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文艺复兴时代的日常生活

作者：芝兰绮罗生    来源：芝兰学社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步入近代的起点，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诸邦便是第一批迈入近代化的国家。也因此，它们成为了整个欧洲摆脱盲目和混沌的起点与精神导师。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一个又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点缀在亚平宁半岛上，为我们绘出一副神秘而精彩的画卷。让我们一同来观察一下，在复苏的欧洲大陆上的先驱者们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

黑色的遗产——中世纪的余晖

意大利拥有悠久的城市传统,在古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是城市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罗马帝国崩溃后,代表古典文明的城市普遍衰落,原来广袤的城区大大萎缩,大部分地区变成了牧场或农场,有些城市甚至退化至村庄的规模,换言之,在中世纪早期,意大利城市经历了一个乡村化过程。在整个中世纪早期(约500年至约1000年),欧洲整体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方的拜占庭、阿拉伯和中国。意大利史学家如此描绘道：

“公元1000年以前,西欧的大部分地区被广袤的森林覆盖,森林里不但野兽出没，而且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有仙女、侏儒和邪恶的魔鬼。到处都是沼泽地,在南方,沼泽地上培育出来的携带疟疾的蚊子造成了悲惨和死亡的惨淡氛围。坐落在古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城镇看上去更像是村庄,而不像是真正的城镇,在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村庄,只有一些规模很小且肮脏的村子。人口数量稀少,个头矮小,寿命很短。从社会的角度看,这些人口主要分为征战和狩猎人,祈祷和做学问的人,以及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从事征战的人往往是为了劫掠,那些教士往往学问浅薄,祈祷和迷信的时间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耕作的人占据了绝大部分,且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工艺水平极端低下。大多数的工匠都是贫穷和无知的农民。……就为数不多的匠人而言,其中的一些人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提供廉价的服务;而另外一些人倾向于留在庄园里,自己为当地的领主或社区服务来换取一小块土地: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土地上耕作,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们翻修工具。一般来说,产品是原始和粗陋的 ..”

公元10世纪左右,诺曼人、阿拉伯人和马扎尔(匈牙利)人对欧洲的大规模入侵宣告结束。中世纪的大垦荒以及轮作制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产量,有了更多可供交换的农产品。与此同时,远程贸易也缓慢地发展起来。在11世纪,西欧人掀起了十字军东征运动,打通了与东方和非洲的贸易通道,在12和13世纪,蒙古人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一条连接意大利到中国的贸易通道建立起来了，14世纪的意大利商人佩格罗蒂在其《经商手册》里指出,“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从塔纳(Tana)到契丹(中国)的路线都很安全”。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开辟带动了欧洲的贸易发展和商业繁荣,一些经济史学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商业繁荣称之为,一场革命。伴随这场商业革命的是城市的复兴,北部的弗兰德尔地区和南部的意大利是城市发展最迅速的两个区域。

意大利人利用地理之便,兴起了远程贸易,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一些城市随即走向“复兴”。最先兴起的是那些位于海滨的城市,那不勒斯以南的阿马尔菲是因商贸而兴的第一座城市。不久这座城市的商业特权被比萨人击败,之后,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这几个城市因东西方贸易而兴盛起来。接着是内陆城市的兴盛,这在托斯卡纳地区也表现得很明显,锡耶那、佛罗伦萨也随即兴旺发达,并后来居上。到1350年时,意大利半岛上的城市已是星罗棋布,形成了自古典世界解体以来的一个新的城市体系。

（中世纪的威尼斯）

这一体系与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城市体系有很大的差别。从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来看，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城市遥遥领先,规模庞大,如罗马城在全盛期有百万人口,在古代世界的文明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但古代意大利城市体系有其致命弱点:一是大城市畸形发展,城市的地理分布很不均衡。巨型城市往往吞噬了发展的资源,导致中小城市不能健康地发育和成长,城市密度过低。二是城市的功能比较单一,自我维持能力差。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城市多为行政和军事中心,主要是消费而非生产的中心,加之城市里聚集了大量无所事事的游民,城市社会的寄生性很强。1000-1350年之间的意大利大城市体系有其长处,首先，城市数量多，密度大，形成了城市网络，从而带动了区域的整体发展。其次,城市的功能相对健全,自我维持能力较强。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尤其是北部、中部和东北部的城市工商业发达,是生产和技术革新的中心,例如威尼斯的玻璃制造业和造船业,佛罗伦萨的纺织业在全欧洲首屈一指，意大利商人的活动范围遍及亚非欧。而这一体系的影响也延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首先，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地理分布和功能结构上直接继承了中世纪盛期的意大利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地理分布只有局部的调整,而无根本性的变化。从城市的地理分布来看,中世纪盛期的意大利城市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半岛的北部和中部,以及海滨地区,意大利南方的城市数量十分有限。罗马以北有四个“超级”城市,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其人口都达到10万,而这一规模的城市在罗马以南难以见到, 5万至2万人口之间的城市,罗马以北大约有20个,而同等规模的城市在罗马以南仅有3个,即那不勒斯、巴勒莫和墨西拿。城市南北分布不均的格局贯穿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不仅如此,意大利城市北方和中部的古典特征更强烈,这些城市大多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其城市的布局往往是罗马人偏爱的棋盘形状,例如佛罗伦萨城的核心地带一直保留了罗马时代的特征。而南方的城市受外来文化,尤其是拜占庭和穆斯林文化的影响很大,南方城市的建筑风格也具有更多外来风格的影响。

(中世纪意大利势力布局）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功能与中世纪城市大同小异,到黑死病暴发前为止,意大利半岛上的城市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一)商业城市。此类城市以港口城市居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在黑死病暴发之后,比萨后来被寻求出海口的佛罗伦萨控制,热那亚在1388年的基奥加战争中败给威尼斯,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6世纪后期才走向复兴。以前唱主角的比萨和热那亚换成了威尼斯,威尼斯凭借其发达的海外贸易,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富有的城市,并形成以它为中心的一个“经济世界”(或“经济圈”)。威尼斯的经济优势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二)手工业城市。文艺复兴时期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前者的纺织业和后者的造船业在欧洲遥遥领先，规模十分庞大。在15和16世纪仍然如此。(三)服务性城市。这类城市主要包括罗马和那不勒斯。罗马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聚集了大量的教会官员,但该城的工商业落后,完全依赖教廷的财政收入,是一座典型的消费性的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城市的功能基本照旧。

其次,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理论与实践(urbanism)直接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理论和实践。以往的城市史家往往忽视或轻视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从城市的建筑形态而言,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确定了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市政厅和主教座堂(Duomo),在1200年前后,意大利各地兴起了兴建主教堂的热潮,如同北方各国家兴建大教堂一样,与北方的国家不同的是,中世纪意大利城市都围绕这些象征政教权力的公共建筑物形成了中心广场,如市政府广场和主教堂广场。比萨的主教堂广场、佛罗伦萨的主教座堂广场和执政团广场(Piazza del Signoria)、锡耶那的市政府广场(Piazza del Campo)、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莫不如此。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只是延续或完善中世纪时期确定的工程,例如佛罗伦萨主教堂早在13世纪末就动工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也是在这一时期确定的。从城市的理论和实践这个意义说,中世纪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建设和文化生活都有深远的影响。总之,到1348年“黑死病”席卷意大利之前,意大利的城市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最后,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生活方式也是在中世纪城市生活方式上的延续和深化。在1350年之前，意大利的城市里开始出现大学。大学是中世纪城市环境中产生的新事物,波洛尼亚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是南部大学的楷模,在1350年之前,意大利半岛上已有6所大学,全部在城市里。大学是中世纪城市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是在中世纪大学的自然延伸。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公共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中世纪城市发展起来的节日文化和庆典仪式等对文艺复兴城市影响很大。一言蔽之,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城市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相反，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文明的花朵——城市的发展

中世纪晚期西欧的许多城市的规模都很小,有时候,很难把一些小城镇和大村庄区分开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市分布的格局基本上是在中世纪晚期奠定的，新增加的大城市并不多，主要是一些中小城市。但在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与中世纪城市有很大的差别。

欧洲城市的发展在1300年左右达到了一个高峰。此时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地区分别是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欧洲大陆西北角的低地国家,尤其是弗兰德斯地区。意大利城市化水平高并不奇怪,因为早在古罗马时代这里的城市就比较密集,有的还相当繁华。此外,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德国南部的一些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1300年左右,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有5座，其中最大的城市是巴黎，人口约有20万,其余的四座城市皆在意大利,威尼斯大约有11万,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人口分别约有10 万人。在今天看来，这些城市充其量只是小城，但在当时，10万人左右的城市就是“超级城市”了。单就“超级城市”的数量而言,14世纪初的意大利遥遥领先欧洲其他地区。尼德兰地区最大的城市根特约有7.5万人,德国最大的城市科隆约有5.5万人。在此时,2万至5万人之间的城市为中等城市,2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此时的伦敦还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在 2.5 万到 3.5 万之间。

欧洲城市蓬勃发展的势头被14世纪中叶暴发的“黑死病”打断。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整个欧洲,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它夺走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使欧洲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黑死病”对城市的打击尤其明显, 1350年到1450年间,意大利的城市人口普遍锐减,在15世纪初,大多数意大利城市的人口有时甚至不及“黑死病”之前的一半。佛罗伦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黑死病”之后,其人口从9万锐减到4万,即使在两个世纪之后,也未能达到1300年时辉煌时代的水平。在1350至1450期间,只有个别城市的人口有所增加,如维罗纳和费拉拉,这两个城市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维罗纳主要是沾了毗邻威尼斯的好处,费拉拉是一个君主国家的首都,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士兵、访问者和官员。尤其是在1450年之后,费拉拉是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的消费中心。总之,“黑死病”标志着意大利城市市民生活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从1400到1500年,欧洲城市进入缓慢的恢复期。不过,虽然经过了近百年时间的恢复, 1500年时的欧洲城市总人口仍比“黑死病”暴发之前少。在1450年到1500年之间,意大利的大城市重排座次, “黑死病”之前意大利“四大超级城市”中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降成中等城市,威尼斯成为意大利人口最多的城市,米兰和佛罗伦萨紧随其后。

16世纪是欧洲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时人口超过4万人的城市中心大约有27个,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的城市有5个,即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巴黎和君士坦丁堡,其他的22个城市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热那亚、波洛尼亚、布雷西亚、克雷莫纳、罗马、那不勒斯和帕莱尔莫),伊比利亚半岛(巴塞罗纳、瓦伦西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塞维利亚、里斯本)和法国(里昂、胡昂、图鲁斯)。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有两大城市,科伦和奥格斯堡。低地国家有两大中心,根特和安特卫普。英国则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即伦敦。

在16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一些“特大城市”,到16世纪末,威尼斯的人口约有15万,那不勒斯达到25万,米兰为11万,罗马约有11万。可见,若用大城市的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之无愧雄居欧洲之首。

（米兰大教堂）

不仅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城市体系也胜过欧洲其他地区。在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城市群或城市网络,其中最密集的是北部的伦巴底地区、西北的威内托地区,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以及教皇国和南意大利。而托斯卡纳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最高，该地区的首府是佛罗伦萨,在它之下有许多中小城市和城镇,其中包括比萨和锡耶那(人口约为5万)和卢卡(人口约为3万),再下面是人口在1万到1.5万之间的一个密集的城镇网络,如阿雷佐、科尔托纳、皮斯托亚、普拉托和沃尔泰拉。在16世纪时,佛罗伦萨的中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强化,它吸纳了更多的资源和人口,而导致一些中等城市人口的减少,变成了小镇。

职业化分工——意大利城邦的居民职业

乡村是农夫的世界，乡村的生活是淳朴和单调的，职业的分工和专门化程度很低,与城市世界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规模越大,工商业愈发达,职业的种类就越多。各种职业的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使城市正常运转。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对职业专门化的意识也日趋明晰,早在1260年,巴黎就出版了《职业手册》 (Livre desmétiers),该书是专为城市的统治者管理各行各业的人准备的,列举了101种不同类别的行业。1363年,纽伦堡的《工匠师傅手册》里记载,该城的1200名工匠从事50种不同的职业。在1370年的统计数字中,又增加了新的职业。1330年的章程表明,皮斯托亚有46种职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职业的属性和地位也给予相当的关注,其中以托马索,加尔佐尼于1585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大下世界各行各业的共同广场》(La Piazza universale ditutte le professioni del mondo)一书最为重要，该书详细地讨论了当时城市的400 多种职业，并把这些职业划分为上、中和下三个等级。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城市社会的职业分层。

商人和工匠：在文艺复兴城市的职业类别当中,富有进取精神的商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是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灵魂,没有他们,城市的经济生活必定是死气沉沉的。15世纪起，很多城市就为商业活动开辟了专门的交易点和集市。佛罗伦萨的“旧市场”和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一带为城市著名的商业区。一些街道成为专门的商业区,通常街道上还有许多简易的零售小摊,人们在自家的房门口设点摆摊,经营各种货物。

文艺复兴时期城市里的商人人数众多,1561年,佛罗伦萨官方统计的商人接近6万人。他们一般都学会了计算和书写,熟悉市场的情况,了解行内的处事方式,很多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还掌握了几种外语和各地的方言。商人群体范围很广，包括从事奢侈品、香料、珠宝、丝绸、毛料、金银器、烟草和茶叶等贵重货物交易的大商人;经营鞋袜、衣帽、布匹、药材、杂货、木材、旧物以及食品等等货物的小商人;以及在城区大街小巷兜售小商品的小摊贩,另外,还可能包括那些只从事生产而不参与销售的作坊主。和那些做大买卖的富商不一样,小本经营的商人没有独立的豪华住宅，他们的店面和家居常常连在一起，前厅是交易的商店，后院则是全家生活的地方，账房和仓库往往也不分开。商人虽然是以个体的形式在经营自己的生意,但他们大多都是城市里本行业行会的成员。

大多数商人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往往也涉足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与中世纪晚期的商人相比,文艺复兴时期商人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他的大商人往往组织成各种各样的行会,控制国家事务。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巴尔迪家族、阿尔贝蒂家族、威尼斯的科尔纳罗家族、罗马的凯基(Chigi)家族。这些家族热衷于文化赞助,对文艺复兴文化生产的影响不可小觑。他们通过赞助文化创造的方式对繁荣文艺复兴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们不仅是市政府里的常客,而且还是君主们家中的常客。文艺复兴时期了一些富甲一方的商人家族,例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佩鲁齐家族。

（文艺复兴教父——美第奇家族）

如果说商人的主要职责是交换，那么工匠的主要职责是生产。在文艺复兴时代,工匠及其家庭构成了城市的生产核心,他们负责制造和销售供本地和外地市场的物品。工匠一般在作坊(bottega)里工作,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行会的控制。工匠通常集中在制造和加工日常生活用品领域,所以从事纺织、纺纱和裁缝行当的手艺人很多，面包师和屠夫也为数不少。每个城市都有澡堂工和理发匠,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业。制陶匠、漆匠和建筑行业里的石匠、木匠和细木工以及玻璃匠一样,有着不错的收入。印刷工人和装订工人的收入也很可观。冶金行业内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威尼斯的锻造行业共有12种各司其职的工匠,这表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制造工艺在不断提高。

工匠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相当悬殊，大多数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般来说,工匠的地位与他们进行生产和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成正比,在五金行业中,金匠的尊贵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大多数工匠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裁缝、鞋匠、皮革匠、织工、澡堂工、制陶工也都处于不被尊重的边缘，他们只能归于社会的下层。

有些工匠的地位开始上升，进入社会的上层，其中最明显的是所谓的“艺术家”阶层(即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的上升。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家”(artist)在文艺复兴早期主要是从事手工劳动的“工匠或手艺人” (artisan / craftsman)。他们同样在“作坊”里从事生产活动,其社会地位低下,不过在15和16世纪,从事绘画、雕塑和建筑行业(尤其是建筑设计)的手艺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的社会形象、受教育的水平、工作的方式等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至少这个阶层的上层实现了从“工匠艺术家”向“自由艺术家”的转变,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艺术家”。这个阶层是文艺时期社会地位流动性(mobility)的一个著名例子。

有些工匠的地位开始上升，进入社会的上层，其中最明显的是所谓的“艺术家”阶层(即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的上升。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家”(artist)在文艺复兴早期主要是从事手工劳动的“工匠或手艺人” (artisan / craftsman)。他们同样在“作坊”里从事生产活动,其社会地位低下,不过在15和16世纪,从事绘画、雕塑和建筑行业(尤其是建筑设计)的手艺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的社会形象、受教育的水平、工作的方式等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至少这个阶层的上层实现了从“工匠艺术家”向“自由艺术家”的转变,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艺术家”。这个阶层是文艺时期社会地位流动性(mobility)的一个著名例子。

（受到贵族和教廷赏识的米开朗基罗)

公证人和法学家也是公认的上流行业。文艺复兴早期的很多学者在转向“人文学”之前都或多或少受过法学的训练,例如,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萨鲁塔蒂、布鲁尼、波焦·布拉乔利尼、比昂多、洛伦佐·瓦拉等都做过公证人。律师和公证人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职业,道理很简单,这些职业都是一个城市商业社会所急需的。

医生和药剂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里,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包括那些从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内科医生、外科专家、药剂师、助产士以及江湖郎中。在文艺复兴时期,在生物学和解剖学发展的推动下,医学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在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和幻术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医生都相信一些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治疗方法,有些人自己也沉迷于巫术的研究,寄希望于所谓的“意念”和幻术,他们还说服自己的病人接受圣迹和“活圣徒”的奇迹疗法。这使得一些江湖郎中也有机可乘,在大街上四处兜售所谓的“万灵药”。早期的医学分工并不明确，内科医生和药剂师都熟知各种药物的药性和疗效,都能为病人用药提供咨询;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在很多地方,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干的是同样的活儿，他们都能帮助人们处理和包扎外伤。“15世纪末，医生的社会地位逐渐升高,与理发师的差别拉大,医生成为社会的上层,而理发师沦为社会的下层。到16世纪末,意大利的医生前面已经不愿认同“师傅’(主人)这个称呼。”在医生这个行业内,内科医生的地位最尊贵,其次是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他们逐渐争取到了比理发师高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医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意大利的大学以医学研究而著名，1560年，佛罗伦萨建立了一所医学院，在17世纪早期,整个意大利已经拥有14所比较大的医学院,其中最重要的是帕多瓦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医学院非常讲求内部的一致性和排外性，米兰的医学院只招收本地贵族学生,很多从医人员因为出身低微而被排除在学院体制之外;波洛尼亚医学院只接收本城的公民,他们尤其看重那些世代行医的家庭,但对那些享有很高声望的境外医生也乐于打开方便之门。

妇女基本上被排除在医生这个职业之外，只有极少数妇女能涉足外科并精于此道。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妇女偶尔也能获得行会和社会承认的医生和药剂师资格,在罗马和威尼斯,她们还有可能拿到行医的特别许可证。接生婆是医疗行业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很多接生婆都有丰富的接生经验，她们在自己的家里设有产床，能够为那些难产的妇女提供更好的帮助。在意大利,接生婆被尊称为“母亲”,在很多地方,她们还成为所接生的孩子的教母,这都反映了人们对这一职业的尊重。16世纪，助产发展成一个专门的行业，得到了男性主导的医生行会的承认，接生婆也逐渐被更加专业的助产士所代替。

文艺复兴时期的官员既包括那些处于城市当权者和管理者地位的高级官员，如议会的议员，地区的行政长官、治安官、财政官等，也包括各个行政部门中分管具体政务的小官吏、办事员和书记员等等。在担任官职之前，他们一般都在大学里接受过法律训练，学习经商和管理的技巧,专业化程度很高。这些官吏无论官职大小,大多都出身贵族或是显赫的商人世家,至少背后也有一个有势力的贵族家族在支持,具有很广的人,脉,他们与周边地区的相关领域的人都很熟,这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能够帮助他们尽快在官场上立足。官员需要履行的职责因职务的差别而各有不同,议员们通过议会机构主要负责城市的立法,他们还要讨论国家的各种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在很多地方,议会都是城市最上层的政治和行政机构,法庭则是最高的司法部门,所有的法律纠纷和审判都在这里解决。官员的分工越来越明确,他们分属不同的行政机构,处理着审查和认证公民资格、监督法律的实施、管理学校和教会、征收税款、维护治安、组织城市的各种庆典仪式和狂欢活动等与社会和宗教相关的各类事务。

威尼斯的官僚体制较为发达,共和国政府的官员主要出自贵族和“市民” (cittadini)两个阶层。1440年，威尼斯政府机构中有347名贵族官员，分别掌管着大陆和泛海属地的相关事务;到了1540年,官员的数量膨胀到551人。城邦官职的设置有:总督、咨议员、政府各部长官、参议院议员,城邦6个大区各有一名行政长官,还有处理与盐业、酿酒以及各种税收相关的官员,以及负责巡夜、调查犯罪和不轨行为的6名近卫军指挥。在威尼斯,官吏晋升的途径与其出身密切相关。门第与仕途紧密相关,门第高的人自然能得到更多的升迁机会,而那些门第较低的人则升迁的机会少,而往往担任一些次要的职位。

文艺复兴时期也是职业外交官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意大利外交体系”，即以强调“均势(balance of power)为首要特征的外交体系。与此同时，外交实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出现了固定的大使馆和常任的外交官——大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官大多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爱好古典文化，但他们并非拘泥于书本知识和过于理想化的普通“书生”(当时大部分人文主义者谈论政治皆有此倾向),丰富的外交经历使他们深知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和现实利益的重要,他们常常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现实的政治眼光,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们论政主要是基于现实的观察而非古代的政治智慧。在这一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也开始撰写有关外交职业的著作，如埃尔莫拉奥·巴尔巴罗（Ermolao Barbaro，1454-1493)的《论外交官》 (De officio legati)和奥塔维亚诺·马吉(Ottaviano Maggi, ?-1586)的《大使二论》 (De legato libri duo, 1566),圭恰迪尼本人也吐露了担任外交使节的酸甜苦辣。这些论述表明外交官的职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社会的职业种类日趋繁杂，自然也形成了职业的等级,而职业等级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文艺复兴晚期的教士加尔佐尼在其《大千世界各行各业的共同广场》把当时意大利城市社会的400多种职业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文人和学者,包括语法学家、几何学家、哲学家、雄辩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律师和医生等属于上流职业;商人和工匠则属于中等职业;搬运工、制造匠、厨师等属于低级职业。②很显然，加尔佐尼的职业等级划分大致遵循希腊人所说的“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的区分,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区分。属于“劳心者”阶层居于上层和中层, “劳力者”自然属于下层。和今天一样,越是从事肮脏和体力繁重工作的职业,社会地位就越低下。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社会把商人和部分工匠(例如从事我们今天所说的“美术”和“工艺美术”的工匠)列入较高的职业等级,并给予尊重,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是大不一样的。

 

职业组织的心脏——意大利城市行会

从 13 世纪早期开始，同业行会（arti/guilds)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织,它是检验城市职业分工的重要指标,城市越大,经济越发达,城市行会的数目和种类就越多,也说明社会生产分工越复杂。城市中的居民大多属于行会,几乎每个行业,包括商人、旅店老板、公证人、画家和雕塑家、誊写员、印刷商、银行家、金工匠、铁匠、面包师等都有自己的行会。

行会的规模与该行业的情况有关。大行会人数众多，很多还拥有自己的教堂、医院和法庭。行会法庭能够保证行规和公平的实施,加入行会的契约也可以在这些法庭中签署,他们还处理成员之间的财产托管和债务的纠纷。以佛罗伦萨为例，有大行会和小行会，其中最重要的7个大行会是：羊毛行会、布商行会、丝绸行会、医生和药剂师行会、皮货商行会、公证人行会、银行家行会。大行会参与政治，是国家的基础。另外的14个小行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依附于大行会。在佛罗伦萨所有的小行会当中,只有“圣路加行会”(即画家行会)演变成为社会的中上层。不同城市的不同行会,其组织结构也不尽相同。比如,亚麻、棉织这类羊毛业的附属行业在威尼斯就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独立行会,但在佛罗伦萨,它们统属于大羊毛行会。行会的成员一般有三类,即管理者、师傅以及学徒或帮工。行会的章程规定了转成师傅的条件以及成为管理者的要求,年龄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学徒一般都是10多岁的青少年，师傅的年纪大约在20-30岁之间，管理层一般都在30岁以上。所有人员变动和职务变更的决定,绝大多数都是由行会的高层讨论后作出的。行会成员是主动入会还是被动入会已经很难确定，不过很多行业的工匠被强制纳入行会体系之中。

行会是一个多功能组织，其首要功能是经济性的。行会通过学徒制度培养合格的工匠,关心原材料的分配,控制了商品的生产和供给过程,检查产品质量以及生产者的经济活动,强迫成员采纳新技术等。行会注意照顾每个作坊的利益,为了使每个成员都有生存的空间,它会极力避免恶性竞争的局面出现。从这个意义说，行会又具有一定的仲裁功能。

不过,行会的功能并不仅限于经济和仲裁,行会还有政治职能。行会在城市政治中的作用在不同的城市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城市的政治结构,在小城镇里,行会往往决定了城市的当局,而在大城市里,他们只能与商人和贵族分享管理的职位。在佛罗伦萨,行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组织,但在威尼斯,行会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由威尼斯的显赫家族把持政治。15世纪以后,行会的政治影响逐渐减弱,开始让位于家族统治,或者是已经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的某个寡头集团,它们不再是市政和地方政治的核心。随着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国家强化了对行会的控制，并逐步将它们排除在了城市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策略之外。不过,在行业内部,行会仍然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有权决定什么人能够参与本城该行业的贸易。

此外,行会还是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慈善救济功能和仪式功能。行会是早期社会重要的社会救助组织，他们救济孤儿寡母、老弱病残，有时还会为穷困潦倒的成员要出嫁的女儿筹备嫁妆,行会里师傅的婚礼或者葬礼，都是整个行会的事情。行会控制着其所有成员、学徒甚至相关的非行会成员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它在社会控制和公益事业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行会的仪式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行会组织成员参与宗教游行和公共表演,不少行会都有自己的保护圣徒,他们自己组织宗教节日,也以集体的方式参加城市组织的各类游行和庆典活动。

从13世纪到18世纪，行会在城市的发展组织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会的保守性日益突出,从前,行会是革新的促了保障,但渐渐地行会变得越来越守旧,行会体系成为技术革新和企业资进者、技术的保护人,它制定的规范和生活标准为行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本主义化的重大障碍,不仅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废除行会的呼声越来越高。18世纪中后期,行会开始在城市中消失。

培养变革的火种——意大利教育发展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垄断了意大利的教育。到了中世纪盛期，意大利城市开始复兴之时,城市的学校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城市学校多属教会学校,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修道院学校,另一类是主教座堂学校。不过,教会学校在1100至1300年呈递减趋势,与此对应的是,城市政府创办的公立学校和独立的“私塾”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意大利的大小城镇中。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例如在佛罗伦萨,儿童的入学率是非常高的。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乔万尼·维拉尼的记载,在1338年,在佛罗伦萨的9万人口中约有8000至10,000名男女学童在学校里就读。这些儿童,主要是男孩可以选择文学教育或商业教育，其中约有四分之一(1000-1200名)的儿童在6所算术学校里学习数学,使用算盘,大约有八分之一的学童(550至660名)在4所拉丁学校。到14世纪，意大利教育格局基本定型。

我们可以依据小学和中学的主办者和出资人把14世纪初到16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城市学校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城市政府创办的公立学校,这一类学校由城市政府任命教师,支付教师的薪金,并对教学的内容作有限的监督;第二类是由教师和学生家长创办的“私塾”,这些私塾并非封闲的贵族学校,而是开放的,只要交纳一定的学费即可入读;第三类是教会学校。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学校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其数量十分有限,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学校和世俗的“私塾”。1587至1588年威尼斯的学校状况颇能反映当时意大利一些大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等的独立的私塾、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并存的状况,据统计当时威尼斯大约89%的学生在独立的私塾中学习,7%的学生在教会的学校里就读,而4%的学生在公立的学校里就读。一个人在 5 至 7岁开始上小学，完成小学阶段学习的时间为 2至4年。一些女孩有可能接受识字教育，不过很少有女孩的教育能超出这个范畴之外。这个阶段主要是识字教育。需要强调的是，小学所学的不是俗语，而是拉丁语，此阶段学习的内容包括字母和音节，总体上限于识字教育的范畴。多数小学老师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在当时被称为“启蒙老师（doctores puerorum）或“读写老师”(maestri di leggere e scriY）。完成小学阶段的识字学习之后，大部分男孩进入“算术学校”(scuola d’abbaco)，在“算术老师”(maestro d’abbaco)的指导下学习商业算术、有时候包括测量土地的几何学知识,以及记账等知识,儿童在这里学习商业算术为将来从事商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此类教育很适合意大利城市商业社会的需要,实用和职业性是其显著特色。意大利城市政府和社会都十分重视与商业相关的科目,如算术、簿记等。

在城市政府看来,算术学校直接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繁荣。家长们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某种实用的技能教育,以便他们将来能谋得一份好职业,佛罗伦萨尤其如此。俗语学校的商业教育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商业的特殊需求。少部分学生则进入另一类中学,即“拉丁学校”或“文法学校”继续学习拉丁文。中学阶段所学的只是中级拉丁语,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文法阶段和修辞阶段。修辞阶段是中学拉丁教育的最后阶段,主要学习修辞技巧和书信写作,教授中级拉丁文的老师统称为“文法老师” (magistergramatice)。在15世纪,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大利城市拉丁语学校的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自15世纪早期起,一些醉心于古典文化的人文学者,如布鲁尼、皮科罗米尼、维吉利奥等撰写了一些论文阐述他们的教育理念,如保罗·维吉利奥的《论自由人应有的品质》、布鲁尼的《论文学的学习》和皮科罗米尼(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的《论自由教育》(De liberorum educatione)等。这些论文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用“自由教育”来塑造完美的人格。人文主义者所说的自由教育就是以“人文学科”，即诗歌、修辞、语法、历史和伦理学为基础的教育,他们力主以“人文学”来代替枯燥乏味的经院主义教育纲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只有以“人文学”为纲领最适合人的需要，才能有益于他们生活的社会。其思想大概可以用以下一篇宣讲概括：

“我们可以把适合一个自由人的教育称之为自由教育，通过这种自由教育,我们获得并履行美德和智慧。这种自由教育要求充分培养和发展人之躯体和精神的最大禀赋,从而使人变得高尚;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囊括在“自由学习”名下的各门科目。在这些科目中,我把历史置于首位,其原因在于它具有使学者和政治家都恋恋不舍的魅力和实用性。其次是道德哲学,它是一门独特的“自由艺术”,其目的在于教导人们懂得自由的真谛,历史则为道德哲学的原则提供具体的例子,它一方面向人们表明人们应当做什么,另一方面向人们表明过去的人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且我们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第三是雄辩术，它在这些科目当中具有独特的位置,通过哲学,我们可以懂得事物的本质,通过雄辩术,我们可以用美妙的形式将它展示,说服心存疑虑的人们。”

从总体上看，人文主义教育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人文主义教育是一种世俗教育。它并不排斥宗教科目，宗教内容的学习在人文主义教育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人文主义者推荐的宗教读物,他们大多强调的是这些宗教著作的“修辞性”或优美的语言和风格,换言之,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增加人们的宗教知识,而是注重培育人的语言、社交能力和品德。(二)人文主义教育是“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文素质教育”,而非职业教育。它的首要目标不在于传授某种技能,而是促成人心智之完善和潜能的发挥。人文主义教育尤其重视对语言和文学(尤其是拉丁和希腊文学)的学习。人们相信学习这些古典作家对于塑造个人的品性是至关重要的。(三)人文主义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孩子在俗语学校里学习与商业或某种技能相关的实用科目，也就是说他们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对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在拉丁学校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创办的学校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主要招收富有上层家庭的子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真正能享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是那些君主、显贵和富裕市民的子女，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财力聘请人文主义者来担任其子女的老师。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有关教育的论文都是写给显贵的子女的,就此而言，他们理想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并力图把他们塑造成文质彬彬的绅士,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其实是培养统治者的一个教育纲领。

需要强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家确立的拉丁教育模式对后来意大利和欧洲的中学教育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人文主义运动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文主义学校的模式传播到了北欧,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者科莱特就仿效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校的模式,将他的圣保罗学校变成英国的人文主义学校。总之,近代西欧的中学都是按照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校的模式而建,而且,近代欧洲中学所推崇的“自由教育”的教育目标也是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教育家那里学来的。这种教育模式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在完成中学教育之后，有条件的学生将进入大学(studium gen-erale)深造。大学(universitas)是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城市里出现的新事物,是所谓“12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欧洲最早的两所大学。北欧(此处所说的是广义上的北欧,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欧洲)的大学多以巴黎大学为楷模，侧重神学研究,南欧的大学,尤其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国南部的大学则注重民法(罗马法)和医学研究。正因为如此,南欧的学生到北欧学习神学,如经院哲学的伟大代表托马斯·阿奎纳就曾远赴巴黎大学接受神学教育,而北欧的学生往往南下学习民法和医学。大学的出现使欧洲的高深学术和文化中心从偏僻的修道院转向繁华的城市。可见,大学和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它一经诞生就成为城市最重要的文化机构(cultural institutions)之一。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

意大利大学的空间分布十分广泛,从最北方的伦巴底到最南方的西西里岛都有大学存在，基本上涵盖整个意大利半岛，但是，如同意大利城市化的南北不平衡,意大利大学南北分布同样是不平衡的,三分之二的大学位于罗马以北,三分之一的大学位于罗马以南。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最成功的大学都位于北方,如波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等。可见大学的地理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若再仔细审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学的分布，就不难发现，许多意大利大学主要分布在那些人口在 2万- 4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一些大城市如米兰、热那亚、威尼斯反而没有大学，即使在15世纪，这种状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些大城市的统治者倾向于在邻近的城市设立大学，例如米兰控制下的帕维亚大学和威尼斯控制下的帕多瓦大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小城市的统治者尤其乐意扶植大学，一则可以方便本城居民就读，增加城市的收入，二则可以提高本城的声望。相比更强调神学和艺术类知识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则更注重法学和医学的教育，这让意大利学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使其始终处于欧洲文化的前列。

城邦的最小单位——市民家庭生活

家庭由已婚夫妇及其子女构成,偶尔也有别的直系亲属同住。妻子居家，丈夫出外劳作，年岁较长的孩子常帮助家人照管店铺或干农活。夫妻共同享受家庭娱乐，包括游戏和音乐，小孩子则玩宠物、滚铁环、打球，以及参与一些有诸如布娃娃和竹马一类简单手工玩具的活动。较年长的孩子要帮助家长干活或专注于他们的学习。除了上层阶级外，住宅都相当狭小，常不超过两间房，天花板低矮，通常一个四口之家睡在一张大床上。冬季的北欧住房阴冷、潮湿、昏暗。大多数家庭有既用来煮饭也用来取暖的壁炉，这就意味着不管天气是温暖还是潮湿，只要没有金属烟囱，房间内都会烟雾弥漫。而夏季的南欧房舍白天非常闷热，吃饭等许多家务活动都在户外进行。例如小型织机就可以安放在露台上。各个家庭根据日照来安排生活，黎明即起，日落就寝。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全家的跪拜祷告。城市以外的人们相对而言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

直到 16世纪晚期消费社会出现前,大多数家庭的需求非常简朴:每人一两套衣服和一双鞋,全家有一些厨具、一张床、一只便壶、一张桌子、一条长凳、一口箱子和几盏灯，余下就是干农活的农具或做工的工具。

男人是家庭的主管，他可以殴打妻子儿女,可以使他们挨饿,或者采用其他方法虐待他们。这不是说大多数丈夫都这样做，而是说司法体制不禁止这样的行为。教会是受虐待的妻子唯一求助的对象。神父能够在国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使虐待妻子儿女和通奸的丈夫蒙受羞辱。这类不道德行为并不一定就是违法行为，但信众和社群对此种行为是持谴责态度的。一户人家通常由一个带有几个存活下来的孩子的核心家庭组成，尤其在城市中心地区是这种情况。拥有土地的乡村家庭，不论其土地面积大小，都会有更大的亲属网来帮助管理农场。正常的估计寿命大约是40岁,只有相当少的祖父母会在他们的儿女家度过晚年的一段时光。考虑到死亡来得那样快，人们结婚可以说是相当晚。绝大多数经历第一次婚姻的夫妇在年龄上都相当接近，通常妻子要年轻一些。有时也有十四五岁的少女嫁给年长得多的男人，这部分是由 14 世纪的瘟疫造成的，那时候人口平衡被打破了。

住房就像衣着一样，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明显不同,这两个阶级又与下层阶级截然区分。赤贫的人们生活在贫民窟,棚屋用泥土和茅草搭建。农民的住房用木材和泥土建成，茅草屋顶，夯土或砖铺地面。房间的窗户就是一个装有窗板的长方形孔洞。大多数住宅的底层在夏季被掩映在花草之中，冬季则到处是枯草，正好遮盖了各种臭味。许多城镇中产阶级的住宅都以石板和瓦作屋顶，完全是用木材建造,或者用木材和灰泥混合建造成所谓都铎式建筑。由于临街的立面狭窄,这些房屋通常每层只有两三间小房间,楼层之间以占空间不多的螺旋式楼梯连接。石头比木材丰富的地区，往往用石头来做内外墙，屋顶则用茅草或瓦盖成。黏土丰富的地区才以砖修建住房,到16世纪末期,砖建住宅越来越流行。木屋虽然要便宜一些，但是，在拥挤的城市中心，它们存在严重的火灾之险。窗户也有若干种设计方案，采用哪一种取决于气候和房主的预算。一个精巧的方案是建造一扇大的窗户，其上半部安装固定的铅条玻璃以便采光,下半部安装木窗板,可以通风,就临街而言也更安全。

 

灰色天鹅——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

下层阶级的服装朴素而又单调,根据气候的不同，有的用原色亚麻布缝制，有的则用相当粗糙的毛呢制成。因为染料相当昂贵，下层阶级的服装通常色彩暗淡,多半是黑色、灰色或褐色。男人下身穿齐膝盖的裤子,上身着带扣子的短上衣。女人穿长裙，系围裙，上身还要穿紧身马甲。在欧洲许多地区，下层阶级是不允许穿戴绢缎和丝绒的。袖长、褶裥、暗线等服装细节以及各种朴素的装饰在欧洲各地各不相同,但全套服装的式样是相似的。妇女要为全家编织帽子和围巾，男人一般戴宽边帽。上层阶级支配时尚,中产阶级在其经济条件和禁奢法令允许的范围内模仿上层时尚的细节。新教中产阶级,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中产阶级，通常衣着简单朴实。反对圣像崇拜的倾向延伸到对鲜艳色彩和闪亮装饰的排斥。

上层阶级的男装与女装一样有繁复的装饰，所以，穿戴时要花很长时间。在16世纪，男士的短上衣倾向于显出更宽大的轮廓，因而肩部都有麦草和其他衬垫。许多男女服装都是用“尖包头系带”(points)联结在一起的,所谓尖包头系带就是用以联结服装各部分的丝带或缎带。因为穿戴者不可能够到所有的结,所以需要仆人的协助。主要的衣料是毛呢和亚麻布,但纺织得比下层阶级所用的更精美,常常染有鲜艳的色彩。红色是非常流行的色彩,尤其是在意大利。随着哈布斯堡王朝在16世纪获得权威,西班牙时装的深黑色呢绒和天鹅绒在全欧流行开来。一般说来，意大利风格统治了 15世纪，而西班牙和德国风格则在 16世纪居于支配地位。与上层阶级的绅士们所炫耀的凸起的下体盖一样,有泡裥和嵌缝的男士服装于16世纪后半期起源于德国和瑞士。当时男士衬衣和外套的长短只到大腿,小腿则穿有紧身长筒袜。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女装一直很长，但女装的领口却起伏变化很大,在好几个宫廷出现了部分袒胸的服装。到16世纪末,领口又往上提了，在英国和北方地区还用轮状皱领来装饰。丝织的精美衣料相当奢华,还有用双色丝纺织的绸缎,这样的衣料做的服装随着穿着者的移动和光的变化，衣服的色彩看起来会变幻不定。绸缎因其螺旋形图案非常招人喜爱，有的绸缎还织有纹章图案。贵族服装除了有珍珠和其他珠宝装饰外,还会有华丽的绣饰。还应该提到的是,到15世纪,大多数人都穿内衣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上层阶级的妇女开始穿胸衣,其中一些非常合身,并且用一个插栓来收紧固定。

（博物馆里的文艺复兴服饰）

男士戴戒指和索状金银项链，在他们的帽子上装饰珠宝或佩戴徽章。到16世纪末，上层阶级男士的帽子都相当扁平，用漂亮的羽毛来装饰。1525 年左右，妇女又开始佩戴耳环,这一首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初期不为人们所喜爱。妇女还戴戒指和手镯，甚至下层阶级的妇女也有订婚和结婚戒指。长串珍珠项链是富裕妇女渴望得到的首饰,还有一种带有挂件的项链也同样为妇女所喜爱,其挂件是在金银框中镶嵌宝石。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妇女们还要将珍珠、宝石、丝带和花朵系在发辫上或编进她们的发辫。宝石还被用来装饰鞋子,甚至是扇子。在文艺复兴初期,光滑的凸圆形宝石更受人喜爱，随后到 16 世纪，多面体宝石流行起来。金匠也制作小巧的中空穿孔球，将其装上丁香或其他香料，作为香丸来佩戴。好几种宝石,如蓝宝石被认为具有医疗价值,因而被镶嵌在一个框子内,使宝石能与皮肤接触。

 

原始尚存——文艺复兴时期的饮食

涉及食物和饮料的公众活动必须遵守法律,相关法律规定了向不同阶级的人们提供食物的种类和数量。像婚礼这类特殊场合由当地官员来管理,要限制花在食物上的金额。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进餐过程是粗俗的,没有分餐用具，每个人都在共用的盘子中大快朵颐。进餐时的优雅风度直到17世纪才逐渐形成，而且即便是那时候，它们也被认为矫揉造作。上层阶级的成员消费更多的肉食,下层阶级则食用更多的谷物和蔬菜。非常贫穷的人除外,每个人都要食用大量的面包。

欧洲各地婚宴和其他节庆餐会的花销金额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家庭因组织一次公众活动由于经济负担而陷于破产。家庭内部的进餐是没有法规约束的,与当时世界其余地区的大多数人相比,欧洲人，尤其是富人，肉食消费量极大。他们一餐可能会有三四种不同的肉食，烹饪时常常用一种包裹另一种。酱香的小鸟腹中又有其他种类的肉食。欧洲人在气候和地形方面一般说来是幸运的,其气候和地形条件使牲畜易于饲养。在南方,淡水鱼是食物的重要部分,因为星期五是禁止吃肉的。

全欧洲都食用鸡蛋和奶酪，北方人消费更多的黄油和猪油，南方人则食用更多的橄榄油。因为黄油是动物油，所以，四旬斋期间禁止食用,这就意味着斋戒期间大家都用橄榄油来烹饪。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下层阶级的饮食更有益于健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购买许多肉食、油腻的食品或甜食。他们标准的一餐可能包括黑面包,如裸麦面包、蚕豆或豌豆以及奶酪或海产鱼，饮料则是啤酒、苹果酒或者红酒。很少人喝白水,但水被用来稀释烈性葡萄酒。下层阶级的饮食中有许多另外的蔬菜，更穷的人则以浓汤和稀粥的形式消费大量的谷物。非常穷的人大部分日子里只有几片面包吃。大多数较大的家庭生产他们自己的饮料,北方人酿造啤酒和浓啤酒以及榨取苹果汁，南方人则要酿造葡萄酒。中古饮料,即用发酵蜂蜜制作的蜂蜜酒,在这一时期依然大受欢迎。

大多数人都没有炉灶。面包是用公用面包炉共同烤制的，或由面包师制作的。有盖短支脚的铁锅用作炖锅,被置于炉火边。(这样的铁锅如今叫荷兰炖锅。)虽然肉类食品可用烤架炙烤或油煎，但是，随处可见的烹饪方法是铁锅煨炖。熬稀粥也是用这种铁锅。用来悬挂有柄铁锅的大吊钩可以伸进壁炉里面，它通常既能旋转到炉火上去，又能转回房间来。烘烤架被用来把面包、鱼、蔬菜和肉类等固定在一个烤箱内,以便将其置于炉火上烘烤。有较大壁炉的更为富裕的家庭则把肉类和家禽穿在一根横铁杆上轮转炙烤。食盐以及芥末、欧芹、罗勒、百里香等本地香料是文艺复兴烹饪的常用调味品。虽然欧洲人相当喜好胡椒、糖等外国香料,但是,只有上层阶级有经济能力在烹饪时经常使用。

在15世纪,人们常常以中古方式来进餐，从桌子中央的餐盘中拿取食物。下层阶级的餐盘可能是一只长长的木碗,或者甚至于就是一条长长的面包，其顶部被切成片供取食,还用长柄勺把炖菜和豆子也舀到面包上。面包片被拿来当勺子用,还被用来吸食汤汁儿,如我们所知，他们不太注意进餐礼仪，大多数人都用手吃饭。上层阶级家庭的餐盘或许不是木制的而是金属的,但进餐方式非常相似。每个进餐者有自己餐盘的分餐观念直到16世纪中期才确立起来,叉子也大约在这个时期被采用。南欧人使陶瓷餐具普及开来,到16世纪晚期,整个欧洲都在使用陶瓷餐具。甚至相当穷的家庭也买得起彩绘陶瓷壶或盘子。

结语

即使在如今，史学界已经逐渐摒弃了诸如“黑暗中世纪”这类刻板的印象，但大部分学者也都会承认，文艺复兴是欧洲从“野蛮”迈向“启蒙”的关键一环。人文主义和商业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甚至恩泽至今。当我们去观察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时，便不难看出，塑造了整个近代文明的绝非什么科技爆发或天意选中，而是欧洲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