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爱、王奇生、孙慧敏、王东杰:重探“五四”——东南集团与上海的学生运动

2022年4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举行线上讲座，围绕“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之一《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展开研讨。讲座由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邹小站研究员主持，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陈以爱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慧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与谈评议。与会学者共同探讨了“东南集团”视角为“五四”研究带来的新发现与新问题，以及未来“五四”研究乃至民国史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

陈以爱：从“东南”重探“五四”

陈以爱教授的研究起步于学术文化史，最初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探讨新文化运动高潮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兼及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形态，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99）在学界广受赞誉。在最新的“五四”系列研究中，她将目光从北京转向上海，探讨1919年5月至7月间的一连串事件，聚焦政治性的爱国运动，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与“新文化运动”区分开来，往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转向”殊为明显。不过，她更愿以“通向”来描述这种转变，因为史学研究中的领域区隔系人为设立，各个面向本应互相关涉。

那么，“通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契机是什么？为何聚焦上海重探“五四”？什么是“东南集团”？“东南集团”与五四运动的关联何在？陈以爱教授从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视野谈起，进而介绍了“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系列的写作缘起、构想与重点内容。

陈以爱表示，不带理论预设，而从事实和现象出发，提出适切解释，是她研究历史时的原则。她特别提到恩师逯耀东、吕芳上两位先生的影响。前者提示她注意把人物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考察人物、著作和时代的交互作用，使其在治学术思想史时不愿局限于一个学校、机构或某本著作，而注意到与“人”相关的社会网络及政治联系。后者则促使她在与政治外交史前辈的对谈中思索可以对话的视角，最终提出学术文化史上的“南北”问题，正式从学术史拓展至政治史，并在她此后十余年的探索中持续地予以督促、期勉与帮助。

视野转换之后，一些新材料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先是一封“难解的信”将镜头转向上海：1919年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出走；5月22日，蒋梦麟和黄炎培有一封联名私函寄予胡适，眉批中还有沈恩孚的加笔。信中讨论蔡元培出走后北大的前途，讨论未来的布局问题——若北大受政府压力，将南迁到上海成立新的学校；新大学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如何安排已到中国的杜威等等。牵涉内容之广远超想象。这封信收入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和秘藏书信》史料集中，史料集未经排印，是原版影印，包含写作者笔迹、信纸中其它非正文内容等重要史料信息，引起一众学者关切。这份材料使陈以爱感到，需要考察黄、蒋、沈及与其相关的江苏省教育会，并研究其组织运作方式、南北策略乃至与北京教育部的人事关系等问题。此外，1918年胡适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也引起注意，这封信写于胡适初见黄炎培之时，信中称黄是“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胡适所言使人意识到此中“有补课的必要”。于是，晚清至五四前后的一批社会精英，从教育会到实业界、报业、出版、银行等各界人士纷纷进入视野，包括张謇、赵凤昌、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郭秉文、聂云台、穆杼斎穆藕初兄弟、史量才等等，他们在五四前后的互动与活动都值得深入查考。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函（1919.5.22），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

随后，陈以爱教授就已出版的第一部曲《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做介绍。全书正文共四章，第一章“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探讨五四时期东南纱业集团如何制造“商战”舆论，并将之落实到有组织的持续行动上。在这一时期的抵制风潮中，学生的毅力固然惊人，“运动家”的本事也不能忽略；“商战”既与民族复兴有关，也符合集团自身利益。

以经济制裁为抗争手段确为五四时期的重要现象，但陈以爱指出，无论是讨论商战舆论还是抵制运动，探讨范围都不应局限于1919年，甚至应早于民国。清末即有抵制运动的案例，其中不乏成功者。1905年以上海为中心的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抵制风潮，在这场运动中，张謇集团不仅参与其事，更主导舆论方向，李登辉等人亦通过寰球中国学生会发动抵制，并扩张到其他省份乃至海外。比较1919年的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会发现五四运动在抵制手法、发动舆论的方式、对学会和报刊之运用乃至参与人员等方面，皆呈现出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延续性。创立于抵制美货运动时期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的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一批社会精英参与社会舆论塑造、发起抵制运动、促动商学两界合作，是“抵制”和“运动”的“老手”。不过，五四时期的商战和抵制运动，力度更强，覆盖面更广，参与者更加广泛。

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可以上溯至1915年，有三个人物值得注意：聂云台、黄炎培和余日章。1915年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是“二十一条”，中日交涉之时他们曾一同乘船远渡重洋，赴美开展过实业和教育访问，其事可见于黄炎培日记。他们自1915年起联合江苏省教育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银行公会、寰球学生会等团体，通过教育体系和报刊媒体宣传引导，发动商界、学界响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并以学生为宣传队，扩大宣传效应。陈以爱特别指出，认为抵制日货可以有效打击日本在中国商业的发展、强调抵制日货有效性，这一论述体系的形成，其中有美国在华商业领袖、报业媒体人物以及大学教师的参与。从私人文件来看，这些人与聂云台、张謇等人有私谊，其往来交流也多涉商战话题，代表人物有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大来、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惠尔、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麦等。若以英文名检索这些五四商战的核心人物，可获得许多相关重要史料，并从中观察到一些重要的网络和线索。

示意图：东南集团的商战网络（示意图均由陈以爱教授提供）第二章论述“上海公共团体的转型蜕变”，强调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学生并非孤立运作，而与其他团体有密切关系。其中，中华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两个老牌机构成为核心组织，逐步派生出其他新设机构，产生覆盖面广泛的社会网络，以上海为基地，影响力遍及各埠及海外。本章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个系统的运作：其一，五四前上海公共团体完成组织蜕变的过程，进而增强了社会动员的技巧与能力；其二，这一系统制造“联美制日”的舆论，使中美亲善成为主流声音。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时人看法和学者研究，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组织效率上甚至超过政党。不过，周著认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是这两个会的会员，其说有误。上海反日运动的一大重镇“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于1905年，是孕育上海学生联合会（1919）的重要团体。但此后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日校和夜校，因此最终参加上海学联的只是日、夜校，而非寰球中国学生会本身。上海学联成立后，其会址正是设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直到1919年6月9日被工部局勒令离开。寰球中国学生会为什么能够成为上海学联办事处、全国学联筹备处、成为它们的庇护机构？关于这个问题，陈以爱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应出自颜惠庆回忆录，因为他是寰球中国学生会最初发起人之一。根据颜氏的说法，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模仿世界基督教学生会而设，该会创办人均为世界基督教学生会及青年会等组织中的活跃人物。基督教青年会具有宗教特征，其董事和职员必须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则只能成为普通会员。寰球中国学生会则是对这些教会相关组织的“非基督教化”，使得非基督徒也能参与其中，以触及更广大的人群范围。

辛亥革命后，寰球中国学生会内部发生了人事变迁。颜惠庆进入外交界，李登辉的工作重心则放在复旦大学，他们无法再继续顾及会中事务，这时朱少屏成为会中的核心办事人，而伍廷芳和唐绍仪则是名誉领袖。1919年上海学联成立之前，寰球中国学生会曾再次焕发生机，表现得非常活跃，陈以爱认为这除了朱少屏个人的活动能力之外，也和该会招收会员的新办法有关。寰球中国学生会在招收会员方面积极模仿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其是男青年会），学习其组织、动员、宣传模式，如开展徵求募金运动等。当时基督教男青年会是上海的重要公团，由美籍干事帮助成立，后来华人干事的数量虽增，其办事方式仍效仿美籍干事。最近几年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青年会在1900至1920年代在社会上层中的影响力。据陈以爱观察，各地教育会成员许多注意到青年会的组织、动员、宣传能力，乐于效仿与合作，例如在江苏省教育会及其相关组织中，余日章、王正廷、郭秉文等人均有青年会背景，并在会内推广青年会模式。

到1919年之前，上海几个重要的上层公共团体，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青年会等，都存在学商联合现象，且商界赞助人名单常常在不同公团中重复出现；同时，各会的董事名单也多有重复。这些公团采取联合行动，对外宣称“联美制日”，鼓吹“中美亲善”，对内则推动各种社会改良运动，如国语运动、平民教育、义务教育、禁烟等运动。针对这些团体之间的关系，陈以爱绘制了“上海公团关系网络”图，以反映中华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男女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寰球中国学生会等几个核心公团及相关公团之间的复杂关系。

示意图：上海公团关系网络第三章考察“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以复旦之于上海，犹北大之于北京，是学潮的领导中心。然而历史镜头中的“复旦学校”或“复旦学生”，往往以笼统的称谓出现，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本章剖析复旦校长李登辉的社会关系，进而论述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陈以爱指出，不应满足于复旦与上海学联关系密切、是上海学运中的重要机构这样的简单结论，而应深入考究更多问题。复旦大学为何被称为学潮的领导中心？通过哪些人物如何构成对上海学联的核心领导？这些人物的社会网络及背景又如何？要解答这些问题，须对具体的人物与背景一一考察。与校长李登辉相关的中文材料并不充分，在《密勒氏评论报》所编的《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中却有李登辉传记，篇幅较长，可能由李登辉本人提供了资料。但《中国名人录》有不同版本，各版本中的文字有所增减，不同版本包含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特征。复旦校史也是必要的参考材料，但在后来的编纂中受时代影响，许多材料也已消匿，如李登辉与青年会的关系就被淡化。幸而现任复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先生在写作《李登辉传》时，曾运用复旦大学收存的部分资料，相当程度上还原了1919年前后李登辉的形象。同时，透过一些其它资料，也可以还原李登辉当时的政治联系。李登辉与孙中山的关系常常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遭到强化，事实上，李在辛亥革命这一关键时间点前后与伍廷芳、唐绍仪等人及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很深。因此，在考察李登辉本人相关的问题时，需要对资料审慎辨别。陈以爱通过四组传记文字，辅以其他材料，说明李登辉立足沪上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学家的锐利审视，指出四种传记及其时代之偏蔽，一方面还原李登辉的历史面貌，一方面也呈现了一部人物“变形记”。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当时复旦的董事会情形至关重要，校长任免和经费使用均在董事会掌控之下。五四运动前后，前述提到的余日章、王正廷、聂云台等都是复旦董事会成员。此外，董事会成员还有广东商人陈炳谦、劳敬修、简照南；在辛亥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旧交通系关系密切的唐绍仪、唐露园；上海交通银行副经理、上海银行公会重要成员钱新之等。学生方面，复旦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学生有瞿鸿机之子、聂云台妹夫瞿宣颖；俞大维之弟、聂云台之侄俞大纶；唐绍仪之子唐榴；绍兴绸商之子、后来发表多篇回忆文字的朱承洵；上海学联会长、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何葆仁等。其中，唐榴和俞大纶又都参加过上海中华童子军协会，接受过准军事训练。陈以爱指出，在五四上海学生集会中反复看到的会操、升国旗、敬礼等种种仪式，和学生所具有的童子军背景密切相关。同时，身着童子军服的学生和军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这将在本系列的第二本书中有所探讨。

复旦学生和其它大学的学生关系也不容忽视。学生的升学、转学、兄弟不同校等情况，在复旦与一批其它学校，如北京大学、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东吴法科、澄衷学等之间形成了联系，同时，参加青年会也使得同市、跨市的不同校学生之间产生往来。针对“学”这一问题，陈以爱在书中绘制了“复旦大学华洋网络”展示了复旦大学与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她尤其注意复旦通过青年会、教会等网络与英、美人士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运动风潮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示意图：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第四章题为“上海学联的呱呱落地”。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正式成立，正值“五七”国民大会后不久。当时上海工部局认为上海的运动风潮始于五七国民大会。事实上，“五七”国民大会并非由学生发起，而是由江苏省教育会参与策动、由各校校长带领学生进入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参与的。在“五四”期间，校长、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微妙，他们并非总是保持一致，但在很多事务上有所合作。陈以爱指出，要深入了解“五七”国民大会之内幕，不单要看公、私方面的不同记载，而且要看华、洋方面的不同记载。上海学联的组织架构并非完全模仿北京学联，前者早期有小学加入。这些小学的代表，往往并非小学生，而是任教师乃至更重要职位者。罢课时，5月26日起只是中等以上学校罢课，直到6月5日上海罢市时，小学才陆续参加罢课。每个学校如何选择参加学联的代表，也各有情况，甚至有学校如务本女中，学生全然不知自己的学校参加了上海学联，仅有教职员级别的人物参与，这就使得教职员在学联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他们或担任学联中的评议部、执行部职员并参与投票，或作为顾问在重要的大小会议中列席与议，如黄炎培就是顾问之一，留美学生会成员中亦有任学联顾问者。在罢市之后，学生并非独立决定学联的动向策略，而是有长辈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些外国人任学联顾问，如东吴大学美籍法科教授任法律顾问。

学生的参与和作用当然不可否认，陈以爱就此撰有 “点将录”，罗列十几位重要参与者的背景、活动、社会关系，发现这些学生几乎都来自社会上层。学联成员与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亦十分密切，据陈以爱估计，学联中约有五千余名大学及中学生是青年会（含市青年会童子部，和校青年会）成员，这些学生擅长组织、演说、宣传、募款和推广社会服务。在上海，甚至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的学生活动中，常见“平民教育”、“义务学校”等话语，陈以爱怀疑与青年会有关。李登辉本人担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部长”，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及上海学联成立的重要推手，他的多重身份背后所蕴含之复杂关系亦值得探讨。在社会支援方面，聂云台、穆藕初和简照南是上海学联重要的资金赞助者，除此之外，学联还得到了大量来自社会各方的捐款。各大报馆亦提供支持，例如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就和学生领袖关系密切，上海学联及分会有大量消息、活动报道、宣言等，都经由《时事新报》进行宣传，由此也可看出研究系不仅在北京、也在上海的学生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部专著中，陈以爱以丝丝入扣的写法观其澜、溯其源；尤其注重资料对读，发掘隐微的叙事，其细密的研究过程不啻为辨析史料的示范。在报告最后，她总结研究心得，认为做五四运动的研究，不能以新文化运动为限、不能以“非基督教运动”后思潮为限、不能以北京学生的五四叙事为限、不能仅以言论家的文字为限、不能以史料选辑的视野为限、不能以中文史料为限。她指出应以“整体史”和“组织史”角度研究“五四”——“整体史”角度，即综合考察中外教育、商业、政治、宗教、出版业之运动作用；“组织史”角度，即重视各组织的核心人物及各组织之相互联系。同时，在研究中要“深描细写”，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个人和群体的才智手段，探究其在历史上起怎样的作用。针对“五四”在上海，要考察东南集团的网络，以及社会公共团体的动员力量，而不能仅观察上海的学生而止。她认为，上海的学生可以说是一批优秀的模仿者，模仿了他们的长辈。同时，应注意在1920年代苏俄式政党动员方式传入之前，已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即青年会式的社会动员。东南及其它地区士绅所追求的强组织力、宣传力和动员力，在青年会这一组织的大本营中得到了锻炼，进而在“五四”这场运动中得到了一鸣惊人的展现，并给时人以强烈的刺激与启示。

对谈：“五四”研究的可能性

主讲人报告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慧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分别作评议发言，陈以爱教授一一做了回应。以下是四位学者的对话，内容经发言人审定。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短短一小时的发言不足以囊括陈以爱教授这部著作的精彩之处，我推荐大家打开书去读。

陈以爱教授的写作特点是“深描细写”，这在《动员的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本书中涉及大量从前我们不太关注的人物细节和事件细节，信息量极大。她特别重视人物，详细呈现了数十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同时关注作为整体的“东南集团”，注重研究集团中人物的共性和关系。这种“深描细写”使我想起茅海建教授，他曾在1998年前后和我说要重新研究戊戌变法，现在24年过去，他虽已就此写成好几本大部头著作，却仍说他的戊戌变法研究不知何时才能结束。陈以爱的“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也是一个三大本的计划，目前这部644页的专著仅是第一本。

现在年轻学者有一个常见的困扰，就是找不到研究题目。但研究近现代史真的找不到题目吗？必须要找到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题目吗？茅海建和陈以爱两位教授，他们的研究都植根于被无数学者深耕过的领域，又都在其中发现了重做的可能性和深入的空间。这也是做近现代史的优势——总有新资料出现，也总有从前大家视而不见的旧资料被重新注意到。透过他们的著作，我想向年轻的学生提示，千万不要觉得找不到题目，或对那些被研究过的“大题目”敬而远之，只要真正深入，仍有可探究的空间。

学界讨论五四运动，分狭义和广义。狭义的“五四”仅指学生运动，广义的“五四”则将学生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放在一起探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我们研究“五四”，或从学生运动角度讨论学潮，或从新文化运动角度讨论思潮。尽管陈以爱教授刚才说她不讨论新文化运动，仅讨论学潮，但在这本书中，讨论学潮也不仅就学生谈学生，而是将学潮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运动背景中来考察。陈以爱把这场学生运动往前追溯到了1905年。过去我们做新文化运动研究可能会上溯至清末，但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追溯至这一时期则很少见。这本书的重心并没有完全放在学潮和学生本身，而是放在商界、绅界、教育界、报界等一批资历比学生更深的社会精英身上。这批精英是学生的老师辈，学生的许多做法正是模仿这批前辈的所作所为。陈以爱教授在研究中特别重视社会精英的代际传承，她大体上把“东南集团”划分为三代，分别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第一代，以黄炎培为代表的第二代，以及以瞿宣颖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并对这三代精英的代际传承作了很好的描述和分析。

陈以爱教授过去的研究重心在北大，在北京，现在她将目光转到了上海。从前我们研究五四运动，也关注上海，但往往更关心北京，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曾有学者对上海和北京学潮的差异做过比较，但陈以爱教授强调了一些过去被忽略的问题。例如，她提到，当时北京学生大部分来自外省，而上海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可能今天仍是如此）。如此一来，北京学生与北京本土社会的关系并不密切，上海学生中则众多当地绅商名流的子弟，深入扎根于东南社会。这种差异会影响上海和北京学生运动的特点，但这个问题学界从前很少关注。另外，从前我们虽也注意到学生运动中上海租界的存在，但在租界势力如何影响学生运动这个问题上，此前的研究分析得并不深入。

这本书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对人际网络的重视。我们都知道人际网络的重要性，但也都知道这种研究的难度之大。人的社会交往、家世背景、人际关系无疑对人生影响深远，但落实到具体研究时，往往很难找到史料，或只能找到零碎分散的史料。在本书中，陈以爱教授下了很大功夫来描述东南集团内部的人际网络，将这个网络进行了很好的呈现。她对五四运动外部的因素和关系也特别重视，如五四时期上海的华洋关系问题，这是此前学界较少注意到的。另外，她还指出上海学联在组织制度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此前学界对这一点也关注不足。

接下来，我想谈几点和这本书有关、但又有所引申的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讨论“五四”前后的几次社会运动。在1915至1925年的十年时间里，发生过三次针对日本的社会运动，分别是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舆论认为这是亡国的条件，我称之为“亡国危机”；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未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在山东的权益，我称之为“亡省危机”；1925年五卅运动，则缘于上海内外棉七厂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枪杀，进而引起学生声援并发生流血事件，我称之为“亡人危机”。从“亡国危机”，到 “亡省危机”，再到 “亡人危机”，危机的程度似乎在递减，而社会运动的规模却在递增。1915年，上海等大城市虽有绅商抗议活动，但并未成为全国社会各群体参与的“运动”，仅被称为“五七国耻”或“五九国耻”。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规模远超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之规模又远超五四运动。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涉及许多因素，包括民族主义情绪的累积、政党的参与、与社会思潮的结合等等。

在这三场运动中，五四运动在时间上处于中间位置。当时舆论多从“爱国”角度谈论这场运动的意义，有两个人则不然，他们是从社会组织演变的角度来谈的。这两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罗家伦。他们都特别强调，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如何“爱国”，而在于社会组织的一次大发展。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撰文《民众的大联合》，认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各种社会团体都只是行业性、专业性或地域性的“小联合”，但五四运动却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众“大联合”。后来，罗家伦也专门写文章回应这一看法，称其见解独到。

在五四运动中，有三个组织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陈以爱教授研究中谈到的学生会，学生会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组织网络，从全国学生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再到各校学生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社会组织。其二是“救国十人团”，其三是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后两个因为时间关系先不展开。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后，面临党的发展的问题。陈独秀最初仍是依赖他在《新青年》做主编时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发展党。但共产国际提醒陈独秀，中国当时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网络唯有学生组织，如果很好地利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党的发展就能很快铺展至全国，自上而下一直深入到县。陈独秀果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后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青年团，基本就是挂靠在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网络中发展起来的，且发展极其迅速。另外，陈以爱教授特别强调上海最初的学联组织，其模仿对象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恽代英曾在日记中提及，1918年他去庐山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回来以后就开始在组织形式上以及“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做法上模仿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组织。1923年，孙中山曾经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表示赞赏，并感慨若国民党能有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和宣传能力，革命早就成功了。不过一年之后，孙中山即转向“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政党体制，这是国民党组织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一次重大转折。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谈了。

孙慧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

读过以爱著作的人都能感受到，她在史料收集、分析、呈现方面，是我辈学人中的佼佼者。以爱在本书中使用的材料，并不局限于中文材料，还包括英文、日文的档案和其它史料。在她几乎已穷尽相关史料、并做了极细腻的分析以后，我们还能多做些什么？我注意到本书制作不少表格，且收录许多珍贵的图片，但许多图表资料尚未被详细分析和充分利用。我因此想从视觉化工具导入的角度来做一些补充，或可为以爱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想法。近年来随着视觉化工具与技术逐渐普及化，采用这类方法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大都停留在“呈现”层面，今天我想讨论的，是如何借由导入视觉化工具，发现并分析更多问题。

资料的呈现方式，会影响研究者对问题的观察与分析。以爱在书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上海青年会董事部的人事变化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会长的更迭情形：1917年时是邝富灼，1918和1919年是聂云台，1920年则变为王正廷，至于细部的变动则不甚清晰。当我们将这些资讯视觉化，就能一目了然地发现青年会董事部人事的“换血”现象。

孙慧敏依据上述表格名单绘制的人事变化图表以爱书中的研究重点，放在连任四届没有离开的一批人上，但我在绘图过程中察觉，离开（绿色框）或新进（紫色框）的成员也相当值得关注。以欧彬为例，他在邝富灼会长任内担任董事，但聂云台就任会长后，翌年他就离开了。欧彬是上海先施公司的经理，以爱在书中特别谈及他与邝富灼之间的密切关系，将青年会与先施公司联系起来。但欧彬其实并没有长期留在董事会，也就是说先施公司可能并没有长期留在青年会的社会网络中。这个例子提示我们，一直留在青年会中的人固然重要，中途曾离开或加入的人员也同样重要。以爱书中提供了许多公团的董事部成员名单。我尝试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将寰球中国学生会和上海青年会的名单视觉化，结果发现那些备受以爱关注、同时参与这两个团体的人其实是少数，那么我们如何可以说这两个团体的关系密切呢？当我进一步将中华建设会的成员名单纳入考虑后，更发现倡议成立该会的美籍人士，并不只与那些同时参与寰球中国学生会和上海青年会的人合作。这意味着，同时参与了两个以上社团的人，并不必然是动员者，他们也可能是被动员者，也就是不同公团都想拉拢的人。在“东南集团”抟成的过程中，个别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如何发挥作用？各公团之间的共同成员如何发挥集结功能？以爱或许还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陈以爱在《动员的力量》中呈现的表格《寰球中国学生会董事部职衔》（1919）

孙慧敏依据相关表格制作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青年会与中华建设会成员关系网络图接下来，我还想讨论“学生如何集结”这个问题。以爱在本书第四章中，列出上海学联40个学校成员的名单，并讨论了复旦大学为何能成为学生运动组织重心的问题，我认为地理位置与交通的便利性或许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上海学联中最重要的四所学校——复旦大学、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和中西女塾，均位于沪西，且相距甚近。另外几个重要学校，如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南洋中学等，离这四所学校稍远，当时使用中国公学校舍的同济大学，更远在吴淞。当我利用GIS技术将学校位置与1920年时的上海电车路线套叠在一起时，便发现复旦大学和南洋公学附近都有有轨电车站，但复旦大学比南洋公学更靠近电车站一点，交通更方便，或许这也是学生们选择在复旦而非南洋公学集会的原因。以爱刚才提到，上海学联的办公处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址，而寰球中国学生会附近也有有轨电车站。当时，上海电车的搭乘方式是上车时招手即停，下车则必须在车站。选择在电车站附近设置聚会所，显然有助于人群的集结。我们可能会好奇远处吴淞的同济大学学生如何参与集会？当时，吴淞和上海间，有淞沪铁路相连，从淞沪铁路下车后就可以搭转电车到复旦大学，且有另一条电车线直接到寰球中国学生会。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城市空间因素考虑进来，或许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复旦大学在上海的五四学生运动中可以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孙慧敏制作的复旦大学和南洋公学与有轨电车路线示意图

孙慧敏制作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与有轨电车站位置示意图另外，“五七游行”的路线有何玄机？在1915年的“五七游行”中，参与者是分别先在各校开大会，然后再到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集结。从复旦步行到公共体育场，单程就需一个半小时，沿途街区并不繁盛，为什么居领导地位的沪西各校会选择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结？从当时的地图可以看出，公共体育场所在位置是县城附近较为开阔的地区，交通也相对方便，适于群众集结。另一值得注意的点是公共体育场邻近江苏省教育会会所，这似乎印证了以爱从文字史料中得出的论点：江苏省教育会实是此次活动的策划者。

“五七游行”线路图“五七游行”原本只预备在华界进行，以避免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从当时的地图中可以看到，由于县城内没有贯穿南北的大马路，主事者选择绕行拆除城墙后铺设的环城马路。原定的终点是大东门，这是一个很热闹的、人口密集的商业区。游行队伍走到大东门之后，有一批人决定继续北行，当时有两条路可以进法租界，其一是从小东门，其二是从更远的新开河。最终，队伍还是选择从更远处的新开河进入法租界内。据说，从大东门继续北行的这批队伍，由比较激进的学生组成，尽管如此，他们仍尽量避免触怒租界势力。游行队伍最终一路沿外滩走到南北议和的会场德国总会，向唐绍仪请愿。德国总会大楼邻近上海青年会，它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德产被政府收回，负责接收事宜的正是当时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萨福楙。这些巧合是否对这次游行的进行有所影响？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谈的内容，限于学力，我只提出问题，至于问题的解决，且让我们期待以爱接下来几本书吧。

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以爱教授这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几乎全部以叙述方式展开，特别体现出叙事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魅力。她的眼光突破了自己过去更擅长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路径，将社会和政治等各方力量援引进来，使历史画面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和更细腻的质地，仿佛一幅油画，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描摹，都可以供人细细品味。在许多方面，这本书都代表了她学术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研究转向及突破——在空间上，从她过去重视的北京转移至上海；在议题上，从学术史转移至社会史。从这些转向中，我看到了她不断拓展的进程。

这本书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来说，有几个特别富有启发力的地方。其一是刚才所讲的地点转向，就是她对上海学运的发掘。这一点之前的诸位老师也都谈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几个城市之间不断有所交涉，似乎构成了“双城记”的关系——例如北京和上海、北京和南京、南京和武汉等，反复互动与纠缠。如何认识这种“双城记”？既要分别处理它们各自的历史，也要透视它们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的联动过程和结构。过去大家谈到五四运动时，都是将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视为北京故事的延伸和推进，并未给上海赋予一种更具特性的地位。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上海在中国现代史叙事中似乎一直缺乏北京那样一种“重心”形象，而这本书则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它让我们看到，无论就主题还是层次的复杂性，上海故事的精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北京的故事。而它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过去关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似乎已经说得很多了，但实在还没有可以和陈以爱教授这本书相媲美的著作。所以五四的上海故事后来居上。

京沪的双城记，让我想起蒋梦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话。蒋梦麟在那里一方面承认上海是许多新思想（如进化论、民主等）的输入地，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观念好像只能在其它地方，尤其是北京得到发展。用他的原话来讲：“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在其他各地发育滋长为合抱大树，在上海却始终高不盈尺。”在他的描述中，只有北京才是中国文化的发育中心。蒋梦麟的这段评述，或可代表近代史上许多人对于北京和上海这对“双城”基本形象的认知。但读了陈以爱教授这本书之后再来看蒋梦麟这段话，则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蒋梦麟是这本书中呈现的“东南集团”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赴北大接替蔡元培的事业，也被视作“东南集团”介入北京、“坐南望北”的一个重要策略和步骤。然而在他的回忆中，上海的地位仍未得到一个恰当的评估，这使我们意识到，有关京沪不同形象的论述，对于即使像蒋梦麟这样的“东南集团”的核心人物，也已构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上海的光芒何以被隐去？上海在“五四”中的地位为何遭到忽视？这是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有关叙事中，一个值得继续推进的议题，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我们同时注重北京和上海的“双城”关系。

另一方面，此前我们讨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会使用“师生”这一概念，但主要还是将其视为“新青年”（主要是学生）成长起来的过程，本质上仍是用学生运动的观念来理解五四运动。不过，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开始强调更长一辈的社会精英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例如季剑青教授就曾在一篇讨论山东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谈到，在山东，最早是由更为年长的地方精英而非学生来发起和引导五四运动的。这与以爱在本书中对上海学潮的论述形成了呼应，也提醒我们要将五四运动放在整个晚清以来社会变迁的背景中来看待。“五四”不是1919年，甚至也不是1915年造成的事件，它伏脉千里，要把历史的录像带倒回去二三十年，许多现象才能有更好的理解。

在这方面，本书中有两个议题对我特别有启发。其一是“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五四运动在上海展开的人事条件问题。通过呈现东南集团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以爱使我们看到了，从戊戌、辛亥到五四，整个东南精英集团的延续、流变和转化。我们以往都认为，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以后，中国士绅的再生产机制被阻断了，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失去了它传统的重心。但透过这本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初的二十多年中，传统士大夫阶层如何衔接并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过程。如果从延续性的角度来看，至少到1920年代早期，士绅集团都并未从历史中淡出，相反他们还通过更新的方式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例如这个研究中所关注的，东南集团在政治、实业、教育三种场域中建构起来的那个彼此循环相扣的关系网络，和传统士绅的社交和行动网络之间，就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新网络是旧网络的扩展，离开传统的士绅社会，它是无法形成的。从代际来讲，这个集团里既有张謇这样早在戊戌维新时代就进入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名士，也有新一代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而他们又来自同一社会阶层，体现了传统士绅集团极强的历史适应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是一种“温故而知新”式的社会转型方式。他们积极策划、引导和参与地方事务，在一个不断变革甚至可以说是不断变乱的时代，维系着地方秩序。同时，他们又脉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天下意识，以东南为据点，积极推动整个国内局势的转化。从社会史的意义上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脉络和知识脉络的产物，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此消彼长、新陈代谢的关系，而是有继承有转化的。

第二个是组织性的问题。这个与士绅集团的转换和延续的命题有关，但它是一个全新的历史主题。蒋梦麟在《西潮》中特别谈到，传统的中国可以视作是“许多自治的小单位”的联合，我们不妨称之为一个个连续的地方共同体，但缺乏那种全国性的大组织。这些全国性组织的出现，将建立在家庭、行业和地方传统为基础上的无数的“自治小单位”联合起来，蒋梦麟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想这是对的。这也是和从“天下”意识向“国家”意识的转变分不开的。为了应对外来的挑战，中国需要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连续的地方共同体（天下）转变为一个“国家”，从“世道”转变为一个“社会”，因而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这是当时很多人认为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的一条主线索。这种大型组织有两个典型的模式，一个是（革命）政党，它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为主导型的组织方式。另一个模型就是以爱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受教会启发建立起来的那种组织形态。这两种组织形态都是外来的，彼此之间也不能说毫无关系，不过它们关注的重点不同，第一种模式更强调统一性，关注核心意志的贯彻；第二种模式更具弹性，强调每个人的参与感。相对来说，第二种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地方共同体有更加密切的契合性，这也是它受到东南集团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对五四运动中的教会因素的发掘，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之前的研究很少予以正面关注的。将这个因素，尤其是它和“运动”的关系，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只是五四时期），会提示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

总之，以爱对新兴社会力量及其与传统社会关联的剖析，以及对“运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来源的考索，都是本书中特别精彩的地方。此外，刚才孙老师已经谈到以爱在搜集史料方面的功夫，也是本书中另一个特别精彩的地方。相较于以爱此前的研究，本书的一大推进之处，在于她对一些重要历史节点的把握。一方面，她透过人事和组织脉络，串联起更广泛的社会交往系统；另一方面，她在书中对一些关键性的物质节点，如地点、建筑物等（孙老师刚才补充的交通因素也是与这些节点紧密相连的），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她在演讲一开始时引述的那封信件，就是一个例子。对这些物质节点的重视，不仅使她对历史的叙事变得生动起来，同时，这些节点也使她能够将一些人们通常意识不到的关系脉络连接在了一起。这些节点，仿佛是一个“接口”。在没有意识到这些“接口”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几个网络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它们各自似乎都是独立的，彼此各行其是。但一旦发现了这样一些“接口”，几个不同脉络就立刻被串联起来，融合到一个大的叙事中，使我们看到历史细节怎样在宏伟的主题中起作用。这是本书又一特别精彩之处。

陈以爱（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

三位老师的与谈、评论非常精彩，我获益良多，相信每一位与会师生都和我一样。

我特别佩服王奇生老师引申谈论的内容。您那篇比较1915-1925年间三次社会运动的文章我当然拜读过，但这次我不敢谈“比较”，因为单是讨论1919年5月到7月发生在上海的事情，我都觉得还有一些细节需要确定；1919尚且没有完全把握住，还需要对1915和1925下功夫，所以不敢做这样的比较。但是您的那篇文章带给我不小的启发。

您后来提到政党组织的问题，包括毛泽东、罗家伦的视角，都非常重要。全国性的组织，不管是学生的、商界的，这些组织在苏联式政党组织方式引入之前是如何运作起来的？我现在想把1921年、1924年之前的情况先梳理清楚，此后再进一步把两个内容放在一起看，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也注意到，早期参与共产党组织部的一些人物，可能有青年会的背景（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上层人家的子弟都会参加青年会），那么这跟他们后来运作政党组织的方式有没有关联、是否提供了经验呢？包括恽代英的情况，我觉得都值得做个案的考察。我也向奇生老师私下请教过一个问题，就是苏俄式的政党组织，他们的源头是什么？他们的组织模式从何而来？这是另外一个可以再追索的问题。

孙慧敏老师是我博士后时期的室友，多年来关于上海史的部分我常向她请教，在日常的交流中获益良多。她从最近几年她很感兴趣的视觉化工具入手，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这些惊艳的图表是我做不出的，我已经向孙老师申请，在这本书的增订版以及后续的系列著作里收录这些图片。

交通的问题非常有趣，我在第二本书关于罢课、游行的写作中也会涉及到。谢谢慧敏提供有轨电车的资料。我曾注意到自行车在其中的作用——当时他们叫“自由车”，上海的童子军就有自由车队。在1919年5月到6月这段时间里，自行车肯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还在资料里看到，在江苏省教育会的大本营，南京童子军意识到他们还没有自由车队，就立刻组织了一个。还有电话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月5日是全面罢市，而6月4日华商纱厂联合会得到学生的讯息就是通过电话。所以，这些联络的方式都值得具体去观察。

王东杰老师的评论我也想做一个回应。关于士绅集团的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考虑，但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本书里呈现。过去我们很少把“五四”与之前的历史时段联系起来，这次我修正了自己的这种没有深入的刻板印象。五四时期正处于士绅政治的余晖中，他们还有很大影响力，仍在延续的模式里。但是在1919年的那一两年时间里情况已经开始变化。历史有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极短促的时间里却可能有巨大的突变，我觉得五四时期就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对这些重要的“节点”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的收获会很大，不只是看清一个事件，而是透过这个事件把前后历史的脉络和变化看清。我想，如果通过大家的合作，把这些“节点”解释清楚，那么上至晚清，下至更晚近的历史，我们都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