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困顿的民生

摘自《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作者：陈雷 戴建兵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虽然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还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都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退居西南一隅。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这不仅仅只是国统区被缩小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日军所侵占的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据估计，“战前中国工业90 %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军占领了这些重要地区和工业城市，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抗战初期，作为我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经济基础本就比较薄弱。随着大批军政公教人员和难民的涌入，政府财政支出迅速扩大，而收入则由于沿海省区的沦陷急剧锐减。

据统计，作为国民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主要在沦陷区) ，1939 年与1936 年相较，分别减少了77 % 、56 %. 、89 %。而财政支出仅战费一项就远远超出收入。有人估计，战时每天所需战费五、六百万元，每年约20 亿元。① 如果照此计算，抗战8 年的战费开支折合战初币值当在160 亿元。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 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 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 – 1941 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 亿元左右，较1937 年财政预算10 亿元，只收到40 %。

金融方面，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 年8- 12 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 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 亿多元，而“1937 年下半年和1938 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 亿元，与这一时期716 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 亿元”，财政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进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存户纷纷向银行挤兑提存，资金大量外逃。

工业方面:抗战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工业比较薄弱，以川、湘、桂、滇、黔、陕、甘7 省而言，其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07 % ，占资本总额的4. 04 %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 34 %”，其中“四川仅有电厂一，水泥厂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后方规模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即使在中央政府搬迁了部分工厂进入西北、西南后，工业依旧非常困难。

农业方面:粮食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在1939 年前，大后方由于1937 年和1938 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1939 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1937 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 32 元，到1941 年6 月涨至每市斗41. 87 元，增长31 倍。此时，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 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 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 万石。而当时政府手上能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一些城市甚至发生抢米风潮。

1939年2月日寇攻占海南岛、3月南昌、6月汕头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

除了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所谓满洲国）以外，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全国工厂的70 ％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战养战”，侵吞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敌占区，日伪政权的疯狂掠夺，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1941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

通货膨胀的危机（1939-194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三者恶性循环，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跌落。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前25年内，从1912年到1936年，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有时反而出现了通货（银根）紧缩、物价下跌的反常现象。但是，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

1939年以后，中国各地（无论是敌占区或是大后方）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危机，表现为:物价指数迅猛上升；对金银和英磅美金等外钞的兑换率大幅度跌落；出现紧缺物品和外汇的黑市。

国民政府推行“战时财政”，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增大法币发行量）为手段平衡财政收支、弥补赤字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编》第二册第441页）

抗战初期的两年内，通货膨胀较慢、物价上涨还不算特别不严重。

但是从1940年以后，局势迅速恶化。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超过法币发行增加的幅度。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5 ％，物价指数升为355 ％；1940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560 ％，物价指数猛升为1276 ％，而薪金、工资的相应调整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三者差距日益扩大，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陷入恶性膨胀阶段。

1940年，国民政府又大规模征兵，三年内每年征兵 50万人，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直接影响生产。同时，在各省修建军事基地，运输军需物资，大大增加了军费，并使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3.5倍以上，其中国防开支占国民政府总支出的73 ％；政府入不敷出，赤字惊人。1941年，政府收入仅占支出的13 ％，（支出100.03亿元，收人13.10亿元）；赤字达86.93亿元，巨额赤字只有靠发行钞票（通货）来弥补。到1941年12月，法币发行额达到151亿元，使得批发物价比1939年12月上涨6倍。

除了政府对于货币的过量需求外，流通过程出现了大量投机活动。面对物价飞涨，投机者纷纷囤积工业原料及其它商品，转手倒卖就可牟取暴利；民众家里普遍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把手中货币换成实物以保存价值。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加剧了供求矛盾，物价进一步上涨，造成恶性循环。

在缩小到全国三分之一的国统区，挤压着过量的法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这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以法币为收支单位建立的财政预算，税收中以征收实物代替征收法币。社会上也开始采用粮食或“生活费指数”为薪金、工资的计算标准。甚至恢复（半明半暗地）使用银圆。

大后方工薪阶层生活下降

在四川成都地区，从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

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扩充军费的办法，已不能再依靠发行公债，而只有依靠银行垫款–大量增加法币发行量。到1945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8年前（1937年7月）的300倍，约为52亿元。

根据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一书提供的资料，抗战期间大后方四川一带，薪金阶层和工资阶层实际收入指数如下（以1937年＝100 ％）:

年份小公务员教师服务人员 一般工人 产业工人农民

1937 100100100100100100

193877 87 93143124111

193949 64 64181 95112

194021 32 29147 76 63

194116 27 21 91 78 82

194211 19 10 83 75 75

194310 17 15 74 69 58

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的实际收入（特别在1940年以后）总趋势为大幅度下降，而景况最为悲惨的却是教师和小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脑体倒挂”反常经济分配现象。

而经过历经三年多的战争消耗，特别在1940年以后，全国各地（包括敌占区、战事区和大后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普遍的时局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我国民众和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越来越贫困。到1941年越南和缅甸被日军侵占后，国际对华援助的通道全部阻断，外援尽失，国民政府面临事实上已经到了生死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