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沧波、端木露西与“妇女回家”

文、图／ 韩三洲

　　说到程沧波，要先说已于2006年5月31日关门大吉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这家报纸总计发行28356号、全球最资深的中文报创刊于1928年2月1日，当年正值“宁汉分流”时期，所以首印是在上海，直到“宁汉合流”之后的1929年2月，才迁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出版，彭学沛为首任总编辑。《中央日报》的发刊词是蔡元培题写的，反映出办报的宗旨，既反对过激，也反对保守，全文如下：

党外无党，囊括长材，进取保守，相济无猜。进取过激，是曰恶化；宁闻碎玉，果愈全瓦。保守已甚，腐化是惧，或开倒车，或封故步；补偏救弊，赖有谠言。后知后觉，努力宣传。严戒讦攻，多筹建设，忝属同志，敢告主笔。

中央日报万岁！

蔡元培敬祝， 民国十七年二月

中央日报社原是实行总编辑制，社长名义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职，到了1932年3月1日改行社长制，脱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改为党营媒体，程沧波成为首任社长。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犯，南京沦陷，中央日报留守到最后一张日报出版才随军撤退，1938年9月1日又在重庆复刊。由于肩负国民党喉舌的重要任务，中央日报在“党国一体”的训政时期，地位十分重要，是国民党的文宣重镇，举凡重大政策决定、重要人事安排、政党理念宣扬等，都是透过中央日报发布传递的。

程沧波(1903—1990)，字晓湘，又名程中行，江苏省武进人。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文科，民国14年(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他踏上社会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主笔。民国19年(1930年)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31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1925年毕业于复旦，先后在复旦任教十年，后赴英留学。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新闻系主任，上海《时事新报》主。1932年5月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首任社长，对报纸进行整顿，增出《中央夜报》、《中央时事周报》。1937年再次去英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于翌年回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央日报》报务，任社长。1939年冬，调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后来还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在重庆的三年多时间，还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主讲《新闻评论与新闻采访》。1941年9月，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香港，任《星岛日报》总主笔，排挤了报社内部原有的进步报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渝，曾与成舍我等人合作组织“中国新闻公司”，投资经营重庆《世界日报》，主持该报的社评委员会，任总主笔。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沪，接管《新闻报》，自任社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任《星岛日报》总主笔。1951年到台湾，历任国民党要职，还担任中央政治大学、东吴大学、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着有：《时论集》、《沧波文选》、《土耳其革命史》、《民族革命史》、《历史、文化及文物》等。

程沧波本人是一个才子，最为得意的人生杰作，乃是与章士钊的一场笔战。1933年，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与俄国人牛兰被国民政府逮捕，交由南京地方法院审判，章士钊受陈独秀委托，担任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在法庭上侃侃陈词，旁若无人，并将其辩护词油印后向社会散发，内中写道：“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图谋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图谋推翻国家。”因为“国家号为立宪，选民大抵享受依法变更宪政之权，愚主陈独秀偶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及布达未来之政治理想，无悖于近世立宪国之通则。自信确有法据，深协人情。”

对于章士钊的论点，程沧波于1933年4月26日在《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与章士钊)》。继后，章士钊在《申报》辩难。同年5月7日，程又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章未作回应。这两篇文章，都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维护辩解的，程沧波也因此声名大噪，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称读此文“为之喜而不寐”，南昌行营秘书长、政学系巨头杨永泰甚至从南昌行辕专门致电祝贺。

然而，令程沧波意想不到的是，正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到了1940年秋，却因一桩桃色事件下了台，而当事人正是后来风头超过他的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西。据香港报人陆铿回忆，当年储安平在《中央日报》任国际版的主笔时，与他一起在英国留过学的的妻子端木露西年轻漂亮，也是一个才女，同在中央日报供职，这让程沧波有了觊觎之心，将端木露西穷追一阵而得手，才子佳人，成就了一段鸳梦。储安平得闻此事后，不堪忍受，气愤之下，就向他的江苏乡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面前告了程一状。吴又将此事转告于蒋介石，蒋介石把程沧波叫去臭骂一通，他这已任职八年半《中央日报》社长，搞得声名狼藉，也难以为继了，只好呈请辞职。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于右任先生惜才，而且还认为“风流无罪”，就把程沧波安排到监察院当了秘书长。作为端木露西女士，在经历了这一段感情纠葛，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篇相当轰动的文章《蔚蓝中的一点黯澹》，刊载于1940年7月6日重庆版的《大公报》上，在社会上风传一时，竟引发了又一次“妇女回家”的大争论。

第一次“妇女回家”的论争，缘于三十年代早期林语堂提出的“我国女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婚嫁”。认为“在政治上最出头的女性，最是坏蛋，但她们不足以代表新女性”。结果引发妇女界和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端木露西在这篇文章里，重新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要回家做“贤妻良母”的主张，并号召妇女要“在小我的家庭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当时，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这次论争，认为这关系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妇女运动的路线方针问题。端木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中共南方局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就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撰文《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澹＞的批评》，针对“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论进行了批判，文章把端木的观点概括为新的“贤妻良母主义”，指出“小家庭主义正是个人自私主义和享乐主义最好的反映。”因此。我们要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其目的是推动抗战的动员，加强抗战的力量，是求得达到妇女解放基本利益的一个步骤。”

当年的这场争论，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以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都是远远超出抗战前与林语堂的那场争论。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制定的妇女运动方针，就包含有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的内容，其实正是为新的“妇女回家”论所作出的一种回应与支持。为此，1942年9月25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针对新“贤妻良母”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说贤妻良母本来同贤夫良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贤妻良母成为固定的连在一起的名词，就专限于男权社会用强调夫权、以束缚妇女的桎梏。文中提出为了为了人类的绵延，尤其目前为了强健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当尊重母权，提倡母权，以此新观念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见《周恩来年谱》)这篇文章实际上为这场两年多的论战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也为正在积极争取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地位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端木露西，又名端木新民，这个名字现在早被人淡忘了，她与储安平结婚，当是在男方于光华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职业无着的1933年，夫妻二人共育养了四个孩子。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是这样描述这位美貌的富家少女的：“lucy——储安平一生都是这样称呼她的，即是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个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子才会有倾心之爱。”抗战期间，端木出版过两本散文集，据姜德明先生《书叶丛话》介绍，一本是出版于1943年的《海外小笺》，是储安平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时所编的十本“袖珍综合文库”的一种，里面收录的是端木露西写给储安平的十几封书信，此书出版时，这对夫妇还没有脱离关系。另一本是1945年由商务出版社在重庆出版的《露西散文集》，里面大都描述战火乱离、男女恩怨的心绪与忧乐。书中的“自序”说到：“我今天毅然将这个集子整理出来，也是为了纪念我与这个人十年的情谊，一段梦境。”她所说的这个人，自然就是指的储安平了。文章坦然的承认：“一个人有时需要‘物资’来解决一些苦难的问题，其重要和急迫远超过于一个谨慎的声誉。自然，这种措置无意的是一种不幸。”这一段话，可视为端木露西对自己与程沧波一段婚外情的自我辩解。姜先生在介绍中说，“这本书出版三个月后，抗战胜利。从此，我们再没有听到作者的消息。”而笔者从网上查找的一条信息是，她与储安平仳离后，以后一直用端木新民这个名字，解放后曾在上海市立敬业中学任教，后与上海水产学院教地理课的孙西岩结婚，也许由于她还是改不了“直言无忌”的缘故吧，日子一直过得不顺遂，六十年代后期她也曾遭受过打击。八十年代丈夫去世后，她继续在上海陕南村的寓所里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五年，直到因病辞世。凑巧的是，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意外地从网上查询到一帧储安平与端木露西的结婚照，并通过邮件发给采访过她的记者辨认，记者回复邮件说：一眼就能辨认出，照片上就是“lucy”。

建国后，储安平与第二个妻子易吟先结婚，共同生活了四年，反右后亦告离异。到了1961年，女方又嫁与国民党释放将领宋希濂先生，后来夫妻二人一同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