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与酷刑

作者：舒展

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并迎立刘恒（即汉文帝）为帝，对汉初政治的安定起了重大作用。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有人诬告他企图谋反，结果被廷尉逮捕下狱。他在狱中遭到侮辱，体验到监狱狱卒之淫威，钱锺书引周勃本人的话感叹道：“吾尝率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管锥编》第1册第303页）

周勃感叹监狱之黑暗，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清朝桐城派领袖人物方苞（因为《南山集》作序，于康熙时被株连），在《狱中杂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刑部大牢里的亲眼所见：每天早上总有三四个病死的犯人被拖出去。按照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给人犯打开锁链，因此如果半夜里死了人，活人和死人只有继续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所以得传染病的人很多。牢头、狱卒肆意对被囚禁者欺压凌虐，敲诈勒索，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这帮胥役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却完全掌握着囚徒的命运。

封建社会，在判罪之前，解押犯人所用的刑具，通常是桎梏：束缚脚的，叫桎（即脚镣）；束缚手的，叫梏（即手铐）。犯人转移，只能戴枷。秦、汉时将桎梏统称为“械”或“三木”。晋以后称之为枷，从唐至清的各代，法律虽然对枷的尺寸、重量、适用情况都有规定，但封建官吏不断翻新花样，使枷成为一种折磨、迫害人的可怕刑具。宋代有过超重量铁枷，明代有过重达100斤、150斤直至300斤的大枷，还有一枷同锁数人的连枷。清代盛行站笼，这种刑具实际是将枷固定在一个木笼的顶部，犯人站在笼中，颈部被枷卡住，脚又够不着笼底。如果脚下垫几块砖，尚可苟延时日，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便会毙命。

钱锺书还引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他在狱中阱槛楚（遭杖刑），目验身经，所以“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因“被刑之徒比肩而立，狱吏之深刻残贼，路人皆知”，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为标榜，但在述及监狱黑暗时，他也不敢细说了。

李晚芳在《读史管见》（卷三）中对酷吏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自武帝喜用酷吏，不特四民重足而立，即公卿大夫亦人人自危，百姓不安其生，群臣震慑，宗室侧目，郡中无声，不寒而栗者是已。太史公亲睹其害，不胜叹息痛恨于当时也。故其传酷吏也，既著其威之加于人，即著其害之受于己。想太史落笔时，哀惨填胸，虽事属本朝，而讳不胜讳，故随事直书，善恶自见。

司马迁所受的是具有对人格侮辱性质仅次于死刑的宫刑。此刑由来久矣。禹时，中国古代由父系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要求稳定，这时制定宫刑正是适应了客观现实的需要。夏代时，三苗（少数民族）肆行“五虐”，其中有“椓阴”，就是宫刑。夏灭三苗，却将他们的涿刑加以发展，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之一。西周时还规定：“公族无宫刑”。意思是说，奴隶主贵族犯了罪，不能判处宫刑，原因是为了贵族必须传宗接代，所以他们犯了罪该处以宫刑者，就用“髡”（即剃去头发之后做看守仓库一类的劳役）来代替。这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的历史渊源。西周时，受过宫刑的人被称为“奄人”。后世称在宫中服役的太监为阉人。《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多处提到的寺人、侍人等，也都是指奄人。人被阉割时必须避风寒，否则会断送性命。因此，施行宫刑时，必须准备一间暗室，里面不通风，不透光，并且要生火取暖，让受宫刑者住在里面，像养蚕于温室中似的，故称“蚕室”。百天以后伤口完全愈合，才能到外面自由行动。汉武帝时，不少文武大臣都被处以宫刑，除司马迁之外，还有将军李延年，张汤的儿子张贺等。

我觉得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特色的酷刑，莫过于廷杖。廷杖起自汉代，形成制度则在明朝。明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刘瑾把大学士刘健、谢迁赶出京师，激起士人共怒，给事中（皇上的高级秘书）艾洪、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21人，联名上疏请求保留刘、谢二人，同时弹劾刘瑾。刘在武宗面前进谗言，请圣旨，将这21人全部逮捕，各廷杖30。其中戴铣受刑最重，当时死于杖下。御史蒋钦三次上疏，三次被杖，每次杖30，第三次受杖后过了三天死在狱中。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当时任兵部主事，上疏救戴铣，刘瑾假传圣旨，把他廷杖五十，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把他贬官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以前，朝臣被廷杖都不脱衣。朝臣受杖时还穿着厚棉衣，外面再裹一层毛毡，廷杖仅仅是表示一下惩罚罢了。从刘瑾开始，朝臣受杖时要解衣褪裤，这样就很容易被打死，而且，某朝臣受杖时能否保全性命，要取决于监刑的太监的态度。校尉行刑，既要听监刑太监的口令，也要看他的脸色，还要看他的脚尖。如果他的脚尖向外开成八字形，校尉就下手轻一些，不至于把人打死；如果他的脚尖向内收敛，那么这位受刑者就休想活命了。

在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帝王必然要使用酷吏来控制国家机器。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设置了《酷吏列传》，共10人。诸如宁成、张汤、王温舒、杜周……从此之后，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等都列有《酷吏列传》。

酷吏是以严刑峻法残虐百姓为特点的官吏。例如张汤发明了一个“腹诽”罪：如果在朝廷争议中，有大臣嘴唇微动，表情有异，就断定此人是对皇上心怀不满，即可以判处死刑（《史记·平准书》）。张汤官职作到御史大夫，他向皇上奏请，廷议中九卿不入言者，即按“腹诽”论，应该处死，就这么轻易剥夺了群臣的“沉默权”。

酷吏并不等于贪官，然而，酷吏当中贪官居多，例如宁成拥有田产千余顷。王温舒死时，家产累计数千金。他还发明“连坐法”：大者灭族，小者处死。王温舒担任河内（即今河南武陟）太守（省级长官）时，郡中被牵连获罪的多达上千家，每次处决罪犯都是血流十几里。天子（汉武帝）闻之“以为能”，故而将他升迁为“中尉”（即首都的卫戍司令）。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的本意，我认为张云璈在《简松堂文集》（卷八）《读酷吏列传》中说得好：“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上既能之，则深文曲法何所不至，虽明知张汤怀诈面欺，仍为案诛三长史以谢之，太史公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其垂诫，岂在郅都诸臣哉！此作传之本意也”。《后汉书》（九十）《蔡邕传》中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由此可见，古来的卫道者对司马迁的秉笔直书鲠言风骨是何等仇恨。

有酷吏，必有酷刑。酷刑并非中国古代所专有。古代希伯来人对犯人处死刑有以石击死、斩首、烧杀、矛刺、毒杀等30种以上。中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规定，煽动暴力者，触犯皇帝利益者，均处死刑；还规定有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刑法，适用死刑的罪在200种以上。但是中国古代的酷刑，却有无比残暴和特别具有独创性的特色；令世界上古代各国酷刑相形见绌。西方有“Chinese Torture”（即“中国酷刑”）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汉高祖时审讯贯高，“鞭笞数千”，被打者全身已经没有好肉可打了（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酷吏宁成做函谷关都尉（掌管该地郡兵，秩比二千石）时，黎民百姓都说：“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酷吏杜周做廷尉（即最高司法长官，列九卿之一）时，奉旨审理案件极多。审问时官吏逼着受审者承认被告发的罪名，如果不服，就严刑拷打，直到承认为止。近代国民党统治时，有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钉竹签等等酷刑，不过是对封建专制酷刑的一种继承而已。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就有五刑：墨、劓、剕、宫、大辟。这些在甲骨文中均有记载。到了秦汉之后，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中世纪。五刑到了封建制高度发达的隋唐时就改成了笞、杖、徒、流、死等五种。然而在实行中，封建专制社会的刑罚，却是以虐待罪犯为泄愤、报复、甚至是快乐的享受，其残暴野蛮，在世界刑罚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五刑，仍在继续实施。诸如墨刑，又名黥刑，汉代名将英布，受过黥刑，故又称黥布；北宋时，改用以针刺面，例如《水浒》中林冲被刺配沧州；武松也是受黥刑，是刺在额角上，所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以遮盖被刺的字；劓（音义）刑，即割鼻子，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官渡之战时，曹操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放火烧毁了袁军的粮草，俘获袁绍的将领淳于仲简，将他的鼻子割掉，还将一千多名被俘斩首的袁军的鼻子都割下来，派降卒送回袁绍大营，将士们见到这一千多只鼻子，无不胆战心寒。

我认为列举历史上死刑的种种残暴方式最能证明封建专制的野蛮、无人性。例如：一、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行刑者必须达到120刀以上直到体无余脔，这个刽子手才算合格，然后剖腹断首；此刑又名“寸磔”，明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就是以此刑处死的。二、车裂（即五马分尸）——商鞅被贵族陷害即死于此刑。三、斩首──清代“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斩后，首级悬挂于高杆。四、腰斩──明代诗人高启，因作上梁文讽刺朝政，朱元璋下旨，将高腰斩于南京。五、剥皮──明洪武时开国功臣兰玉就受此刑。六、炮烙──明宣宗朱瞻基将他的叔父朱高煦用大铜缸扣住，四周用木炭燃烧，直到将铜缸熔化，人在里边连尸骨也无存了。七、烹煮──汉武帝时中大夫主父偃就是被烹煮而死。八、抽肠——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缒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钩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钩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往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厉声惨叫，很快就气绝身亡。此刑是朱元璋的发明专利，他的大将军徐达攻破苏州城时，有三名被俘“参军”就是用此刑处死的。九、剖腹。十、射杀。十一、沉水。十二、绞杀。十三、鸩毒。十四、火焚。十五、钉颅。十六、活埋。十七、锯割。十八、饿死。十九、梳洗──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最终咽气。（以上所引均见《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包振远、马季凡编著）

鲁迅说：“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体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鲁迅全集》第6卷第165──166页）

中国古代最早的逼供信，据钱锺书考证，它与“有罪推定”是有直接关系的。例如秦代宦官赵高诬陷李斯，棒打千余，斯不胜痛，乃自诬服。钱先生说按屈打成招、严刑逼供，见诸吾国记载，盖始于此。钱先生又举《张耳陈余列传》，贯高不肯供张敖反，“吏治榜笞数千，剌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盖非尽人所能。《太平广记》卷267《来俊臣》，记武则天召见狄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对：“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卷268《酷吏》记来俊臣与其党造大枷凡十，各有名字，其四曰“著即承”，其六曰“实同反”，其七曰：“反是实”。夫刑、定罪后之罚也；不钩距而迳用枷棒，是先以非刑问罪也，如《水浒》第53回，高廉审问柴进，谓“不打如何肯招”；又马知府审问李逵所谓“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只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欲希上旨，必以判刑为终事。古罗马修词学书引语云：“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蒙田亦云：“刑讯不足考察真实，只可测验堪忍。酷吏辈岂尽味此理哉！蓄成见而预定案耳。（《管锥编》第1册第333页）

封建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人不当人。欧洲文艺复兴，可以说是“人的发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意大利有一位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杰出的法学家贝卡里亚，他曾经严厉谴责封建社会酷刑和拷问制度，他提倡对刑事制度进行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改革；任何人在其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应被认为是无罪的人，贝氏可谓世界法学史上“无罪推定”理论的鼻祖；他认为对于犯罪应当是预防而不是报复，残酷的刑罚达不到预防性的目的，准确及时的刑罚才是预防性的。这些主张对于反对封建野蛮、残酷的刑事制度，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他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发表，在欧洲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向封建裁判制度的宣战书。他把社会契约的理论运用于刑法学说，认为：人们为了享受自由才割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人们割让出的自由的总和，组成国家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包括刑罚权，并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基于这种理论，贝卡里亚主张：1、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刑罚。颁布法律的权力知属于立法者，即属于根据社会契约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代表。2、法官的职权只是按照法律进行审判，不得对法律进行解释。3、只有法律规定禁止的行为才能称作犯罪，并应规定出从最轻到最重的罪行阶梯。4、衡量犯罪轻重的唯一标准就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程度，而不能以犯罪人的意图、被害人的身份、罪孽的轻重作为标准。5、刑罚与犯罪应相适应，以阻止人们犯更严重的罪行。6、犯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怎样，同样的罪行应当受到同样的刑罚。7、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犯罪人以后不再犯罪，并儆戒其他人不敢犯罪；因此刑罚给人们以精神上的影响应是最强烈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身体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8、为了预防犯罪，应当采用比酷刑更为有效的温和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刑罚。9、法律应当写得清晰明了，使每个人都能了解。贝卡里亚阐述的最终结论是：要使刑罚不成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对个别公民的暴力行为，它就应当是公开的、及时的、必要的，是在该种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中最轻的、同所犯的罪相适应的、并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他对刑讯逼供、秘密审讯，地方官腐败，以及野蛮和可耻的酷刑，都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强调刑罚制度的目的应以达到安全和有秩序的适当目标为限，超过了这一点，就成为暴政；刑事审判的效力主要是依赖于判罪的确定性，而不是依赖于其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