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究竟是啥？

文：常棣tandy   陕西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当日本对国民政府加紧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英美等国从维护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也积极开展对国民政府的劝降活动。

1938年9月30日，英、法政府为求得同德国“和平和善邻的关系”，让德、意法西斯进攻苏联，在德国慕尼黑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为内容的《慕尼黑协定》，强制把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慕尼黑协定》把欧洲绥靖政策推到顶峰，使德国法西斯看到他们的对手“是一批可怜虫”，“他们孝敬我们越多，我就越是要架子十足地向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这一协定使日本法西斯受到很大的鼓舞，几乎所有的日本报刊都大肆吹捧。

日本帝国主义者意识到：它也可以通过对英美等国施加压力的手段，让他们在中国再行炮制一个“慕尼黑协定”。

1、远东慕尼黑缘起

英美政府对中日双方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利己主义的两面政策：

对中国既有道义上的同情与援助，又有背弃；以背弃、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英美日三国关系的缓和，保住英美在华利益为主。对日本既有利权的争夺，又有纵容绥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标榜“不干涉主义”，并力促日本将炮口转向苏联。

所以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的基本立场是积极策划调停，劝诱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以尽快结束中国的抵抗。

1938年5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改组内阁，延揽宇垣一成入阁，担任外务大臣。宇垣试图将侵华政策的重点转到政治诱降。通过张群的联络，6月至9月宇垣与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第一次政府间的“和平”交涉。

孔祥熙表示：“当此开始对话之际，是否可请英国或美国等第三国居间调停？”接着，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为了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准备接受第三国的“善意斡旋”。

故从7月至9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宇垣进行了5次会谈。英国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对日本在华优越地位予以承认，一方面又提议用履行关税协定，出卖中国关税主权及哲停对中国的出口信贷作为“通融办法”，试图让日本对英国开放长江流域。因英日双方相互抱怨，未能取得任何具体协议。

12月，英国大使卡尔特地从上海赶到重庆进行活动，与蒋介石会谈7次，并遍访国民政府要人，劝说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和谈。

事后，卡尔向日本表示：“假如日本和中国两方面都能自动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

美国国务卿赫尔则于10月24日向美国新闻界发表谈话，声称：关于调解中日战争一事，“美国态度未变”。

12月24日，国民党中央社转发华盛顿合众社电，报道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发表的声明说：“目前中国问题之最大危机所在，则为西方各国友人吁请中国接受和平”。

“英国固定之政策，为以任何代价维持和平，故英国或有劝降中国议和之可能。美国政府亦渴望国际间一律能维持和平，故大致将支持英国之主张”，在此，英美均极欲作“调停者”，以不惜牺牲中国抗战的代价来维持所谓“和平”。

2、太平洋会议与九国公约会议

英美政府还积极奔走，企图通过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冲突。1939年1月14日和19日，英法先后向日本发出照会，表示“有关各国可以和平协商讨论日本之主张”。2、3月间，英美国家的报刊不断散布有关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的舆论。

国民党报纸也公开宣传：

“我们并不希望英美法苏成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同时也不希望英美苏法诸国出兵做武装调停，强迫日本终止暴行，…而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要求英美法苏诸国邀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召开世界和平大会，商讨终止远东战争的具体办法”。

英国对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非常积极，英国大使卡尔多次同蒋介石会谈。

4月7日，英国政府训令驻上海领事馆：如探明蒋政权对抗战前途有悲观时，英政府拟着手与日方“折冲”。

4月13日，英国外交部在致驻华大使卡尔的电报中指出：

“如果发生了全欧性的灾难，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所采取的态度，只要日本还中立一天，哪怕是非善意的中立，我们就将尽一切可能防止它积极地与我们的敌国站在一起。为此目的我们不得不避免在中国政府与日本人的冲突中过分公开地与之合作”。

4月间，卡尔积极奔走于上海与重庆间，再度为中日议和出谋划策。

在英国倡导下，7月20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要求他出面召开“九国公约会议”。

8月20日，英国外长又一次提出，最好再度召开“九国公约会议”。29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表示希望罗斯福总统出面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远东问题，这个会议可作为华盛顿会议或布鲁塞尔会议的继续。

蒋介石还强调不通过美国就无法解决远东问题，中国要依靠美国的友谊和主持正义。

3、英国对日本的妥协

日本政府抓住英、美、法等国在远东地位的脆弱和急于对日妥协的本质，一再向英、法、美三国加码，逼其退让。

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3月，日本宣布合并距海南岛南部约700里的南沙群岛，“并对列强通过印度支那援助中国的行动施加了压力”。

4月9日，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遇刺。日军向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要求引渡“凶手”，英国总领事声称“犯人”除供词外，并无物证，予以拒绝。

从6月14日起，日军封锁英、法租界。19日，又在封锁线上安装电网。在日本的威助面前，英国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19日，英国外相表示，“希望天津租界问题作为一个局部问题就地解决”。

在这一原则下，从7月15日开始，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一郎在东京进行谈判。24日，双方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日初步协定），英国政府表示“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

同时承认“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并表示“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这样，英国就完全承认日本武装占领中国的“实际局势”，并作出不干涉日军侵华的保证。它是英国对日本谋求建立的“东亚新秩序”作出的重大让步。

9月初，在天津的五六百名英军撤离天津。20日，香港英政府通知各中文报馆，不得称日本为敌人，亦不得以“某国”或“X国”暗指日本。28日，日军在天津英租界搜捕“反日分子”。

英国成为纵容日本侵略，出卖中国利益的绥靖者之一。

为了抵消《有田——克莱琪协定》的恶劣影响，1939年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通知日本大使掘内谦介，宣布废止1911年2月21日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及所附议定书，并将于6个月后生效。

美国的废约行动虽使日本政府感到震惊，也受到国民政府的欢迎，但美国并未真正停止对日本的妥协让步。

4、英日达成的《天津协定》

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下达“第1号作战指令”，声称：

“我已决定用武力解决”，“对波兰的进攻是按照为‘白色方案’所作的准备工作进行，…”。“进攻时间”为“1939年9月1日4时45分”。

次日凌晨4时45分，德军按照希特勒这一作战指令，向邻国波兰悍然发动大规模的突袭。9月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

欧战的爆发，并没有使美国统治集团对此不幸事件有足够的警惕，而去倡导欧洲国家联合起来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相反，9月3日，罗斯福发表了维持“中立法”的“炉边谈话”，宣布：

“我国将永远是一个中立国”。“我希望合众国将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我向你们保证和重新保证：你们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将以此为其目的。”

他还设想：

“英国和法国在西线终将表明是不会屈服的，苏联只会在东部把德国拖住，保持对峙局面，直到德国人民厌弃‘大炮重于黄油’的政策起来造反，从而打破纳粹的梦想，让和平重临大地，而也就无需美国进行武装干涉了”。

与此同时，“远东慕尼黑”活动并未停止。英美法三国都希望加速实现“远东慕尼黑”，以免两面受敌，对日态度更加软弱。

9月7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在下院发表演说，认为“俄国和日本一定会继续对立下去，从我们在印度和东亚的地位看来，回到可能实现的英日同盟是对我们有利的”。

他主张与日本恢复谈判。24日，克莱琪发回一封紧急电报，认为“由于考虑到诺门坎协定及满蒙边界冲突的结束，日苏关系将迅速改进，如再拖延解决中日冲突就非常不如愿了”，他提出迅速行动起来，由英国在香港为中日谈判提供方便。

为此，英国政府训示驻华大使卡尔出面继续调停中日冲突，并训示驻日大使克莱琪重开英日谈判，将《有田——克莱琪协定》达成的原则具体化。

1940年6月，英日达成《天津协定》，协定规定：

(1)“为维持租界治安及弹压反日行动计，天津英界当局与现地日本官宪间应密切联络”，英国要取缔租界内抗日出版物、电影、政治集会并逮捕、处分抗日分子；

(2)天津交通银行存银于英日两国总领事共同签封下续存原处，取出10万英镑存入伪政权北平救济委员会；

(3)英界工部局参事会对于伪政权联合准备券的使用“不得加任何之妨害…”。

《天津协定》是英日妥协共同镇压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明证。

5、美国的绥靖政策

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也是颇显微妙。1939年10月19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美协会主办的晚餐招待会上代表美国政府发表演说，宣称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政策，“似乎包括了掠夺美国在中国的既得权利，…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和权益正在遭受日本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的侵犯。

美国国民有充分的根据，认为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控制亚洲广大地区，在这个地区建立排他性的经济制度，此外，日本还以轰炸、侮辱等多种多样的行动，干涉美国的权益，这种干涉决定着今天美国国民的对日态度”，格鲁这次演说的意图在于谨慎地向日本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决不退让的决心。

但正如美国的《美亚杂志》所指出的，“格鲁的用意，不是要求日本遵守九国公约，不是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也不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他只是单纯地从美国的直接利害出发责难了‘东亚新秩序’而已”。

11月初，格鲁与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会谈，企图在《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废止后，另订新的暂时通商协定，以恢复两国的通商关系。

1940年1月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开始生效，但大量的美国军事物资，特别是石油和废铁，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据日本工商省1940年公布的数字，从美国进口的军需品在日本进口军需品中所占的比重，1937年是33.5%，1938年是34.3%,1939年为34.3%，1940年3月增至38.7%。1940年全年，美国输往日本的军事物资总值达二亿零六十三万八千美元。

而从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卖给中国的军火总值仅有一亿七千万美元，这比1940年美国一年卖给日本的军火还要少得多。

6、美英劝蒋投降的努力

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扩大，德军横扫西欧，法国投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日本进一步压迫英美屈服让步。

1940年6月后德国对苏闪电战的成功，大大刺激了日本南进的扩张野心。日本欲趁英美无暇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南进政策，以夺取英、美、法、荷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一带的殖民地。

法国投降后，印度支那成为日本夺取的第一个目标。法国政府向日本实行一系列妥协，签署损害中国利益的“法日共同声明”，关闭滇越路。与此同时，日本要求英国马上答应封锁中缅边界、香港边界及从上海撤兵，否则日本就要对英宣战。7月1日，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在屈服于‘不可抗力’的基础上接受日本关闭滇缅路的要求”。

18日，英日达成《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决定“本年7月18日起以后三个月间，禁止武器、弹药并铁道材料之通过缅甸输送”，同时禁止这些物资经由香港运往中国。关闭滇缅路意味着切断中国的外援。

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发表《关于滇缅运输问题的声明》，指出：

英国政府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就本问题之法律方面观之，英国政府之立场亦绝无根据”，“其非中立性，尤为显明”；其“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中英各项条约及国联之历届议决案”。

9月，英国又在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上作出让步，于10月至12月撤退大部分驻于中国的军队。英法的妥协大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9月下旬，日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迈出“南进”的第一步。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美国统治集团惶恐不安，力主以牺牲中国抗战为代价，与日本妥协，以此谋求日本放弃南进政策，共享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1941年2月14日，罗斯福总统向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公开提出美日谈判的建议。从4月至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前夕，罗斯福、赫尔与野村吉三郎进行了历时9个月合计60次以上的会谈。

4月16日，赫尔向日本提出一个所谓《日美两国谅解方案》，内容共7项，其中最本质的内容是：

美国总统向蒋政权作“蒋政权与汪政府合而为一”、“承认满洲国”等方面的“和平劝告”，日本“恢复门户开放方针”显然，这是一个大大损害中国利权，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本，以保护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利益的利己主义方案。

尽管《日美两国谅解方案》大大满足了日本的贪欲，但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就此罢休。随着战局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的态度愈来愈强硬，要价越来越高。

1941年5月12日，日本外相松冈致电赫尔：

“郑重说明如希望日本决策对美会谈，前提有二：一，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二，美国应同意迅速劝告蒋介石开始对日本和平交涉”，松冈之意就是要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日本的所谓“和平”条件。

由于日本要价太高，美日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对美国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突袭，使美国海军遭受惨重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英美等国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要求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面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应集中力量于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

在此前后，《新中华报》、《群众》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多次发表社论，揭露这个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这一阴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