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希拉里为止的伟大主妇们

编者按：4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这也是她第二次竞争总统的位置。去年10月，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曾推送这篇介绍美国女性参政历史的文章。今天，我们再次将这篇文章推荐给各位读者，相信在这样的时刻重读此文会带来新的体会。

↑希拉里竞选广告

离2016年大选还有一年多时间，希拉里将再次参选的传闻早已传开。6月11日，向来讨厌排队的我一直站了六个小时，就为了买一本希拉里在现场亲笔签名的第二本自传——Hard Choices（《艰难的选择》）。排队的时候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儿路过，其中年龄稍大一些的女儿指着希拉里问：她是一个作家吗？妈妈回答：她是下一任总统。我买到签售的书出来，门口一个男生发给我一叠贴纸，上面写着“I’m ready for Hillary.”（“我已经准备好希拉里参选了。”）

得到希拉里签名这天，亚马逊送来一本我早已经订下的讲独立战争到建国后期女性参政议政状态的书，《革命的倒退——早期共和国时期的女性与政治》。该书探讨了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白人男性主导的社会主流对精英女性参政议政的态度，以及建国政权稳定后有所倒退的历史。把它和希拉里的书放在一起，尤其显得有趣。

和现在美国开放的国际形象不成正比的是，1776年7月4日美国建国时的国父和男性社会精英们，更希望女性遵从其位置在家庭这一观念，希望她们顺从地在家里好好相夫教子，甚至对女性参政议政持极端反感的态度。尽管在独立战争期间，著名的女性精英代表约翰·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 Adams）曾写信提醒丈夫，在争取殖民地独立和公民权利时“不要忘了女士们”，但以她为代表的一代精英白人女性参政议政也是间接的、十分局限的。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精英女性，都难逃婚后成为丈夫法律上的附属而没有完整公民权的命运。包括阿比盖尔的儿媳妇路易莎·凯瑟琳（Louisa Catherine Adams）在内的许多精英女性，都只能通过辅佐丈夫和男性亲属来实现其权利。那时没有人能想到，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个曾是第一夫人的女人不但出任国务卿，还计划第二次参选总统。

如果说性别的不同决定了殖民地妇女的经历与男人不同，限制了女性参政议政的权利和程度，那么婚姻状态则是导致这一时期包括黑人和印第安女性在内的殖民地女性的权利和地位不同的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大西洋两岸的主流社会精英男性认为，女性并不具备从事和男人相同职业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因生理条件的限制，女人相对孱弱，不适合外出做工和去学校念书。加上多少受到宗教的影响，人们认为女性的意志较薄弱，无法进行严肃思考，且经不起考验和诱惑。沿袭英国习惯法传统，婚姻是决定女性身份权利和地位的首要因素。

讽刺的是，婚后主妇的权力甚至不及单身女性。尽管身为单身未婚女性不一定拥有继承权，但是她们可以在法律上独立代表自己，而丧偶后不再婚的寡妇可以拥有财产管理权，甚至独立经营生意。但一旦女人结婚，在习惯法“有夫之妇”（coverture）传统下，她们便成为了丈夫的附属——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和完整的公民权，不能在法庭上独立地代表自己，而需要由丈夫代理。遇到离婚纠纷的时候（各殖民地离婚法各异），如果在允许离婚和分居的殖民地，她们必须要有一个朋友或者代表陪伴才能出现在法庭上，这一习惯法传统一直延续到内战前。丈夫如果去世，寡妇会得到她嫁妆的三分之一作为遗产，并拥有自己儿女遗产的监管权直至他们成年。但一般情况下，年轻的寡妇都会再嫁，因为世俗和殖民地的社会并不适合单身女性独自生活。

而在女性群体内部，白人社会对女性的偏好同样影响着人们对其他族裔妇女的看法。社会的主流和主导都希望白人女性是贞洁的，是家庭的庇护者，是尽职的主理家庭内务的大管家，要给丈夫提供避风港的妻子，又要当孩子的好妈妈。女性的权利永远和她们对丈夫、家庭和子女的义务紧密相关。与这种圣洁的形象对比的是丰满野性的黑奴和印第安女人，她们往往被视为道德低下的和不洁的。

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美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建国之父们的丰功伟业上，很少有人关注殖民地和建国初期女性的生活状况和经历。在此之前，只有屈指可数的若干女性历史学家写过妇女史的书。这种局限一是由于大部分的殖民地女性因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男性，留下的史料较少，还原她们的生活状态相对困难；二是由于对殖民地和早期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大部分的笔墨还是花在政治建制、经济发展、奴隶制度和国父传奇上，对女性的历史作用和经历研究被忽略。直到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的上个世纪60年代，才鼓励了许多人因此而进入历史学院研习女性史。

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主攻女性史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普通白人妇女在殖民地和早期共和国时期的经历，并从新英格兰殖民地开始，研究地域范围由北向南再向西扩展。在普通白人妇女中，最先受到关注的是已婚妇女的生活状态，从关于这个群体的研究扩展开去，才逐渐有了白人单身女性妓女或者底层女罪犯的历史，最后延展到印第安女性和非裔女性的历史。

同时，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于精英女性一直保持着研究兴趣。比如以著名的历史学家玛丽·贝思·诺顿（Mary Beth Norton）和琳达·科伯（Linda Kerber）为首的一些历史学家，尤其偏爱研究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女性的政治权利变化和参政议政程度这一议题，近年来不断出版新的研究专著。近年来出版的约翰·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的传记，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妹妹的传记的研究，都属于将和建国之父有关的女性经历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中来研究，以呈现她们的生活细节和她们对于历史的主动的反应和影响。

对殖民地和建国早期精英女性的研究深入，探讨她们对于政治的看法和影响，反映了男权主导社会对她们的期许在早期美国历史中的演变，以及她们对于自身性别和身份的讨论和认识的进步。通过对若干杰出精英白人女性和第一夫人的个案研究，更突出了她们在女性公民权受限的时代争取自身价值和女性群体权利的思想萌芽。比较激进的历史学家甚至还提出了著名的“共和国母亲”（Republican Motherhood）一说，指出在独立战争和建国之初，社会对女性教育程度比较重视，且对精英女性的政治参与度有着较大的宽容度甚至有意鼓励，美国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可以归结为希望女性能够胜任为共和国抚育下一代的重任。但这些现在看来“进步”的性别观，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女性成为合格的“共和国母亲”，抚养合格的共和国公民，并不是争取女性自身的权利。更为讽刺的是，当新政权得到巩固进入了内战前的稳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就取代了“共和国母亲”这样的看法，开始要求女人回归家庭和私人空间，并希望她们远离公共和政治事务。即使是精英白人女性，在这个阶段也不得不收敛起之前的锋芒。一直到1848年，才有新一批的精英白人妇女总结之前参与废奴运动和慈善活动的经验和理论，开始争取女权。

在研究殖民地和共和国早期精英女性的著作中，1980年之前的著作都将殖民地时期和早期共和国时期的女性描述为历史进程的被动承受者，称革命对她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这种看法来源于人们对美国独立前后法律上的“有夫之妇”传统没有改变。但1980年历史学家玛丽·贝思·诺顿和琳达·科伯几乎同时出版的两本关于殖民地和独立战争时期妇女生活的书籍，颠覆了一直以来流传的普遍认识。这两部同时出版的专著在研究殖民地妇女的社会地位上起到了互补的作用，从整个北美女性史的角度看，可谓开启了早期女性史研究的新时代。在《共和国的女人们：革命时期的知识和理念》（Women of The Republic：Intellect and Ideology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一书中，科伯主要从政治理论和独立战争对女性的法律教育和参政议政权的影响来说明独立战争对女性的影响。诺顿则是通过研究将近四百个北美殖民地妇女在1750到1800年这半个世纪的经历，通过《自由的女儿们：美国女性的革命经历》（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 1750-1800）一书呈现了独立战争之于殖民地女性经历的影响。尽管研究方法和史料均有不同，但她们的著作都认同一点——独立战争对女性经历的影响是深远的，相较于之前的时代和建国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初，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历史学家罗斯玛丽·扎加里（Rosemary Zaggari）的著作《革命的倒退——早期共和国时期的女性和政治》（Revolutionary Backlash: Women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同样把讨论的重点放到了建国初期，探讨了独立战争之后社会观念对于女性参政议政状况接受度的退化。

琳达·科伯的著作从政治和法律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独立战争对于女性生活和权利的影响。她指出，作为内战，独立战争使得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面对社群的分裂，要么成为要求独立的爱国者，要么变成效忠母国的效忠派。因此尽管“有夫之妇”传统认为女性缺乏独立的发表政见和主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建国之父们害怕女性的软弱和因生活所迫会影响到对英国产品的抵制，事实上女性都不得不卷入这场战争。男人要求独立的爱国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来支持抵制英国的产品，放弃英国的产品和服装。政见不同的时候，她们会和丈夫决裂，有的时候她们还要面临被英军强奸的威胁。独立战争带来了婚姻法和离婚法上的改革，很多之前只有分居没有离婚法的州开始有了离婚法，长期忽略和不提供妻子生活支持成为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些离婚法比较进步的州改革的重点。但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把离婚法的改革看成是社会的进步和女性的解放，科伯用当时法律和社会的观念来分析，认为这种改变不过是为了减小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让有问题的家庭尽快解散重新整合。科伯的著作表明独立战争对女性权利和各方面的影响并不是一味进步，而是常有反复。尤其在女性参政议政的程度上，主流的男权社会仍认为女性参政议政是危险且扰乱社会秩序的，精英阶层的男性对女性参政议政充满敌意。唯一被接受的女性参政议政的程度，就是女性作为忠于国家和家庭的母亲，本着为新共和国贡献的目的效忠于国家、家庭，致力于培养共和国新公民的角色，即科伯提出的“共和国母亲”的概念。

和科伯的比较客观的基于大部分法律庭审史料的看法不同，诺顿代表了一派用历史进步的线性历史观来看殖民地女性史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她认为，直到1776年之前，独立战争带来了女性参政议政活动的黄金时代。但她的例子并不十分有力，例如尽管有妇女组织支持独立战争的筹款活动，但这样的活动影响实际并不广泛。诺顿和科伯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她们都认可独立战争在提高女性教育水平方面的进步之处。2011年诺顿出版了一本新书，着力探讨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她认为在17世纪时期，殖民地女性可以参加议事会等等活动，在殖民地的参政议政中的影响要比18世纪中期的女性强很多。但社会对于女性参政议政的接受度在殖民地自治政权日益巩固之后就逐渐减弱了。

罗斯玛丽·扎加里的著作《革命的倒退》的研究区间与前面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正好衔接。在这部探讨从建国初期到安德鲁·杰克逊时代女性参政议政状态的著作承袭了科伯的观点，认为虽然从建国初期到1830年代美国社会民主进程在白人男性选举权和参政议政权方面得到了扩展和进步，但社会对女性参政议政的接受度却呈倒退的趋势。直至1830年，主流社会认为女性参政议政是偏离了女性本该属于家庭空间的传统，她们参政议政是干预男性主导公共空间的多管闲事。导致这种倒退的原因，一是政权巩固后对女性参政议政的需求不像独立战争时那么强烈，政权稳固后并不需要争取更多的支持；二是由于大西洋两岸科学的进步，尤其是解剖学的进步更进一步揭示了男女生理的不同，使得人们更相信生理不同导致了女性天生在智识上劣于男性，不适合进行政治思考；最后，由于一部分精英女性曾很积极地参加建国后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党争，导致了社区甚至家庭的分裂，主流的社会也认为女性过分参政议政影响社群和家庭稳定。

在最近关于精英女性的历史性研究传记中，最出色的莫过于历史教授伍迪·霍尔顿（Woody Holton）2011年出版的阿比盖尔·亚当斯传记，其次是今年4月刚出版的阿比盖尔的儿媳，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夫人路易莎·亚当斯的传记。2012年，历史学家和《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写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妹妹简·富兰克林的传记也可以算是和国父有关的女性的传记，虽然她不是精英女性，但是她的生活经历和自己兄弟的对比却提供了一个了解殖民地时期性别观十分鲜明的视角。

曾在独立战争期间写信给丈夫让他“记住女士们”的约翰·亚当斯太太阿比盖尔是所有美国人最熟悉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先驱女性，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研究得最透彻的美国女性之一。美国大学本科历史课中都会学习和讨论到阿比盖尔写给丈夫和儿子的信，将她视作那个时代杰出女性的代表。但讽刺的是，杰出女性的代表也仅仅是国父的太太，她的很多想法在她活着的时候只在与亲朋的书信中得以表达。当代历史学家眼中的精英女性的“进步”言行也是由她的优良的出身和相对平等的婚姻关系保障的。在伍迪·霍尔顿的著作中，他通过研究阿比盖尔的书信和家庭记录、家人的日记等等还原了这位第一夫人丰富有力的形象，在不忘时代的限制和女性自身局限的同时，审慎地展现了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精英女性的前瞻性和她们面对的挑战和矛盾。阿比盖尔的杰出之处在于如下几个方面，她敢于对丈夫直抒己见；她独立掌管家里的投资和置业；她重视女性的教育；她有着废奴平权的思想萌芽。

阿比盖尔出身一个相对殷实的神父之家，她的父母对子女管教甚严，比一般家庭重视女孩的教育。虽然母亲以阿比盖尔年少体弱多病的理由拒绝送她去女校念书，但是阿比盖尔在和家中读书的兄弟和外甥的交往和通信中保持了知识上的进步，养成了思辨的习惯。

阿比盖尔的父亲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不给人负面评价的习惯，但后来阿比盖尔在和约翰·亚当斯的婚姻中，对许多家事国事都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批评约翰·亚当斯的行事和决定。不同于大部分殖民地女性因为嫁作人妇而丧失了独立为人的财产权和法律权利，对于阿比盖尔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婚后的阿比盖尔虽然没有留下日记这样的历史性记录，但是从她和自己姐妹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她生活的概貌。阿比盖尔拥有两个仆人，但不难想象，操持一个有四个小孩的家庭两个仆人是不够的，家务的内容并不常出现在她的信件中。相反，关于政治和战事的看法和关心是她和丈夫通信的主要内容，其次的内容是如何管理家庭生意。她在给出访欧洲的丈夫的信中常常描述殖民地的战事，还会奉劝归顺效忠派的亲戚回来支持美国革命。建国以后，阿比盖尔更是不放过阅读任何一次国会辩论的报告。除了关心政治，提高对女性的教育是阿比盖尔一生都在自己给姐妹和丈夫的书信中强调的问题，尤其是在独立战争前后，阿比盖尔提出女性教育的提高和家庭的和睦以及子女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恰合了后世历史学家提出的“共和国母亲”的价值观。

阿比盖尔相较于同时代大多数女性，更独立和挑战世俗观念的是她对于家庭财产经营的热衷和精通。在动荡的独立战争年代，丈夫不是在前线就是出访欧洲，家中的土地房产都由阿比盖尔打理，她甚至在独立战争的敏感时期疏通关系做起了卖钉子的生意，并且通过寻找代理主持的各种商贸活动中维持了家庭财政的盈利，甚至给自己留下了私房钱，并且用自己的经营家庭生意的收入支持了境况并不那么好的妹妹们的家庭。

此外，阿比盖尔超越时代的观点是种族观的进步。她曾在陪亚当斯出访英国时候看过喜剧《奥赛罗》，当看到白人抹黑变成的奥赛罗亲吻女主角时候，她感到十分地震惊和恶心。但多年以后，她不仅送一个自家的黑奴去教堂开设的技工班学习技术，在独立战争后，她还给了自家奴隶自由身。

尽管阿比盖尔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优于同时代大多数白人女性的智识，但在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对女性权利的边界的认识上，她仍然受制于那个时代的认识。她作为妻子对约翰·亚当斯的政治生涯和生活可以想说就说，但当自己的儿媳在信件中流露出对婚姻的抱怨和被丈夫忽略的不满的时候，她毫不留情地教训了日后帮助昆西·亚当斯成为总统的儿媳。阿比盖尔的这种看法受到两种心态的影响，她认为女人分两种，一是虽然体弱但是坚强的一类，操持家务抚养儿女鲜少怨言，她赞美这一种，霍尔顿也将她归为此类。一类则是身体过于孱弱又喜欢抱怨的一类，她最初对自己多病的英国媳妇就是这样的看法，用了许多年才改观。而在殖民地时期，尽管阿比盖尔会大胆提出“不要忘记女士们”的说法，但是事关婚姻，阿比盖尔仍然相信妻子是低于丈夫并要服从和辅佐丈夫的，且不能有任何挑战婚姻和谐的看法表现出来。

最近出版的最新的一本传记《路易莎·凯瑟琳——另一个亚当斯夫人》（Louisa Catherine: the Other Mrs Adams）记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妻子路易莎·凯瑟琳的一生。出身旅英美国商人家庭的路易莎·凯瑟琳在英国长大，受到极好的英式教育。但路易莎比起两个主攻乐器和唱歌又爱读当时的言情小说的姐妹来说，喜欢读更深奥严肃的书籍，对自己的未来怀有更大的野心。当然这种野心也仅局限于要嫁个门当户对且前程似锦的人。因为父亲的地位和社会关系，他们家成为旅欧和旅英的美国人聚会的场所，在此她遇到了访问欧洲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尽管路易莎的父亲并不喜欢北方美国佬，但因为昆西·亚当斯是当时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在路易莎的母亲的推动下还是成全了这门亲事。虽然路易莎身体虚弱，经历了许多次流产，在嫁入马萨诸塞的政治豪门之后很多年都跟自己强势的婆婆阿比盖尔关系紧张，但她之后放弃儿子去陪自己丈夫出使欧洲，在欧洲宫廷辅助丈夫外交斡旋还是获得了婆婆的肯定。婆媳俩性格相仿，都是急性子，敏感又脆弱。昆西·亚当斯冷峻和自我怀疑的性格，使得路易莎一辈子都没有得到如自己父母那样充满爱意的婚姻。但这并不妨碍她通过丈夫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帮助丈夫当选了一届总统。

路易莎·凯瑟琳特殊的人生经历，代表了她以及她婆婆这一代精英美国女性甚至所有美国女性所能做到的极致。但她们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女性获得选举权，她们的自我永远都是为家国而牺牲，把丈夫和家族荣耀放在第一位。事实上，大多数的北美白人女性的人生，相比阿比盖尔和路易莎这个阶层的凤毛麟角的女人来说要平常许多，而黑奴的生活就只能用悲惨来形容。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前年出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妹妹简·富兰克林的传记《时代之书——简·富兰克林的生活和意见》（Book of Ages: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Jane Franklin）更巧妙和深刻地探讨了性别决定殖民地和早期共和国时期女性的命运这一现象。作为被称为“第一个美国人”的国父，富兰克林并没有如父亲所愿从事神职工作，相反他通过自己努力自学成为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他和他最喜欢的小妹妹简·富兰克林·梅康姆保持了一生的通信，妹妹保存了哥哥的所有书信，而她写给哥哥的却留存不多。妹妹没有哥哥幸运，虽然出生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却没有获得读书的机会。父亲虽然在教区受到尊敬，但并没有富余的资金送女儿读书，当然他也不认为女孩需要读书。十五岁的时候妹妹嫁给了一个醉鬼，她生了十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活得比她长。尽管她用有限的词汇和语法错误颇多的语句和哥哥通信，但哥哥建立的图书馆却不让女人进入。性别不同带来了富兰克林兄妹的命运的迥异，哪怕是学富五车的国父，也不认为女性需要学习和男人同等的智识来完善自我。

吉尔·莱波雷的这本传记巧妙地联系起了殖民地精英女性和普通女性的经历和生活，无论精英女性出身多么优渥，受到多好的教育，受制于性别，成为国父的太太或者第一夫人是她们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途径；无论自己的兄长在政治上多么有成绩，多么受人尊敬，受制于性别，作为妹妹的简·富兰克林注定贫苦一生，连她写给兄长的信件也未能受到重视而保存。对这些女人的研究告诉后世，在那样的限制下，她们已经十分杰出，同时也提醒后人，她们不得不承受的性别观的歧视限制了她们的成就和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