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蒙·玻利瓦尔的外交思想

作者：孙若彦

摘 要：

西蒙·玻利瓦尔的外交思想来源于他的美洲国际主义教育背景以及他领导的南美大陆的独立运动。独立运动初期, 他主张独立后的西属美洲将在大西洋世界扮演重要角色。独立运动后期, 他提出了西属美洲联合的思想并发起召开了1826年巴拿马大会。大会失败后, 他又倡导建立安第斯联邦。玻利瓦尔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处理西属美洲与美国的关系, 并提出了“两个美洲”的思想。玻利瓦尔的大西洋世界外交和西属美洲联盟的实践尽管均以失败告终, 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西蒙·玻利瓦尔 (Simón Bolívar, 1783—1830) 不仅是19世纪拉美独立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 也是那个时代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交家。我国学者对玻利瓦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政治、军事思想以及大陆团结联合思想, 而对他的外交思想鲜有论及。 ⁽²⁾ 本文试图通过对玻利瓦尔在独立运动中外交活动的历史回顾和分析, 梳理玻利瓦尔外交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国际主义教育及在欧洲和美洲的经历使得玻利瓦尔具有了比同时代的拉美人更加全球化的视野, 在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外交思想。独立运动初期, 他认为新独立的西属美洲国家能够成为大西洋世界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独立运动后期, 玻利瓦尔提出了美洲联盟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拉美国家的联盟。1826年巴拿马大会失败后, 他将计划降低为建立由玻利维亚、秘鲁、大哥伦比亚组成的安第斯联邦。但是, 由于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和国家间冲突, 建立安第斯联邦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玻利瓦尔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处理西属美洲与美国的关系。独立运动中与美国的交往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两个美洲”的思想。玻利瓦尔的大西洋世界外交和西属美洲联盟的实践尽管均未成功, 但他的外交思想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外交思想遗产。

玻利瓦尔的家庭出身和早年教育背景使他受到了自由主义启蒙教育的深刻影响, 培养了跨越美洲和欧洲的国际化视野。但是, 玻利瓦尔的国际思想更多来自于他所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拉美独立运动的实践。在独立运动的历史进程中, 他坚信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西属美洲必定能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在独立运动的初期, 即1810—1816年间, 独立运动取得的成果和国际援助很少, 玻利瓦尔的声望也很小。1816年后, 玻利瓦尔发起了军事和外交攻势, 保证了大哥伦比亚在1821年事实上的独立。但与他的期望相反, 无论是拿破仑战争后的和平协议还是1820年西班牙自由主义起义者都没有给予美洲的独立以承认。西班牙美洲的命运与欧洲的外交相联系, 但并不像玻利瓦尔想象得那样对欧洲旧世界那么重要。

19世纪初, 委内瑞拉的经济繁荣和海外贸易为玻利瓦尔的国际主义视野和世界意识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当时的委内瑞拉作为西班牙在拉美的一个都督辖区, 濒临加勒比海, 交通便利, 是南美富饶的热带作物产地。与海外的可可和烟草贸易使其不仅与欧洲和加勒比的殖民地保持着十分活跃的商业关系, 还使委内瑞拉卷进欧洲在新世界的争夺及海盗掠夺。18世纪后期, 西班牙为了抵御其他欧洲国家在美洲的贸易竞争, 独占贸易收益, 准许殖民地之间进行自由贸易。1789年, 这一规定扩展到委内瑞拉, 使其拥有了更大的贸易自由。随之而来的委内瑞拉的经济繁荣比起那些产蔗糖的加勒比群岛以及墨西哥或秘鲁尽管仍非常有限, 却扩展了委内瑞拉知识精英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

考察玻利瓦尔的个人经历, 也可以发现他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绝非偶然。1783年7月24日, 西蒙·玻利瓦尔出生在加拉加斯一个土生白人贵族家庭。他的祖先是16世纪末移居委内瑞拉的巴斯克人。他的家庭当时在加拉加斯享有显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玻利瓦尔的父亲唐·胡安·维森特·德玻利瓦尔—庞特上校在玻利瓦尔未满3岁时便去世了, 教育孩子的重任便落到了他母亲的肩上。玻利瓦尔的母亲是一位聪明文雅的妇女, 她把这个家庭及拥有的万贯财产掌管了起来。但在1792年, 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玻利瓦尔先是跟外祖父一起生活, 在此期间他曾在西蒙·罗德里格斯 (Simón Rodríguez) 家里度过了一段时光。罗德里格斯是委内瑞拉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 是对玻利瓦尔影响最大的人。玻利瓦尔从罗德里格斯那里初步接受了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教育, 他们之间也从此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在加拉加斯, 玻利瓦尔还接受过被誉为“美洲导师”的安德烈斯·贝略 (Andrés Bello) ⁽¹⁾ 的启蒙教育。玻利瓦尔少年时的志向是过戎马生涯, 因而在1797年1月, 未满17岁的玻利瓦尔以士官生身份加入了他父亲曾经所在的阿拉瓜山谷的白人志愿营, 翌年7月被擢升为少尉军官。他的服役手册上对他的评价是“英勇出众, 勤奋过人” ⁽²⁾ 。1799年初, 玻利瓦尔被送到西班牙学习, 从此开始了在欧洲长达9年的生活和游历。在欧洲的经历对玻利瓦尔的青年时代产生了深刻影响。约翰·林奇 (John Linch) 作为研究拉美独立运动和玻利瓦尔的著名学者曾指出:“自由主义教育、博览群书、在欧洲的广泛旅行, 把他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特别是接触了英国的政治榜样和启蒙运动的思想。霍布斯和洛克、百科全书派和启蒙哲学家, 尤其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都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印象, 使他终生献身于理性、自由和秩序。” ⁽¹⁾

1804年, 玻利瓦尔目睹了拿破仑在法国加冕。当谈到拿破仑加冕万众欢呼拥戴的场景时, 他认为智者应该使用大众舆论来完成国家统一。他也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永恒法则, 即弱小和分裂的国家面对强大且富有野心的国家的侵略是十分脆弱的。 ⁽²⁾ 1806—1807年间, 即玻利瓦尔离开欧洲返回委内瑞拉前, 他到了美国, 造访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等城市。优越的家庭背景使他能够接触到那里的社会名流、著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 并在那里崭露头角。他逐渐领悟到委内瑞拉作为美洲的一部分和美洲作为欧洲———大西洋权力体系的一部分的重要性。对地缘政治的敏锐领悟使他决心摆脱西班牙统治, 为西属美洲在欧洲———大西洋范围内赢得生存空间。1805年8月15日, 玻利瓦尔曾在罗马城萨克罗山顶立下誓言:“不打碎根据西班牙政权的意志压迫我们的枷锁, 我誓不罢休!” ⁽³⁾

大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 争取独立的斗争分为两个阶段。1810—1816年, 独立运动取得的成果和国际援助很少, 玻利瓦尔的声望也很小。1816年后, 玻利瓦尔发起了军事和外交攻势, 保证了大哥伦比亚在1821年事实上的独立。

1810年4月, 玻利瓦尔曾代表新成立的加拉加斯执政委员会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在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佛朗西斯科·德米兰达 (Francisco de Miranda, 1750—1816) 的引荐下, 玻利瓦尔等人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韦尔斯利侯爵, 要求英国支持委内瑞拉的独立。在1810年9月8日从伦敦发给最高执政委员会国务秘书的报告中, 玻利瓦尔分析了英国对未来美洲独立所表达的“非常有利的意向”, “这些意向与目前的形势、与大不列颠可能已遇到的竞争或处于危险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报告中, 玻利瓦尔表达了坚定的争取独立的决心, “我们处于全世界的关注之下, 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我们的信用, 我们丝毫也不能偏离我们为美洲开拓的光荣道路”, “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作出努力, 传播新思想, 坚持不懈地实现全面解放” ⁽⁴⁾ 。在英国拒绝了玻利瓦尔等人的请求后, 1810年12月玻利瓦尔与米兰达一起回到委内瑞拉。他们鼓励激进派于1811年7月5日宣布独立。但是, 玻利瓦尔和米兰达发现, 欧洲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在大西洋世界的权力制衡中将美洲置于重要的位置。尽管米兰达当时具有国际威望, 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既没有得到国际援助也没有获得美国或英国的承认。英国正在联合西班牙政府将拿破仑从伊比利亚半岛驱逐出去, 几乎不可能支持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美国政府也不会支持西属美洲的独立事业, 它正在就中立国的海事权利问题准备与英国的战争。

1812年7月, 第一共和国失败后, 玻利瓦尔先去了库拉索, 随后到了卡塔赫纳。他在那里撰写了第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献《卡塔赫纳宣言———致新格拉纳达的公民们》, 其灿烂辉煌的军事业绩就此展开, 他也开始替代米兰达承担起整个西属美洲代言人的角色。

在1812年12月发表的《卡塔赫纳宣言》中, 玻利瓦尔总结了第一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 他在文章中坚信, 在新格拉纳达解放后最终所有西属美洲将取得独立, 并且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管理下的联盟。这样一个联盟将使南美可以避免困扰欧洲的为了维持均势而不断发生的战争。玻利瓦尔此时已经超越了大陆主义思想, 而选择了一个更加全球主义的政策。他意识到, 欧洲的野心导致其奴役世界其他地方, 因而, “世界所有这些地区应该建立一个它们自己与欧洲的均衡, 以摧毁后者的优越地位”, 这样一个全球均势必须纳入西属美洲政策的考虑中。 ⁽¹⁾ 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 玻利瓦尔的这个观点太过超前和乐观。

1813年到1814年那段灰暗的日子被称为“委内瑞拉历史上的恐怖年” ⁽²⁾ , 争取独立的决战十分激烈。玻利瓦尔坚信最后的胜利将换取能来到欧洲谈判桌上, 在拿破仑被击败后平叛者会承认美洲独立。他预测, 一旦欧洲战事结束, 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将会支持美洲的独立。此时, 英国是欧洲第一大国, 但欧洲大陆强国将很快形成一个新的联盟来挑战英国的霸权。“在这一欧洲政治的变迁兴衰过程中, 英国会希望看到美洲永久地依附于一些欧洲大陆强国, 因而增加美洲的财富和人口以支援这些强国来对抗英国吗?”玻利瓦尔分析指出, 英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 需要自由的西班牙美洲共和国的贸易。有了英国的支持, “美洲能够获得它的自由” ⁽³⁾ 。但是, 到1814年底, 爱国者们彻底放弃了英国支持西属美洲独立的希望。拿破仑被打败后, 费迪南七世重新恢复对西班牙的统治, 执行镇压美洲殖民地的政策。费迪南七世废除了1812年宪法, 取消对西班牙自由派所作的让步, 并没有任何承认美洲独立的举动。显然, 英国政治家并不认可玻利瓦尔关于一个友好和独立的南美共和国将会确保英国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地位的观点。更糟糕的是, 1815年2月, 西班牙派遣由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率领新的军队到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神圣同盟”在俾斯麦领导下意图扑灭1789年以来的革命浪潮和自由主义。此时的欧洲政治家“把正统性和专制制度视为安全原则, 把自由主义看成洪水猛兽” ⁽⁴⁾ 。由于不可能指望英国的援助, 1815—1825年间的大部分时间, 西属美洲面临着欧洲大国武装干涉的威胁。

或许玻利瓦尔不该指望英国会支持美洲独立事业, 但他认识到欧洲政治将会影响美洲的命运这一点却是正确的。欧洲对西半球的干涉是持续不断的, 玻利瓦尔称之为“西半球问题的焦点” ⁽⁵⁾ 。虽然他对英国的举动十分失望, 但他仍然预测一个自由主义对抗专制制度的大西洋联盟的出现。他认为, 单有共同的政治思想或许不能激发英国 (或美国) 支持西属美洲, 但它们可能会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而支持西属美洲的独立事业。

对此, 玻利瓦尔提出, 美洲应该用一个声音与欧洲大国对话。于是, 他开始担当起作为西属美洲大陆发言人的角色, 频繁发表公开声明、报刊文章, 试图向欧洲展现西属美洲最积极的形象。由于还对英国的保护寄予一丝希望, 玻利瓦尔特别注意与牙买加、特立尼达及其他英属殖民地保持联系。在1815年9月的《牙买加来信》一文中, 除了预测美洲的未来, 玻利瓦尔更多地阐述了如何争取英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们支持美洲的独立运动。他指出, 赞同西属美洲独立的国家将会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西班牙如果没有强大的欧洲联盟的支援将不可能指望占领辽阔的南美大陆和人民, 欧洲联盟将改变大西洋的权力均衡。“难道欧洲连自己的利益都不屑一顾?”玻利瓦尔指出:“欧洲若执行明智政策的话, 应该制定并实施美洲独立的计划。这不仅因为世界的均衡要求这样做, 而且因为这是建立海外贸易的合法和可靠的途径。” ⁽¹⁾ 玻利瓦尔在文中承认美洲将分成15到17个共和国的现实, 但他一直想把西属美洲新独立国家变成潜在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他认为, 欧洲不应该感觉受到这些共和国的威胁, 因为不同于君主制, 这些国家没有内在的扩张动机。最后, 玻利瓦尔明确提出, “只有团结才能驱逐西班牙人, 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 这种团结不是从天而降, 而是靠实际的效果和很好的努力” ⁽²⁾ 。

此外, 玻利瓦尔还敦促其他美洲领导人, 包括阿根廷的何塞·德·圣马丁 (Joséde San Martin) 、马丁·波雷东 (Martin Pueyrredon) 、智利的贝纳尔多·奥希金斯 (Bernardo O’Higgins) 、墨西哥的奥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 (Agustin de Iturbide) 一起团结起来以争取所有欧洲国家的支持。1818年6月, 玻利瓦尔为未来的哥伦比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起草了一个协议, 一旦它们的独立得到保障, 这个协议将是包括所有共和国的政治联盟的前身。这些共和国将向世界呈现一个强大的美洲。第二年玻利瓦尔又指出:欧洲和美国之所以忽视西属美洲, 是因为美洲的纷争使得它们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如果西属美洲成为一个大的联盟而非几个小的省, 欧洲国家将会给予其关注。 ⁽³⁾ 转机出现在1820年, 这一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 重新恢复1812年宪法, 自由主义者阻止了新的西班牙军队被派往美洲, 软弱的西班牙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恢复殖民统治的企图。经过1821年6月24日卡拉博博战役的胜利, 委内瑞拉最终获得了独立。这一胜利也促使美国、英国等国不得不考虑给予外交承认。

玻利瓦尔的国际思想和外交技巧在19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 其西属美洲各国联盟的思想也逐渐成熟。众所周知, 玻利瓦尔是美洲联合思想和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践行者, 他关于新独立的西属美洲国家组成联盟的思想和计划由来已久, 早在1815年《牙买加来信》中就设想过。到1821年, 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椎体的爱国者已经打败了西班牙军队, 安第斯国家也胜利在望。玻利瓦尔认识到, 仅有军事上的成功还不足以迫使西班牙结束其殖民统治, 协调彼此的外交变得迫在眉睫。

1822年1月, 玻利瓦尔指出, 一个大的美洲国家的联盟将使“欧洲感到惊讶” ⁽⁴⁾ 。1824年12月7日, 他正式向墨西哥、智利、危地马拉、拉普拉塔等地的政府发出照会, 建议召开一次拉美大陆的全权代表大会。在《致西班牙美洲各国外交部长的公函》中, 玻利瓦尔写道:“一百个世纪之后, 当后人追溯我们公法的渊源和回顾这些确保了他们的命运的条约时, 将怀着崇敬之情指出巴拿马地峡大会记录。在这些史料之中将会找到最早的联盟方案, 而这种联盟标志了我们和全世界的关系的开端。” ⁽¹⁾

在玻利瓦尔看来, 这样一个联盟能够使新独立的美洲国家成为潜在的国际力量, 与欧洲大国保持权力均衡。而且该联盟可以成为美洲国家间解决分歧的手段, 加强美洲国家的实力。在该联盟基础上形成的公法法典将作为国家之间行动的根本准则。1826年初在《关于巴拿马会议的设想》一文中, 玻利瓦尔指出:大会“以结成迄今为止全球最广泛、最卓越或最强大的联盟为宗旨”;“各国之间及每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将完整地得以维护”;“任何一国都不比其他国家弱, 任何一国都不比其他国家强”。 ⁽²⁾ 可见, 玻利瓦尔要成立的实际上是一个各独立国家平等的联盟, 是一种多元化的联合。玻利瓦尔希望英国要么成为美洲联盟的一份子, 要么成为联盟的保护者, 但他并不想使西属美洲沦为英国主导下的联盟的弱国。尽管“解放者”崇拜英国的制度, 相信美洲需要英国的保护, 但他并不对英国抱有天真的幻想。1823年8月, 玻利瓦尔曾驳斥了一个葡萄牙人的倡议, 即创立一个由英国人领导的针对神圣同盟的欧洲美洲联盟。玻利瓦尔认为, 如果英国在联盟中居主导地位, “我们将成为她的仆从;因为在与强国的联盟中, 弱国将承担无休止的义务” (3) 。

在玻利瓦尔的努力下, 1826年6月22日至7月25日, 美洲联盟第一次大会在巴拿马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美洲联邦、大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玻利瓦尔本人并未出席大会, 或许他认为他的缺席可以淡化一些领导人对他长久以来的怨恨。此次大会被称作美洲国家间第一次国际会议, 被誉为“十九世纪国际上最突出、最有胆识的团结尝试” ⁽⁴⁾ 。但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从一开始就很渺茫。阿根廷、智利、巴西和玻利维亚没有参加会议, 秘鲁、哥伦比亚、中美洲和墨西哥的代表们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到齐。英国派了一名官方代表, 荷兰派了一名非官方代表。直到会议结束时一名美国观察员才到会。大会的失败或许是玻利瓦尔最大的失望。他原本希望成立一个常设性的委员会继续已开始的工作, 该委员会将有助于解决美洲国家内部争端, 也可以以统一的身份与外部势力打交道。但是, 与会国拒绝成立一个常设性委员会, 只是重申了原已存在的双边协定。此外, 会议还通过了一个“联邦条约”, 即《团结、同盟和永久联邦条约》、一项“军事协定”和一项仲裁条约, 并通过了关于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决定。 ⁽⁵⁾ 但最后只有哥伦比亚共和国批准了上述条约。

鉴于巴拿马大会的失败, 玻利瓦尔转而倡议成立包括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参加的安第斯联邦。他认为, 这是“在联邦体制下最完美的可能的联盟” ⁽⁶⁾ 。与联盟相比, 安第斯联邦是一个更加松散的联合, 它的中央政府将负责处理有关外交、战争和财政问题, 主权和其他所有事宜均归各成员国。因此, 虽然安第斯联邦比美洲联盟规模要小, 但更加切实可行。不幸的是, 随着南美地区考迪罗的逐渐崛起以及秘鲁与哥伦比亚的冲突, 到1830年12月玻利瓦尔去世之前, 他承认其宏大的理想已经失败。正如他之前所说:“外交关系的进展总是与政府的成熟程度和其民众的和谐联系在一起。只有这些特质才能赢得尊重;没有强大的统一力量任何国家都不会赢得尊重。” (1)

玻利瓦尔外交生涯的悲剧在于, 即便他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外交技巧, 也没能使美洲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进入大西洋世界, 他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独立后的拉美浪漫派自由主义者埋头于各自民族国家的建设事业, 只要没有欧洲大国卷土重来的威胁, 美洲各共和国内部有太多的问题要应对, 它们不可能积极地参与国际上的外交活动。同样在欧洲,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和国家统一议题要比美洲联盟的议题更加重要。英国并不需要西属美洲的联盟来制衡欧洲, 或者一个统一联合的西属美洲来支持它的商业活动。因而, 西属美洲独立国家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世界事务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中没有发挥作用” (2) 。

关于玻利瓦尔对美国的看法, 在学术界存在争议, 因为人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相互矛盾的表述。如1819年2月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中, 一方面玻利瓦尔将美国称作“政治美德和道德教养的独特的典范”, “以其独特的繁荣所树立的榜样令人十分赞赏” ⁽³⁾ ;另一方面, 他又以长远独特的眼光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出了警示, 他的经典句子, 即美国“受上帝的委托以自由的名义向美洲传播贫困” ⁽⁴⁾ 广为人知, 他认为同美国结盟是很危险的 ⁽⁵⁾ 。

尽管如此, 关于玻利瓦尔对美国的看法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即他坚定地认为美国式的政治制度根本不适合西属美洲的情况。这是他经常阐述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法律和制度必须精心安排以适应特定国家的“物质条件、气候、领土的性质、地理位置、规模和其人民的生活方式” ⁽⁶⁾ 。虽然他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 ⁽⁷⁾ , 但对西属美洲则没有看好, 因为西属美洲人民长久以来被“无知、暴政和恶习三重枷锁” ⁽⁸⁾ 所束缚, 无法实行美国人那样的自我管理。

如前所述, 早在1806—1807年间, 玻利瓦尔就曾到过美国并对美国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1813—1814年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短暂存在时期, 以及玻利瓦尔重新远征新格拉纳达和西印度群岛期间, 他曾屡次派代表前往美国寻求援助, 均没有结果, 这使他对美国非常失望。特别是美国在拉美独立战争中公开持“中立”态度使玻利瓦尔恼怒。他在1815年《牙买加来信》中指出:“不仅欧洲人, 连我们北方的兄弟们对这场斗争都袖手旁观。” ⁽¹⁾ 不仅如此, 玻利瓦尔还发现, 美国虽表面上持中立态度, 背地里却从事着同西班牙谈判购买佛罗里达领土的交易, 而且还经常有美国船只向西班牙人运送物资。1817年, 两艘向西班牙人输送武器和粮食的美国船只“老虎号”和“自由号”在奥里诺科河口被玻利瓦尔的军队抓获。美国提出交涉要求归还这两艘船只。玻利瓦尔对美国代表也是他的朋友约翰·欧文说:“我们绝不允许欺侮和轻视委内瑞拉的政府和权力。为了保卫这些权力反对西班牙, 我们有一大批同胞付出了生命, 剩下来的人渴望能配得上享受同样的幸运。假若整个世界都来欺侮委内瑞拉的话, 那么委内瑞拉将像反对西班牙那样同全世界作战。” ⁽²⁾由于欧文不断坚持要求向被委内瑞拉截获的两艘美国商船提供赔偿, 玻利瓦尔最终断绝了与欧文的交往。与欧文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更加坚定了玻利瓦尔对美国人的看法, 即美国人是“以数字来指导行动” ⁽³⁾ , 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获得眼前的商业利益。

在筹划召开巴拿马大会问题上, 玻利瓦尔本来是不打算邀请美国参加未来的美洲大陆联盟的。有观点认为, 玻利瓦尔倡导召开巴拿马大会的目的是在拉美建立一个抵御美国的联盟。实际上, 尽管玻利瓦尔对美国的扩张早有担忧, 但并没有在任何文字中提到大会的这一议程。1826年《关于巴拿马会议的设想》中的主要目标是全部西班牙前殖民地成立一个常设性联盟。玻利瓦尔在其通信中关于巴拿马大会一事唯一提到北美人的是他们与西属美洲人秉性及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他认为这种差异不仅导致双方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技术差距, 还导致了美国潜在的扩张倾向。 ⁽⁴⁾ 另有观点认为, 玻利瓦尔将美国排斥在会议之外的最根本原因与文化差异和潜在的帝国主义威胁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他的世界观中的盎格鲁中心主义 (Anglocentrism) , 以及由此而来的担心———邀请美国会冒犯英国。 ⁽⁵⁾ 因为长久以来玻利瓦尔就寄希望于将新成立的西属美洲国家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 他希望英国政府不仅派代表出席巴拿马大会, 而且参与西属美洲联合, 并在其中担任指导者或保护者角色。

无论玻利瓦尔最初没有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大会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在他的思想深处, 西属美洲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经常提到的“美洲”“新世界”均是指的西属美洲, 即后来的拉丁美洲。他曾指出:“新世界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习惯。” ⁽⁶⁾ 他还曾指出:“在我的思想上, 绝对没有把美洲英语国家和西班牙语国家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形式和本质混同起来。” ⁽⁷⁾ 可以看出, 玻利瓦尔虽然是泛美联合思想的最早倡导者, 但他的泛美主义思想与19世纪后期美国开始提倡的泛美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指西属美洲国家的团结、联合, 共同反对西班牙和其他外来统治者。就在玻利瓦尔为西属美洲联合殚精竭虑、积极奔走之时, 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也提出了一套有关美洲国家国际地位及美国政策的思想主张, 即“门罗宣言”。“门罗宣言”所表达的三个基本原则, 即“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再殖民原则”, 其中核心部分“美洲体系原则”与玻利瓦尔所主张的美洲体系原则其出发点和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玻利瓦尔的这种以西属美洲大陆整体意识为核心, 主张大陆团结和联合的思想也被称为“玻利瓦尔主义” (Bolivarism) 。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 “玻利瓦尔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带有强烈民族觉醒意义的民族主义, 是“反映拉美大陆共同利益的一种民族主义”, 即“大陆性民族主义”或“拉美民族主义”。 ⁽¹⁾ 墨西哥著名学者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JoséVasconcelos) 在《玻利瓦尔主义与门罗主义》一书中指出, “我们称呼玻利瓦尔主义为西班牙美洲的理想, 就是把所有具有西班牙文化的本大陆国家组成一个联邦;我们称呼门罗主义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 即把二十几个西语国家以泛美主义的政治手段统一进北美帝国。” ⁽²⁾ 他认为, “玻利瓦尔主义是拉美抵御欧洲强国或美国的最为强大的力量” ⁽³⁾ 。19世纪古巴民族英雄、思想家何塞·马蒂 (JoséMartí) 在1891年更以《我们的美洲》为题, 告诫拉美各国人民, “我们的美洲”正在遇到“另一种危险”, “这一危险并非来自其本身, 而产生于本大陆两个部分在起源、方法和利益上的差异” ⁽⁴⁾ 。

“我也会政治博弈”, 这是玻利瓦尔在1825年说过的一句话。有学者指出:“在外交这个术语出现以前他就成了一名公共外交家”, 他的“国际思想对美洲的伟大意义如同梅特涅的思想对欧洲的意义” ⁽⁵⁾ 。1983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纪念玻利瓦尔的大会上, 墨西哥著名学者莱奥波多·塞亚 (Leopoldo Zea) 总结道:“玻利瓦尔的思想现在乃至以后仍将是极其深远的, 因为他的大陆自由与联合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⁶⁾ 他的外交活动和思想如同他高超的军事技巧一样保证了拉丁美洲国家作为独立实体的生存。他的真正才能在于他对所生活的国际社会现实的逐渐领悟和深刻理解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他是一个委内瑞拉人, 但他却设想和努力构筑一个能够减少冲突、保护弱国利益的更大的国际社会。玻利瓦尔留下了重要外交思想遗产, 包括美洲政治与欧洲乃至全球政治密不可分的思想、拉美联合的大陆性民族主义思想、两个美洲的思想等重要内容, 这些思想无论对委内瑞拉、对拉美乃至对当代发展中国家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