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文化生活：灵魂改造、“内心移民”与新世界幻象

“搞清楚纳粹如何以及为何上台，在今天和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逝，甚至更为重要。”迄今公认最权威的纳粹德国全史“第三帝国三部曲”作者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这套书的序言中写道。埃文斯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座讲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我们在今天要搞清楚的、对于过去和当下一样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什么纳粹反对者没能够阻止他们上台，还有纳粹建立的独裁政权的本质是怎样的。埃文斯在梳理第三帝国历史的过程中特别提出，纳粹在其推动的所有变革里最关心的，是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他们想要通过塑造制度来重塑德国人的新灵魂；希特勒的文化革命，戈培尔的宣传艺术，纳粹党在文学、艺术、音乐等等领域所实施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也正因此，本文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梳理和呈现埃文斯写作的第三帝国历史。

“一体化”与“灵魂改造”

1933年11月15日，戈培尔宣布“我们完成的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革命”，这是一场“由人民推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德国人民在革命的洗礼下成为一个整体”。戈培尔口中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在“希勒特的文化革命”一章中，理查德·埃文斯重现了德国纳粹政权“一体化”具体到文化领域的进程。“一体化”发生在德国的每座城市、乡镇和村庄，社会现实被简化为一群无法区分的大众，进而被重构为一个凡事以纳粹主义名义进行的组织。

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是指在包括文学、艺术和音乐在内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思想、清除异己的工作。戈培尔曾提到，纳粹党在德国自由选举中获得的最高支持率是37%，而他要让100%的德国人支持纳粹主义，“使他们勉强与政府妥协、转向中立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直到他们衷心爱戴我们……”为了实现这个“思想动员”的目标，希特勒在1933年3月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由戈培尔担任，这个部门要履行的职责，如希特勒所说，是要集中控制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所有方面：

“政府将发起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运动，以恢复国民的身心健康。整个教育系统、戏剧、电影、文学、报刊和广播，将全作用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它们将得到治理，用于留存永恒的价值，这些价值是我国人民天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化领域人员也必须纳入严密管控之中。1933年9月，戈培尔成功建立了帝国文化协会并担任会长，协会有七个下属协会，包括文学协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广播协会、电影协会、美术协会和出版协会。当局要求所有文化领域从业人员必须加入协会，不为纳粹政权认可的个体将被驱逐除名。

“一体化”的关键词是“人民”，“人民”——而不是“个人”——是这场运动的主体。“个人主义”被置于人民的反面，1933年1月戈培尔就宣称，“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个人将被人民共同体取代。”“人民的心声”和“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们沟通”是戈培尔为“宣传艺术”定义的重要特征。在具体的艺术改造方面，他也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贯彻执行的。比如在一封回应柏林爱乐乐团的富特文格勒的抗议信（抗议信针对纳粹当局解雇犹太音乐家）里，戈培尔强调说，艺术家和音乐家必须有责任感、贴近人民、富于战斗精神，而现在的危机是德国的艺术生活正在被那些“远离人民、非我族类的一伙人”控制。

将个体的人打造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精神动员，不仅仅是纳粹政权，也是斯大林统治苏联和佛朗哥统治西班牙的特征。这类政权无一例外都将艺术作为宣传工具，强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用易于为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来创作；同时否认艺术中“个人主义”的一面，宣称只接受表达“人民心声”的艺术。

而“真正的德意志精神”“永恒的价值”是由希特勒政府界定的，纳粹党认为，他们——只有他们——可以懂得并理解德意志心灵的内涵，而其他的报刊媒体、文化艺术都居心叵测地诱导德国人民疏离了“真正的天性”。最重要的是，希勒特文化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清除他们宣称的渗透在当时德国文化中的各类反对派，例如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人思想，更试图重塑德意志的灵魂与文化，弘扬真正的日耳曼艺术，最终达到德国人民“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全心全意位政府服务”的目标。所有的德国人要成为一个整体，全国人民将按照纳粹的方式思考行动。

虽然这种“一体化”早在1934年就被发现是一种负担——波兹坦地区的盖世太保报告说，“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发力过猛，对部分人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什么都系统化了，什么都不能成就，因为成就总是出于个人创造。”

作家的处境：身体流亡与“内心移民”

在“一体化”与“精神动员”的大背景之下，“大清洗”延伸至文化界各个领域，这引发了文化领域重要人士的出走。1933年5月，德国各大学城发生了象征失去文学自由的焚书运动。这场大学生自发的焚书运动目的在于“打倒非日耳曼精神”，也被戈培尔肯定为“把以往的邪恶精神付之一炬”。遭到焚毁的书籍中包括弗洛伊德的著作，因为“它们贬损性地夸大了人的动物性”，还有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作品，理由是这些书籍“贬低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审查与监控日益收紧，一些作家选择流亡海外，包括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作家雷马克（以《西线无战事》闻名），以及大名鼎鼎的托马斯·曼。托马斯·曼著有小说《魔山》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曼决定不再返回德国，几个月后他被普鲁士艺术学院开除。

1933年之后留在德国的作家并没有出版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热情支持新政权的一流作家相当稀少——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是个例外，他曾极力公开表达对纳粹政权的支持；著名的极端保守作家恩斯特·荣格尔，与纳粹党关系较为密切，然而也发现第三帝国的恐怖主义不能催生创作，于是退隐到一种“内心移民”的状态。

“内心移民”也是同时代许多作家的选择，他们的小说失去了明显的当代背景，作家或是将背景设置于中世纪，或是将创作重心从人类世界转移到自然界。这样经过处理的小说，尽管流露出对恐怖政策和专制体制的批评，但仍可以得到发表。在短篇小说《大理石峭壁》中，荣格尔写一个暴君通过颠覆腐朽的民主制度上台，上台后依靠暴力和控制手段统治国家。这部小说在1939年一年内共卖出了1.2万本，而作家在1945年之后都否认其中有任何批评纳粹政权的内涵。维尔纳·贝根格林的小说《大独裁者和法庭》发表于1935年，也得到了纳粹政权的认可与嘉奖，然而人们对此书的阅读兴趣主要在于其中关于暴君、恐怖、滥用权力的描写。换言之，与荣格尔的作品受到欢迎类似，人们是因为身处第三帝国所以更加关心书中所写的问题，第三帝国的现状反而赋予了这些作品更多传播优势。

虽有作家如此“幸运”，但更多为第三帝国写作的作家必须做出妥协。彼时大量出版物遭到查禁，1933年5月的大学城焚书之后，一份文学领域的黑名单流出。黑名单涵盖139位作者和300本书，受到影响的不仅有本国书籍，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司各特的《艾凡赫》都难逃厄运。理查德·埃文斯以非著名作家鲁道夫·狄岑为例，阐明作家在第三帝国的创作需要做出怎样的让步。1933年11月狄岑的新小说完成，为了使小说出版，他在序言中解释道，小说所写的恐怖刑事司法系统只是旧时代的东西。狄岑的出版商罗沃尔特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将一些书改头换面、换上纳粹政权可以接受的书名，然而这些让步都没能挽救他的出版事业。1938年，罗沃尔特被帝国文学协会开除并禁止从事出版业，狄岑的日子也因整个出版行业的紧张变得愈加艰难。

狄岑删减小说的内容，希望转向儿童故事，没想到还是惹了麻烦。在一部小说中，他将基督教而不是纳粹党称作“团结人民的纽带”，因此被帝国文学协会批评为“不需要的作家”，他的另一部小说中也被批评为“对堕落的犯罪分子保持同情”。在这之后，他的作品《铁人古斯塔夫》获得了戈培尔的注意，这部小说有机会被改编为电影，戈培尔希望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处变成纳粹主义的支持者，狄岑接受了这一修改建议。在战后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知道我很软弱，但是我绝不是坏人，从来都不是。”

有些作家需要不断地修正作品，以至于他们真正的态度变得朦胧，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态度。而据理查德·埃文斯考证，第三帝国中的老练作家到处都是，他们善于呈现纳粹政权希望看到的内容。戈尔培在1933年11月帝国文化协会的讲话中建议作家们“从积极的角度描绘德国的苏醒”，对作家的写作风格也作出规定——应当表现“钢铁意志和浪漫精神”（艺术方面的要求也是一致的，纳粹德国所有的艺术展都被命名为“血与土”或者“追求美好形式的德国力量”），应以把握时代的内在精神为目标，而不只是注重外在形式。这样的建议催生了一批符合此美学范畴的诗作，比如有一位诗人如此赞美德国及其钢铁精神：“（真正的德国）是我们憎恨敌人并举起拳头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伟大的德国得以萌芽重生！”另一位诗人幻想自己代表德国人民为希特勒写诗：“为了你的需要，我们毫无保留，倾其所有，只因有信。指天誓日，绝无二心，至死方休，此乃我等存在的真义。”

埃文斯对这些诗作的评语是，“吵吵嚷嚷、要死要活，将牺牲和殉道的纳粹神话上升为德意志民族的普遍原则。”正如他所说，在关于艺术创作的考量之中，美学只占很小一部分，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才是更重要的。艺术通常被纳粹视为改造世界的工具，戈培尔认为艺术和宣传在“民族总动员”方面是一样的，声称“艺术的声明来自人民的生活”以及“所有的艺术都有政治倾向”，因此没有置身事外保持中立的人和艺术。

纳粹需要确保当下的艺术创造不违背纳粹基本价值——可能的话，艺术还应“积极向党靠拢”。30年代德国各类畅销书的主题都是纳粹关心的主题，小说《巴卜》的主题是重复纳粹妇女的地位学说——纳粹认为妇女应当回家养育孩子，希特勒说妇女解放的思想是犹太人编造出来的；《凡尔登，最高审判》是这一时期最畅销的小说之一，1936-1940年间销售了33万册，小说主要是对《西线无战事》的回应，崇尚战斗与自我牺牲精神。1936年之后，图书畅销榜开始为政治意味并不浓厚的小说占据，一些喜剧小说取得了成功。埃文斯总结道，尽管纳粹政权如此努力地推广纳粹文学，试图灌输价值重塑灵魂，普通德国人却并不热衷于此，他们还是会选择自己爱读的作品。

值得补充的是，掌管第三帝国灵魂改造尺度的戈培尔清楚艺术的“避难”功能，他明白，允许人们暂时逃离政治动员是必要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剧院仍有经典剧目上演，譬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出于同样的理由，纳粹德国也推出了大量娱乐电影。

宣传的艺术：语言贫瘠化与教育反智化

第三帝国将文化灌输给大众的具体举措，包括向人民群众分发廉价收音机、在工厂举行音乐会、在乡村放映电影。正因如此，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文化不再是精英特权，而渗透到了德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纳粹符号、言论和概念也进入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就如1937年一份纳粹标志性杂志所评论的：“是日常用品而不是伟大的个人作品塑造了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纳粹宣传对语言的影响相当深刻，纳粹语言遍布德国大众媒体，影响了人们的写作和交谈。比较文学及语言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指出，纳粹最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在于演讲、文章和宣传或者标语，它所依靠的是不需要有意识思考感受就能接受的东西，那些语句、词汇和用法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让人们不知不觉接受下来。德语成为了一种充斥着“最”的语言，纳粹当局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好的”和“最伟大的”，成就总是“历史性的、无可比拟的”；德语充斥着战斗隐喻与军事色彩，例如就业之战、生存斗争、文化战役等等。由于纳粹的宣传，德语变得尖锐刺耳、咄咄逼人，当战争词汇变得日常，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就连语言也被动员起来为战争做准备了。

第三帝国的语言掌管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领域，既没有界限也没有区别：所有的话语，无论是印刷的还是言说的，无论是文化人还是没有文化的人，所有人说的话都是一样的“陈词套话”，其结果就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据1934年基尔大学校长反映，在像士兵一样质朴说话的号召之下，大学学生的说话风格接近粗野。在另一份1939年的记录里，有人回忆，在柏林一间特别火爆的夜店里，那些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年轻人讲话如同“皮条客”。

“他们说起话来和一战以及自由军团时期的皮条客差不多——过去二十年间我们的语言就变成了这副德行……看着这些人就像看着一道深渊，一道把我们和往日生活隔开的深渊……首先是他们空洞得可怕的脸，然后你会观察到他们的眼睛闪烁不定，就突然放出亮光。这和年轻没什么关系。这就是一代人的典型表情，一种从外到内的、歇斯底里的野蛮。”

理查德·埃文斯认为纳粹清洗语言——使语言“贫瘠化”、缺乏公域与私域之别——自有其目的，那便是：如果说语言可以塑造情感，那么一个社会使用的词汇就决定了它的思想范围，第三帝国不仅在消除现实中的异议，也在消除思考中可能出现的反抗。

第三帝国统治期间，反智倾向也在教育体系中渗透。中小学教师行业的权威摇摇欲坠，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选择自谋生路。希特勒本人对于知识分子极度蔑视，1938年11月，希特勒猛烈攻击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废物，他们总是吹毛求疵、满腹怨言、非常危险。高等教育领域，在1933年之前，大学学历是成功的标志，此后德国大学生数量下降，知名科学家和学者纷纷被解职，所有犹太裔学者都被解职，包括爱因斯坦、薛定谔、马克思·波恩等人。

1933年5月，在弗赖堡大学的校长入职演说中，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表态说，“学术自由将不再是德国大学生活的准则，因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只起消极作用。它意味着缺乏关怀、观点武断、主观倾向性明显、行事首鼠两端……”弗赖堡大学当然也加入了“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组织舆论战，批评观点不合时宜的教授，在课堂上成群结队地捣乱，带领小分队突袭教授住宅；后来他们进一步“夺权”，要求正式参与大学教授的选聘事务，还打算将“非日耳曼”教授的出版物钉在颈手枷上；1933年5月，德国学生在全国19座大学城内掀起了“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焚书行动。

纳粹蔑视知识，将教育当成工具，教育不过是向青少年灌输价值观的工具，而阻碍这个目标的任何东西——比如自由探索、批判思考和纯粹研究的观念——均遭抛弃。总的来说，在第三帝国时期，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精英，包括律师、教师、大学教授的地位都遭到了贬低——除了医生，医生的地位在第三帝国时期被特别地提高了，因为对纳粹政权和希特勒来说，健康的体魄始终是最重要的。

传统信念、技术主义和新世界向往

为创造德国人民的条件反射与共识，纳粹宣传需要借助一些既有的信念和价值，而并非完全颠覆过去的观念。事实上，纳粹政权象征性地将自身与德国主流的传统联系在了一起。保守派与民族主义主导的德国上层阶级和纳粹分子有许多重叠，如理查德·埃文斯所说，纳粹创造的是一个革命与复辟的综合体，纳粹党人想要的并不是彻底推翻社会制度，相反，他们非常在意构建历史的连续性。1933年选举之后国会的开幕大礼在波茨坦驻军教堂举行，给流亡皇帝保留的御座以及普鲁士君王墓石前的花圈无疑是旧秩序的象征；尽管纳粹激烈地主张人人平等（相反，希特勒推崇的是强权即公理，法律仅仅是权力的表达），但他们更在乎的是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并期望通过一套全新的制度重塑德国人的精神与性格。

如果纳粹宣传与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它的影响就存疑，所以纳粹宣传更容易对没有形成稳定见解的年轻人起作用。在希特勒青年团与学校的灌输之下，年轻人成长为新一代的德国人，他们除了纳粹价值一无所知。 然而，这种“消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埃文斯写道，因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太过粗糙又充满自我矛盾，对多数领域都只有表面的改造，在高等教育领域就很难真正对教学和科研产生什么实质影响。比如数学界曾经希望进行“德意志数学”的改造，更偏向几何而非代数，因为几何与雅利安人的理想人类形态更接近，但多数数学家对此不屑一顾，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纳粹德国的现代技术手段，这至少证明纳粹并不是一次完全的复辟或者“开倒车”。戈培尔很早就提出，帝国必须紧跟技术，大众文化的渗透需要依赖现代技术，比如广播、电影、小说印刷和建筑技术。纳粹德国有一套对技术的浪漫主义幻想，迷恋先进的机械工具以及先进的通信方式——1934年的德国有超过600万台收音机，1939年70%德国家庭拥有无限信号接收设备，这个普及率在当时超过美国，是全世界第一，而收音机的普及是为了纳粹政府远播自己的声音与意志。

纳粹政权宣称科学技术要服务于日耳曼民族的利益。在所有的技术应用中，宏伟壮丽的高速公路系统是第三帝国最为引人瞩目的风景。1933年，希特勒授令建设一个连接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高速公路可以将“德意志精神”带到祖国的山河景致之中。埃文斯分析认为，高速公路彰显的并不是自然风光，而是被技术征服的自然风光。纳粹政府将高速公路的成就鼓吹为现代奇迹，堪比埃及金字塔，超过中国长城，一处高速公路桥前的标语是这样的：“炸毁山谷，凿通峡谷，征服远方，在德国的大地上开出金光大道。”

对技术的迷恋也影响着第三帝国的语言使用。《第三帝国的语言》作者发现，机械隐喻渗透进入了纳粹帝国的语言：“一体化”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将人置于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状态中，“一体化”借用于电学术语，意思是全部开关都被置于同一个电路上，只要按动中心位置的一个主开关就能影响全局；快速转动的马达被用来比喻工作中的人，在这套机械语言中，每个人都在一个全方位的良好系统里“满负荷”地运转。

与对先进技术的幻想一致，纳粹号召人们转向未来世界，制造一种生活在新世界中的感觉。事实上，对“真正的德意志精神”的呼唤、“重塑灵魂”的要求，还有在政令宣传中使用煽情的行话，用情感性的救助取代法律性的纳税（比如1933年通过“德国人民冬季捐助计划”强制人们“自愿捐赠”，捐赠取代了税收，戈培尔宣布捐赠结果证明德国人民形成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共同体），都在预告着新世界的到来。在纳粹描绘的新世界图景中，“阶级对立和政党之争将得到解决；贵族特权将被废除，技术、通讯传媒一切现代发明将被用于人民的事业。”纳粹宣称，那将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不是属于历史某个特定时期的德国，而是一个神话般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失落的“民族之魂”将得以恢复。

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使得人们的注意力从严酷的现实中转移，1930年代的德国仍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如埃文斯所说——政治的美学化制造了一种幻象，让人们以为所有的问题都能用意志解决。

参考资料：

《第三帝国的到来》[英]理查德·J.埃文斯著 赖丽薇译 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

《当权的第三帝国》[英]理查德·J.埃文斯著 哲理庐译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

《第三帝国的语言》[德]维克多·克莱普勒著 印芝虹译 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