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秦皇汉武也头疼的游牧族,为何到了汉末三国,便少有作为了?

来源: 《中国国家历史》

昔日让秦皇、汉武头疼不已,成为秦汉大一统心腹大患的匈奴以及其他游牧族,东汉末年却沦为群雄的陪衬。从折腾不休到少有作为,北方边地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族,何以至此?

始皇帝并不是最早修建长城的人,却是最早对游牧族大规模用兵的帝王。为阻止匈奴南下,蒙恬受命“因地形,用制险塞”,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雄伟长城。锐意改革的汉武帝,亦曾对匈奴用兵数十载,于是强汉之名流传后世,余烈之威振奋千古。

奇怪的是,昔日让秦皇、汉武头疼不已,成为秦汉大一统心腹大患的匈奴以及其他游牧族,东汉末年却沦为群雄的陪衬。从折腾不休到少有作为,北方边地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族,何以至此?

汉武帝在影视剧中的形象,陈宝国饰。来源:电视剧《汉武大帝》

1:游牧族到底强在哪?

要了解游牧族为何衰落,首先要清楚:游牧族为何能强盛一时?

秦汉政权最大的外来威胁,当属匈奴人。他们到底强在哪些地方?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骑射是匈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由他们独特的生活及生产方式——游牧决定的。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子弟,从小便掌握的骑射本领。这是匈奴人的生存技能,也是游牧族的最大优势。

西汉初年,冒顿单于在统一匈奴各部落后,曾不无得意地向汉文帝表示:“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以“引弓”代指游牧各族,足见他们心中对于骑射的认同感。

又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游牧族自然崇尚“以力为雄”,并遵循着“贵壮健,贱老弱”的基本生存法则,“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战士,其战斗力与剽悍程度如何,可想而知。汉末三国时代的几位悍将,如董卓、吕布、马超等人,皆成长于汉胡杂居的边境之地,久“习于夷风”。

值得注意的是,游牧族一般各自为战,部落与部落之间也曾互相攻伐、征战不休。然而,一旦他们被拧成了一股力量,其战斗力便会翻倍增长,最终发展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秦统一后,匈奴的头曼单于(史书所见第一个单于)南下侵扰中原,并一度占据河套地区,给中原王朝带来极大威胁。

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进击匈奴;次年,秦军成功渡过黄河,于“西北斥逐匈奴”,而后蒙恬又连取高阙、阳山等地,并“筑亭障以逐戎人”。为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秦始皇又命人将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始皇帝对匈奴的用武,颇具成效,以至于游牧族“不敢饮马于河”。怎奈秦朝二世而亡,中原政权再度陷入混乱。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各部在冒顿单于手上再次得到一统,自此空前强盛。就连汉高帝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狙击匈奴,也被围困在了白登。无奈之下,汉匈只好缔结“兄弟”盟约,西汉初年的对匈政策,也多以和亲为主。

汉高祖刘邦在影视剧中的形象,陈道明饰。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

经过“文景之治”的西汉,“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汉武帝得父祖之积,有了对匈奴用兵的资本。西汉长期妥协于匈奴的局面,才得以根本性的转变。

上述可见,中原王朝动荡之际,往往会给游牧族以可乘之机。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汉末三国时代,游牧族“南下牧马”的情况就很少发生呢?

2:中原骑兵强盛的客观条件

汉末三国时代的中原骑兵,经过上百年发展,已经丝毫不逊色于游牧族。甚至在某些方面,中原骑兵尤有胜之。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从客观上看,组建骑兵的诸多条件,已趋于成熟;再从主观上看,此时的骑兵战术也推陈出新,有了长足进步。

显然,这离不开中原政权长达数百年的实验、探索与积累。早在先秦时期,便有中原政权向游牧族学习,并组建出了骑兵部队,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汉武帝即位后,亦重视骑兵建设。他不仅命人从西域诸国引进不少优良战马,后来还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开设马场,用以驯养战马。

及至汉末三国时代,汉王朝疆土内的产马之地,同样颇具规模。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曹操)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又据《后汉书·蔡邕传》:“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

曹操在影视剧中的形象,鲍国安饰。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命人到河内郡买马;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钟繇都督关中,及时为曹操送来两千余马;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再定冀州,于是“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由此可见,河北、辽东、关凉以及燕代之地都有良马产出。这些马场的存在,便为骑兵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吕布,并州五原人,善骑射之术,号为“飞将”。何润东饰。来源:电视剧《三国》

至于另一个客观条件,则是中原骑兵的骑射素养。从普通的骑卒,再到负责指挥的统帅之将,大多具备颇为娴熟的骑射技能。而当时活跃在中原的一些边地军阀,几乎都是在与羌胡的交战中成长起来的。

董卓乃“凉州大人”,“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骑兵作战经验,也对如何反击羌胡骑兵颇有心得。除他之外,曹魏夏侯渊、黄须儿曹彰、并州吕奉先、幽州公孙瓒、西凉锦马超……亦曾威震边疆、恩抚羌胡。

在常年征战中,不只是统兵的将帅,边地军队中的兵卒也锻炼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单单只是夹杂在其中的羌胡兵种,也足以让他们的战斗力提升一大截了。

汉末三国时代的中原军队中,尤其是边地军队,能经常见到少数民族的身影。公孙瓒威震幽州,“乌丸贪至王率种人诣瓒降”;同样出身于幽州的刘备,后来也带着“乌丸杂胡骑”入了中原;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曹操亲征关中时,曾观其麾下“秦、胡观者,前后重沓”,亦足以说明马超、韩遂等关中群雄的军队中,含有大量羌、胡兵。

可见在此时期,大量游牧族已涌入中原,并经常帮着中原军阀反打其他游牧部落。只是,自己人为何要打自己人?

这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汉胡已完成初步交融,凉州、幽州、并州等地普遍存在汉胡杂居的现象;另一方面,游牧族往往“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更加崇拜强者。这种心性倒也简单,以至于吕布、马超在中原声名尽丧之后,还能继续得到羌、胡兵的支持。

游牧族在汉末三国时代弱势的第三个客观原因,是两汉时期对匈奴持续地打击。

西汉武帝时期,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匈奴遭受重创。“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从此一蹶不振。此后若干年中,匈奴内讧不止,甚至还出现了“五单于争立”与“兄弟争国”的混乱局面。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了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匈奴率先归附东汉王朝,并与乌桓、鲜卑各族联合,向北匈奴展开连年征伐,迫使后者不得不向西方大陆迁徙。

匈奴遭到重创后,其他游牧族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大大降低了。为了增强对游牧族的统治,东汉政府还经常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将其内迁入中原,由此完成对他们的汉化。

比如羌族。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

除西羌外,倒向东汉政府的南匈奴,也开始了内迁,不断入居塞内。当时,北方的五原、定襄、雁门、朔方各郡,都能见到匈奴人的踪迹。东汉末年,梁习担任并州刺史,在任期间曾吸纳了不少匈奴贵族为己所用,并将他们发派到地方上为官。梁习经常征发匈奴青年为兵丁,“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扣押了入朝(邺城)觐见的南单于呼厨泉,并委派更亲近汉人的右贤王回去监管匈奴各部。此前,曹操还曾转战东北,大破乌桓踏顿政权,迁其众,由是三郡乌丸为曹操所用,成为“天下名骑”。

对于鲜卑,曹魏则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边对鲜卑各族首领进行册封,以确定中原与鲜卑之间的附属关系;一边又令田豫、曹彰等人出兵,以强悍武力慑服其不臣之心。如此一来,北方的游牧族渐渐无法进行有组织地抵抗。

3:骑兵战术的成熟及其反制手段

当汉末军阀遭遇游牧骑兵时,他们是如何取胜的?不妨以公孙瓒为例。

公孙瓒,幽州涿郡人,被誉为“白马长史”。王宝刚饰。来源:电视剧《三国》

据《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

公孙瓒此战,以数十骑对数百骑,战而胜之。虽说其规模不算多大,却有典型意义。因为中原骑兵在组建之初,是远不如公孙瓒这般“生猛”的。相反,早期中原骑兵的主要作用,更多在于侦察与骚扰。换言之,先秦时期的骑兵,只是充当辅助作用,并未上升到战略角度。

如《六韬·均兵》中就说:“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值得注意的是,似公孙瓒这般用骑兵直接冲击敌人的战阵,也同样被《六韬·战骑》认为是“九败”之一,非常不可取。可见,先秦时期的中原政权,对骑兵的运用还比较有限。

那么,游牧族的作战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史记·匈奴列传》有记载:“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短矛)。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这说明,游牧族的作战方式是一种较为松散自由的、以侧面进攻为主的“游击式”手段。所以,一直到西汉初年,游牧族也鲜少与中原军队发生大规模的正面碰撞。另外,游牧族天性逐利,却不会因利舍己,选择更加困难、危险的贴身肉搏战术。他们虽然会随身携带短刃,但从他们自称“引弓之民”来看,射术才应当是他们的主要攻击手段。

回头再看公孙瓒此战,便能发现汉胡骑兵在这个时代的明显区别。

首先,对比一下双方的战术。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在与鲜卑的交战中,公孙瓒的“莽”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敌军十倍于己,公孙瓒却很清楚,“今不冲之,则死尽矣”,于是他立即带着麾下骑兵直接冲击敌军阵营,并与鲜卑骑兵“贴脸”厮杀,从而让他们无法发挥出自身高超的骑射本领。

这种骑兵战术上的变革,是汉末军阀“吊打”游牧骑兵的主要原因。

早在西汉初年,便有人发现了中原骑兵难以弥补的一个劣势,那就是骑兵们的骑射之术。晁错曾对汉文帝说:“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的确如此,生活在农耕社会中的中原骑兵,自然无法像游牧族那样,从小就得练习骑射之术。

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在率领骑兵出征匈奴时,沿袭了步兵交锋之时横冲直撞的思路,选择带领骑兵直冲敌军大营。比如霍去病,就曾“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百余里”,见到敌人后,他率领麾下骑军“合短兵”,与敌人近身搏杀,最终得以“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 。

长途奔袭、转战千里,在遇到敌军后快速冲击,与之短兵相接,是霍去病骑兵战术的一大优势。汉末军阀在与游牧族的交战中,也延续了这种快、准、狠的战斗风格,以横冲直撞的方式,酣畅淋漓地赢下战斗。

为了更好适应这种冲击肉搏的骑兵战术,汉末中原的骑兵队伍在坐具、兵器、铠甲上,都有了明显变化。

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早期战马上面,是没有马鞍这种坐具的;但到了汉景帝时期,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而且,从西汉初期到魏晋时期骑兵马鞍前后的鞍桥来看,它已经越来越高。显然,在马镫未成型的时候,中原骑兵加高马鞍鞍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增加一定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除坐具外,军中使用的主要兵器,也有所变化。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长柄武器明显更有优势。是以,汉末骑兵用来交战的兵器,多为长柄的戟或矛。如上文所见公孙瓒手中的矛,以及吕布的戟。当阳长坂坡一战,张飞率二十骑断后时,也曾瞋目横矛怒曰:“可来共决死!”结果无人敢应。

张飞据水断桥,曹军无人敢应。李靖飞饰。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更可怕的是,汉末中原骑兵在后期甚至配备上了重铠。非但骑兵已经披甲上阵,就连战马也不例外。曹操进攻马超、韩遂时,便曾带着一支重型骑兵“耀武扬威”,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说明在汉末乱世,重型骑兵已经被投入使用。这样一支铁骑,如果再配合上横冲直撞的冲击战术,它的冲击力和战斗力可想而知。

话说回来,或许是因为当时中原骑兵的“内卷”程度过于严重,以至于汉末三国时代的军队中,还专门出现了用来克制骑兵的部队——重弩兵。名震北疆的公孙瓒,和他麾下赫赫有名的骑兵“白马义从”,便用血的教训成就了重弩兵的威名。

据《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绍先令麴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袁绍)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

界桥一战后,“白马义从”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的公孙瓒自此无力再图中原。在袁绍之后,诸葛亮也改进了弩机,蜀汉弩兵(如威震西南的无当飞军)得以名震一时。促使诸葛亮改进弩机的重要原因便是:曹魏骑兵锋芒太胜,对蜀国有很大威胁。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氏长于巧思,损益连弩。”裴松之引《魏氏春秋》注曰:“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与汉朝的一弩三发相比,诸葛连弩可一连十发,大大提高了弩兵进攻的覆盖范围与杀伤力。更为关键的是,连弩已经发展成了半自动性质的冷兵器,能有效节省使用者的力气不说,也能极大增强其发射效率。

试想一下,两军交战时,眼见对方骑兵冲杀而来,蜀国弩兵却不慌不忙,打开弩机装上弩箭,一瞬间,漫天箭雨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因为发射起来不太费力的缘故,理论上只要弩箭够用,他们就能无限发射;与此同时,还有几个弩兵喊着口号,合力拉开了一张十石左右的超级强弩,对准了敌军骑兵的统帅……

综上,在汉末三国时代,从骑兵与骑兵之间的正面交锋来看,游牧骑兵非但不是一般军阀的对手,也更加敌不过曹魏铁骑;若他们再不幸遇到蜀汉连弩这样的“天敌”,其下场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便不难解释,这个时代的中原军阀再怎么内斗,也很少见到游牧族有一番作为。只能说,“神仙”打架时,“凡人”就别过多掺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