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间谍万斯白妻子自述：见识到日本人的残酷

万斯白（1888－1943），中国籍意大利人，国际著名间谍。1920年9月加入张作霖的特务机关。1932年2月14日，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威迫下为日军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效力，因有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满情绪、同情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而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1936年9月初出逃并以《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空前而深刻的揭露。1937年8月，移居马尼拉。1942年初，日本占领该地，万斯白被发现并遭逮捕，翌年遇害。

《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记录了万斯白在日本特务机关工作期间的种种经历及见闻，揭露了日本间谍在华活动的大量秘密，如日本间谍在中国的组织及活动、张作霖如何被杀细节、日本人在中国如何压榨民脂民膏等。

钱财都被抢光

（1936年初）在我的丈夫乘坐飞机飞向大连后的几个小时内，我就做好了第二天乘火车的种种准备。知道他已经脱险，我很庆幸，我对自己倒不是十分担心，只要在24小时之内，他离开哈尔滨不被日本人发觉，他就能走得远远的了。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两个孩子，14岁的女儿琴纳维佛和8岁的儿子意大罗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这一路上我们都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害怕日本人会追上来。下午2时，我们登上了开往青岛的轮船，我和我的丈夫约好在船上见。正当我们在房间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叫小新义的日本人，自称是日本侦探，带着日本警察走进了船舱。他查看了我们的护照，并给我看从哈尔滨发来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命令他逮捕我们，并把我们送回满洲去。我刚看完电报，他就开始搜查我们的行囊，把所有有价值的物件都取了出来。行囊里有1000块钱、665个俄国金卢布、345元美金、两只钻戒、两只别针、两串颈珠、一对蓝宝石戒指、两只金手表，全被他抢走了。他还让我交出戴在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当我拒绝他时，他在我的肩上重重地击了两下，骂我是“俄国猪婆”。

我的孩子看到了我受欺负，一面哭着一面骂着要和他拼命。我死死地拉住了我的孩子，生怕他们也被这日本人打。而他若无其事地把抢来的财产藏在口袋中，离开了舱房。
当他忙于搜寻财物的时候，我的女儿悄悄地把她私藏在箱子里的390元积蓄藏进了她的胸衣中。在途中我把这笔钱私下给了同船的一位上海律师，想让他帮我们想想办法，但不幸的是，我们私下的接触被小新义看到了，钱又被抢走了。

被日本人押解回哈尔滨

这时我的丈夫也到了船上。还好意大罗很机灵，在日本警察还未发觉之前警告了他。10点的时候，我们被送到了日本领事馆，一个日本军官告诉我说，如果我的丈夫不回到满洲去，我们将会被投入哈尔滨的监狱。
我责问他，大连是中国领土，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逮捕我们是违法的。他说：“夫人，你并没有被逮捕，你是我们的贵客。”接着我表示了对小新义殴打我的愤怒，他听后用日语向小新义说：“你弄错了，她并不是俄国人，并且哈尔滨来电说，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会讲几国语言，还是位新闻记者。你最好向他道个歉。”
小新义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用英文说道：“我为对您动了手感到非常抱歉，请您原谅！我以为您是低贱的俄国人呢！”
日本人把我们带到船上，把我们安排到一个三等船舱里。这艘船当夜就往上海方向开去，我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乘客名单上。在青岛丸停泊在上海的两天时间里，我们一直被锁在这个船舱里。等我们又回到青岛的时候，中国当局派人上船交涉，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们见我们。等我们回到大连，我们就被带到当地的日军宪兵司令面前，日本人24小时没有给我们任何食物。我求了他们很久，他们总算同意我给大连的意大利商人鲁拉斯齐先生打了个电话。鲁拉斯齐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吃的东西，我请求他给我的丈夫发封电报。当时我认为万斯白还在青岛。鲁拉斯齐先生在电报里告诉我的丈夫，我们已经被日本人逮捕了，所有的财物也被日本人抢走了，身无分文，让他寄500日元给我们。日本宪兵司令告诉鲁拉斯齐先生，我的丈夫是因为欠了福托普罗的大笔款项才潜逃的，现在日本方面正在追捕他。

我的丈夫在上海收到了这封电报，立即电汇了400元给鲁拉斯齐先生，托他转交给我。可是日本人强迫他把这笔钱给了他们，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我在大连被关押在牢狱里整整8天，随后我和孩子们被日本人押解回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就立即被送进了刑事部的肮脏牢狱中，过了两天，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琴纳维佛和意大罗被送到哈尔滨的外婆家中去了。一个星期后，我被日本军部一个叫坂濑的人做了如下的讯问：
“你知道你的丈夫和中国国民党有联络吗？他是犹太人吗？他是共济会会员吗？你知道他和那些抗日的‘中国匪徒’有关系吗？他逃走是谁泄的密？”
我回答他们，我的丈夫从不和我谈论工作上的事，他也从来不把任何信札或文件带回家中。
9天以后我又被带到坂濑的公事房中，在那里还有一个日本少佐，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了，他用很好的英文问我：“为什么你的丈夫对开斯普绑架案这么感兴趣？是不是有人要求他去援救开斯普？谁给了他权力让他对外透露这么多消息？他是犹太人吗？他是共济会会员吗？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在18个月前你的丈夫在外国银行的户头增加了20万美元的收入。有人给你丈夫这笔钱，是想用这笔钱来买绑架小开斯普的那几个俄国人和日本人的人头的。你丈夫在寺庙里会见的前中国军官是谁？是不是这个中国军官已经化装成女子逃走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中国军官的国籍实际上是英国的。他有没有参加哈尔滨的共济会？”开斯普绑架案早就满城风雨。我便对他说：“开斯普绑架案不仅每一个哈尔滨居民知道，连国际社会都知道了，我的丈夫对此感兴趣也不奇怪吧？”我回答我完全不清楚这些情况。
这位少佐继续说：“你的丈夫在上海的报纸上写反对我们日本和‘满洲国’的文字，你写信告诉他，如果他还想再见他的家属，请他不要再写那些文字了。”我拒绝了。
一直在旁边听着讯问的坂濑暴跳如雷地说：“你真是个刁妇，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日本人是怎样让一个顽劣之徒招供的。”
几分钟后一个俄国妇女，被两个日本兵一人一边架着胳膊，带了进来。看着她，我惊呆了。她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手指血淋淋的，指甲已经完全被拔去了。
坂濑把那妇女往我面前一摔，大声说：“你看！她因为不肯招供，我们把她的头发一根根拔去了。你再看，她的漂亮指甲呢？”
那位可怜的俄国妇女已经面无血色，似乎处于昏迷状态中，我想我也快要昏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说道：“你别想吓唬我。我知道我的丈夫现在已经自由了。他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别瞎说。他一旦知道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后果会很严重。你最好小心一些。”

日本人让我见识到这个残酷的画面之后，又把我带回了潮湿的监狱中。
这是我最惨痛的一段经历。在这段牢狱生活中，我看见许多俄国人和中国人，带进来时身体健全，但被带出去后重送回来时，他们浑身血肉模糊，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有的人的腿被打伤落下了残疾，再也站不起来了。
有一位名叫韩玉仪的中国少女，只有16岁，但她已经度过了6个月的牢狱生活。她受过几次酷刑，有两次她的脚被电熨斗烙烧，眼睛被火柴烧伤，当我离开的时候她还没有脱离苦境。还有一位27岁的中国女性，叫曹义梅，他们为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脚背用枪弹打成蜂巢一样，但她依然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招认的，他们便近距离地向她的头部开枪，她脑浆迸裂，悲惨地死去了。还有一位苏俄女性，在她40天的监禁中，每天被各种毒刑拷打，她双手的指头都已经被剁得七零八落了；她的睫毛用火柴烧过，有时候他们还把她的脚倒悬起来，几小时后把她放下来，再把伤痕斑斑的两手绑住吊起来。日本人看到从她的嘴里确实问不出什么了，才把她给释放了。但她从此成了残疾人。
日本人恐吓过我好几次，说如果我再不写信让我的丈夫到满洲来，他们将用各种苛刑来对付我。但他们始终没有对我实行那些毒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意大利人的缘故。

被拘禁88天后释放

我被囚禁了将近一月后，因为吃不饱，而且晚上都毫无遮盖地睡在潮湿的地上，我变得消瘦，还不时地昏迷过去。狱医便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警长，说如果不改良我的待遇，恐怕我将死在狱中了。医生的警告生了效，日本人从我的家中取来几条毛毯和一个枕头，并且每星期还额外送些食物给我。在我被拘禁的第88天的早晨，我接到释放的通知，我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住在西伯利亚旅馆，但我还是不能离开哈尔滨。在我离开监狱的时候，坂濑对我说：“请你写信给你丈夫，让他别在上海的报纸上谩骂我们了。并且再告诉他，我们在上海也有密探，会随时注意他的行为，如果他再和满洲境内的‘匪徒’有往来，我想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了。”我在西伯利亚旅馆待了三个月。日本警务署长来看过我几次。他现在对我“非常”有礼貌，“非常”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他每次总让我写信告诉我的丈夫－－“我现在感觉很好，日本人对我非常好，所以请你别在报纸上再发表什么反对日本人和满洲国的文章了。”

1937年2月18日，我又被召到警局的警长办公室去，因我的身体还未复原，我的女儿琴纳维佛陪伴着我去。这位警长叫荒井，他的翻译对我和女儿说：“我很庆幸地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离开满洲了。到上海见到你的丈夫以后，请你告诉他，他虽然替日本人做了许多工作，但并不能因此原谅他勾搭土匪的罪行。”
我让他还给我在青岛丸上被日本侦探抢走的财物，但他表示不知情。
2月21日，我们离开哈尔滨向大连迸发了。我们的亲友听到这消息都很快活，悄悄地祝福了我们，但没有一个人敢到车站上话别。有几个朋友送了些鲜花放在我们车厢中，但日本宪兵长官把花都扔出去了。马迭尔旅馆的年轻茶房这个时候又上车来，他也是受我们的朋友所托给我送花的。日本宪兵当着我的面给了他几个耳光，把捧着鲜花的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粗暴地推到了火车车厢外面。
2月23日当我们从大连乘船向上海进发的时候，我在船上遇见了6个月前抢我钱财的那位日本警官小新义，我向他追索前次取去的财物，他却冷笑着说道：“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你丈夫犯了这样的大罪，但你还能活着离开满洲。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不要以为已经逃离满洲就安全了，总有一天他会受到日本人制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