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中的“扩张”与“帝国主义”话语(1898-1914)

作者：刘义勇  来源：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由占领菲律宾引发的“帝国主义”争论中，美国国内关于“扩张”和“帝国主义”的话语区分也变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文化精英普遍将“帝国主义”看成“扩张”的一种特殊且败坏的形态，对前者十分厌恶，对后者则较为宽容。在他们看来，“扩张”应当包含同质性、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和非军国主义四个原则，倘若政策与这些原则相违背，便有坠入“帝国主义”陷阱的危险。在此语境下，支持占领菲律宾的美国人往往用“扩张”而非“帝国主义”作为主导话语，来界定美国的殖民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又会受到上述四个原则的规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统治方式。这种话语在塑造美国对菲占领政策的同时，也影响了美国此后的“帝国”构建路径。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群岛，其国内也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激烈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一方大多不接受“帝国”或“帝国主义”的称谓，而将其政策定义为“扩张”，如西奥多•罗斯福、约翰•卡波特•洛奇和《展望周刊》等；与此同时，“反帝主义”阵营中亦有不少公然宣称支持“扩张”的人，如安德鲁•卡内基、詹姆斯•唐宁•布赖恩等。尽管美国此后对菲律宾维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但吞并前后的这场“语义之争”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帝国主义”本身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人物的集体观念，去辨明其中的一些重要差异和症结所在，并进一步理清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那么，“扩张”与“帝国主义”这一对历史政治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又有哪些区别？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普遍注意到今天美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厌恶，对“扩张”和“帝国主义”的不同内涵也有所区分。但这些研究往往主要是源自对当下语境而非历史语义的敏感，或论述缺乏系统性和深度，甚至未加详细考辨，因此仍值得探讨。笔者将借鉴语境主义和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对二者的语义差别以及美国人对此的态度变化进行“深描”式的分析，并阐述其对美国“帝国构建”的影响。

一、“扩张”与“帝国主义”的语义关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帝国”“帝国主义”“扩张”和“扩张主义”等政治词汇在语义上有不少重叠之处。由于“扩张”和“帝国主义”在语境中成对出现的频率更高，为简化起见，本文主要选择二者进行比较(也会偶尔出现另外两个词)。大致说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同义、互斥与包含的关系，具体语义往往取决于使用者的政治立场、社会身份和个人习惯等。

　　其一，“扩张”与“帝国主义”的语义基本相同，可互换使用。今天，随着传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消亡，“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非正式帝国”等新概念的出现，“扩张”与“帝国主义”两个词并没有大的分别。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期，这种互换使用的情况也颇为常见。有的人使用较为随意，例如在西奥多•马尔伯格《扩张》这本小册子中，“扩张”与“帝国主义”的使用便没有多大差别；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如年轻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以崇尚中世纪武士精神著称的布鲁克斯•亚当斯等也都不太区分“扩张”与“帝国主义”。

　　其二，在某些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扩张”与“帝国主义”在语义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互相排斥。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或使用“扩张”为占领行为作辩护的人常常持这种立场。他们希望美国在“扩张”时仍保留“美国例外”的形象，以免与欧洲变得相似。许多例子都能反映这一点。例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阿伯特•洛威尔在《美国的殖民扩张》一文中，提到9次“扩张”(不包含标题与expansive等相关的词)，并对其进行肯定和赞扬，却没有提到“帝国”和“帝国主义”，而且他还在其他地方抨击过“帝国主义”。亨利•洛奇1900年在参议院支持“保留菲律宾”的演说中，26次提到“扩张”，并提到了“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罗马帝国”等，却并未使用“美利坚帝国”的说法。西奥多•罗斯福也很少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更从未承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帝国主义”的，却十分频繁地使用“扩张”一词，并曾撰文大谈“扩张与和平”的关系。1900年，他在接受副总统提名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说道：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我们建国起，扩张政策就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在它当前的发展中，与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将这个词用到我们目前对菲律宾的政策上是毫无意义的……我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发现过谁是帝国主义者。

　　又如，《公开法庭季刊》1900年2月社论的标题便是《扩张，而非帝国主义》；英国许多“帝国主义”的辩护者也强调二者间的互斥关系，他们相信，英帝国更接近美国式的“扩张”，而非欧洲式的“帝国主义”。如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约翰•希利说道：

　　尽管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帝国并无光荣可言，因为它们大多是通过武力建立的，而且政治生活水平很低，我们观察到，大不列颠绝不能归类为普通意义上的帝国。在它的殖民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自然生长，一种英吉利种族向其他土地的自然扩展，大多数情形下它们的人口非常稀少，以至于我们的拓荒者不用征服就能占据。倘若在这样的扩张中，没有什么荣耀可以值得称颂，它们也并非强制或不自然的。它所创造的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这种语义的相互对立和排斥主要反映了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扩张方式。有学者谈到，在征服菲律宾前，美国人往往将“帝国主义”视为欧洲式的，将“扩张”视作美国式的，是“在空旷(或被清空)的空间中施展自己的种族禀赋”，所以二者截然相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说，“在将近300年里，美国生活中占主导性的事实就是扩张”，但他也警告称：“不要被帝国主义的洪流所湮没，它将导致民主的死亡，让自由人戴上枷锁。”

　　其三，“帝国主义”为“扩张”所包含。由于美国自身的土地扩张史极其引人注目，且与“帝国主义”有不少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在美国精英的认知体系中，出于“美国例外”的优越感，二者大概既非简单的互斥关系，也非完全同义，更多的则是一种包含关系。加之“扩张”含义宽泛，既包含领土扩张，又包括商业扩张和文化扩张，这种包含关系也更合乎逻辑与常识。其中，商业和文化扩张在当时的语境下与“帝国主义”关系不大，而领土扩张中，也只有某些特定类型才属于此类。

　　这种包含关系在史料中也较常见。例如，1899年耶鲁大学社会学家查尔斯•格雷沙姆•萨姆纳在《西班牙对美国的征服》一文中，将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称为“理性扩张”。1904年，一位名叫霍雷肖•西摩的民主党人在《北美评论》上撰文，鼓吹“民主的扩张”，并将其与“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法学家约翰•比奇要求美国实行“符合宪政的扩张”(constitutional expansion)。189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在《帝国主义？》一文中，称美国侵占菲律宾是在延续领土扩张传统，但因为它的目的是商业扩张，因此要远好过专制排外的东方“帝国”。这些观点言下之意都是将“帝国主义”视作某种特殊类型的扩张，继而与自己所鼓吹的扩张类型划清界限。

　　在当时的语境下，“帝国主义”与“扩张”这三种关系并行交叉存在，但从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以及报纸期刊的文本看，后两种情形更为常见。从逻辑上讲，不论支持或反对美国占领菲律宾，只要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又不愿放弃“美国例外”的信念，势必要将二者区分或处理为包含关系，否则便无法解释美国自建国初以来的领土扩张传统。相应地，这种认知体系会产生对“帝国主义”与“扩张”不同的态度反应。

二、美国人对“帝国主义”与“扩张”态度的变化

　　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人对“帝国”一词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殖民地时期和美国早期的领导人对“帝国”颇多赞美之词，一度为北美属于英帝国的一部分而骄傲。建国后，华盛顿有“崛起的帝国”，杰斐逊有“自由的帝国”(empire of liberty)和“为自由的帝国”等语，《联邦党人文集》中多次称新生的美国为“帝国”。此传统一直延续到美国内战，著名政治家威廉•西沃德对“帝国”的向往亦广为人知。内战后，“帝国”一词的贬义色彩增加，将美国视为“帝国”的话语频率也大为降低，但并未消失。例如，富兰克林•吉丁斯称，与“俄-中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不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联合起来建立的“帝国”将有助于民主共和体制的扩展。布鲁克斯•亚当斯也主张英美结成同盟，建立一个“新帝国”，像罗马帝国一样，把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都变成其“内湖”。

　　“帝国”一词可追溯到古罗马，而“帝国主义”则出现于19世纪中期，它的贬义色彩更加强烈。但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世界狂潮的阶段，它甚至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马汉早年反对扩张，但在思想转变后，又毫不避讳支持“帝国主义”。1885年，他便把自己定义为“帝国主义者而非孤立主义者”。1907年，在给《纽约太阳报》编辑的信中，他呼吁美国人不应“羞于说出帝国主义一词”，而应大胆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他还希望美国下一代年轻人能名正言顺地贯彻“帝国主义”。在回忆录中，他又声称自己是一个“坦率的帝国主义者”。

　　美西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政府计划吞并菲律宾的消息传出，美国众多的知名人士、民间团体组建了“反帝主义联盟”，对“帝国主义”的排斥集中爆发。但他们反对的并不是经过霍布森和列宁等重新定义的“帝国主义”，即金融资本对他国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而是强调历史上“帝国”和“共和国”的不相容性。“反帝主义者”依据的是西方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古罗马由共和国转变成帝国的历史。由于频繁的对外征服，古罗马共和国阶级矛盾激化，以庞培、凯撒等为代表的殖民地(行省)总督掌握军权，进而推翻共和体制，这是精英们都熟知的历史。这种历史记忆也相应导致美国人对“帝国”强烈的憎恶，因为“帝国”的建立意味着“共和国”身份的毁灭。正如萨姆纳所说，美国的伟大源自于“对个人自由、限权政府和经济大致平等的追求”，而为了“满足征服欲与野心”的政策将会使这个“民主的共和国……变成另外一个帝国，同历史上的帝国没有什么两样。”布赖恩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也讲道，吞并菲律宾“将会危及我们的文明，将我们的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他还仿效林肯的话强调，美国不能维持“一半是帝国，一半是共和国”的状态。

　　相比之下，此时美国人对“扩张”一词并不十分排斥，甚至时常流露出好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般的“扩张”不会对共和国构成致命威胁，反而可能有益。“扩张”常带有“自然生长”“自然延伸”等中性乃至褒扬之意，它符合自然法则，与“进步”意思相近。《冈顿杂志》在评论菲律宾委员会主席雅各布•舒曼(舒曼本人自称是“反帝主义者”)的“扩张”观点时说道，“所有的进步都是扩张，但并非所有扩张都导向进步。”特纳也赞许地写道，美国人的国民性和美德是在扩张中形成的。可以说，“expansion”一词的历史含义、情感色彩均与今天有较大的差别，将其翻译为“扩张”也不太准确，它与英文中的“extension”和“enlargement”更相近，在中文语义中更接近“扩展”一词。

　　“扩张”还带有种族优越论的内涵。它往往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代表的“文明”“自由”“和平”“商业”“开拓”等相联系，而“帝国”则接近其他种族所代表的“专制”“军国主义”等不好的意象(在欧洲，“帝国”常意味着伟大、强盛、财富、父权和力量等)。阿伯特•洛威尔就曾夸耀道，“我们不要忘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扩张性的”。他声称欧洲大陆的种族都过分依赖政府，因此只会往美国等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移民，而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往条件艰苦的地区移民；希利在《英格兰的扩张》一书中说，“‘殖民帝国’的表述我们都很熟悉，但两个词并列有些奇怪。帝国一词太过军国主义，太过专制，以至于不适合描述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希利此书的标题也采用的是“扩张”而非“帝国”，似乎一个不那么“军国主义”、不那么“专制”的对外征服行为就能避免“帝国”的恶名。

　　“反帝主义者”指责支持兼并菲律宾的群体为“帝国主义者”，但对方很少接受这一称谓。西奥多•罗斯福就拒绝“帝国主义”而明确主张对外扩张，并加之以“文明”与“和平”的名义。1899年，他在《扩张与和平》一文中说道，“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带来和平。换言之，每一个文明大国的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他宣称美国在菲律宾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他还警告说，倘若“文明”国家放弃扩张，便会让“野蛮”国家得利，进而危害世界和平。他的国务卿鲁特也将美国的“扩张”美化为“文明的扩张”。

　　罗斯福还将扩张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尚武精神、男子汉气概相联系：

　　每一次扩张所以发生，是因为其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是扩张民族优异的标志和证明，而且要记住，每次扩张都为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当一个伟大的民族害怕扩张，不再进行扩张时，那是因为这个民族已不再是个优异的民族。在我们仍处于血气旺盛的青壮年阶段，仍处于辉煌灿烂的盛年的开始时期，能够和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坐在一起，和那些羸弱的懦夫们掺和在一块吗？一千个不！

　　不论是为了实现“文明国家”间的和平，还是为了证明美利坚民族的男子气概，这些显然都赋予了“扩张”一词积极的态度。

　　在“扩张”与自由和商业的联系方面，特纳的“边疆论”颇具代表性：没有扩张所带来的广袤领土与巨大机会，美国的自由精神、制度与社会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会萎缩。他意识到，美国在世纪之交面临两难处境：如果不扩张，会走向停滞；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又会增加联邦政府的负担，带来政府集权或无政府状态。因此，他建议用商业扩张取代领土扩张，继续维持美国的活力。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特纳的朋友，深受“边疆”和扩张理论影响，他一方面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并毫不犹豫地称“德、奥、土耳其、同盟国集团”等为“帝国”，却将“扩张”一词保留给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英美。他因此被威廉•威廉斯称为“边疆-扩张主义者”(frontier-expansionist)。

　　因此，基于不同的语义和情感，在美国赞成“扩张”的人远远多于赞成“美利坚帝国”的人。甚至不少“反帝主义者”也不反对“扩张”。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在“扩张”过程中掉入“帝国”陷阱，正如古罗马共和国一直在扩张，但变成帝国则从设立行省开始一样，美国在海外兼并了无法转化为州的领土后，也会走向“帝国”的噩梦。

　　最典型的是持反帝立场的美国民主党。1900年，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声称反对“攫取或购买遥远的岛屿，将其置于宪法管辖之外，而当地人绝无可能变成公民”，但它并非反对所有领土扩张：“当那些领土能变为州，当地人愿意并适合成为美国公民时，我们不反对领土扩张”，并且赞成“任何和平与合法的商业扩张”。另一位著名的“反帝主义者”——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也是如此。他虽极力反对兼并菲律宾(他曾打算以2千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菲律宾，然后让它独立)，但他并不反对合并夏威夷与波多黎各。他在1898年曾提及夏威夷说：“我并不是一个害怕扩张、提倡‘小国寡民’的美国人……只要新的领土始终属于美国人”，只要“不危害到共和国”；而波多黎各则“有着众多的白人，当地人生性和平，并愿意与美国联合”。他还认为，波多黎各人虽是“异族”，但最终会变成美国人，而不会威胁共和体制。他甚至赞成吞并古巴：“古巴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这里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战争的危险。”

　　归根结底，在反帝的美国人看来，“帝国”是与君主制、专制、武力征服或“封建贵族残余”“返祖”等意象联系在一起，而一般性的“扩张”则暗示着充满美德的共和国、自由、和平等，与美国走向强大的历史有关。无怪乎美国人大多厌恶前者而宽容后者，毕竟扩张并不总是会掉入“帝国陷阱”中，继而引发共和国的危机。他们在将“帝国”一词加诸英法德奥俄等欧洲列强，或土耳其、中国与日本时毫不迟疑，但加诸美国时则往往思量再三，以“扩张”来代替，这无疑也体现了态度的差别。基于此，如下这一现象也更好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支撑美国占领菲律宾等对外征服行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扩张”话语而非“帝国主义”话语，他们主要以“扩张”而非“帝国主义”来界定兼并菲律宾的政策，并且声称反对“帝国主义”。

三、避开“帝国陷阱”：“扩张”的主要标准

　　那么，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扩张”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怎样才算作掉入了“帝国陷阱”当中呢？“帝国主义者”马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与著名国际法学家约翰•巴赛特•穆尔的通信中，公然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赞赏，同时也特地区分了“帝国主义”与“扩张”。

　　穆尔在1913年出版了题为《美国发展的四个阶段》的专著，将美国历史概括为“联邦——民主——帝国主义——扩张”四个阶段，将美国的大陆扩张界定为“帝国主义”时期，而将海外扩张命名为“扩张”时期。马汉在信中对此提出质疑。他说，根据《韦伯斯特国际词典》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它源于“帝国”，指的是“拥有多种民族，或多种形式政府的领地……原本有军事含义，意味着某种人为的统一体，由外来的权威或政府所强加”，因此美国的大陆扩张时期并不算“帝国”，而只是民族主义时期。在“民族主义”时期，通过征服所建立的是“殖民地”(colonies)，因为这些地方后来都为白人移民所占据，成为美国的新州；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所建立的是“附属领地”(dependencies)，因为这些地方不可能有太多白人移民。

　　如果我们采用马汉的说法，那么有益的“扩张”只要避免上述“帝国陷阱”即可，如拥有“多种民族”的“附属领地”“人为的统一体”“从外部强加权威”等。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马汉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认识是较为准确的。在美国的支持者那里，如果“扩张”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非任意专断化(arbitrary)、去中心化以及“和平的”四个特征，那么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第一是同质性，这一特点与“白人共和国”的说法异曲同工。它意味着被扩张兼并地区的人民在种族构成上不能过分多元化，也不能与美国国内占主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过大差别，从而威胁到“白人共和国”的存续。

　　“帝国”被赫尔德称作“胡拼乱凑的政治体”，首要特征是种族的多元化。例如，英国派往印度的“副王”利顿说道，如果谁想知道帝国称号的含义，那么他只需“环顾四周”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帝国：“其传统多种多样，其居民也是多种多样，居于其中的种族几乎有无穷多个，形成他们特性的信仰也是数不胜数”。在这样一个政治体中，难以维系公民团体的稳定和团结，有分裂的危险。而“扩张”之所以比“帝国”更受欢迎，一个潜在假设是，“帝国”往往只是控制而无法取代新获得领土上的异族，无法为美国白人争取生存空间。

　　正是基于这一点，许多赞成一般性“扩张”的人将美国占领菲律宾视为“帝国主义”的。著名美国德裔共和党人卡尔•舒尔茨曾指出，菲律宾地处热带，“民主的制度无法兴盛”；与美国不相毗邻，且人口稠密，白人无法大规模移民，无法造就适宜共和体制的民众。因此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人口构成上来说，菲律宾都不可能“作为自治的州”加入联邦。另一位反帝主义领袖、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在与贝弗里奇的辩论中也认为，菲律宾人是“单独、特别而且人数众多的人民，他们的领土以后不会被美国人所殖民，或形成美国式的州”。此类对种族文化不相容性的担忧，对它们损害共和国公民团体同质性与再次引发类似南北分裂的恐惧，是美国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瞻前顾后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非“任意专断”的特性，可概括为“共和主义”。它涉及权力的来源，也就是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对殖民地人民来说，专断的殖民统治违背了《独立宣言》的政治原则，即统治未征得当地人的同意；对母国来说，由于殖民地人不同意其统治，那么势必要走向武力征服，最终这种“帝国主义”会反噬并危害国内的共和体制。只有抑制其领土野心，放弃海外扩张的愿望，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国内“文明程度”相当的一群人身上，才能保证美国的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按此逻辑，当满足“被统治者同意”的条件时，“扩张”阻力自然会相应减少。正如前文中卡内基赞成兼并波多黎各的理由：由于当地人欢迎美国的兼并，所以视美国为“解放者”。

　　第三是“去中心化”的政治秩序和控制，类似“联邦主义”。在种族构成完全类似的、同质性的政治体中，也存在“帝国”的可能性，这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历史上的帝国基本都存在马汉所说的、“帝国中心”与“附属领地”间的地位差别。在西班牙帝国、英帝国等统治的广袤地区，即便在主要由白人占据的领地，也缺乏地方自治权力，地位无法与母国相提并论，因此才会有北美人“无代表权不征税”的口号，以及拉美克里奥尔人对母国统治的反抗。

　　不过，美国这种“去帝国中心化”的联邦主义扩张模式有可能摆脱“帝国”的名号。在美国建国初的一系列《土地法案》中，其国父们也正是以此有意识地来区分美国的扩张，强调各州之间的平等地位，与英帝国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形成对比。英帝国的辩护者也不同程度地以“联邦主义”来为自己开脱。约翰•密尔说英帝国是一个“不平等的联邦”；里奥纳德•霍布豪斯称之为“松散的、非正式的和半联邦主义的英殖民帝国”。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一场“英帝国联邦化”的运动，试图效法美国的联邦模式，将帝国“联邦化”，来协调“自由与帝国”(libertas et imperium)之间的矛盾。在兼并菲律宾问题上，舒尔茨、乔治•霍尔等“反帝主义者”均认为，要保留征服的领土，除国家安全所必须外，需以建州为前提条件，以避开“帝国”陷阱。这也是“联邦主义”原则的体现。

　　第四是和平与非军国主义的原则。正如西奥多•罗斯福和希利极力强调的，帝国的主要特征是专制和军国主义，扩张则并非如此。若是统治不经当地人同意，种族成分多样，且缺乏地方自治，便唯有在武力征服后再用武力进行专制统治，这将陷入恶性循环。而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多是通过和平谈判、领土购买等方式实现的，且这些地方最终都变成了联邦平等的成员而非永久殖民地，因此是和平的扩张。

　　这四个特点是在理想状况下区分“帝国主义”与一般性“扩张”的重要标准，也是不少“扩张”支持者能接受的或有益的“扩张”。它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不仅支持经济和文化的扩张，还能接受某种形式的领土扩张，只要它大致符合这四个条件。

　　但倘若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这四个条件并非严格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杰斐逊、门罗等梦想吞并古巴，卡内基支持兼并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可能满足其余3个条件，但显然不满足种族同质性；舒尔茨和霍尔的言论似乎也表明，倘若菲律宾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州，那么种族差异也可以接受。此外，美国一直以来对本土印第安人与黑人的统治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更谈不上“和平”的扩张。在论辩期间，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的“扩张主义者”为了将对方钉上“帝国主义”的耻辱柱，还往往会不自觉地“美化”对外征服的历史，而丑化眼下对外征服的现实。这更说明，“扩张”只是一种权力话语，而非前后一致、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

四、“扩张”话语对美利坚帝国的塑造

　　“扩张”作为权力话语的模糊性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吞并印第安人居住的西部领地、夏威夷和波多黎各都可以被视为“扩张”而非“帝国主义”，那么占领菲律宾同样也可能被归类为“扩张”，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污名。因此，占领菲律宾支持者常见的一个话语策略是，将布赖恩、卡内基等心目中的“反帝主义”偶像——杰斐逊进行重新的解读，进而重塑乃至“发明”美国的扩张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并不是将杰斐逊鼓吹为“帝国主义者”，而是声称杰斐逊不仅是一位反对暴政的共和主义者，更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扩张主义者”之一，将其称为“扩张之父”，购买路易斯安那便是他在“扩张”方面的伟大功绩。他们声称，自己不仅没有违背杰斐逊定下的立国原则，而且还继承了自他以来美国向外扩张的事业。威尔逊也是如此。1896年，他也曾哀叹“愉快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随后又为美国“意外获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等“新边疆”而振奋不已。1903年，他发表题为《美国的扩张与性格》的演说，赞扬美国的殖民扩张，将其与英格兰在北美的扩张相提并论。1916年，威尔逊还批准从丹麦手里买下维尔京群岛，在他看来，这一行为也属于“扩张”，而非“帝国主义”。

　　然而，“扩张”话语毕竟主要代表一种反国家主义的、去中心化的对外侵略形式。不论占领菲律宾支持者使用这一话语时是否真诚，其实际政策的选择至少受到“扩张”核心含义的限制，更常见的是，使用者、话语与政策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相互塑造和建构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扩张”话语意味着美国应采取与欧洲殖民统治不一样的政策。既然欧洲是“帝国主义”，而美国是“扩张”，那么如何在殖民政策上体现出差异性呢？美国殖民者宣扬最多的，莫过于对菲律宾人“自治”能力的培养及其利他的意图。即便是后来宣扬“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也以此为由来支持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正如此前所说，他多次称菲律宾为美国继续“扩张”的“新边疆”。埃雷兹•马尼拉评价说，这也意味着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需要某种合法性，其政策需尽可能地获得菲律宾人的支持和“理解”，向菲律宾人证明美国仅仅将他们的“福利放在心里”，而非谋取私利。为此，美国殖民统治者不仅特别迷恋于对菲律宾人的政治“教育”，而且还顺理成章地在菲律宾一步步推行代议制政府。以至于在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威尔逊时刻”，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公开赞扬美国在菲律宾的“自治”试验，并以此向英国政府施压。

　　其次，在声称支持“扩张”的群体中，布赖恩、卡内基等反对占领者大多认为，菲律宾不适合建州成为联邦的成员，其结果只能导致美国拥有永久殖民地；而支持者则一度相信它可以成为联邦成员。他们考虑像对待过去的西部领地一样，在菲律宾建立新州，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帝国”。他们称，这种方式只是“循旧例”，让宪法“追随国旗”，让联邦“自然生长”。

　　由于在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的人当中，更多的是“扩张”话语的信奉者而非像贝弗里奇一样的“帝国主义”话语的信奉者，这套政策曾一度被认真付诸实施。早在1900年12月，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时，在菲律宾总督塔夫脱的帮助下，倾向于与侵略者合作的菲律宾上层人物便成立了联邦党(Federalistas)，在其纲领中，表示要“让自己美国化”，接受美国的“原则、政治习惯和特殊的文明”，并最终成为“美利坚联盟”的一个州。波多黎各也有类似的“联邦党”。在“海岛判例”中，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被作为非合并领地(unincorporated territory)，与夏威夷、阿拉斯加等合并领地区分开来。后者是明确以建州为目标，前者则不是。但这并未彻底断绝菲律宾加入美国联邦的希望。直至1904年，声称支持“扩张”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党人霍雷肖•西摩仍在问，“倘若我们获得菲律宾不是为了建立美国式的领地和州，又是为了什么呢？”他相信，这是美国的“扩张”区别于英国“帝国主义”的重要标志。

　　最后，“扩张”话语并不排斥菲律宾的独立，它还试图将其纳入美国的松散“邦联”或“同盟”体系，维持两者间的特殊关系。

　　由于菲律宾人并不像波多黎各、夏威夷那样“顺从”，而更类似桀骜难驯的古巴人，加之当地炎热的气候地理条件，一些占领菲律宾的支持者也很快意识到，菲律宾很难被并入联邦，菲律宾人也很难成为“美国公民”。在此情形下，他们事实上逐渐与布赖恩与卡内基这两位“反帝主义者”的主张趋于一致。威尔逊起初以“新边疆”为由，支持长期保留菲律宾，但后来态度发生了转变。他在1912年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们兼并了一个“太平洋上7,000英里之遥的新边疆”，“菲律宾令人沮丧的气候”让“寻求减压阀”的任务变得无比艰巨，要“耗费年轻人的大量精力”；因此，“我们认识到了美国人无法自由地释放自己。我们不得不满足于愉快地待在自己的家里”。自此之后，威尔逊开始支持菲律宾独立，并宣称“美国将不会再通过征服占领哪怕一寸土地”，罗斯福和塔夫脱此前也有类似表态。

　　菲律宾不是美国进行领土兼并的合适对象，却给美国提供了另一种扩张的机会，即“盟友”或“文明”的“扩张”。早在1900年，围绕参议院中乔治•霍尔为代表的“反帝主义者”和贝弗里奇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之争，《公开法庭季刊》发表了题为《扩张，而非帝国主义》的社论，试图用“扩张”去调和二者之间的观点。该杂志反对霍尔彻底放弃菲律宾的意见，主张保留菲律宾，但它同时声称，不应让菲律宾作为美国的附属领地而存在，也不应让菲律宾人成为美国的“臣民”(subjects)，而是应给予其自治权，让他们成为美国的“独立盟友”。“尽管我们给予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独立，我们却无须放弃在这些岛屿上的要塞和港口。”它希望菲律宾建立若干个“联邦共和国”，然后再与美国组成一个松散的“邦联”，与美国拥有一个共同的法院，裁决相互之间的争端。这样一来，“通过赐予群岛上的居民以独立和自治，甚至是主权，但保留这里的要塞，我们可以是好的扩张主义者，同时又是彻底的反帝主义者”。文中说道，它所说的“扩张”是“工商业的扩张”，“是占据一些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要塞，以在战争情况下保护我们的利益，而不是领土扩张、干预他国的内部事务”。它虽然也对菲律宾的自治能力持怀疑态度，但仍然相信菲律宾可以在美国家长制的管理之下，通过传授自治的原则最终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该杂志在结尾的“扩张主义”话语也颇值得玩味：

　　真正的扩张将是依据着美国自身历史发展的原则，将地方自治的责任和福佑扩大至我们影响之下的人群。帝国主义只是炫耀，而得不到任何实利。帝国主义将损害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的国家走向帝国主义，也不应反对扩张……如果我们孩子的脚长大了，我们不应当让他们穿大一号的靴子吗？

　　由于对“帝国主义”甚为敏感，该杂志甚至不接受对菲律宾“保护国”的称谓。1901年3月，它再次发表题为《不是保护国，而是盟友》的社论，在保留菲律宾群岛上的重要战略据点，不允许菲律宾完全独立的前提下，希望改变对菲律宾的称呼，不声称对其享有主权，也不再称之为保护国，而是称之为“盟友”，官方的正式名称为“结盟的诸共和国”(allied republics)，以让美国“既能更容易地在群岛上立足，但又获得当地人的善意和友谊”。

　　这段话对“扩张”的政策意涵，即建立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盟友”或特殊关系，进行了很好的阐释。这种设想越来越常见。例如，塔夫脱称，“将为促进菲律宾人民的自治能力和繁荣，无限期地保有菲律宾群岛”，菲律宾是否独立，取决于具备了自治能力的菲律宾人民的选择。同时他认为，随着菲律宾人民享受到了关税的好处，即便是具备自治能力之后，与美国的关系也将类似于澳大利亚、加拿大与英国的关系，而非完全独立。尼古拉斯•巴特勒对菲律宾未来的定位也是与美国同处于一个松散的“邦联”(commonwealth)之下。从今天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现状来看，这段话更具预见性。

　　这些都似乎与贝弗里奇等所主张的“帝国主义”渐行渐远。在贝弗里奇那里，“扩张”与“帝国”是不分的，二者意思基本一样。他丝毫不避讳称美国为“帝国”。相比其他以“扩张”而非“帝国主义”来界定美国对菲政策的辩护者，他对美国的传统进行了一个更为大胆而激进的“发明”，即以“美利坚帝国”来定义美国的政策性质和目标。在其最为著名的演说中，他将杰斐逊称作“共和国的第一个帝国主义者”，宣称正是从杰斐逊起，美国不断地在扩展自己的“帝国”，开始了“星条旗的征途”。而美国人要做的，便是以“伟大共和国和自由制度的名义，建立起从地峡运河到夏威夷、古巴和南海(southern seas)的美利坚帝国”。他对《泰勒修正案》痛心疾首，时刻想要推翻它，将古巴纳入美国的直接统治。在詹姆斯•布赖恩接受民主党提名，并且公开声明“反帝主义”立场后，贝弗里奇1900年9月25日在芝加哥共和党的竞选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帝国之星》的演说，与布赖恩针锋相对。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20次“帝国”，并将华盛顿、杰斐逊都列入“帝国主义者”的行列。

　　但对多数支持占领菲律宾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杰斐逊不是“帝国主义者”，而只是“扩张主义者”。尽管贝弗里奇一度颇受欢迎，但很快其“帝国主义”话语就遇到质疑。质疑之声不仅来自反对占领菲律宾的群体，而且来自支持占领的“扩张主义者”。典型代表是美国影响较大的两个“扩张主义”刊物——《展望周刊》与《独立周刊》。它们主张占领菲律宾，但也不满地写道，当贝弗里奇在国会中大谈永久保留菲律宾时，感兴趣的并不是菲律宾人民，而是菲律宾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主张在菲律宾建立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政府”，尽量少地给予菲律宾人自治权利，目的只是像英国在香港一样获取经济利益，将菲律宾打造成“美国的香港”。《展望周刊》直言，贝弗里奇的演说“让那些希望通过支持扩张来扩展美国制度而非贸易的人感到失望……只有通过权利、正义、责任和自由，美国才能扩张；将我们主权的扩展建立在别的基础之上，将会是放弃而非扩张美国的理念”。最终美国在菲律宾的政策也可以证明贝弗里奇的设想并未成为主流。即便是洛奇，也声称美国不会传播英法式的“粗糙物质主义”(crass materialism)。贝弗里奇建议重新考虑吞并古巴、多米尼加，反对在菲律宾建立“代议制”的政策均未被采纳，只好将主要精力转向鼓吹进步主义改革方面。可见，即便贝弗里奇等“帝国主义者”在推动兼并菲律宾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负责接手统治的却大多是如舒曼、塔夫脱、威尔逊等“扩张主义者”，他们将菲律宾视为美国扩张的对象，也试图对其进行“共和主义”的改造，甚至允诺、推动其独立。

结语

　　总的说来，“扩张”与“帝国主义”的语义差别有其历史原因，它主要源于美国从大陆向海外扩张的转变。此时，美国以“天定命运”为口号的大陆扩张取得了很大成功，反对派的声音也已被遗忘殆尽。尽管大陆扩张也间接导致内战，但总体说来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被美国人视为与欧洲“帝国主义”相似但又有着本质差别的方式，尤其在“同质性”“去中心化”“共和主义”以及和平而非军国主义等特性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而美国吞并菲律宾的政策似乎与这些标准完全相左，美国作为“共和国”的身份遇到危机，“帝国主义”与“扩张”的差别也变得尖锐化起来。

　　这些特性事实上很难经得起推敲。有学者指出，美国在西部所谓“扩张”的对象并非无主之地，而是属于印第安人的领土，因此从人口构成来看是“异质性”而非同质性的，所谓大陆扩张是“扩张而非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神话；贝弗里奇等“帝国主义者”也曾多次提及，美国的统治并没有征得当地印第安人，以及国内众多黑人和奴隶的同意。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也是其难以抹去的污点。它虽然后来允许菲律宾独立，允许夏威夷建州，但今天也仍然残存着“传统帝国”的痕迹，如关岛、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等便属此类。而即便像一些“反帝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前殖民地以平等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是否就能轻描淡写地说它是“扩张”而否定其“帝国主义”的性质呢？这无疑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

　　当然，这种语义差别也的确折射着美国一直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反国家主义”等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源自美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但反过来又塑造着美国的“帝国构建”路径。可以看到，出于各种原因，多数支持帝国扩张的美国人并没有像马汉和贝弗里奇那样宣扬“坦率的帝国主义”，美国的年轻一代也没有像马汉期待的那样，拥抱“帝国主义”这一名称；他们主要还是以“扩张”作为主导话语，尽量将海外扩张粉饰为传统之内而非传统之外的变化。这种策略可能有助于短期的对外征服狂热或内部妥协，但对长期占领有色人口稠密的殖民地，构建与欧洲并驾齐驱的

　　“美利坚帝国”并无太大助益，无法提供持续的、强有力的观念支撑。换言之，欧洲式的“帝国荣耀”观念对构建种族多元化、军国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帝国”也许是必要的，而在美国式“扩张”话语的优先次序中，这种传统帝国似乎缺少先天的合法性，菲律宾最终只是美国的一个“临时殖民地”，它某种程度也预示着美国此后在古巴、海地、墨西哥乃至德国、日本、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的“帝国构建”模式。这一“帝国”往往藏匿于“盟友”、“合作”和“秩序”等较少等级制色彩的名称之下，主要依靠的也是较为“去中心化”的海上霸权，而非更加集中的陆上权力。因此，诚如查尔斯•梅尔所言，相比古罗马帝国，美国在海外的“帝国构建”与古代雅典的“帝国主义”(如提洛同盟)更为相似。

　　还需注意的是，美国历史上不仅有“扩张”传统，而且有否认“帝国”和“帝国主义”的传统，或所谓的“帝国健忘症”。自19世纪末的反帝主义运动以来，每当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分歧与争议的时候，往往会有美国人大声指责“帝国主义”，而在风平浪静的时期，又会出现“健忘”的情形。例如，美国学者沃尔特•纽金特、小约瑟夫•奈以及尼尔•弗格森等都注意到，美国人厌恶称本国为“帝国”或“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不敢自承其名的帝国”。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政治人物也公开否认美国有“帝国”的野心。还有学者发现，“美利坚帝国”本来在新闻中是冷门术语，但在伊拉克战争后却频繁出现。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伴随着对战争的关注退潮，这个词的热度亦大大消退，“帝国”似乎仍是其他国家的事，而与美国距离遥远，甚至那些曾经大声疾呼的美国人可能内心也并不真的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而只是敲响警钟、借题发挥而已。

　　倘若将“扩张”与“帝国主义”继续视作包含关系的话，可以认为，美国的“扩张”往往是和风细雨式的，而“帝国主义”则类似狂风骤雨。但“帝国主义”这种状态却又经常是由日积月累的、看似“去中心化”或“非集权化”的“扩张”所带来的：当“和平”的扩张受到强烈阻碍与反抗时，又会出现“替罪羊”，刺激美国政府的武力干涉，而令美国人自己也感到恐惧的“帝国”阴影亦在这一过程中愈益接近。这一带有欺骗性和自欺性的战略文化可能导致更加剧烈的冲突。正如威廉•威廉斯和戴高乐等所注意到的，比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帝国”更危险的是，它始终不愿承认，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如果美国的权力精英和公众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世界会少些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