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与“青史”：抗战时期的杜月笙

作者：李浴洋 来源：南方教育时报

一

所谓“青帮”，以出现于清代雍正年间承运漕粮的帮会为滥觞。在具体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前三祖”与“后三祖”之说。“前三祖”系追认，指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的金幼孜、嘉靖年间的罗清与清代康熙年间的陆逵。“后三祖”则实际介入了“青帮”的兴起，分别是陆逵的弟子翁宕、钱坚与潘清。他们六人共同尊奉达摩祖师，所以“青帮”也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青帮”在有清一代显赫百年，后来由于漕运的地位逐渐被海运代替而衰落下去。直到1843年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埠通商，“青帮”组织借助殖民经济的发展而再度集结，成为了参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股特殊力量。

如今，谈论民国年间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张啸林与杜月笙可谓最是耳熟能详。然而，长期以来，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却鲜有先例将他们作为某种“历史人物”来看待。他们的形象，大都出自经过演义的“故事”甚至“传奇”。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青帮”本身徘徊于朝野、官商、兵匪之间的社会身份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度与神秘性，很难在历史书写中定位与定性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历史叙述对于秩序感与整体性的追求，在带来若干“洞见”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局限与遮蔽。倘若了解在1843至1949年间的“青帮”是如何介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既有的关于这一时期的“青史”的判断无疑需要做出调整与修正。

在诸位“大亨”之中，最为适宜谈论这一问题的对象，乃是后起的杜月笙。杜月笙一生涉及领域之广、参与程度之深、体现层面之丰富与包含矛盾之多样，在“青帮”之中大概无出其右。而其一生最为活跃的阶段又适逢1920至1940年代的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对此，他必须直接面对并且做出反应。同时，他的交游也覆盖了不同阶层、阵营、党派与行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故，他本身亦即历史网络的一个结点，并且也为时人或者后人观察历史提供了一个支点。

旧上海“青帮大亨”： 杜月笙（左） 张啸林（中） 黄金荣（右）

二

关于杜月笙从发迹到落幕的一生传奇，可谓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写照。在笔者看来，与一般的“猎奇”或“志异”的眼光不同，一种有效的阅读杜月笙的方式是将“青帮”的进退升降置于社会关系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同时也将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放到更大的历史进程背景中——而不仅是“青帮”系统内部——进行评价。譬如揭示租界这一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空间之于“青帮”浮沉的作用，以及把握“青帮大亨”在云诡波谲的历史潮流中的心境与心情，就十分必要。“青帮”的再度兴起，正与这一具体的空间及其展开的历史进程相生相成。

传记文学作家司马烈人认为：“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置身政治空气如此浓厚的环境中，以他们在法租界所掌握的权势和财力，即令无意卷入漩涡，决计置身事外，在事实上也绝无可能的。时人常谓黄、杜、张自民国以来，一直都在随波逐流，朝秦暮楚，纯为自身的利害为前提，也有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中心政治思想，凡此均属皮象之谈；殊不知黄、杜二人，自陈英士起即与国民党人士多所往还，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他们影响殊深，因此，如果说黄、杜、张也有政治路线，那么，他们绝对是倾向国民党，明里暗地，只要对国民党有益之事，他们必定尽心尽力。而对于北方直系、皖系与奉系，不过表面敷衍，虚与委蛇。不但如此，倘若直、皖、奉三系有事，其亲疏之别，以对于国民党之利害关系为准则。”这一判断切中肯綮，不但对于北洋时期国民党的性质与命运多有历史化地体察，而且对于“青帮”从“帮派”看“党派”的独特视角别有具体化地揭橥。

帮派意识、党派观念、文化认同与国族身份的四者交织，最为生动与丰富地呈现在抗战时期杜月笙的选择与实践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杜月笙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从倡导“抵制日货运动”入手，采取措施，主张抗日。次年，“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他以“抗日救国会”为基础，联合各界人士，迅速扩大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直接为在前线作战的十九路军提供物质支持。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资源，积极进行斡旋。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撰文，揭露“一二八”事件的停战协定，也曾得过杜月笙的帮助。

停战以后，杜月笙于1933年在上海成立了恒社，这是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社团组织，上海政商两界的“一时之选”皆囊括其中。能够参与恒社者，必须是杜月笙的学生。所以这一社团在人员构成与经济运作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帮派色彩。然而，正是这一传统性质十分显著的社团，在抗战时期为上海的各种现代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杜月笙那里，新旧没有明确的界限，一切资源都能为他所用，这一思路无疑恰好契合抗战爆发以后诸多的既有秩序与规范被打破的局面。

图：杜月笙

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因为在先前上海抗战中已经树立的威望，以及与戴笠的交谊，杜月笙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由戴笠在名义上出任其副手。这一身份转变，对于杜月笙而言，至为关键，也为他在抗战中更好地大显身手奠定了基础。而当公私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也能够身先士卒，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整合上海的政商两界资源，全力抗战。

日军进攻上海时，蒋介石授意杜月笙发动各家轮船公司炸毁轮船，在长江形成一条封锁线，把其时停泊在汉口的日本军舰封锁在江阴以内，完成歼灭。此举直接涉及包括杜月笙本人在内的上海诸多商界大佬的个人利益。作为上海市轮船工会理事长的杜月笙，也是大达公司的老板。为了完成使命，他率先沉船。上海各家轮船公司在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沉船，实现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在发动各家时的说辞。他强调：“各位先生，我们这些场面上的人，不响应政府号召，还怎么在市面上混？我也希望各位给我一点面子，一道行动。要是哪位舍不得，我也不强求，不过，这长江水道可是政府的。以后政府不准你航行，我杜月笙也帮不上忙哟！”此说可谓公私兼顾、恩威并施，作为“上海首脑”与“青帮大亨”的双重身份与性格交相辉映。此后，杜月笙先后在上海与香港两地继续从事抗战工作。而这，正是抗战的历史进程之中的一道真实的风景。只不过，当日后的历史叙述在将“青帮”排斥在“青史”之外时，这些曾经客观发生的事件及其背后的逻辑也就被抽象化与符号化的论调所覆盖与遮蔽。