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方面军”编制，到底是啥级别？张发奎叫屈，王耀武破格

文：东北行营

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最窝囊的一次大型会战，莫过于1944年春季打响的“豫湘桂会战”，此役国民党军队被基本打垮了三个大型战区：长官部设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设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和长官部设百色的第四战区，丢人丢到家了。

让快要投降的日本鬼子揍成这个德行，无论如何都是相当丢人的，不仅重庆那位委员长灰头土脸，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态度最激烈的当然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这个美国将领素来瞧不上“花生米”，这回可算逮着机会了。

1944年7月，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刚刚打响，史迪威就迫不及待地向罗斯福打报告，要求总统出面建议，将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

罗斯福还真就发了这份电报，委员长对此火冒三丈，可是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让他又实在抬不起头来，只好表示“原则同意”。

这也是“花生米”坚持要方先觉死守到底的原因，衡阳若在，脸上有点光还可以继续跟美方周旋，衡阳如果失守，那就真的无话可说了。

一、走个孙悟空来个猴

衡阳终究还是陷落了，日寇第11军由此兵临湘桂边界，攻克全州后一路杀入广西腹地，桂柳会战再次惨败。

会战结果是，白崇禧丢了桂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被撵出了长官部临时驻地柳州，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仅带着不到10万残兵撤到了湘东。

于是乎，抗战相持阶段，一直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的湖南和广西大部，接连沦于敌手，第四、第九战区的辖地和兵力所剩无几，残兵败将四处逃散，部队的建制也残缺不全，完全成了一副烂摊子。

期间史迪威不断发难，继续强烈要求委员长交出军权，在美国军方的将领们看来，由美国人来指挥中国抗日军队是“摆脱中国战场困境的最佳方案”，尽管这是个很不要face的方案。

罗斯福也跟着敲边鼓，表示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统率全部华军及中国战场上的美军”，史迪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利用美援物资分配权玩卡脖子，他正式宣布：凡不属于他指挥的军队均不能得到美援物资。

老蒋被逼得死去活来，关上门窗认真琢磨了一下，如果交出军队指挥权，那比杀了他都难受，索性跟罗斯福强硬摊牌：

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美方的要求，但绝不能接受史迪威，要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

这也是老蒋的狡猾之处：不能跟罗斯福轻易撕破脸，但是必须跟史迪威彻底翻脸，先把这个与自己关系特别恶劣的“刻薄乔”撵走再说。

至于军队的指挥权，后面再想办法周旋，车到山前必有路噻。

罗斯福接到电文有点懵，没有想到老蒋敢于破罐子乱摔，经过一群幕僚七嘴八舌地讨论以后，认为二战胜利已经没有悬念，而战后的长远政治目标，其实比战时短期的军事目标更为重要，因此跟重庆政府严重交恶是不划算的。

于是美方派出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调研，赫尔利是个政客，意识形态要高于单纯军事，他最终给出了有利于老蒋的建议，史迪威就这样成为了牺牲品，于1944年10月被调离中国战区。

1944年11月1日，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少将正式上岗，老蒋总算扳回一局。

二、陆军总司令部成立

魏德迈少将（次年晋中将）到任中国战区之时，西南战局的形势更加危急，日本人已经顺着黔桂边界杀到了贵州境内，贵阳风声鹤唳，重庆上下震动，老蒋甚至有了迁都西康的打算。

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的终极目标是哪里，如果分兵从贵州下云南呢？那么就等于抄了中国远征军的后路，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日寇第11军、第23军其实是强弩之末，但是重庆政府的军政大员们可不知道，纷纷慌了手脚，如何收拾西南的烂摊子？

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下，魏德迈提议组建“陆军总司令部”（史迪威曾拟名为陆军前敌总司令部），用以整编和补充西南地区的各路部队，进而保卫贵阳和昆明。

早在史迪威“逼宫”时期，老蒋和幕僚们就设计出了一个应付美方的对策：将军队划分为攻击兵团（一线兵团）与守备兵团（二线兵团）两大部分。

那么未来列入史迪威指挥的，将只是其中的一线兵团，而二线兵团的部队则仍由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如此，等于只交出去少部分军权。

这个只交出第一线兵团指挥权的设想，就是后来“陆军总司令部”组建的基本思路，现在为了挽救西南战局和应付美国人，终于付诸实施了。

在实际操作中，鉴于魏德迈的态度相对温和，重庆当局再次硬起头皮偷梁换柱，只同意把西南地区的一线作战部队交由“中美联合指挥”，纳入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序列。

同时还强调军事主官须由中方将领担任，但美方可向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级指挥机构中，派遣顾问和联络官，魏德迈最后也同意了，于是老蒋很高兴地发出训令，要求陆军总司令部的诸将领和军官们：

“对于军队之整理、训练、情报、作战、后勤等诸业务，应尽量接受其建议，学习其优长，并虚怀雅量接受其批评与纠正，一扫以往虚浮骄之颓风，切盼此次西南整军之成功，完成反攻之胜利”云云。

所以要清楚，这个所谓的陆军总司令部，并不是指挥全国的陆军部队，对象仅限于豫湘桂战役后期，湘、粤、桂、滇等诸省遭到日军冲击以后乱七八糟的陆军野战部队，颇有些战时序列整理的意味，所以才又被称为“西南整军”。

1944年12月，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组建，既然是指挥若干战区的残部，以及云南贵州的大批驻军，总司令人选必然得是资历级别相当之高的大员，因为它的级别已经略高于普通战区。

老蒋思来想去，抗战爆发后一直坐镇中枢的黄埔系二号人物，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最终获任，是年12月25日，何应钦飞抵昆明。

彩蛋砸中何应钦的原因很复杂，其一是何应钦抗战爆发以后，始终没有机会领兵作战，这是老蒋“扶陈抑何”的结果，不愿意给他军权，现在总算有个机会，确实想出去练练手。

其二是抗战之初，何应钦曾经短期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对两广地区和军队将领还算熟悉，包括老资格的张发奎也得给面子。

当然还有其三，那就是军政部长这个肥缺，早被陈诚瞄上了，何应钦前脚刚走，陈辞修即上任军政部长。

陆军总司令部“领导班子”名单：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 陆军一级上将。

副总司令： 卫立煌（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兼）， 陆军二级上将。

龙 云 （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兼）， 陆军二级上将。

参谋长：萧毅肃，陆军中将。

副参谋长：麦克鲁，美军少将（美军参谋长兼）。

陆军总部的编制完全仿照美国军制，另设有副官处处长陈又新、经理处处长金殿策、工兵指挥部指挥官马崇六、炮兵指挥部指挥官彭孟缉、军法执行监部军法监金奎璧等。

司令部机关的情报、医药、工程、通讯等各部门， 也均由中美双方军官联合组成。

陆军总司令部的组建，也是美国人企图控制蒋系军队的一个手段，一定要明白，美援从来都不是无偿的，给你东西给你钱，必有所图。

美军顾问组因此得以下到陆总所辖的师一级战斗部队，同时还在广西和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

三、陆总组建四个方面军

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之初，理论上应辖部队有：中国远征军卫立煌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第四战区张发奎（残）部、滇越边区卢汉部，以及杜聿明第5集团军、李玉堂第27集团军，共28个军86个师的一线作战部队。

可以看出，原第九战区的薛岳所部没有计入在内，所以第九战区的建制虽然保留了下来，但是薛岳因为长衡惨败，已经被基本边缘化了。

要知道，如果列入陆总所辖的战斗序列，那是有优先换装美械和接受美国教官训练之特权的！

汤恩伯又是从哪来的呢？1944年5月河南战场大败以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被撤职，狼狈回到重庆闲居。

可汤司令毕竟是嫡系嘛，所以到日军攻入黔东南时，老蒋又重新启用汤恩伯“戴罪立功”，再从其他战区抽调了八个军，由汤司令率领驰援黔桂边境地区。

给老汤新封的官，就是“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率领手下部队跟在开始撤退的日军屁股后面，“反攻”到广西境内。

彼时日寇第11军已奉命撤回湖南，所以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所属部队，还打了一个所谓“桂柳追击战”，收复了广西沦陷的几个大中城市。

既然薛岳被边缘化了，那么湖南境内选中的部队，就落在了嘎嘎嫡系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头上，该集团军原辖第73军、第74军和第100军。

大权在握的陈诚，当然不能让“土木系”的部队错过这等好事，于是一番操作下来，就把起家部队第18军也塞了进来，一并划给王耀武指挥。

经过一番折腾，前述部队在1945年3到4月间，被整编为四个“方面军”（不久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撤销），直属陆军总司令部指挥。

四、方面军作战序列

“方面军”其实是一级苏式编制称谓，北伐期间和中原大战期间，西北军受冯玉祥访苏考察军事的影响，曾经编组过这一级建制（红军亦然）。

而逐渐向西方军制学习的老蒋，对这个称谓之前并不感冒，这也是实在没得可用了：路军、军团、集团军、兵团的编制，之前都用过了。

至1945年1月，经过调整后的陆军总司令所属战斗序列如下：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原滇越边区部队整编而来，司令部驻云南蒙自。

下辖：第52军、第60军、（云南）第2路军、昆明行营炮兵团和工兵团。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原第四战区部队整编而来，司令部驻广西百色。

下辖：第46军、第62军、第64军和司令部直属部队。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原黔桂湘边区部队整编而来，司令部驻贵州贵阳。

下辖：第13军、第20军、第26军、第71军、第94军。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原第24集团军部队扩编而来，司令部驻湖南洪江。

下辖第18军、第73军、第74军、第100军。

陆军总司令部还下设昆明防守总司令部（总司令杜聿明，辖第5军、第8军）、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黄琪翔，辖第2军、第53军）。

另有总司令部直属部队第54军、新编第6军和六个特种兵团。

说明一下，此时陆总所辖部队数量比初建时略少，因为远征军的部队后来并未全部划归其指挥。

五、方面军的编制级别

这四个方面军的军事主官被称为“司令官”，与各大战区的“司令长官”和各集团军的“总司令”官衔都不相同，所以历史爱好者对这个编制的级别比较模糊。

实际上，研究抗战末期方面军这一建制的级别，重点在于两条：所辖部队规模和主官的军衔。

准确盘点的话，其实每个方面军的理论所辖兵力是有规定的，那就是分辖四至六个军不等（期间有调整），大约相当于两个集团军的兵力（注意集团军既有两军制也有三军制）。

所以方面军的级别肯定是在“集团军”之上，这一定毋庸置疑。

至于主官军衔，抗战时期的大型战区司令长官，军衔必须是挂三颗星以上的（陆军一级上将、二级上将或者中将加上将衔），否则肯定是没戏的，因为“资望不足”。

然而在四个方面军司令官中，只有张发奎和卢汉才是陆军二级上将衔，汤恩伯和王耀武都挂着二颗星呢！这样结论就很清晰了，“方面军”的级别是在集团军之上，却又在大型战区之下，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建制。

一定要界定级别的话，其实属于“副战区级”，比如卢汉的滇越边区的主力即为两个集团军，而汤恩伯曾经指挥的“鲁苏豫皖四省边区”和“黔桂湘边区”，这些所谓的“边区”也是副战区的级别。

汤恩伯当时正是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这都充分印证了方面军的大致级别。

注意了，汤恩伯此时只是“陆军中将”的铨叙军衔，挂二颗星，他晋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挂三颗星，已经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的事情了。

而黄埔三期的王耀武，此前的军衔仅仅是“陆军少将”（中将职务军衔），擢升其为方面军司令官，等于是铨叙少将衔当上了战区副职，是完全不合规的。

这就尴尬了，因为抗战时期原则上是不晋升“铨叙军衔”的。但是老蒋属意这个心腹爱将，于是授意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给王耀武破例晋升了“陆军中将”。

王耀武因此能够顺理成章晋升方面军司令官，其铨叙陆军中将的时间，还要早于一票黄埔一期生、二期生。

这事没地方说理去，谁让王耀武是铁杆嫡系，谁让第74军战功累累，谁让老蒋特别欣赏呢，总而言之，王耀武能跟老资格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成为方面军司令官，确属破格提拔。

比较吃亏的是北伐名将张发奎，本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当得好好的，瞬间成为桂柳会战惨败的背锅侠，其实他的责任真心不大，因为战役期间桂军都听白崇禧的。

于是在陆军总部的组建中，张发奎一下子从正战区职务，被调整为副战区职务，憋屈得一塌糊涂。至于卢汉和汤恩伯，职级都属于原地踏步，前者有地主之便，后者是换了个地方官复原职。

六、方面军番号的撤销

陆军总司令的所属部队，经过美械加强和美式训练后，一跃成为当时装备最好、跟美方关系最近的一批部队，占美械和半美械部队的绝大部分。

可惜整训完成没有多久，日本就投降了，这些部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期间只有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一部，取得了一次真正的“湘西大捷”。

在湘西会战中，陆军总司令部即设前指于湖南芷江，何应钦亲往坐镇。日本宣布投降后，陆军总部随即进驻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投降。

陆军总司令同时电令，所辖各方面军分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具体的任务分配是：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奉令率第52军、第53军、第60军等部，进入越南北部主持对日受降。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奉令率部进入广州，配合就近接收华南地区城市，并主持对日受降。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奉令率部空运到南京上海沿线一带，司令部驻无锡，接收该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奉令接受长沙地区日军投降，同时配合九战区薜岳、六战区孙蔚如接收武汉、南昌等地区，并主持对日受降。

另调第一方面军的52军、第三方面军的13军海运前往东北，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接收东北地区。

时间到了1945年底，随着老蒋重新调整军事机构和作战序列，四个方面军的番号和司令部一体撤销，原辖部队分别划拨给各行营、绥靖公署、绥靖区指挥。

比如第四方面军的第18军划入武汉行营、第73军划入第二绥靖区、第74军担任南京警备、第100军划入第一绥靖区等等。

这也就意味着，组建仅仅一年时间的“方面军”编制，至此就寿终正寝了，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和王耀武也都被任命了新的职务。

不过陆军总司令部这个机构却保留了下来，到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南京国防部”时，陆总成为其下一个专门的军种司令部。

1946年5月，顾祝同接替何应钦的职务，成为第二任陆军总司令，但是这个时期的“陆总”，已经不再是作战指挥机构，更没有直接下辖的作战部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