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胡汉民被扣汤山竟涉及蒋、胡与德、日幕后交易

汪精卫很失望，他的手足无一进入政府，于是他转而同蒋先生合作。

张发奎

我继续透过宋子文同蒋先生联络——蒋先生已经通知我：有事要同他商量可以先找宋子文。宋很确定地告诉我：第四军离开广西就应由中央拨付军饷。当然，蒋先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

接着，孙科要蒋先生回南京，他应付不了局面，政府需要军人的支持。汪精卫与孙科在上海达成协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在南京召开，决议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晚，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那天午夜蒋光鼐叫人打电话给我，说对日抗战开始了，他要我去他的十九路军总部晤谈。

黄琪翔与我同去，我们同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翁照垣等人倾谈，蒋光鼐要我提供意见。我说「小事化大，大事更大」。我指出，他在上海拥有一支庞大的部队，然日本驻沪不足三千人。

我劝他先发制人——立即进攻日军在虹口的总司令部，凿沉吴淞口黄浦江上的船舶以堵塞日本军舰的入口。我告诉他，虽然蒋先生反对此刻就与日本开战，但只要他能扩大战况，政府一定会认可他的行动。蒋光鼐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说他「只能应战，不能求战」。由于无言可说，我离开了他的司令部。

蒋光鼐想当「马占山第二」，但他缺乏勇气进攻日寇。海外华侨支持他，透过国华银行汇寄巨额金钱，上海市民热情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举行了一个讨论会，他们支持十九路军，孙科等许多中委都赞成攻击日寇。李宗仁说，他要回广西去命令部众北上增援十九路军，他说：「向华，带领第四军。」坦白说，许多人都盘算扩大上海战事。

从何键致吴奇伟电报（一九三二年二月杪吴奇伟接何键铣电云：「张部开往何处尚未筹商，真如（陈铭枢，当时代理行政院长）之意最好勿令其来沪。」使第四军进退两难，即放弃援黑请求、开赴淞沪归蒋光鼐指挥，以完成抗日志愿也不获准，遂只有留驻全州等候中央命令指定路线方能前进）知，陈铭枢反对第四军支援十九路军，是吗？汪精卫要第四军开到上海，可陈铭枢拒绝我们北上，他害怕我们扩大战事，更不希望第四军进驻京沪地区。

虽然蒋先生没有正式复职，但他仍然负责军事。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十九路军奉命撤离上海。

五月五日同日本签定「上海停战协定」是一招错着。我是否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抵抗的必要条件？坦白讲，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决定全面抗战时，条件仍未成熟。日本侵略中国，因为他们自知有能力摆布我们。如果我们在一九三二年奋起抵抗，就不会发生芦沟桥事变。如果一九三二年还不够条件抗日，那怎能指望胜利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胜利？民族精神是重要的。此外，我们可以呼吁国际同情。譬如，一九三七年苏俄立即赶来支援我们抗日。

一九三二年三月蒋先生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对汪、蒋合作有何看法？当然，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同蒋先生合作乃是最理想的安排；由于办不到，次佳安排就是汪、孙与蒋合作。孙科当立法院院长。外边挂的标语是「汪蒋孙」。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我一直盼望汪、蒋合作，而不是汪取代蒋，我期望蒋先生尊重汪精卫的党、政地位。我很高兴看到他俩合作。另外，这就意味着第四军不会再吃苦了。我感觉日子好过了，我也尽到责任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第四军终于离开广西全州向湖南进发。桂军调过来的团长阚维雍跟我们走。

第四军离开广西对我和桂系领袖的私人关系有影响吗？当然，它依靠我们壮大声势，但「合久必分」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个人感情是重要的，可是，考虑得失也很重要。当我们算计双方利益一致时，我同桂系就合作愉快；当我们各自算计产生矛盾时，双方关系就要破裂。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合作又光临了。

我们向蒋先生报告，第四军六个团，实质上只有四个团，分别由沈久成、欧震、阚维雍和梁展云统领。后者是地方保安团团长，在一九二九年底花县战斗时加入我部的。第四军实有人数，包括挑伕，大约七、八千人。

我在上海晋见蒋先生。他信守诺言，给第四军发了军饷。蒋先生问我，第四军可否去江西剿共。我告诉他，第四军属于国家，它不是我私人军队。

一九三二年五月，第四军开抵江西，加入了第四次剿匪战役。我对此有何感触？自南昌起义以来，我已经感觉到，国民党同共产党和平共存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内战是毫无意义的。除了广州起义时期，我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此时称它们为「匪」。我认为，用武力去解决共产党问题是失策。蒋先生的口号是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去解决共党问题。我同意全力贯彻这一政策，但蒋先生并未确实执行。他依靠军事力量，忽视政治手段。如是，则不可能解决共产党问题。

【我不钦佩蒋先生的剿匪战役。自一九二九年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以来，他的自私性格暴露无遗。在剿匪诸役中，他养成了直接发布命令的习惯，其插手干扰引起了指挥系统的紊乱。钱大钧的兄长是在江西被蒋先生下令枪决的。我知道，原因是飞机场上损失了一批货物。（一九三三年南昌机场发生纵火案，烧毁飞机十多架。事缘军委会航空总署署长徐培根贪污公款三百万经商失利亏本，遂烧毁仓库企图毁灭证据。）虽然钱大钧是蒋先生亲信，他也没法救回其兄长一命。】

我认为共产党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军事上应取守势，政治上应该在竞争中赢过共产党，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见到共产党的长处，比共产党做得更好，在共产党失败时仍然施行仁政。在我的观念中，何谓共产党的长处？系指共产党的军人与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

此时，我要杨德昭找陈济棠的兄长陈维周斡旋。杨德昭曾负责第四军的上海办事处，后来他跟着缪培南给陈济棠做事。我们乐意让他进入陈营，他可以在陈济棠手下帮助我们。此时他任陈济棠的南京留守处负责人。我要杨德昭找陈维周转告陈济棠，第四军是粤军，谁也不能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陈济棠为了前途起见，应该帮助第四军。

透过杨德昭，陈济棠给第四军每月两万元广东币，相当约一万六千大洋，款项由陈维周主管的广东盐务局调拨。第四军签署一张收据后，将整笔款项交付给陈公博用作汪精卫的活动经费。由于第四军已由中央定期发放军饷，它已不需要这笔钱，仅仅第四军的高层知晓这笔钱的去向，陈济棠、陈维周都不知底细。

陈济棠为什么愿意帮补第四军呢？他想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以免第四军将来再反对他。毕竟对他来讲，一个月付两万元算不了什么，他也不必掏自己的腰包。

蒋先生叫我回到第四军去，我拒绝了。虽然我仍是第四军军长，我让代军长吴奇伟支领这份薪水。妳可能要问我，自己靠什么过活？哦，我已经说过，蒋先生一次又一次给我特别津贴，我太太用于投资甚为成功。

那年夏天我去了庐山，在那儿晋见蒋先生，他再次要我回第四军，我再次拒绝，但提出反建议——让薛岳继任第四军军长，他已经离开柳州军校。蒋先生说：「你最好继续做下去。」【这就显示出蒋先生对薛岳印象不好。】

后来，我在游泳池见到何应钦，他试图劝说我回第四军。我说，我绝不会回去，我不想重过军旅生涯，我想退休，建议蒋先生让我出国考察军事。蒋先生同意了我的请求，说我必须在国外住两年，但建议吴奇伟继续代理第四军军长。

我说「不，我必须辞职」，我不想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军长。我告诉蒋先生，第四军是属于国家的，如果我去了国外仍遥领军长一职，我的举止就变成一个军阀了。我仍然要他接受我的辞呈。我说俟我从国外回来后，他应该另给我委任新职。最后达成共识，吴奇伟真除第四军军长，我被委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院长是唐生智。

我为什么要离开军队？因为蒋先生不理解我许多观点，我想他永远不会信任我，他知道我亲近汪精卫，唯一办法是我离开。此外，打仗打得我累了。

有报导说，由于我要出国，汪精卫拒绝见我，是吗？我对汪精卫说，第四军缩编导致一批军官被裁撤，希望他帮助他们求职。那时顾孟余任铁道部部长。汪建议顾恢复全国铁路警察总署，任命朱晖日任署长，马少屏被委任为沪宁路警务处处长，其他失业的第四军军官各自被安插到各地的铁路警务部门。我还要去见汪精卫商谈其他失业军官的出路。我想，他嫌我太烦，事实上我打扰了他。不过，我以为，既然第四军是为他作出了牺牲，他就有责任照顾它的失业军官。

一天，我到汪精卫公馆，他正在书房，房门微开。当有人通报我来访时，从镜子的反射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我看到他的表情很恼火，我知道他对我不悦，原来他一直在利用我。我见了他，却未提及来意。可是，这件意外并非我离国的主因。此前我早已下定决心离开，汪精卫同意我的决定。

对于那些为他牺牲与战斗的军人的态度，显露了汪精卫的软弱无能。我常常对他说，第四军是为他打仗的，他应该照顾第四军。可是，做为行政院院长，他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要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没有主意。他一阔，脸就变，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

是否因为他在军内职位不够高呢？不是，胡汉民对蒋先生态度坚定得多，讲话也更直率。当然，这一性格导致他被软禁。（据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五透露，当年胡汉民被扣汤山的一些秘辛，是幕外人莫名其妙的：

原来那时当局和德国拟定密约，条约中的两大条款如下：

第一、用德国教官训练中国徒手兵二百万。

第二、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条约所限，不能制军火，乃供给机器及技术人员在中国制造枪炮，制成后两国分配应用。

此项盟约，照例要中国政府五院院长签署，始能生效。遂先征立法院长胡汉民意见，哪知胡不同意，当局恐事泄，立将胡软禁汤山。

为免此事功败垂成，总望胡回心转意，拟派一个与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后来点将点到了刘纪文。那知刘见到胡以后，胡便将中德密约和盘托出，详告与刘，并且叫刘将此中秘密，转告党国要人，从速在西南另组政府；并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以为如此一来，坐镇北京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援救家乡；而冯、阎之二、三集团军，无张监视，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即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

当局知道此项阴谋，乃先为预备，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阳，看见冯（玉祥）阎（锡山）毫无动静，亦即回师。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愤；那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

后来胡由中央派赴以欧洲考察名义出国，一九三五年返国，中央迭电胡邀约回宁。当胡到香港的时候，陈济棠即亲自赴港，迎胡到粤，不惜卑辞厚礼，请胡主持西南军政大计，一切当俯首听命。胡不能推却，哪知到粤以后，陈一切均阳奉阴违，中央虽迭电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陈济棠更以胡游说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挟，说如胡赴京即公布此一秘密。胡进退失据，抑郁愤惋，终致脑冲血以死。）

有人说，汪精卫与蒋先生的合作好像演木偶戏，他们真的是在做戏。我知道，蒋先生仅仅是利用汪精卫，汪也心知肚明。他当上了行政院长，他的几位追随者也已经当了部长。可是他有职无权，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也是如此。但我认为，胡汉民比汪精卫坚强。

我对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有何评价？他也变得官气十足。此外，他的私生活不正常，对此我很不满意。就这些人攫取了高官厚禄。

顾孟余怎样？他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十足是个书生。做为铁道部长，他毕竟没摆官僚架子，但他只是挂个名而已，是副部长曾仲鸣实际管事。那是因为他对汪夫人陈璧君言听计从。换言之，曾属于「公馆派」。

陈璧君控制一切。汪精卫是取消了同另一个女郎的婚约才娶她的。她对汪精卫的革命精神起了负面影响，一九00年，这种革命精神曾经激励他图谋刺杀清廷摄政王。陈璧君以玩弄政治为乐，汪的追随者都对她敬而远之，他们都怕她。

陈璧君还插手陈公博的公务。陈公博有一次讲了个他留美（一九二三～二五年）时的故事。陈璧君要他为革命活动筹款，陈公博问：「我怎么行？我又不是四邑（美国华侨中最大族群的故乡，包括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个县）。」她说，既然是这样，你给我撰写演说词，你自己的演说词自己写，陈公博照办了。陈璧君就是这样的女人。

我对她很了解，她个性很强，有时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汪精卫不得不说：「可以让我先讲吗？」她讲话很粗鲁。她禁止汪精卫饮酒——他酒量很大。他显得难以置信地惧内。我们称她为「男人婆」，她看上去雄赳赳，穿得像个男人；虽然她注重舒适，但穿棉衣棉鞋，把头发剪得又短又直。她是个胖女人。

蒋先生叫宋子文给我五万元出国考察费。离出国前，我确信我的部属都得到了安置，光是铁路警察署就安顿了第四军许多军官。

既然出国名义是考察军事，我计划访问德国——蒋先生建议我去拜访他的首席军事顾问、德籍中将乔治．威塞尔。蒋先生说，这位德国顾问能介绍我见到一些德国要人。威塞尔给我出具介绍信去见埃里契．鲁登道夫将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我和妻子离开中国。我没有固定的计划，我可以在国外居留到用完这笔考察费。由于这笔钱为数不小，我能出国很长一段时期。虽然我是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政府让我使用公务护照，但我拒绝了。我以普通旅游者身份，再次使用化名「邹醒春」。有些人仍然用此化名称呼我，因为我在国外写信使用这个化名。

客轮停在地中海，我把致鲁登道夫的介绍信扔到海里，我厌倦了军事生涯。另外，我不想泄露自己的身分。

我和妻子先去德国，因为吴逸志与黄镇球都在柏林，还有个原因是：我国驻柏林公使刘文岛是我的好朋友。

刘文岛提供了公使馆的设施，让我饱览柏林景色。一天他告诉我，德国人知道我来了，要问我下榻何处，鲁登道夫已经收到信函告知我将拜访他。我猜忖是蒋先生的首席军事顾问直接写信给他的。刘文岛问我该怎样答覆德国人？我说，别承认我在他哪儿。我不想会见鲁登道夫。

我妻子去了英国，接着黄镇球与我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了汪精卫，他正在那儿养病，天气寒冷。我想不起来我们同汪精卫谈了些什么重要的事，汪精卫仍旧是行政院院长，仍然同蒋先生合作。后来，中枢派了一位少将率团考察德国、捷克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会讲德文的吴逸志同我加入了这个团，参观了兵工厂及其他感兴趣的地方。

在德国，我有两件难忘的经历。我出席了二十堂讲授外国历史的讲座，吴逸志担任译员。我们第一次去那位讲师家里时，他泡了咖啡，说想问一个问题。他说：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而日本只有六、七千万人口与短得多的历史，然而它却能欺侮我们。他说，日军只用了廿多辆坦克就占领了热河，中国军队抵挡不住。

妳知道吗，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承德失陷，汤玉麟不战退滦平，张作相退古北口。他想知道，为什么日本能这样摆布我们？我告诉他，并非中国人民无能，而是中国政府不让人民抵抗，错在政府。

另一件难忘的经历发生在埃森。访问克虏伯军火工厂后，吴逸志与我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前观看从不同国家进口的酒类。我是个酒鬼！一位老人走出店铺，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这事本身使我惊奇，因为人们总是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

我答道，我们是中国人。他说，只要我们国土一日还被日寇占领，他就一日不卖酒给我们，等我们回国后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可以再来他的店铺，任凭我们喜欢哪种酒，他会赠送给我们。你看，他小看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不抵抗。这是多么难忘的经历！

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我离开德国。如果不是他掌权，我会留在德国的。为什么离开？纳粹党人的反犹太主义简直太荒唐了！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光顾犹太餐厅，因为它便宜。德国人是非常俭朴的民族，他们午餐只点一道菜伴食面包。但我们喜欢喝汤，常常叫几份汤。在犹太餐馆，我们被告知：不必点汤，因饮水是免费供应的，他们想帮我们省钱。好，在希特勒掌权后，戴着纳粹党徽卍字臂章的青年们站在犹太餐厅与商店门口阻挡我们进去，说这里是不良场所，令我们到别家店铺去。

我见到有人被捕，纳粹党人十分残忍。在我离开这个国家前，我想把银行中的一笔钱转拨给我的四弟勇斌，他正在汉堡学医。银行节外生枝，行员问我，勇斌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我弟弟。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弟弟的姓氏与我不同——事缘我用了化名姓「邹」。在德国，人们甚至没有把钱划拨给别人的自由！

勇斌陪我去英国同妻子会合。我国的驻英公使郭泰祺是汪精卫的拥趸，也是我的好友，他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方便。一天，张学良与郭泰祺到医院来探望我，当时我住院治疗胃病。屏退郭公使让我俩单独相处后，张学良问我，一九二七年我为何不撤出临颖？我答，这很简单：我想等到日落再撤。

张说，当时他必须撤退，因为冯玉祥正向郑州挺进，在那儿奉军兵力不足，以致冯军威胁到他的补给线。他还告诉我，他刚接收额外的炮兵——正载在临颖车站的货车上。他说：「如果我不决定撤退，你的部队将遭到致命打击！」我们的谈话着眼于未来的友谊，我俩都善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