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之子讲述：父亲眼中的“1942”

白修德躲过新闻审查，对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引发了蒋介石的震怒，最终导致国民党政府正视 300 万河南灾民死亡的现实。

作者：安妮 刘畅

大卫没有想到，2012年的这个冬季，他的父亲在中美两国之间，同时被很多人所缅怀。

12月8日，大卫带着他的妻子、姐姐和姐夫，一起观看了在纽约上映的中国电影《一九四二》，影片正是以大卫的父亲白修德深入河南灾区进行报道为主线展开的。白修德躲过新闻审查，对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引发了蒋介石的震怒，最终导致国民党政府正视 300 万河南灾民死亡的现实。随着影片的热映，白修德和他当年拍摄的图片在中国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而在此前的11月15日，美国总统大选落幕一周后，大卫出席了在哈佛大学举办的“政治新闻报道”讲座。当谈到美国总统选举与政治新闻报道时，白修德几乎成了绕不开的名字：他连续采写了4届美国总统选举，于1960 年、1964年、1968年、1972年写出《总统的诞生》系列丛书。这套书改变了美国政治报道的风格和内涵。其中，1960 年跟踪记录约翰·肯尼迪参选直至获胜的报道，使白修德获得 1962 年普利策新闻奖。直至40 年后的今天，这套《总统的诞生》仍是美国许多高中和大学新闻专业的必读教材。大卫说，每年，一些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都会定期聚集在父亲的母校哈佛大学，追述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我们对父亲当年的作为感到骄傲，姐夫后来又去看了一遍电影，我们都很喜欢。希望更多的美国人看到这段历史，从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学到一些东西。”大卫说。

61岁的大卫是前《纽约时报》记者，全名大卫·费尔班克·怀特，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辗转找到他时，他爽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说父亲对中国情感深厚，他很愿意讲述父亲的经历。

服务情报头子陈立夫

大卫从外貌到经历与其父都颇为相似：圆圆的脸庞，圆圆的体型，一副圆眼镜，憨态可掬；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也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大卫说，尽管父亲在六七十年代以总统大选系列报道闻名，但回顾他整个记者职业生涯，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才是他崭露头角的地方。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 年出生于波士顿一个犹太人家庭。在他17岁时，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靠做自行车修理工、报童、教希伯来语，打三份工来供养母亲和兄弟姐妹。后来，白修德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哈佛大学奖学金，顺利考入大学，并最终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

1939 年4月10日，从哈佛毕业的白修德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来到了中国。费正清不仅是白修德在哈佛大学的导师，更是其一生的挚友。白修德后来甚至把儿子的中间名命名为“Fairbank”，以表达对费正清的敬意。大卫告诉记者，直到父亲晚年，费正清都是他家中的常客。

白修德来到中国后，首先在重庆国民党中宣部主管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处任职，他的上司是情报头子、宣传部副部长陈立夫。初到“陪都”重庆，他轻而易举成了国民政府中美国顾问团的一员，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的通讯报道。那时，年仅23岁的他很快发现，这份工作“彻底失败了”。他在自传《探索历史——我的个人奇遇》中回忆：“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更吃香。后来我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官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悲剧。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英语流利的高级官员都同自己的人民完全脱节。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完全是徒劳的。”

在重庆，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据大卫回忆，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与孔祥熙就几年间上涨了100多倍的物价发生了争执。“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祥熙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就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白修德明白了为什么一批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官员却无法治理好落后的中国。他决定深入中国的底层社会，寻求真相，“从农村开始了解中国”。机缘巧合，1941 年，《时代》周刊主编亨利·卢斯访问中国，结识了白修德，从此，白修德正式成为《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

让蒋介石气得哆嗦

凭借《时代》的声望和对中国的了解，白修德频繁出入中美高层圈子。据《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一书记载，白修德和许多中国高级官员的交情到了直呼其名的地步，他还跟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一致，此外他还是美国驻中缅印战区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知交。

大卫还曾听父亲讲过二战期间，他在延安拜访毛泽东和周恩来时的趣闻。“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父亲是犹太教徒，不可以吃猪肉。当他去延安时，周恩来拿出一大块肉请我父亲吃，那块肉看起来很像烤的猪肉。在那一次丰盛的招待宴会上，当那块肉端上来时，父亲非常发愁，他犹豫再三说，‘周先生，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不能吃这块猪肉’。周恩来笑着说，他早就考虑到了，‘请再仔细看看，怀特先生，这是一块鸭肉，中国烤鸭……’”大卫说，周恩来一直记得父亲，当父亲1972年随尼克松总统再次来到中国时，周恩来非常热情地欢迎了他。

中国，给白修德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但大卫说，对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却是父亲在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页。当年，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信件，得知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年底，旱情更加严重，灾民开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现“易子相食”的惨案。于是，白修德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决定深入河南灾区，一探虚实。

他们取道西安到达洛阳。从灾民的口中，白修德发现，人吃人并不鲜见，问题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位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可我们听到同样的故事太多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地区十分广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白修德在返回途中，第一时间从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发出了报道。通常，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过政府部门审查。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报道了河南大饥荒。报道刊登后，正在美国出访的宋美龄，面对美国朝野的质问，尴尬无比。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和福尔曼花了 5 天时间，终于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见到了蒋介石。见面前，宋庆龄还塞给白修德一张便条，她说：“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后来，有资料称，那位为白修德发电报的洛阳电台台长也被枪毙了。

白修德曾在自传中用很大篇幅回忆了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他的情景：“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多管闲事的妻姐逼他接见我的。”

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曾被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说他已经下令免除灾区的税。当白修德说到人吃人，蒋介石坚决地否认“人吃人的事情决不会在中国发生！”白修德拿出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的一只狗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最后，蒋介石问他们照片是在哪里拍的？他拿出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随后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最后，他向白修德道谢，说他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从被领进来到被送出去，他们总共待了 20 多分钟。

对中国情感深厚

那次会见之后，除了在招待会上，白修德再未见过蒋介石。由于对蒋介石政府越来越不满，白修德同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时代》出版商卢斯的矛盾也逐步加深，最终在1946年离开了《时代》。

1944年，白修德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一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达百万。书中描写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以及共产党影响力的上升，呼吁美国人“接受这个现实”。但同时，白修德却被《时代》专栏多次称为“左倾分子”。1948年，他整理发表了与蒋介石不睦的史迪威的日记，再次被扣上左翼分子的帽子。此后，白修德基本与中国绝缘，直到1972年作为尼克松的随行记者访华，才再次见到老朋友周恩来。

对于父亲后来的经历，大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1950 年初，随着麦卡锡主义兴起，父亲被认定为“亲共分子”，列入黑名单，成为政府的“关照对象”。“他在纽约找不到工作，没有人雇佣他。在此期间，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也是他哈佛的校友。他们决定离开美国，等一切都结束再回来。他们去了巴黎，在法国住了三四年时间，我和姐姐都出生在巴黎。姐姐海登1949年出生，我1951年出生。”

1953年，白修德一家回到美国，随着他的第二本著作《战后的欧洲》出版，一家人的生活状况逐渐好转，这部书再次成为畅销书。对于当年和中美政界要人的往来，大卫说，父亲一生谈的最多的还是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是一个糟糕的领导人，腐败、无能，不能成就事情。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幸福，至少我父亲这么认为。”

大卫说，父亲对中国感情至深，以至于回到美国后，他总在四处寻找中国餐厅。“在纽约的中餐馆里，有的中国食物味道很糟糕，但父亲都会去。他还会和那里的服务生说几句中文，尽管在他老年时，中文已经很生疏了。每当他遇到能说流利中文的人，总会激动地打听他的身世，问他是否去过中国。”

一家五口出自哈佛

在儿子大卫眼中，白修德不仅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更是一个非常棒的父亲。“他很爱他的孩子，他经常问我，什么时候能抱孙子？”他最大的愿望是看到孙辈，可惜1986年，白修德还未等到孙辈出生就去世了。这也成为大卫此生的遗憾。

大卫有一个女儿，他的姐姐有两个孩子，儿子取名为西奥多，和白修德同名，以此纪念父亲。白修德的家庭可以称得上是“哈佛之家”。白修德和妻子，两个孩子，包括儿媳妇，都毕业于哈佛大学。

大卫说，父亲留给他和姐姐最宝贵的传统是道德。“父亲说，英语里最重要的一个词是‘谢谢你’，教给你如何为人处世，这会影响你的一生。父亲还很相信梦想的重要性，他当年就是跟随梦想，从一个波士顿的贫困青年走到中国，成为作家，后来成功报道了美国总统选举和政治。”

“父亲从未阻止过我们把握机会、追逐梦想，哪怕有时我们的思想行为很愚蠢。他告诉我，永远也不要忘记‘三个D’，Drill练习，训练；Drive有冲劲，动力；Drudgery苦役，艰难、不计报酬地工作，即便是做一些看似繁琐重复的事情。”

可能是受父亲影响，大卫很喜欢写作，对他来说写作胜过任何佳肴、美酒、音乐和电影……但白修德当年并不希望儿子成为一名作家，“他说用写作来赚钱太难，很多人都失败了，有很多风险。”但大卫还是走上了父亲的路，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为《财富》、《商业周刊》等杂志写稿。1978年，他离开《纽约时报》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现在正在写第三本书，内容是关于二战期间的法国海军。

采访结束时，大卫不忘告诉新闻同行，“我一直相信，记者最重要的素质在于客观性和全面性，找到新闻的方方面面使之完整。同时还要做到‘有生气’。记者应该总是透过读者厌倦的眼睛来思考，想办法使读者厌倦的眼睛焕发出充满兴趣的光彩。为读者而写，让他们高兴、激动、兴奋，我认为这一点对记者来说至关重要。”

大卫想向中国读者这样总结自己的父亲：“1939年，一个年轻的西方小伙初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只懂一点汉语知识，却发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食物、语言、土地，都激荡着他的心灵。多年过去了，他对中国的感情还在，就像他的足迹刚刚踏入那片土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