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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周报
从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势力，逐渐窃据中央政权。而一批出身各异的地方军阀，则历经多年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实力派。为了争夺各地的政权、财权和军权，大小军阀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混战，其中，更惊心动魄的是“银弹”攻势。
说起“银弹”攻势，倒不是近代出现的新鲜战术。秦始皇的臣子尉缭，汉高祖的谋士陈平，都是善于用“银弹”的大师。当中国历史进入晚清，湘军、淮军这样带有浓厚“私家军”色彩的政治派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几乎每一个将领和官员，都已经做好了在战场上收买别人或是被别人收买的准备。而真正付诸实施者，是开启20世纪中国几十年军阀混战岁月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晚晴到民国初年最善于使用“银弹”的人——袁世凯。
当军队成为指挥官的“个人私产”，军阀时代就此来临。从湘军、淮军兴起，晚清各省军事主官兵权、民权、财权一把抓的权力体制与军队私有化相结合，让中国不可避免地滑向“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深渊。
当然，军人掌握地方实权，正是辛亥革命中腐朽的清政府迅速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11年、1912年最先独立的15个省份中，有70%推选军人来担任领袖，地方实力派希望借由军权、民权和财权的结合，形成对抗中央集权的强大力量。但是，既然军权是掌握地方权力的关键，军阀们自然不愿拿着自己的私家军队去冒险。而军阀“静坐战”的创造者，正是袁世凯自己。
1911年10月底，清廷连发七道谕旨，以总理大臣和全部军政大权为代价，请袁世凯带领北洋军进攻南方的革命党。但袁世凯却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在冯国璋带兵夺下汉口、汉阳之后，将北洋军扣在武昌城下，引而不发，并派人投书于黎元洪，又派唐绍仪南下，开始与南方革命党谈判“停战”问题。
当袁世凯终于掌握中央大权时，他发现自己一手造成的军阀割据状态，已经反过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袁世凯祭出了从清末登上政治舞台后百试不爽的武器——“银弹”。
据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对于掌握江苏的冯国璋、掌控两广的龙济光这样的北洋系大将，袁世凯出手极其大方，甚至一次给他们几十万的巨款。即便是一些不能掌握一省，但拥有一定地盘的小军阀，袁世凯也愿意花几万大洋打点，以求他们的支持。
在袁世凯的“银弹”攻势下，国内的大小军阀纷纷对袁世凯拥戴有加，袁世凯在飘飘然之间，脑袋发热，开始搞洪宪帝制，要当皇帝。但是，当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之后，袁世凯试图派兵赴西南前线将其剿灭，却发现手下的大小军阀几乎是整齐划一地祭出了袁世凯当年葬送清廷时使用的“静坐法宝”。
虽然袁世凯这位开启军阀时代的关键人物在1916年6月6日死于绝望，但是，他的徒子徒孙们却已经可以熟练的运用“银弹”攻势和静坐战争的法宝。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面对南北军阀在除湖南以外的广阔战线上大搞“静坐”战争，只能哀叹。实际上，南方军阀此时已经在皖系和直系的银弹攻势下全面妥协，孙中山作为陆海军大元帅，缺乏金钱也许是他最大的不足之一。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军阀在几十年的混战中不断进行向对手抛射“银弹”呢？从战争历史的角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军队“雇佣兵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从晚清的湘淮军开始，中国的军事体系开始有了一点“雇佣兵战争”的萌芽，到军阀混战的20年代初期，中国的各个省份内都集聚了大批贫困破产的农民，以及各色胆大包天的土匪，他们无法从正常途径获得收入，只能加入军队。
而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开始通过兴办军校和出洋留学的方式，培养大量青年军事人才。随着这个群体的扩大，他们也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结成新的政治派系。部分军人变为军阀，掌握只属于自己的武装，他的亲属、同窗、乡党便迅速聚拢在他的身边，形成一个新军阀派系的上层建筑。而且，由于军阀间多少有些关系，战争很少会波及上层，最多就是个下野出国的结局。
但是，与军阀派系盘根错节的关系相比，军官与基层士兵的关系，却十分脆弱。国民党元老朱执信就通过观察，发现底层士兵即便遭遇遣散，也会“留在解散的地方，等待下一次招补的机会”，对这些士兵而言，到底是为“张大帅”还是“李大帅”打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冲上前就可以发三个月的军饷”，而当战况稍有问题，他们就会集体叛逃到敌人一边。所以，对于军阀而言，私人军队变成了一种脆弱而昂贵的“不动产”，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可能瞬间毁灭一支军队。
各派系军阀上层盘根错节的关系，无形中为交战双方互射“银弹”，玩“静坐战争”创造了条件。以军阀混战年代兵祸最为严重的四川为例，这个省份从1911年到1931年所经历的战争超过470次，平均每月要打两次仗。按理说，连年战争必然造成川军兵源枯竭，但实际上，1911年四川仅有5个师，到1919年已经有12.2万名军人，到1926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30万。
而这30万军队中的各级军官，基本是来自保定军校或四川省内的四川陆军武备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陆军小学以及四川陆军官弁学堂，部分人员还有留学日本的经验。
在漫长的军阀混战中，四川军阀以学派为号召，结成了多个军事派系，例如刘湘和杨森都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他们的同学号称“速成系”，而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则是“保定系”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李家钰所在的“军官系”“武备系”等。
军阀混战年代，在“银弹”的攻击下，同学和师生关系是极其脆弱的，何况川军中还有其他依靠亲属和乡党关系结成的派系，比如刘文辉和刘湘这对叔侄，最初拼凑过“二刘合作”，而同为大邑人却分属“速成系”和“武备系”的刘湘及刘成勋，也可以结成“大邑系”。因此，每一个军阀都是横跨几个派系，而每一个派系都在酝酿着决裂。
此外，“银弹”能够在军阀混战年代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军阀都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体系，欠饷成为惯例。“无钱不聚兵”几乎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真理。
但是，这种让基层士兵深恶痛绝的欠饷，对于上层的军阀而言，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生财之道。1921年底，陈炯明向广东省议会报告：“是年全省总收入1388万余元，而支出却需3250万余元，收支相抵，不敷2352万余元。”因此，陈向孙中山要求对驻两广正在计划北伐的军队大力裁军，以压缩军费开支。军费问题，最终成为陈炯明发动兵变的重要原因。
不光是陆上的军阀没钱，海上的军阀同样没钱。1923年4月，驻上海的直系海军突然宣布独立，推举林建章为海军领袖，通电反对直系武力统一，主张联省自治。独立的沪队实际上开始接受皖系的指挥，这就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著名的“沪队独立”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皖系成功地分化了直系所掌控的海军，增强了对上海及周边水域的控制，确保了重要的鸦片走私航线。
皖系能够成功策动“沪队独立”，关键还在于“银弹”攻势。早在1921年，北京海军部职员就曾因欠饷一年而以全体总辞职相威胁。1922年，海军又出动舰队抢劫淮盐公所，以充军饷。直系对海军军饷问题的长期漠视，导致从基层官兵到上层舰长都心怀怨愤，最终导致了“沪队独立”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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