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故事二十世纪最完美女间谍

作者：王静 

本文首发于《黑龙江广播电视报》头条号

给杨靖宇送密码本，为苏联偷原子弹情报，特工生涯从未暴露身份

二战结束后，一个德国女人返回当时的民主德国。在接受干部审查时，她只说了一句，对方就打断了她：“丫头，不用说了。”这名老练的干部一听就懂，这个女人的工作他不便知道。就这样，她的干部履历上有20年的空白。

又过了30年，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纳克支持下，她的自传《索妮娅报告》问世了。虽然出版时删节了部分内容，却依然引起世界轰动，她被读者膜拜为“最完美间谍”。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做了长达20年的特工，却从未暴露身份。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叫《谍海忆旧》，目前在旧书网上标价已经翻了6倍。这位笔名鲁特·维尔纳的作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共产国际女特工——索妮娅。

德国：库钦斯基小姐

维尔纳是这位传奇女性的笔名，索妮娅是她做特工时的代号，汉布尔格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姓氏，而她的真实全名已经无从知晓，人们只知道她来自库钦斯基家族——一个进步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

维尔纳出生于1907年，母亲是位英国画家，父亲罗伯特是著名统计学家，在德国工人中威望很高。“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每个月都计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谎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总是回避这个问题，可它对于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工会却是有用的。”哥哥于尔根就更牛了，是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被称为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他们一共兄妹6人，5个是共产党人。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那年只有19岁。

1930年，23岁的维尔纳跟随丈夫罗尔夫来到上海。罗尔夫·汉布尔格在英租界做工程师，夫妻俩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汉布尔格夫人很快就融进了上海的上流社交圈，看上去和当时的外国阔太太们别无二致：家务有仆人做，每天只是赛狗、看电影，学着和中国人谈论桥牌和麻将。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我扪心自问，是不是只能在理论上做个共产党人，不懂得这里的实践完全不同于在家里？”可是，维尔纳知道自己不能排斥眼下的生活，因为一旦从事地下工作，表面的资产阶级阔太太生活，是最好的保障。她盼着早日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上海的潮湿和闷热让索妮娅很不适应，她开始呕吐不止，起初以为自己是水土不服，直到她感到“肠子在蠕动”，才被医生告知：已经怀孕5个月。而就在这时，她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闺蜜、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下，身怀六甲的她成为“红色谍王”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的第一个助手。

上海：汉布尔格夫人

1987年，鲁特·维尔纳故地重游，不但在北京见到了老朋友陈翰笙，还在德国驻华领事陪同下，找到了她当年在上海的住处——霞飞路1464号。这座宛若花园的庭院里，装着这位耄耋老人太多的回忆。半个多世纪之前，这里是法租界，初为人母的她曾在这里给儿子洗澡，也以女主人身份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秘密聚会做掩护。

为佐尔格工作之后，汉布尔格夫妇从朋友瓦尔特家搬了出来，精挑细选之后，他们看中了霞飞路1464号。“我们从所有四个房间都能看见绿地，看不见别的房屋。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2条或者3条不同的大街。理查德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我这里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理查德之外，还来2个或3个中国人，偶尔也来一个或者两个另外的欧洲同志。”汉布尔格夫人从未参与这些谈话，她只在楼下放哨，并要求仆人们没有召唤不许擅自进入室内。“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成了我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我，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佐尔格从未教汉布尔格夫人工作方法，她无师自通。“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我也会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对于汉布尔格先生来说，他当然不希望自己安稳、富足的小日子被打破。从妻子第一次提出想要继续为党工作开始，他就急切地请求她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他正在一个陌生的、困难的国家为谋生而奔波，为了对我和孩子负责，他必须劝阻我。罗尔夫还从未禁止过我做什么，更未限制过我的自由，但这一次他似乎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次争执使我和他都很激动，也就是在这次争执当中，我打定主意，一旦与党接上关系，绝对不让罗尔夫知道。”政治上的分歧导致这对恩爱夫妻开始貌合神离，“在上海的3年里，罗尔夫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住宅成了地下工作接头的地点，装满情报资料的箱子长期藏在衣橱里。有一部分同志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却不认识，有时碰上他们，也只装作是无关紧要的商人。” 汉布尔格先生绝对是“暖男”一枚，妻子不但没有回头，还最终把他也熏陶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家中的壁橱里，放着两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佐尔格交她保存的印刷品和武器。她也为自己和儿子准备了第三只箱子，随时为转移到别的城市做准备。这时佐尔格将一位同志藏在她家中，她不得不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他说这对于孩子和我太危险了。我告诉他，如果我连这件事情都不能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这场夫妻大战最终还是以丈夫妥协告终，可获胜的妻子明白，她的“汉布尔格夫人”身份应该不会时间太长。

伪满洲国：红色特工索妮娅

1933年，佐尔格因为局势需要被调回莫斯科，跟随前往的汉布尔格夫人这才知道，她在莫斯科的代号叫“索妮娅”，是佐尔格为她起的。根据组织安排，索妮娅把两岁儿子米沙交给父母抚养，自己则和另一位同志恩斯特以情侣身份来到沈阳。以书商职业作为掩护，开始了在东北的工作。他们曾为抗联部队提供炸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制造炸药的材料交给他，是一种特殊的技能。这位游击队员既勇敢又能干，但他却不懂得如何进行地下接头。”

根据《红色国际特工》一书记载，1934 年9月，索妮娅奉命为杨靖宇送密码本。她从沈阳出发， 在达龙泉与一位赶马车的中国同志接头。按照约定，索妮娅径直坐上了马车，对于很少见到欧洲女人的中国山区老百姓来说，索妮娅一路上回头率颇高。在密林深处的“木柯楞”里，索妮娅见到了杨靖宇，一个中国人中罕见的高个儿军人，足有1.93米！索妮娅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杨靖宇说：“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跟国际联系不上。”索妮娅立刻自告奋勇帮忙，不但很快查出了发报机的故障，还随手用镇纸和木尺做了一个简易的发报机电键，让在场的抗联战士对她佩服不已。索妮娅问杨靖宇，黄铜尺上刻的字是什么意思？杨靖宇告诉她，“此中有真意，得寿500年。”就是说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会长寿的。

作为一次执行任务的条件，组织上同意索妮娅把儿子米沙接回身边。这个中国出生、长大的“洋娃娃”此时的中文水平和同龄中国孩子几乎无异。索妮娅奉命与一位哈尔滨的李姓同志接头，彼时的哈尔滨，让这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都不寒而栗。“在我生平所看到的城市中，当时的哈尔滨是最为阴森可怖的城市。除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在那里生活的主要是俄国流亡者，他们身上都带有与十月革命不相容的旧时代印记并且彻底堕落了。许多人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这样一番景象在一个中国城市里显得比在欧洲更加可怕。乞丐、小偷、妓女决定了城市的形象，晚上人们不敢单独到街上去走动。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我夜晚去一个偏僻的墓地入口处与李接头。我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偶尔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那里踉踉跄跄地走过去，我感到害怕，倒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我等了10分钟，越等越害怕，我被人辱骂了两次。等待了25分钟，李也没来。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城市，次日夜晚我再一次去那个墓地，这一次我等待了20分钟，李仍未出现，我心情压抑地返回奉天。”后来根据来自中央的消息，李对任务害怕了，不过，虽然他舍弃了工作，但并未出卖任何人。

在回忆录里，索妮娅说他们最喜欢也最重要的同志叫做“冯”。《红色国际特工》作者之一张晓宏说，“李”“冯”现在已经很难对号入座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名字并不重要。这些特工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太多，包括自己的生活。

在沈阳，索尼娅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而这时她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丈夫罗尔夫和男友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多一层掩护。1935年，索妮娅在哈尔滨拿到签证返回欧洲，后来在波兰生下女儿。罗尔夫没有介意孩子不是他的，告诉索妮娅回到欧洲一定去找他，这样的包容让恩斯特都感动不已。罗尔夫一直掩护索妮娅到1939年，两人才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之后罗尔夫只身返回中国。

德国：作家鲁特·维尔纳

离开中国后，索妮娅先后在波兰、瑞士、英国续写她的谍报传奇，其中最出彩的成绩是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以至于苏联红军情报局长都忍不住赞叹：“假如我们在英国有5个索妮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战争结束后，这位功勋女谍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德国，从事谍报工作20年，她从未暴露身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回国后，她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甚至在知天命的年纪辞去公职专职写作，笔名鲁特·维尔纳。她的第一部小说《不平凡的少女》就是以东北抗联为背景。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新出版《索妮娅的报告》，不但恢复了原版删掉的那些段落，还专门请记者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3个儿女，请他们表达了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共同母亲的爱和敬仰。

这位20世纪最传奇的女特工，2000年安然辞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