阵营，壮大了革命军势力，加快了北伐进程。

(一)海军易帜原因

第一，时代大势所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趋湖南，直捣武汉，“革命浪潮澎湃于大江南北，北洋军阀已面临复灭阶段”，[10](P59)在这种形势下，旧海军徘徊于国内时局的复杂动荡之中。闽系海军军人“对时局的看法，一致认为国内政权，将归于广东革命党，旧海军亦当认清形势，相机应变”。[10](P59)在北伐之际，革命已成普遍共识，伐无道军阀成为时代最强音，顺应革命已成为海军的明智选择。

第二，海军深受军阀与帝国列强压迫。国民革命北伐之初，“海军将士一方深痛于民众之受军阀压迫，一方同情于国民革命之工作，默契暗合，隐趋于共同之方向”。[16]北洋海军内受军阀压迫，“北洋海军将士，隶属于军阀统治权之下，以资生活，致饷糈欸项，积压频年，无米之炊，难为巧妇频连困苦，其何以堪”。[34]军阀只知割据一方，重陆轻海，北洋时六年海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海军又“外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早思乘时崛起”[35]，国民革命军北伐，为海军易帜提供了历史时机。

第三，闽系海军与奉系海军矛盾。闽系第一、第二及训练舰队海军与东北奉系海军本不属一派，且存在不可调和矛盾，奉系是“与闽系海军相对立的”。[10](P60)北伐开始后，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与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都倾向于附南，而与奉系划分界限，这为闽系海军易帜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南方革命军对海军的重视与拉拢。蒋介石进军长江一带，“知非得舰队之协助，不易发展”，于是“设法运动北洋海军”。[36]同时“欲联络海军，扩大力量，他因暗示钮永健在沪活动，会见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希望海军从速响应与北伐军合作”。[7](P962)蒋杨谈判中，闽系海军“所列合作的条件有三条：确定海军经常费；闽人治闽；规定造舰建设费。这三个条件均为海军同人平常所渴望，亦为杨所说率领部下的需要条件”，所列三条“均得蒋的同意”。[7](P962)

第五，海军官兵对革命的信仰。有人将北伐时海军易帜归结于原来的派系离叛，并认为海军官兵没有革命信仰，只是为生存而被迫做出的选择。不可否定海军易帜有着自私为己的一面，但也有正义的考量，“我们革命军人，海军和陆军，应做国民革命的先锋队，国民革命的牺牲者，我们既做了总理的信徒，又做了三民主义的实行家”，[37]完全否定海军易帜的正义性，是解释不通的。北伐中，海军于长江一线防卫，战线延数百里，海军舰队实首当其冲，员兵伤亡，舰械毁损，“终能不屈不挠冒险忘危，与恶敌奋斗到底，盖对于主义之认识与信卸有以使之然也”。[7](P294)

(二)海军易帜影响

自温树德北归“所留海军仅飞鹰、永丰、舞凤，甘泉等舰，改隶于陈策管辖。陈继而为护法政府的海军首领，形成粤系海军”。[7](P908)北伐前南方革命海军仅存几艘小舰，仅能维持广东地区江防，无力出师北伐，无力抗衡强大的闽系第一、第二及训练舰队，亦无力抗衡奉系东北江海防舰队及渤海军队。北伐开始后，闽系海军对革命军“外虽持对峙之势，内实无往而非，故予革命军以军事上之便宜”，[16]所以革命军“故由湘而汉而浔，均无阻”。[35]北伐初期闽系海军的中立，减小了革命的阻力。闽系海军相继易帜，加入革命阵营，壮大了革命军势力。闽系海军的易帜使得革命军拥有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抗衡奉系海军，尤其是在海军对长江一线的防卫，保证了革命胜利，加快了北伐的历史进程。

北洋闽系海军的易帜，大大削弱了北京政府的力量。当闽海军于福建易帜后，北洋政府“对沪海军则实不放心”，[38]并派渤海舰队南下监视。沪海军易帜，“淞沪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现发表示宣言，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而与南军通力合作”，使得革命军有了一支可以抗衡奉系的海军，“战争已发生一种新局势”。[22]宁汉之争结束后，开启二期北伐，奉系兵败如山倒，退守关外，“革命海军正集中待命，亟思直捣黄龙。幸赖总理英灵，我革命军之北伐作战势成破竹，元恶殄亡，爪牙解体，政府绥以德惠，不再从事挞伐，向之为敌爪牙与我敌对者，俨亦声言输诚受命。我革命海军未克大举北上，竟我清源正本之大计，至今犹引为缺憾也”。[16]在二期北伐中，海军虽没有出动，但依然保持着对奉系强大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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