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大半辈子——一名女知青的坎坷人生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木瓜（本文根据谢金星口述整理）
我叫谢金星，一般女人都喜欢叫芳、兰、花什么的，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赞赏宏大的东西。他对我说：这世界上最大的是什么？是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或许他就此寄希望于我们有大的作为、大的志向，有远大理想和宽广的胸怀。
看得出父亲心气很高，我想这与他小时读了几年书有点文化有关，也与他当了好多年兵见多识广到处跑有关。
父亲去当兵是因为我爷爷早早过逝，我奶奶一次极平常的拉肚子想不到也死了。没有家庭约束和牵挂的父亲“自由”了。从小被娇惯且识文断字的他无心务农，不想把自己人生束缚在那小块的田地里。有人见其能说会道灵活机敏就介绍他去给日本人烧水打杂，父亲干了几年后在当地6、7个同样“自由”的年轻人的鼓动下，雄心勃勃一起跑到苏北参加了游击队，后被整编为新四军。
当兵就是打仗，日本人投降后仗继续打，一仗下来死个几十上百人根本就不算什么，一个大活人转眼就可能死去。剩下的那几个人吓得又陆续逃了回去。父亲不为所动继续他的革命生涯，我想大概与他当的是通讯兵有关。
之后他参加山东孟良崮战役，就是打张灵甫的那一次（1947年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国民党张灵甫74师），父亲爬上电杆拉电线的时候，一颗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子弹恰巧从他脸的侧面眼睛处打进来，昏迷9天后终被救活，大难不死双目失明带着那一颗无法取出的子弹头在后方休养近2年，有一与父亲同时复员的老战友觉的有利用价值就把他劝说到他的老家常州落户了。
常州农村共产党领导的穷人政权刚刚建立正需人手，父亲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嘴巴能说，有点文化加上党员身份又曾经是个军人，于是当上了一个乡的乡长，照现在说法也算是：“打江山，坐江山”了。原来地主留下的大房子和院子成了父亲的新家。
虽说是一乡之长，但年轻的父亲毕竟眼睛瞎了要找个好点的姑娘也非易事。当地组织千方百计在一穷苦人家找了个十多岁少不更事的农家女来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顺其自然此人就成了父亲的老婆。52年11月在她16岁还懵懂迷茫的时候生下了我，四年后又有了我的妹妹。
之后我家发生了一次大火，父亲勇敢而又神奇地把我们姐妹俩和一些家庭财物抢了出来，房子全部烧光，乡里见状说要重新盖房，父亲体谅国家困难说算了，我还是回去吧，老家有现成的两间屋。或许是他骨子里传统的叶落归根想法促使他作这样的决定。
上海颛桥乡下的老家已成立人民公社，人们吃着大锅饭正兴高采烈热气腾腾地奔向共产主义。父亲的老屋被征作公共食堂，我们只得暂住亲戚家。一年后食堂散伙公社里把房子整修一下我们才搬了回去。
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已经损害了父亲的健康并留下病根，脑袋里残留的那一颗子弹也常隐隐作痛，父亲时不时还要去住院治疗。他已经无法胜任工作只能休息在家，全家生活靠他每月领取30元残疾军人补助金和乡里每年给300个工（相当于一个男劳力一年的劳动）的分配，这在当时也算不错了。
母亲不干活照顾父亲和家里，来上海后又生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颛桥乡下我读了几年小学，文革开始后就没正经读书几年后也算69届初中毕业。
上海市区69届毕业生“一片红”统统上山下乡，郊县本身就在乡下自然不在此列。
毕业后我回队参加农业劳动，一年后，借着父亲是一等残废军人的资历我被照顾到邮电局上班（父亲当时如选择回上海落户可评为特等残废，江苏穷地方当兵的多伤残人也多标准被降低）。开始属试用期，没有工资只有一点点饭钱，剩余划给生产队，队里另记工分。
按说在农村有这样的好事母亲应该高兴才是，奇怪的是她对此事竟不满意，百般阻扰多次吵闹并到我工作单位乱说我的不是，对外还说我拿多少工资不交给她。
母亲重男轻女又愚蠢，她觉得父亲身体不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家人生活怎么办？如果家里已有人被招工，那么父亲一旦走了再寻求照顾就困难了，毕竟那时“农转非”（从农村户口转到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她或许觉得女儿总要出嫁是人家的人，我被招工就堵了她今后的路。
她生了四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她想自己进厂干活拿钱，她要为儿子着想。
当时我上班的邮局电话通讯全靠人工转插交换，中午轮换吃饭。一次我一时疏忽稍迟接班即被那人厉声指责，领导正好借机并利用我家庭矛盾将我辞退。
好好一个工作就这样在母亲的反对声中丢了，在事关我个人前途的大事上母亲的做法让我非常气愤，摊着这样一个母亲我有什么办法呢？村里人都在议论说她神经不太正常。
不久公社里动员去云南军垦农场，凡一家人有多子女的都属动员对象，我是长女又是残废军人家庭自然不在动员之列。
虽没人要求我，但我觉得母亲这样对我，这个家再呆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加上他们把云南说得花好稻好，就像去参军似的，这让我对兵团新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我毫不犹豫地主动报了名。
父亲对我自主决定去云南很伤心，舍不得我，两行老泪从瞎眼窝里流出，抽泣地说：“我是党员，不好公开反对你去，但我打仗跑过不少地方，外面哪里会有上海好呵……。”我去意已定。
1971年3月27日我们大队19名和公社几百个年轻社员作为知青一起去了西双版纳，全上海郊县去了的人是交交关关（很多）。
到云南西双版纳后，我被分在东风农场十三分场三队。
三队的彭指导员是转业军人，陶连长是个现役军人，他们得知我父亲曾经也是个军人后，或许出于军人对军人的特殊感情对我比较关心，不久我担任了队里的卫生员，也算是好岗位。
1973年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期间49岁的父亲撒手走了，看着父亲的遗容，我非常后悔当初去云南的决定，我应该留在家里照顾我多病的父亲，如果有我的细心照料，父亲怎么可能那么早就离我们而去呢？唉，女儿真的太不孝了。
少了父亲的家也没有多少留恋，我重返农场。
在上海，公社为照顾我们这个曾经残废军人的家庭，同意将母亲调到本县一家企业上班，根据政策未满16足岁的子女可一同转为城镇户口。可我大妹妹已17岁，政策同时规定一家人要转一起转，有人超过年龄其他人也不好转。
政策就是这样规定有什么办法？母亲急了，那时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完全是两个明显不同的生活方式。家里好不容易有了“跳农门”这样的好事可不能因妹妹的存在而丢失，对于这个“累赘”，母亲决定把她嫁出去。
妹妹才17岁，那时政府提倡晚婚不好嫁，也不会批准。
怎么办？母亲听常州老家人说，福建那里女人不用下地干活，只做点家务，而常州农村一年到头整日里“农业学大寨”女人和男人一样劳动实在太苦了，许多江苏女人都往那里嫁。关键是那里没有什么晚婚的说法和要求。
母亲觉得挺好，既解决了家里转户口问题又为女儿找了个好去处，于是立刻托人筹办，同时来信将此事告诉我。
见信后我急了：妹妹小时出疹子发热留下后遗症，智力低于常人，母亲怎么能这样狠心把她一人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万一有个什么事看不到也叫不应。妹妹和我一起从常州回上海，一起长大，我是长女，母亲如今要将她扫地出门，我再不关心她谁关心？我想把她接到我这里来，姐妹俩有个照顾。
我把想法同队领导讲了，陶连长请示上面后说农场同意接受，待遇一样。于是心急火燎赶回上海去接我妹妹。
万万没想到，就在我到家前一星期，母亲已将妹妹送到福建。
母亲已到镇上上班，我心神不定在她厂里分的宿舍里等了近十天母亲从福建回来轻描淡写地说妹妹已嫁出去了，收聘礼200元。
毕竟是自己亲生，母亲一旦把她送出去后似乎又有点不太放心，婚礼期间竟异想天开地想了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给我也相中一人。
她极力做我思想工作希望我也嫁过去姐妹俩有个照顾。
也亏她想得出来，我又不是嫁不出去的人，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就嫁到福建山村去？这绝对不可能！不管她说那里如何好我都不信。云南农场每月有工资保障，有那么多上海知青，怎么也比农村强吧。
见我坚决不同意母亲竟狠心地把我赶出她住的宿舍，也不给我吃。厂里工人看不过去帮我度过那几天流浪的生活。
我要去看看妹妹，不看到她真实生活状况我不放心。如果那里不好，我决定还是把她带到云南去，就是偷逃也要把她带走。
我看了一下地图，从上海乘火车回云南要经过江西鹰潭，到福建也在鹰潭那里南下。我想，农场那里晚几天回去没关系，我也就是趁探亲回去之际半路上去福建那里弯一下。
与福建那里联系后乘火车在福州前一小站下车，十天前还是山里汉子现在的妹夫及我母亲为我相中的那小伙子一起来接我。小伙子误以为我已同意此婚事来相亲的，见到我后很满意，我也知是他，因为根本没考虑此事自然没什么感觉。我们一起摆渡过了闽江到了闽清县城后再转乘汽车。
客车在福建崎岖的山区土路上颠簸半天后到了塔庄公社玉台大队山脚下，山上是他们的家。
山真高呀，哼哧哼哧我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到了他们村子，十多户人家散落在各处。
山连着山，山靠着山，还有更高的山，山上还有村庄还有人家。
终于看到妹妹，姐妹相见免不了泪水流淌。妹妹的状况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很差，只是觉得妹妹见到她老公怎么就像是老鼠见到猫一样？后来才知她竞然吃不饱，不是粮食不够吃，至少那里山芋干有的是，妹妹吃不饱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多吃。
我想，不管怎样妹妹她们好歹也算是一家人了，硬要拆散他们似乎有点于心不忍。还是看看再说吧，如果妹妹的日子真的不好过我再来把她接到云南去也不迟。
趁我探望妹妹的同时，这里人劝我留下嫁给那小伙子，我不愿意，一口回绝。
几天后我决定回云南，就在要走的那天突然下起大雨，也算天要留人。
山里一旦下大雨，原来山沟里的小溪立刻变成一条激流涌动的河。这里没有桥，平时人们就靠间隔摆放的小石墩过河，如今急急的水流快要满过石墩，一个外来女人要走过去是非常危险的，曾经就有两个女子被水冲走。
没法，只能住下待雨停。
知道我执意要走，趁着下雨不出工，那几天妹夫家每天都是满房间的人来劝说我留下嫁人，全村出动。
小伙子没来，偶尔在窗外我能见到他探头探脑。他不直接出面但丝毫没闲着，他同样在努力，同山民们赤裸裸的劝说不同，他是初中生有点文化，不断写字条托人送给我，说我漂亮、人好……。天晓得！我知道自己很一般，但好听的奉承话女人听了总归心里舒服。
我依旧没答应，我说他年纪小不配（他小我一岁）。
见我坚决要走，队里两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了，他们很真诚坦然地对我说：“我劝你还是留下吧，你真的要走的话，你妹妹早晚要被这家人家卖掉！”我一听跳了起来，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我娘把我们养这么大也没说卖，我妹妹嫁到你们这里，婚姻不满意可以离婚吗，怎么还有卖这一说？
回头又一想：怪了，怎么妹妹刚结婚他们就说这样的话呢？难道他们一家对我妹妹的婚事不满意？一定是我妹妹智商低让他们不喜欢，只是找不到老婆先将就着。
老人们没有吓我，他们说的是实话。这里确实流行买卖婚姻。别说我不在这里，后来我嫁到这里他们照样要卖我妹妹，当然那是后话。
我脑子一热说我不走了，我要保护我妹妹。我倒要看看，谁敢卖我妹妹！
我同意留下主要是为我妹妹，当然也与他们整个村子里人连续几天的劝说有关。
想想女人在哪里不都一样生孩子过日子，自己这个年岁在农村也算大龄晚婚了。回云南又怎样呢？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再说那小伙子看上去也是个实实在在、正而八经过日子的人，他父亲是个杀猪的，很能干，他是长子，算了吧。
虽说我脑子简单一怒之下同意此事但并不等于马上就结婚呀？也怪了，这山里人根本就不管我怎么想的，也不同我商量即埋头准备办婚事。我这人心软，看到农村里准备那么多东西也不容易就默认了。我的衣服还是我自己出的钱在山下那条街上做的。
婚礼在十多天后按当地习俗隆重举办，自然是拜天拜地闹新房，我那时还表演了一个节目，吹口琴：在那遥远的地方……。
当晚老公用浓浓的福建口音普通话和我讲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但我还是嗯嗯哈哈地假装听懂。
和一个陌生男子结婚我没什么好怕的，倒是老公拘谨的很，新婚之夜，我们竟没成为事实上的夫妻。
他是老实人，他的拘谨让我顿生几分好感。
虽然在福建山村里安了家，但我依旧有一种朦胧的感觉，我总觉得自己在这里是暂时的，知青在云南西双版纳农场也是暂时的。我相信，知青总有一天要回上海，我也会回上海的。
我把想法和老公说了，他不信。
既然嫁到这里就一门心思好好过日子吧。
外面的农活主要是男人干，但插秧我去的，我会插。家里我喂的猪特别肥壮，婆婆为此骄傲，当地人也称奇：“这个上海女人真能干！”我们家还养了鹅（当地品种），它们在院子里伸着高昂的头嘎嘎地叫唤，一扭一扭地度步。
家里烧的柴也是我去砍。附近砍光了要到远点的山头，刚开始很不习惯，去一次总想多砍点，砍完后随手砍一根藤条把它们捆绑起来，再用一根树棍两头削尖分别插进柴堆挑回去，真的很累。一次我和妹妹一起去砍，荒山上没一个人影就我们姐妹俩，想想到这么荒的地方来吃这个苦，我们不禁哭了。
山村里人看到我小小身子挑着两大捆柴往家走，感慨不已。
76年我挺着大肚子就要生了，医生在山下，上来一次接生是4元钱再供一顿饭。由于交通不便还要爬山费时费力，一般情况他们都不愿上来。因此山里人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去请他们。
我胎位不正两天没养，婆婆见状说不能再等了，肯定要养了，叫我老公赶快下山去请医生。医生说胎盘给他们才来，没办法只能答应她们。
一年多后我又生了小儿子。
虽说嫁到山村成了一名农妇，但我毕竟来自上海多少还是读了几年书。我不想就此埋没，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了解国家的形势变化，所以一有空闲总喜欢去队部去看看报纸什么的，这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
山里小学校一女老师病了，孩子上课不能没老师，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我这个“有文化的人。”这是个好差事，教教小孩子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此时我的福建话也早已不是结婚那晚的水平，一口当地闽南土话，否则也教不了学生。
代课老师一干就是两年多。我是老师也是校长，反正就我一人管着。大小孩子都在一个房间里分别上课。语文、算术有教材，画图、体育、音乐没要求随我高兴安排。我背着儿子面对学生讲课，我转过身背着儿子在黑板上写字。
在一次地区的小学统考中，我教的学生成绩还排在中上水平呢。
为此，有不少人还妒忌我呢。
老公性子直逼逼，不会哄人。你说一家人过日子免不磕磕碰碰，他倒好，这种时候也不肯少讲两句让让女人，更别说来哄哄我，没有！有一次他竟然狠心地大声对我吼叫：你要走就走！
一怒之下我摔门而出，想到我为了妹妹嫁到你们山上来，大雨倾盆那几天你们全村人都跑来劝我，你那时不断花言巧语写字条给我，如今竟然说出这样伤人的话。为了这个家我辛辛苦苦忙里忙外，难道竟是这么个结果？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到了死。
我是为妹妹留在这里，我死了妹妹怎么办？不行，干脆把妹妹叫来我们一起死吧。
黑漆漆的天，黑黝黝的山。万念俱灰的我跌跌冲冲走到妹妹家把她叫出来说：“我们一起去死吧！都是娘把我们害的，把我们弄到这山上来，活着真没有意思，反正人都要死的，早死晚死都是死，还不如现在就去死。”妹说：“好的，不活了，我们一起去死。”我们一起走到水库边，一起手拉手往水深的地方走去。前方是一大片泛着银灰色平静的水面，水有点凉，它漫过我们的小腿，漫过我们的腰，漫到我们的胸口，只要再走几步我和我妹妹的两条生命就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
也许是齐胸水的压迫、也许是冰凉水的刺激，我陡然改变主意。
我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呢？我为什么要死呢？我不能就这样死去，不！我不死！人生苦短，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死去，人生本来就坎坷。
夜静静的，远处偶而传来一两声狗叫。
沿着隐约泛着白光的山村小路垂头丧气重回我那山里的家，见我全身湿透老公立刻猜到我去了水库，疼爱地说：“傻女人，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就想不开，你的脾性怎么生的这么刚烈！”以后的日子对我明显谦让许多。
妹妹一直没怀孩子，几次都以为有了，结果还是空欢喜。
在农村，找老婆就是要生孩子，妹妹一直不养，妹夫家急了，本来对她就不甚喜欢，加上不养小孩自然准备另做打算。刚巧，妹夫的哥哥一次生病打青霉素遇反应倒在田边死了。哥哥死了嫂子怎么办？嫂子是两家人换亲换来的，换来了就是自家的人，总不能就这样让她白白地再嫁给别人家，那亏大了。老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我妹妹不养小孩也不喜欢她，干脆把她卖了妹夫跟他嫂子过。
我一再关照妹妹，他们要带你去相亲你千万不要去，想不到妹妹还是被他们带到更高的山上去相亲了。记得刚来时两个老人同我说起“卖妹妹的事”，想不到“狼真的来了”！而山上那家人看后也同意了。
山里缺女人，越往山高的地方越缺女人，他们需要女人。山里的女孩子到年龄后都往山下嫁，谁不想到富地方去过好日子？山上一些汉子因此找不到老婆，买卖婚姻及换亲因此流行。
妹妹虽然智商低，但这次她还是留了一手说：“我姐姐也在这里，我要回去同她说一声”。山上那家人也算通情达理，得知她确实有个亲姐姐在这里后，同意她回去还说是应该的。妹妹回来后我立刻对她说现在哪里都不要去，即刻写信把情况告诉母亲叫她快点过来。
母亲来后我们一同去公社给妹妹办了离婚手续，公社虽然管不了村民的买卖婚姻，但毕竟开明多了，懂得国家政策。给妹妹办离婚时发觉她肚子里有了孩子，而当地医院的医生竟然检查不出还说是瘤，妹夫家因此赔了50元钱算作医药费。
母亲把妹妹带回上海重报户口，后来嫁到马桥。
78年底，当年同我一起去云南农场的好友文芳给我来信说那里的知青罢工不干活了，有人组织到北京去请愿，还有人在昆明睡铁路。闹的厉害，要回家。农场太苦了，他们都想回家。
知青都想回家！都闹着要回家！文芳的信一下就搅乱了我平静的生活。我想到自己，难道我就在这里待一辈子？
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又回到了自己颛桥的老家，我住在一个有着长长天井的房子里，我在井边洗东西，而后站起来把一盆水倒掉。醒来后我把梦境告诉老公，他说：“别胡思乱想！”不久文芳又来信说知青真的可以回家了！统统回家！她也回家了。
文芳回家了！知青都回去了！我早就隐约想到过会有此事，想不到这一天真的突然就来了。我也是知青，我的户口还在云南农场，他们都可以回家，我为什么就不能回去呢？我是为了妹妹留在这里，如今妹妹也已被母亲带回上海了，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我也要回上海！
我和老公商量，我们一家人还是回上海过吧，无论从那方面考虑，上海肯定要比这里强，现在是个机会，错过了再想回去就难了。
“人反正就是这么过一辈子，在哪儿不都一样过？”老公觉得这里挺好，有房子、有儿子，自己养猪养鸡，菜又新鲜，海鲜也多，这日子还要怎样？干吗要走呢？
任我怎样说他就是不同意。
我说我先回去，站稳脚跟后再把你们都带过去。
老公不信：“我现在可以相信你说的话，但你回去后环境一变人的思想肯定会变。”周围四乡里那些江苏女人一去不回的例子确实存在，凭什么他就一定相信我？
他不想去上海，也不让我走并开始防备我。
我说服不了他但我不能因老公固执的观念和想法而错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为了我自己，为了我儿子也为了我们这个家，我一定要回去。
我假装安心过日子先迷惑他，解除他们的警惕。我想等学校里有去山下开会的时候乘机溜走却老也没这样的机会，一晃几个月过去，我急了，真的急了，不能再等了！谁知道国家的政策哪天又变了呢？我得赶快走，过了那村可就没那店了。
决定走的那天我家里的钱一分没拿，也没带任何行李，表现的和平常一样不能让他们看出有任何异常。
我向公社学校一女老师借了五块钱，毕竟是文化人她理解我也很同情我，知道我回上海还担心我不够说多带点。我不敢多借，毕竟那时人都穷，五块钱已经不少了，谁知道我这一去是否再回来或者要多久才回来呢？
趁没人注意我一转身就往山下走去，没走多远，警觉的婆婆突然发现我不在立刻预感情况不妙立刻叫人找我。
十七八个老老少少从后面哇哇叫着蜂拥追来，见势不好情急中我见路边有一废弃的砖窑立刻闪身躲了进去，砖窑里黑糊糊的我被地上的碎砖差点绊倒爬也似的立在一角落里大气不敢出。一股怪怪的霉味冲鼻而来，有小动物在我脚下窜过。
村里的人沿路搜索一个多小时未见我人影怏怏回村后我才余惊未消小心翼翼爬出砖窑四处警惕观察，确定无人后一路匆匆逃到闽江边，摆渡过江直奔火车站。
从福建到上海的火车票是19元5角，时间需一天一夜，我只有5块钱还要考虑路上吃的自然选择逃票，买了一张站台票我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就像农村盲流一样我在火车上一路躲闪，遇到查票的就往其它车厢跑或者躲进厕所锁上门，一路提心吊胆终于混到嘉善。
嘉善是个离上海很近的小站，小站自然管得松。我决定在这里下车混出去后再买票去上海也花不了几个钱，如果到上海我肯定被抓。
下车后我在铁轨旁走的时候，一高大壮实穿警服凶神般的家伙立刻把我识破，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将我拎到一房间里，我老老实实坐在长凳上，心想，随你怎么办？总不会杀头坐牢吧！豁出去了，反正我没钱。
审问我的是一穿铁路制服的年青男子：“哪里的？”眼光里带着鄙视。
我说是云南知青，想不到他态度立刻大转：“云南知青太苦了，一人当知青，全家人跟着吃苦。我也当过知青，我知道，我能体谅。”云南知青成了当时苦难知青的代名词了。见我口袋里只能摸出皱巴巴的几张票子，他算了一下说：就从杭州补起吧，剩下的钱够你回家了。
上海北站下火车后立刻到对面的邮局发了个电报给我老公，我要让他尽快知道我的去向而并非失踪了。
乘15路公交车到徐家汇花费1角5分，再乘郊县公交车3角到家，此时一摸口袋只剩5毛钱。
终于回到颛桥老家的大街上，我一身狼狈相生怕碰到熟人，可还是碰到了，见面我脱口而出一句闽南话打招呼把人家楞得莫明其妙。
只身逃回家我还不能对别人说实情，怕人家看不起，要面子吗，谎说旅行包在饭店吃饭时被别人偷了。
休息两天后同别人借了路费去云南，一路紧赶风尘仆仆七、八天后赶到连队。
依旧是那几排草房、土基房横在那山凹里，离开连队四五年了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是知青走光了，曾经的喧闹没了。
强烈阳光下不见一个人影，一条黑狗在墙角阴凉处伸着舌头警惕地看着我。
我曾经工作生活了四年又离开了五年的连队啊，知青在一起劳动生活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现……。
去大勐龙迁户口时我才知应该在街道开一张证明，因为我母亲一家户口已全部迁到镇上去属城镇户口，我回上海自然应将户口迁到母亲处，但当地迁户口的人说没有证明材料只能哪里来哪里去。
我是农村来的自然回农村。
不管了，先回去再说，再晚了别说城镇户口了，我连上海县的农民都当不成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母亲一家生活在颛桥镇上似乎与我无关。
一个人回到颛桥第八生产队从头开始我的农民生涯。
没有住处，原来家里的老屋已被母亲卖掉。从生产队借了一间破房在里面搭张床，三块砖上放口铁锅，随便拣点什么当柴烧。
我有户口有工作有吃有睡我觉得这日子已经很好。别人大概觉得我很苦，我自己却一点也不觉得。真的，能回上海我就很满足了。我吃过很多苦也吃得起苦，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始终相信，一切都是暂时的，只要肯干，能吃苦，不去赌，不吸毒，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
我想我的两个儿子，他们稚气的模样可爱的小脸总在我眼前晃动，妈妈不在他们会怎么样呢？我想我的老公，虽然他不理解我，但我还是能谅解他，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我不能马上回去，刚落户又正值三秋农忙季节我得在这里干上一段时间，我要用行动证明：我不但户口在这里，我也是事实上这里的一员。
干活时有人背后悄悄议论说：“这个女人肯定福建那个男人不要了”。还有人看中或打算帮我介绍男人。
随他们，反正我打定主意，我们这个家是不会散的。
我给老公写信将情况说了，让他们放心。
老公回信写了两张纸除了抱怨竟都是骂人的话：他说我心肠怎么这么硬一甩手偷偷地跑了，家里大的哭、小的喊，农忙也开始了。说我狠心扔下这个家不管……。
看了他的回信我心里很不好受。
人家说先结婚后恋爱，我们的恋爱也可以说是从这骂人的信开始，分居两地满怀思念的往来书信是我们的热恋。
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儿子，我想他们！我已近半年没有看到他们了，他们长高了？长大了？还认得妈妈吗？
我要回去看看我的老公我的家。眼前上海住的地方只是我孤零零一个人，老公和儿子不在，那就不像个家，我目前的家还在福建山上。
我回去就是要让他们放心，我不是那种人，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
两个月后我乘火车、摆渡过江、乘汽车、爬山，一路匆匆到家了，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似乎又有点陌生。
此时的我已经不是5年前那个来找妹妹的云南女知青，而是有上海郊区农村户口的农民。当年我把自己嫁到这里，今天我要设法把他们带回上海。
婆婆和老公带着两个儿子下山来接我，大儿子见到我竟扭头就跑，远远地他站定回头用陌生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上前一下把他紧紧搂在胸前：“傻儿子，不认得妈妈了？”眼泪止不住的涌出。
老公根本不愿离开这里，福建山村是他祖辈的家，他的根在这里，他习惯这里的生活，他长这么大基本上没离开过这里。不管我说上海如何，从眼前现实到今后发展包括孩子的前途未来，他始终不为所动。
他不走也不让我走。不但如此还汲取上次我逃走的教训，婆婆在每个山头上安排有小孩监视我的动向。
我上海户口已报好心定许多，我不急着回去，先在这里和老公、儿子住一段时间再说。
我假装安心过日子。
又过了半年，平静的日子里他们逐渐放松警惕，我想我也该回去了，我的家在上海，我应该在上海发展，人不回去怎么行？
一次同村几个女人说要下山去买东西，我谎说我家里也要买点什么同你们一起去。
拿起钱包我们一起说笑着走在下山路上。
山路弯弯，一段路后我故意放慢脚步待她们走远。也巧刚好有一部客车开来，我一招手就上去了。
这次我带了钱，大大方方买了票一路回到了上海。
直到农闲，老公带着小儿子来上海。
算好时间我在徐家汇的汽车站接他们。大清早候车室见一黑衣男人带一小孩卷缩在长椅上，看看不大像。转一圈再找，怎么不见他们人呢？走近再一看，竟然就是我老公和我的小儿子！夫妻想见百感交集，我们相拥，他哭我也哭。
冬天的上海真冷，我同别人借了20元钱给他们买了棉毛衫裤和棉衣，就在街的拐角处让抖抖索索的父子换上。
开春，老公把小儿子留下后又回去了，他不愿来上海，我也不愿去福建。分居两地的日子只能这么一年年过，思念的信件两地传送。
改革开放促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我进了镇上的一家乡办企业鞋厂工作。
镇上没有我的住处，一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我都不知道睡哪里。上班时小儿子交门卫老头代为看管，厂里停放的卡车是儿子的儿童乐园，他快活地爬上爬下。
厂里同事见我一个女人带个小孩实在不容易，总有人同情地邀我去她们家睡觉。还有人给我送饭，至今没忘，有一碗白米饭上放着一条红烧的河卿鱼，感动不已。
麻烦别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得知可以申请房子，我找到镇上的房管所，他们答应着也拖延着。
他们无所谓，一天日子混过去回家吃饭睡觉，我可拖不起，急了：“我真的没地方睡觉，晚上就睡在你们办公室桌子上吧，你们下班把抽屉锁好。”这一招也是没法逼出来的。很快在马家塘我分到了一间房，那是当年解放时不知哪个逃跑的“坏分子”留下的房子归了公。
就此我算有了落脚点。
马家塘的房子有一个长长的天井，竟然同我那年梦到的房子一样，难道是命里安排？现在，我确确实实在井边洗衣服，站起身把水倒掉。这不是梦，是真的！
马家塘的周遍有不少人家在大兴土木造房子，他们高兴地忙碌让我羡慕极了。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盖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楼呢？
老公再次来时不放心又把小儿子带回去了。
老公还是不愿来上海，我急了，孩子马上要到读书年龄，再不来怎么行？难道就在那山村里受教育？这事关孩子的前途，不能由着他，必须赶快来。这不但是读书的问题，读书前还要有个语言适应过程，上海话和福建话差别大了。
最后通牒似的写信给老公说我在医院里，你再不来我就死了，这个家就散了。
连续的强大压力下老公终于十分不情愿地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毕竟一家人分居两地不是长久之事。
总算又团在一起过日子。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语言不通成绩不好，一次上课时他举手说要大便，老师怎么也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最后竟拉到裤子上。后来好了，儿子的学习成绩立刻赶了上去并排在班级前列还当了小队长。
孩子适应环境快，可老公一时找不到工作，靠我乡办企业里30多块钱怎么过日子？
还不但是钱的问题，老公没有户口连计划供给的口粮也没有，吃饭要粮票，没办法我们只能花高价买黑市粮（票）。
还好街道里有外包做鞋底的事，按件计费，做一个9分钱。
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我和老公相对而坐脚碰脚，中间放一个取暖的火盆。
我们拼命地做，自己定的计划和指标不断被我们自己打破刷新。我们的手脚越来越快，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我们一边做一边聊，腿酸了麻了我会将它伸直搁到老公粗壮的大腿上休息一会。
我们尽量多地去挣钱，为不断增加的收入而高兴。为了生存、为了两个儿子、为了今后的房子，我们一干就到半夜。
街道鞋底加工发包处需要人专门运货，经我们恳求后老公得到这个活。一包包鞋底压在三轮车上高高堆起，老公要把它们从颛桥镇完全靠人力踏到上海市区中山北路的厂里。风风雨雨天热天冷，老公为省钱中午就吃一碗简单的面条。
就这样干了几年，后来他到运输单位干装卸工。
老公吃的起苦也干的辛苦。没办法，80年代的上海没有户口的人能够找到比较稳定的活已经不错了，挣的都是辛苦钱。相比在他福建老家山村里，老公除了外面农活外，回到家像老爷一样被女人伺候着，饭来张口，百事不干。
他想回家，回家过他的乡村生活。他觉得眼前的日子是暂时的，就象我当年嫁到福建山上他家时心里想的一样。
他始终觉得，福建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
靠着我们辛苦努力和节俭持家，在镇上我们首付一万五买了商品房（总价2万，镇上集资造的房）。
1万5啊！那可是我们日夜辛苦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存起的，如果算9分钱一个鞋底，1万5需做16万6千个鞋底才行；如果从颛桥到上海来回是60公里的话，那老公踏着那堆着高高货物的三轮车在酷暑严寒、刮风下雨天得跑上多少来回，多少万公里啊？
为了存钱，为了还钱。儿子长这么大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买过一个玩具，别说玩具了，有一次中午我们路过一个饭店儿子吵着要进去吃饭，我们硬是把他拉了出来。儿子哭喊着，我十分内疚地安慰他：回家吧，家里有，妈妈给你烧。
当我们去打探准备买房时，别人根本不相信我们这样的家庭还能拿出这笔钱。
我们买房了，确确实实买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真的太高兴了。一家人能在上海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平平安安过日子我很满意。可就在我们买房后，老公回老家的心竟然依旧不死。有一次还为此事和我大吵一场，为此我哭的眼睛肿得睁都睁不开。
老公一心要回福建老家过日子，见我不同意开始另打主意动员劝说两个儿子随他一起回去，儿子走了还怕老婆不来？
在上海读书生活已习惯了的儿子一致反对：“不回去，回去做啥？回去奶奶要叫阿拉（我们）喂猪。”老公没戏唱了，就此死了回家的心。
虽说在镇上买了一间自己的房，但我有两个儿子，儿子长大了要讨娘子（老婆），没房子怎么行？
我的户口在八队，八队是我的家我最终的归宿，我要在八队盖房我的窝应该在那里。
盖房子首先要有地皮，就是宅基地，我没有，打报告申请却始终不批。
不批也没法，我不认得张三李四，唯一办法就是同他们磨，一有空我就到土地所坐在他们办公室里诉苦，村里和土地所最终还是给我批下了。
有了地我盖了一幢小楼房，后来有钱后又盖了一幢。
农村里造房子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白手起家，没人帮忙，一切全靠自己，省吃俭用，真的很苦很苦。
上海城市扩展很快波及我的家乡，颛桥早已不是城郊乡下，它已融入上海城市的一部分。
地铁通过来了；四通八达宽宽的马路修起来了；马路两旁各色商店一家连一家，商品房一片一片地在我家乡原有的农田上耸立。
我们那两幢两上两下、倾注了我们夫妇俩多少心血多少理想多少期望多少欢乐和苦难的小楼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即刻变成一片碎砖烂瓦。
按政策我们分到了好几套房子，想当年从云南回来没把户口报到镇上反倒是一件好事。
我早已退休，原来拿镇保每月200多块，云南知青为这事去市政府去闹了一下之后就加到城保最低一档800多块（当然只是云南知青加）。后来几年退休工资一直在加，现在是2100块，不是知青则只有1000多块。
妹妹一家在马桥，日子还算过得去。如果不是我当年脑子一热留在那里，妹妹肯定回不了上海，恐怕早被人家打死都没人知道。
母亲走了，她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什么，一旦得知她死了我顿感伤悲，眼泪止不住的涌出。母亲活着的时候对我并不疼爱也不关心，但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的亲人给了我生命。那段时间里不知怎的我神情恍惚，骑车在路上看到一个像我娘的人在走路，我会不自觉地停下，而后才突然醒悟：娘走了，永远地走了。
感情这个东西啊，真的很怪。
老公现在寝园上班，开始搞搞绿化，后来这些都包给外地人了，老公这个老外地人开始管起了那些新外地人。
园里一天到晚也没多少事，每年清明、冬至大批人来扫墓时老公就站在那里指手划脚。
老公现在日子过的无忧而舒适，相比福建山村里的那些人来说我们的经济条件要好多了。但他依然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生活地，依然选择福建老家。
家乡，多么顽固的观念啊。
其实老公现在就是想回家原来的家也没了。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许多人都不回去成了城市的新一代移民。山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女。当地政府就此按排生态移民干脆全部下山。原来的住房变成牛棚，再后来牛也没人放了，老屋掩没在野树荒草之中。
我和老公为此回去过一次，带着无限留恋老公坚持要到山上老家去看看，我可不愿爬那山。
沿着那长满杂草的小路他一个人急切地爬到山上拨开野草灌木钻进去默默地瞻仰了老宅，也算是最后的告别。
如果当年知青回不了家，我会怎样呢？
肯定还在福建那个的山村里，哪里有我现在这样宽松潇洒的日子：带带小孙子，每天早晚一帮老伙计们跳跳舞，打打腰鼓。
我的命运其实和知青是一致的，虽然我后来嫁到福建山村几年。
我在想：人啊，都想过好日子，总喜欢自己的家乡。那些年国家把城里人往山区里赶，大家都苦，做啥呢？折腾啊，没人安心。你看现在，山里人都下到平原，年轻人出去打工留都留不住。我老公儿子都到城里来了，虽然他不十分情愿，但也死心了，城市化的进程毕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听文芳说原来我们队里那个文绉绉书生样的Z也去了北京请愿还在天安门前手拿横幅，还有那个叫丁什么（丁惠明）的上海知青，领头的。我想，如果没有他们，没有知青齐心去闹，去努力争取，谁会理你？如果不回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怎样呢？
真的要感谢知青中那些勇敢带头为知青利益抗争的人，也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哪天我要去看看Z，他还好吗？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