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幕后煽动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距今已有97年，但很多历史细节并未得到完整披露，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唐启华先生近年出版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以及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两书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五四运动提供了诸多细节。尤其是唐启华的著作，利用了近年公布的陆征祥外交档案等最新史料，为北洋政府及巴黎和会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欧洲多国在中国都有租界，有些租界里有驻军、军舰、舰队，袁世凯政府在8月6日英德宣战后，马上宣布中国局外中立，颁布中立条规24条。第一条规定，“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

但是，日本对此置之不理。当时，日本与英国结盟。8月15日，日本照会德国称，1.立即撤退日本及中国海上之一切德国军舰，不能撤退者立即解除武装；2.在9月15日以前，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偿无条件交付于日本帝国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日本声明，如果8月23日正午没有得到德国政府无条件接受的答复，日本将被迫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

随后日本对德宣战，并于11月7日占领青岛。同时，日军还占领了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中国无力对抗，于是产生将山东问题提出国际会议，或争取参加战后和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构想。其后，北洋政府一直积极准备。

1918年一战结束，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1919在巴黎召开会议，是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人。

陆征祥1919年1月11日巴黎之前，先去了日本，再去美国，然后抵达巴黎。其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引发美国不满，美国决意遏制日本。在联美与联日之间，北洋政府必须有所取舍。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北洋政府不得不将事先制定的“亲日联美”转变为“联美制日”。因此，日本代表对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感到很惊讶，认为中国背信。

在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团共提出四个要求，即《山东问题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德奥条件说帖》、《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主要诉求包括：山东德国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改正列强在华种种条约特权；中国对德、奥和约应列条件之意见，以及废除所谓二十一条等等。

由于美国力挺中国，中国在和会收获甚多，如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加入国联成为创始会员国。虽然拒签对德和约，但后来与德国单独议约，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在和会签署了对奥、匈、保三个和约，收回部份条约特权，并签署《国际航空专约》。此外，《希望条件说帖》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为日后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争取平等国际地位重要的宣示。唐启华认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在山东问题上，也不能说是外交失败。

在山东问题上，日本坚持应先由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再由中日谈判如何交还中国。其依据是，日本对德宣战，出兵攻占了青岛，中日之间已对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有成议，英法等国也与日本订有密约。据此，日本在山东的地位，事实及法理都有坚实的依据。

1919年1月28日上午，经过精心准备的中国代表团，由顾维钧在和会十人会中就山东问题发言，他依据国际法，分七个层次驳斥了日本的法理依据，内容精彩，层次分明，获得了各国外交代表的激赏与喝彩。但是，日本坚持“条约神圣”，逼迫英、法等国实践承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力度，由于受到英、法牵制，以及意大利威胁退出和会的影响而有所削弱。最后，日本又提出在国联盟约中写入“种族平等”原则，严重威胁到威尔逊最关心的成立国际联盟问题，鉴于这一现实，美国不得不在英国调停下，对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诉求做出妥协。4月2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开会决定对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但对日本承诺归还中国的条件进行讨论。此外，威尔逊努力要日本承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并限制其在山东的经济特权。

4月30日的英、日、美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德国以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日本代表牧野做了半官方口头声明：“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还中国，惟将前允德国之经济特权暨在青岛设立特别居留地权保存之。各铁路业主，专为保护营业安宁起见，可用特别警队，以华人充之，各路所选日本教练人员由中国政府委派。日本军队应于最早期间撤退。简言之，日本保证归还胶州主权给中国，将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其他普通权利。威尔逊对此声明表示满意，三强决定将日本建议条款纳入对德和约156-158条。”

由于日本的口头声明并未公开，中国代表团直到6月初才看到会议纪录。而国人只知道对德和约的条文内容，认为中国“外交失败”。对此，唐启华的看法是，“巴黎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不能只看对德和约156-158三条，还要加上日本的声明内容；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约束日本所得，英国努力协调，日本已做出许多让步，但因国家体面考虑，坚持不肯将归还胶澳（青岛旧称）给中国形诸文字，只愿在会中做声明，保证归还青岛主权，限制山东经济利益，而美国又一再强调不承认1915、1918年中日成约。这样的安排，日本仅得到了面子，先取得对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再与中国谈判归还条件，而有关归还条件的内容，及限制山东经济利益，已经做了宣示保证，并有美、英、法三大国做保证，对中国而言，其实颇为实惠。然而中国朝野希望可以直接无条件收回青岛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权益，对于得到间接有条件收回并不满意，加以当时舆论喧哗及政客扭曲，绝大多数国人以为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仅是对德和约之三条而已，遂坚持不保留则拒签。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基本上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4月30日，国民外交委员会委员及理事长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的电报，5月1日拟成一篇新闻稿，次日发表在与研究系喉舌《晨报》第二版。林长民稿极尽挑唆煽动之能事，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据许德珩回忆：

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各校写法大同小异。

据罗家伦回忆，北大学生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不料5月3日，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学生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

次日，五四运动爆发，其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似受林长民此文的影响。由于五四运动，在国内，经手对日借款、签署山东问题换文的新交通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国贼”被罢黜，在外交方面，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梁启超、林长民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为什么扭曲事实，煽动民意？唐启华认为，这主要与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有关。其时，总统徐世昌跟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有派系斗争。当时，国会由亲段的安福系把持，交通系及新交通系均为段派势力。1918年欧战停火后，徐世昌于12月中旬在总统府设“外交委员会”，以研究系为主力，并给梁启超以“欧洲考察团”的名义，和会期间在巴黎发挥影响力；梁启超一行身份地位暧昧，却声望崇隆，又与徐世昌关系非比一般，与北京主导“外交委员会”的林长民内外呼应，研究系与新旧交通系为“铁路统一”及新银行团等问题产生争执。当时梁启超在巴黎，当时最活跃的民间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也与研究系关系密切，北京《晨报》则为该系主要喉舌，研究系与中国和会外交关系密切。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士，借巴黎和会之机，向亲段的势力发起了舆论攻击。

在五四运动中，林长民大力支持学生，在北大附近演讲，并抨击曹汝霖卖国。而《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认为，林长民是因为此前向自己借钱等旧事挟私以报。两人之间的恩怨，可谓五四运动中的一段插曲。

政治纷争往往牵涉到目的和手段的冲突，但是，知识分子在其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